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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皮耶·布赫迪厄（法语：Pierre Bourdieu，法语发音：[pjɛʁ buʁdjø]，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人类学家[1]和哲学家[2]。《卫报》评价他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当代知名学者”，一位可与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雅各·拉冈等人齐名的思想家。国际社会学协会将他的著作《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评定为20世纪最重要的十部社会学著作之一。布赫迪厄并不是一个出世的学者。承左拉和萨特的衣钵，他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招来不少争议。
 | 此条目的语调或风格或许不适合百科全书。 (2021年8月18日) |
| 皮耶·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法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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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930年8月1日 法国当甘 |
| 逝世 | 2002年1月23日（71岁） 法国巴黎 |
| 网站 | https://www.college-de-france.fr/fr/chaire/pierre-bourdieu-sociologie-chaire-statutaire |
| 时代 | 20世纪哲学 |
| 地区 | 西方哲学 |
| 学派 | 结构主义 生成结构论 批判理论 |
主要领域 | 权力、象征暴力、学术、历史结构、主体能动者 |
著名思想 | 文化资本、场域理论、惯习 、反省性、社会资本 符号资本、象征暴力 |
| 博士学生 | Luc Boltanski Marcel Fournier Louis Pinto Jean-Louis Fabiani Nathalie Heinich Gisèle Sapiro Pascale Casanova |
影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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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赫迪厄开创了许多调查架构和术语，如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以及惯习、场域或位置，以及符号暴力（又译象征暴力）等概念，以揭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权力关系。他的作品强调实践与体现（embodiment）在社会动态和世界观的建构所扮演的角色或其型态，经常处在反对普世化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立场。他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路德维希·维根斯坦、莫里斯·梅洛-庞蒂、埃德蒙德·胡塞尔、乔治·康居朗、卡尔·马克思、加斯东·巴舍拉、马克斯·韦伯、艾弥尔·涂尔干、欧文·潘诺夫斯基以及牟斯。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兹·帕斯卡对他的影响，布赫迪厄将他的讨论群命名为“帕斯卡学派沉思者”（Pascalian Meditations）。
布赫迪厄拒斥由尚-保罗·沙特所体现的知识分子“先知”或“全能知识分子”的这个概念。他最著名的书是《区判：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他认为，品味判断关连到社会地位。他结合了社会理论以及来自调查研究、照片与访谈的资料，来提出这个论点，试图调和若干知识难题，例如如何在客观结构之内理解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调和外部社会结构与主观经验对个体的影响。
皮耶·布赫迪厄1930年生于法国南部大西洋比利牛斯省的小城当甘，父亲是邮差（后成为地方邮局主管）；家中使用的语言是加斯科涅语。1962年布赫迪厄和马里-克莱儿·布里萨尔（Marie-Claire Brizard）结婚，婚后生下三儿子：杰罗姆·布赫迪厄（Jérôme Bourdieu）、艾曼纽埃尔·布迪厄（Emmanuel Bourdieu）和洛朗·布赫迪厄（Laurent Bourdieu）[注 1]。
皮耶·布赫迪厄在波城的路易巴图中学（Le Lycée Louis Barthou）就读，其中一位老师认为他资质优异，建议他转去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就读，时为1948年。皮耶·布赫迪厄后来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4年通过哲学教师会考，同一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通过的学生还包括有未来的大哲学家雅克·德希达（Jacques Derrida）、未来的知名历史学家埃曼纽·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期间，他避开当时蔚为主流的存在主义，反而跟随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和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这几位哲学家学习逻辑学跟科学哲学，选修艾瑞克·魏尔（Éric Weil）教授的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法哲学。1954年，皮耶·布赫迪厄提交了他的高等研究文凭（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论文，导师是Henri Gouhier，他的论文翻译并评注了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rum。[3]
