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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大量警力來維持政權穩定的國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警察国家（英语：Police state，又译警察社会），为政治学及社会学术语，描述政府自称为人民的监护者及拥有法定权力，在缺乏法律程序及违反人民意愿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强行控制人民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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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国家与法治国家的不同，在于个人自由的界限：法治国家仅只于保护人民不受不义侵犯，但是尊重个人自由；但是警察国家则以人民福祉为由，不惜侵犯个人自由[1]。警察国家的政府，认为自己是无知人民的监护人，为了保护人民，他们有义务纠正人民的错误，指导人民应该如何做，以维持正当的社会秩序，即使这些作为违反了人民的意愿。
一个警察国家常典型的表露出集权主义和社会控制的要素，通常很少或没有区分法律和行政部门对政治权力的履行，对人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实行严密和镇压性的控制。表达或沟通政治观点或其他的观点的限制，这些观点都受警察监督或强制。政治控制可以由在宪政国家一般强制的边界之外运作的秘密警察部队的手段来加以执行。[2]
“警察国家”这一术语首次使用于1865年，指代在奥地利帝国为维持秩序而对国家警察部队的使用。[3][需要更多来源]
事实上，即使在地方范围上，使用警察部队在紧急情况之外积极的维持秩序，在此之前几乎未有所闻。[来源请求]
美国首次使用国家警察部队也在同一年──1865年，一支警察队伍在马萨诸塞州建立起来。[4]
此前，大多数社会的秩序都由在特定事件中被调集的地方级的较弱的警备机构自发维持。在常驻警力的维持变得普遍起来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警察国家”一词则更多的用来专门指代“过于”猛烈的“僵化和镇压性”动用警察权，如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对如法国大革命和罗马帝国之类的压制性/镇压性历史事件的回溯性应用。[5][6]
对一个国家或政权进行警察国家的分类通常具有争议。因为这一术语所具的贬义[来源请求]，罕有国家愿意将自身定义为警察国家。分类常由国内的揭发者或国外的批评家或激进团体确立。该术语的使用是出于回应法律、警察和政权的行动做出的反应，经常被用作贬义的描述政权的社会契约、人权和类似事务的概念。
纯粹的警察国家是权威主义的，经常是独裁统治。但是政府镇压的程度随社会的不同而变化很大。大多数政权介于极端的公民自由意志论和集权主义之间。
在国家紧急状态或战争时，通常存在于自由和国家安全的平衡往往偏向于安全一边。这种转换可能会引发该国家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警察国家的指控。
因为各种政治见解对于何谓个人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恰当平衡并不一致，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可以决定“警察国家”这一词汇对某一个特定国家在某一个具体时间点是否适用。因此，很难客观评估关于一个国家就是或正在成为一个警察国家的指控的真相。有一种审视警察国家和自由国家的概念的方法，是通过一种天平或刻度的手段，其中任何着重于去除自由的法律被视为天平向警察国家方向移动，而任何着重于限制政府监控的法律则被视为向自由国家移动。[7]
战争常在虚构作品中被描绘成建立警察国家的妥善先导步骤，因公民较平时更加依赖政府和警察以维护安全（参见下文虚构的警察国家 ）。
在开明专制的政治模式中，统治者是“最高公仆”，执行绝对的权力以提供给全民普遍福利。这一模式的政府提出所有的国家权力必须被导向一极，拒绝成文法对统治者绝对权利的限制。诸如托马斯·霍布斯之类的思想家支持这类绝对主义政府。
由于开明的绝对统治者被宣称是承担了公共利益，依任免权，是暗示了绝对正确的。即使是尖锐的针对于执政党的忠实反对，也构成了危害国家罪。忠实反对派的概念对于此类政治无法兼容。而公开的异议被禁止，故而无可避免的成为机密，这又反过来使其被秘密警察的方式的政治镇压而反制。
强调法治的自由民主制关注的是警察国家不服从于法律。最先将法治引入德国法学的罗伯特·冯·莫尔将法管国家与贵族制的警察国家对立起来。 [8]
如上述所讨论的，无法客观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警察国家。因而，列出一份穷尽所有警察国家的清单本质上有问题。但是，有若干激烈辩论的例子，以展示警察国家的结构的部分特征。这些例子如下：
英格兰王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下的都铎王朝对辖下臣民进行严厉监控且奖励告密，并透过王家警察执行此一任务。
俄罗斯沙皇国沙皇伊凡雷帝在1565年成立秘密警察机关特辖区，进行迫害和独裁统治。
在20世纪时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包括东德和其他东方集团成员国，广泛利用警察和情报部门（如KGB）对国内进行镇压、清洗 ; 东德成年人口中有2.5％担任负责举报的史塔西专员。
在伊朗王国，从1925年到1941年的礼萨汗统治时期，警察存在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逮捕并折磨许多反对他的统治者。巴勒维时期（1941年至1979年）统领SAVAK秘密警察后，警察的监控和监视更为加剧。他们被看到位于每个街角，对沙阿的统治很忠诚，并且逮捕并折磨了许多人，这个统治制度也造成政治犯大幅增加。公众对沙阿的愤怒和大规模起义引发了由阿亚图拉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霍梅尼推翻了伊朗君主制并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结束了伊朗二千五百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随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建立，特别是强悍维护平民伊斯兰法律的巴斯基民兵的道德警察，警察专横情况又大幅度恶化。
在亚历山大一世君主专制下的南斯拉夫王国，1929年亚历山大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新闻自由被取消、政党遭禁，使国家权力更集中。国王的警察特工迫害非塞尔维亚人的民族领袖，导致了南斯拉夫国内其他民族的不满，尤其马其顿人及克罗地亚人。1934年亚历山大一世于法国马赛遭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成员暗杀身亡。
