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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干預經濟活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自由放任（法语：laissez-faire），又称自由放任主义或无干涉主义，西方用法语词汇“laissez-faire”（“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通称，意思让商人自由进行贸易，政府不要干涉。这一词首先在18世纪由重农主义在字典里使用，以反对政府对贸易的干涉。这一词到了19世纪早期和中期成为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同义词。自由放任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并且反对政府征收除了足以维持和平、社会安全和财产权以外的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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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和美国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中，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通常与反面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做比较，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英国、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崛起时都担当了支配的角色。
著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所写的《国富论》一书中，宣称当人们试图为自己获取利益时，往往会意外地使公众获益，由于交易行为需要双方自愿，因此获利的唯一方法是提供别人愿意接受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合作。人们自利合作的市场机制，有时候被称作“看不见的手”。
关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理论被认为是纯粹的、经济上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观点，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通常是最有效率的方法，能省去任何由政府干预人们自主合作所造成的效率不彰。主张政府对于民间经济如价格、生产、消费、产品分发和服务等的干预越少，经济运作的更好（更有效率）。政府的干预往往造成官商勾结、权力寻租、腐败、垄断。政府干预有时候被称作“看得见的手”。
亚当·斯密在提倡自由贸易的方面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不过他所持有的一些观点仍被现代的放任自由资本主义者所抨击）。从1846年废除谷物法到20世纪初，大不列颠帝国被认为采取了最接近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措施，许多历史学家也视从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开始的这段时期为自由放任主义的高峰。不过，批评者认为这些被形容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措施只不过是一些鼓励商业的政策，认为在实际上自由放任政策和鼓励商业的政策并无差别，因此批评自由放任只不过是商人为了否定对穷人和劳工的补贴而使用的辞汇。
流行的说法声称大不列颠帝国等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奉行所谓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使完全竞争得以被实现，这些国家直至二十世纪初才转向至垄断资本主义，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说法是荒唐的[1]。此外, 一些支持多个国家共同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者也认为大不列颠帝国没有完全贯彻关于贸易自由的原则，反而对红酒等一些种类的重要商品加征关税，故此他们认为大不列颠帝国单方面地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这个说法是错误的[2]。
一些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凯恩斯派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等）认为自由放任政策是导致经济大恐慌的主因[来源请求]。但也有经济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佛利民，主张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随后错误的管制（如提升所得税率，最高收入的税率从25%提升至63%，以及引发国际贸易战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才是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同时在萧条产生后又以更多的干预试图补救，造成原本的萧条进一步的恶化。因此佛利民和其他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延长了大萧条直到二战爆发。
二战后（1945-1970年代），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采用计划经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奉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涉和管制在铁幕的两边都达到了高峰。英国和瑞典采用了最偏向社会主义的路线，对许多民间企业实行国有化，并对他们的人民建立了“从摇篮直到棺材”的福利制度。法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则采取了中庸的路线，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实行了被称为统制政策（Dirigisme）的制度。德国则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来重建战后的德国经济。日本则在通商产业省的经济计画下开始了被称为“高度经济成长”的时期，使其成为美国之外最成功的经济国家。美国则继续依循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配合二战后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以及艾森豪总统任内由联邦政府投资如州际高速公路等的公共建设工程，同时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也大幅投资NASA的登月计画和其他太空计画[1]，加上大量的军事开支，经由政府的干预和支出，维持为世界上中产阶级最多国家。[2]
过去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高通胀必然伴随着低失业率，但1970年代，长期使用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国家陷入滞涨，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同时出现。加上石油禁运，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困境。而政府的管制行为反而使情况更加恶化。比如面对物价飞涨，尼克松宣布全国冻结物价和工资上涨90天，导致各种商品短缺，人们购物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从肯尼迪开始的经济会谈降低了美国的关税，并打破了美元兑换黄金的控制，造成了浮动汇率。(Batra)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开始回归，尤其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其他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们主张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如果西方国家自称的自由世界真的是自由的话，那他们应该让人们拥有完全的经济自由。香港成为了第一个拥抱积极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地区，从1960年代的郭伯伟、至之后的夏鼎基，以及接任的各位财金管员，普遍都奉行这个策略。
英国、美国、纽西兰和智利的政府开始朝向自由放任的政策。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相信减低政府在经济上的干预将能改善情况，她领导英国政府开始民营化国有的企业和服务，让一般的公共服务事业民营化，并减少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1980年当选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总统称他的计画为“新联邦主义”，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减少产业管制、对公共服务事业实行民营化。不过雷根并没有完全遵从“自由放任”的政策，特别是在贸易上，有好几年里他实行了限制日本汽车进口的限额，以保护美国的汽车产业和员工，并以关税来保护一些产业如模具制造和摩托车产业。不过，雷根任内确实大幅减少了各种社会福利的支出，并将原先两位数的通胀控制在4%左右。纽西兰的经济部长罗杰·道格拉斯（Roger Douglas）和智利的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也实行了与自由放任相近的政策，也就是在美国被称为“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和政策。道格拉斯和皮诺切特采取了最直接的“自由放任”形式，对社会福利和邮政服务实行私有化。对此产生的结果好坏也有不同的解读。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如佛利民对此写道：“智利的经济做的很好...自由市场以他们的方式形成了一个自由的社会。”[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他进一步主张自由市场的改革促成了接下来的经济繁荣，并使得智利成为了“今天拉丁美洲里经济最成功的国家。”[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左派经济学家则认为，智利在皮诺切特的时期是一个军事独裁的国家，严厉地镇压异己，而且原本存在的少数中产阶级也在自由市场改革时的严重衰退中消失了。不过当时的经济衰退并不限于智利，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遭受了衰退的严重影响。经济学家Arnold C. Harberger认为“智利领导了整个南美洲脱离这次衰退。它是唯一一个处于债务危机的南美国家中，能于80年代结束前回复至危机前的国内生产总额的国家。”[5]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其他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采用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如美国、英国和智利三国如此广泛。
今天大多数的现代工业国家都没有彻底采用自由放任的原则，通常在经济上都仍有著一定的政府干预。这些干预包括了最低工资、公司福利政策以协助国内的部份产业、反托拉斯法、国有化产业、累进税制、社会福利政策以协助那些没有能力寻找工作或是残障的人士，和对于农业及商业产品的补贴，一些产业的国有化（通常是自然资源产业），对市场竞争的管制，以及经济上由关税和进口限额组成的贸易壁垒，和其他对国内企业的补助。
不过仍有一些被视为是彻底自由放任的地区。最常被举出的例子是香港所采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已经在经济自由度指数上连续24年排名第一。米尔顿·佛利民赞扬香港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得香港能在50年内从贫穷转为繁荣。
如同纯粹的共产主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或许除了索马利亚例外，不过索马利亚的状况较类似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因此最接近自由放任的例子就是香港以及1800年代晚期美国的国内政策。
由于自由放任和自由市场两者都是相当理想化的观念，批评者也是对此作出批评，批评这些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学说在现实世界是无法适用的。一些批评者也批评自由放任的财产权理论，批评它有著对私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的不恰当偏见。批评者认为市场的调整机制是无法妥善处里市场失灵的状况的，也因此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或机制来进行管理。批评者认为自由放任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装饰，掩盖了其背后地区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典型的保守派政治，并批评自由放任将会导致由精英所控制的经济扩张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
一些针对市场失灵的批评是：
有多种制度可以被与自由放任主义制度作比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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