1954年至1955年一段很短的时间，布赫迪厄在“木蓝”中学（Le Lycée de Moulins）任教。1955年被法国国防部征召，在凡尔赛服役。很快地他被派到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为时两年。1958年至1960年他转至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在阿尔及尔大学的文学院教授哲学[4]。1960年他返回法国，先在索邦大学任助理，然后转至里耳的里耳大学担任讲师教授社会学，直至1964年。他同时跑去巴黎的东方语言学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加强他的阿拉伯语文，这是他在阿尔及利亚已开始接触的语文。1964年之后，布赫迪厄接掌高等研究实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第六部门（1975年起改名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研究指导。从1968年起，接掌由雷蒙·阿隆创立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他担任这个职位直到逝世为止。从1981年起，布赫迪厄担任法兰西公学院的社会学教席（先前担任这个职位者有雷蒙·阿隆与莫里斯·哈布瓦赫。
在1958到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布赫迪厄从事对柏柏尔人的一个支系卡拜尔人的民族志研究，这树立他在人类学的名气。研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本专书《阿尔及利亚社会学》（Sociologie de L'Algerie，英文书名The Algerians），这在法国一出版就声名大噪，并于1962年由雷蒙·阿隆作序于美国出版。
1964年，布赫迪厄成为午夜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常识”（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编，他的大部分书籍都在此系列中出版。直到1992年，布赫迪厄更换出版商，改由门槛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出版他的著作。1975年布赫迪厄连同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及他在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的研究群，成立学术刊物《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他自任总编辑直至去世为止。《社会科学的研究行动》主要刊登他与门徒的研究论文，主要寻求转变既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的教条，并壮大社会学的学科气势。
因应1995年11月跟12月的大罢工社会运动，布赫迪厄创立行动理性出版社（Raisons d'agir），多半出版年轻学者的作品，编辑方针是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布赫迪厄逝世后，也出版他的遗作。
1993年，布赫迪厄荣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颁发的“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奖章”（Médaille d'or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96年，他荣获柏克莱加州大学的高夫曼奖（Goffman Prize），并于2001年获颁不列颠暨爱尔兰皇家人类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赫胥黎奖章（Huxley Medal）[5]。布赫迪厄于2002年因癌症逝世，享年71岁[4]。
在1990年代布赫迪厄逐渐参与政治论辩，渐渐成为了法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猛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同时，布赫迪厄也批评萨特所扮演的“全面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否定了萨特在法国政治领域所做的各项努力，将之视为“不负责任”和“见机行事”。[6]布赫迪厄认为社会学并不是一种“知识份子的消遣娱乐”，而是一种严肃且具科学性质的学科。布赫迪厄的早期与晚期作品之间存在著一种矛盾，他在早期著作中反对将社会学用来支持政治激进主义，晚期他兴致勃勃地投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达到某种非常“引人瞩目的政治论述”[6]，以社会学家为例，不断提问学术界的角色是否准备过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尤其是思考布赫迪厄的作品在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尽管他的许多早期作品强调社会学如同一个严肃学科的重要性，然而他晚期作品中，可见到他成为法国政治论辩的焦点人物，这引发了一个议题：社会学家是否具有在政治上将其研究延伸到公共领域的责任。
2004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在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就职演说中，呼吁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7]布洛维认为，社会学在公共领域可以发挥作用，并建议学术社会学家应该多多参与公共论辩。[7]然而，布洛维指出在社会学家之间存在著某些共同价值，这也限制了这个学科。[8]布洛维认为，早期社会学家的作品改变和解释这个世界，已转变成具有保护世界的作用，正如布赫迪厄的学术生涯所证实的。
对于布赫迪厄的政治活动的分析显示，虽然他先前质疑了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例如萨特，但他的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抱负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他1960年代的早期作品和他后来的作品之间，世界发生了很大变迁，而且他主要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影响，并关注那些从中受益最少的人们。有鉴于此，布赫迪厄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是出自一种“紧迫状态，出声反对在政治论辩已居于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论述。[6]他身为批判社会学家的角色，让他充分准备担当这个公共角色，实现他的“建构论观点的社会生活”，它端赖于社会行动者透过集体抗争进行变革的这个概念。他与媒体的关系获得改善，透过他确实执行的社会行动，发动罢工和游行，引发媒体对他产生兴趣，而且他的许多书籍透过这个新的恶名，变得越来越流行。在批判社会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主要的角色差异，是在学术圈之外，具有一个流行媒体资源关系。[9]有需要研究的是，在什么条件之上，特定的个人转变成公共知识份子。[6]