在皮诺契特控制下的智利工作下的警察，履行“压制公共自由、消灭政治竞争、限制言论自由、废除罢工权利、冻结工资”的政策。
在巴蒂斯塔统治期间的古巴属于专制警察国家。随著他在古巴革命期间被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共产党取代政权获得权力，警察的影响力也仍然持续在增加扩大。2003年3月，22名试图发布非政府授权的新闻的记者在古巴被关押，并面临27年的牢狱之灾。也有报告称还未被关押在监狱里的记者也经常被威胁处以与这22名记者相同的命运。[9]
在朝鲜半岛，其长久以来的政治早已是警察国家的代表，从新罗到被法西斯式警察国家大日本帝国统治以及通过施行和维持警察国家制度的韩国李承晚政权（第一共和国）、朴正熙和全斗焕的军政府（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国）与北韩金日成家族。设在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自从位列朝鲜最后或倒数第二个在其新闻自由的测试新闻自由指数的介绍，说明执政的北韩金氏家族控制著所有的媒体。
针对土耳其政府推出的新安全措施以压制抗议活动的政策，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被各界指责正将土耳其改造为警察国家。
在宰因·阿比丁·本·阿里统治期间的突尼西亚，是世界上最高压的警察国家之一，在某些时候甚至有高达70-80％的成年人口担任向政府告密的职务。警察贿赂和滥用权力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在茉莉花革命之后亦然）。
自2013年埃及政变以后，埃及军政府已经采取严厉打击宗教和言论自由的重大措施，导致它被指责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式警察国家”。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普遍视为已经成为警察国家，虽然其已经名义上成为了民主制（却把土著的黑人多数人口排除于民主之外）。
纳粹德国，是属于一个专制的政体，（至少在开始时）希特勒被通过以名义上的民主制度选举上台，但对其人民实行了镇压控制（保护性看管）。
部分人认为英国使用生物特征身份证[10][11]大众监控系统和未经审判的拘押，正在移向警察国家的方向[12]，这些手段全系政府引进。英国已经被描述成“监控最严密的国家”。[13] 除经伦敦警方授权外，在国会大厦半径半英里以内抗议是违法的。[14] 已有政治领袖被秘密逮捕的先例。[15]英国政府否认了关于警察国家行为的指控。[16]
美国也被描绘为正在朝警察国家移动。2002年6月27日，美国众议员Ron Paul在众议院发言中说：
| “ | ...'Is America a Police State?' My answer is: 'Maybe not yet, but it is fast approaching.' [17]…“美国是警察国家吗？”我的答案是：“也许还不是，但正在向其快速靠近。” |
” |
也有针对美国在大众监控方面的批评。目前正在采用的强制免疫也面临着是否侵犯个人自由的争议。[18][19][20]
美国传媒网站SupChina引述美国历史学者瑞安·图姆的意见，指称：“新疆已经成为与朝鲜相当的警察社会，有着如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种族主义政策[21]。
香港特别行政区自从2019-2020反修例运动及港区国安法成立后大量拘捕及镇压支持社运人士及组织，并成立秘密警察组织，因此被批评为警察社会[22]。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描述了处于一个不断挑起并创造了一场持续战争的社会主义集权统治下的不列颠。这场持续战争被用作使人民服从于全民监视和警方突击搜查的借口。国家不仅摧毁了词汇“思想自由”所表示的行为和思想的自由，还摧毁了思想自由一词本身。
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刻画了一个反乌托邦，其中墙壁由玻璃制成，唯一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国家保证，而想像则被从人民身上强行移除。
小说家辛克莱尔·刘易斯的It Can't Happen Here讽刺性的刻画了法西斯在1930年代的美国的崛起。
艾伦·摩尔和大卫·劳埃德合著的图像小说V字仇杀队，讲述了一个蒙面的自由斗士努力颠覆已经控制英国的法西斯式的北方之火党的故事。（参考同名改编电影V字仇杀队）
高见广春的小说《大逃杀》描绘的架空历史中， 日本成为了警察国家，名为“大东亜共和国”。
在Honorverse系列小说中，天堂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经典的（类共产主义）警察国家。这一国家一直延续到第九部小说《胜利的灰烬》的结尾。在这个系列最近的小说和故事（包括其外传／续集）中，尽管太阳系联盟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民主政体，但却明显地表现出警察国家的许多典型特征，在它的外围领土（由边境安全局管理和统治）上尤其如此。
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系列反乌托邦小说饥饿游戏三部曲中，描绘了两个不同的极权主义国家，一个类似罗马，有着严格等级制度，崇尚暴力、军事独裁的法西斯国家；另一个则拥有共产党国家特征，压抑个性、对人的社会活动机械化管理和限制的国家。两个国家都具有警察国家的特征，且伴随剧情发展，两者之间的区别也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了。
下例所指“警务人员”并不特指一国内政部（公安部）管辖下的警察，还包括供职于国家安全机构、策反机构、谍报排查机构、特殊侦讯机构、特种强力机构等不隶属于一国政府军系统的、拥有暴力执法权限、可采取暴力手段的强力机构的公务员。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这里仅统计编内人员，不包含编外的临时雇员。
以下数据部分根据大赦国际2013年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部分数据不被当事国官方承认[23]。
括号内为一国家或者地区的“警务人员”（非军事武装力量机构成员）占该国家或者地区公务员总数的比值：
朝鲜（74%）、
以色列（71%）
美国（联邦调查局）（63%）
越南（49%）、
辛巴威（49%）、
伊朗（48%）、
俄罗斯（46%）、
土耳其（44%）、
白俄罗斯（44%）、
沙乌地阿拉伯（43%）、
英国（43%）、
古巴（43%）、
法国（41%）、
苏丹（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32%）[24]
香港[25]、
澳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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