布赫迪厄以美学品味的议题为基础，发展出他的社会阶层化理论，详载于他在1979年的专书《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1984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的英文版书名为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布赫迪厄声称，一个人如何做出选择以便向世人呈现他个人的社会空间——换言之，一个人的审美意向——描绘了这个人的地位，并让他与更低层的群体产生距离。具体来说，布赫迪厄推测，这些意向是在个人童年时代所内化的，并引导年轻人朝向他们适当的社会地位，朝向适合于他们的行为，以及对其他行为的厌恶。
布赫迪厄的理论是说“阶级派系”将审美偏好传授给他们的年轻成员。阶级派系是由不同程度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所决定。社会涵盖了许多“象征财货，特别是那些被视为具有卓越属性的财货，[...当成]在区别策略中的理想武器”。[10]这些被视为卓越的属性，是由居于宰制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所塑造。他很早就强调文化资本的宰制地位，借由陈述“文化资本标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异”。[11]审美意向的发展，绝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出身，而不是随著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积累资本和经验。文化资本的取得大多取决于“全面、早期及潜移默化的学习，这是从人们生命最早阶段就在家庭内进行的。”[10]布赫迪厄认为，主要是，人们继承他们的文化态度，接受“长辈提供给他们的定义”。[12]他主张社会出身和文化资本具有首要地位，这是借由声称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虽是随著时间推移而累积，但依然是取决于前者。布赫迪厄声称“一个人必须考虑到所有的社会条件的特点，这是（统计）上关连到拥有高收入或低收入者的童年早期，而且这些特点往往塑造出顺应这些条件的品味。”[13]
根据布赫迪厄，人们对于饮食、文化和艺术表演的喜好都是阶级指标，因为他们的这些消费趋势似乎对应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14]宰制阶级的每个派别都发展它的审美标准。依据不断分化的社会地位而产生的种类繁多的消费者兴趣，使得每个派别都必须“具有自己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报纸和评论家，就好比它有自己的美发师、室内设计师，或裁缝师。”[15]
然而，布赫迪厄并未忽视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文化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例如，艺术的生产，以及有能力演奏乐器“的前提，不仅关连到在艺术和文化世界中长期树立的一些倾向，更是关连到经济手段...以及[有钱有权者的]闲暇时间”。[16]不过，无论一个人依据他的喜好而参与活动能力为何，布赫迪厄指出：“受访者只被要求表达一种由其社会地位所引发的，对于合乎其身分的...文化的熟悉感。”[17]
“[品味]发挥其作用，如同一种社会倾向，一种“个人的位置感”，引导占据这些位置的人们一种既定的...朝向某些社会地位的社会空间，调适到这些地位的属性，并朝向合乎占有这些地位者的行为实践或财货”。[18]因此，殊异的品味取得模式产生了偏好性质的差异。[19]
这些“认知结构...由人们所内化，‘体现’的社会结构”，将一个自然实体转变成社会的个人（Bourdieu 468）。因此，[与自己]不同的品味被视为不自然且受到拒斥，导致“一种嫌恶感，这是借由对他人品味的一种毛骨悚然或出自内心的无法容忍（感觉不舒服）而来”。[20]
布赫迪厄相信“最显著的”阶级区别和偏好是“在平日的各种选择，例如家具、服装，或煮食，这特别揭示了深植人心和长期维持的偏好，这是由于这些偏好位于教育体系的范围以外，人们必须用最纯真的品味去面对”。[21]事实上，布赫迪厄相信“婴儿所习得的最强大和最不可磨灭的印记”可能就是在对食物的品味。[22]布赫迪厄认为，在特殊场合所提供的餐食是“一个自我呈现模式的有趣指标，采用“炫耀”一种生活风格的方式（其中家具也具有一部分作用）。[22]这个概念在于，人们所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应该反映著他们所关联的阶级派别。
人们会预期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孩童，在吃晚餐时，会选择“大份量、多脂肪且容易让人发胖的食物，这些食物也是便宜的”，他们也会选择“丰富和好吃的”膳食，而不是“原味与具有异国情调”的食物”[23]这些潜在的成果将加强布赫迪厄的“为身体纤细而节制饮食的伦理，这在社会阶层的最高等级最受到认定”，这相对于较低阶级的“共食同欢的放纵”特性。[24]对于奢华（或自由）品味，以及对于满足需求的口味，这两种展现方式揭示了社会阶级之间的一种区别。
社会出身影响这些偏好，其程度同时超越了教育和经济资本。显而易见的是，在具有同等水平的教育资本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依然是决定这些意向的一个影响因素。[17]人们如何去描述某个人的社会环境，密切关连到社会出身，因为这种本能性的论述方式，源自于早期的发展阶段。此外，横跨劳力分工体系“经济条件限制往往没有根本改变消费模式”[25]这项观察强化了一个想法，社会出身产生了审美偏好，其重要性超过经济资本，因为无论经济能力为何，消费模式依然保持稳定。
布赫迪厄社会学著作的核心概念是一套实践逻辑，强调在社会生活中身体与实践的重要性。布赫迪厄反对主智论的传统，转而强调社会宰制与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主要聚焦于在社会世界中身体的实际知识和能力实践。布赫迪厄强烈反对理性选择理论，由于它的立论基础建立在关于社会能动者如何运作的错误理解。根据布赫迪厄，社会能动者并不会依据明确的理性和经济标准不断进行计算。相反地，社会能动者的运作是依据一个隐而未见的实践逻辑——一种实践感觉——以及身体意向。社会能动者按照自己“对赛局的感觉”来行事（大略来说，“感觉”就是惯习，以及在场域之中的“赛局”）。
布赫迪厄的人类学作品主要分析的是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布赫迪厄反对马克思论者的分析，他批评马克思论将经济因素放在首要位置，布赫迪厄强调社会行动者积极实施和参与他们的文化生产的能力，以及符号体系在宰制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布赫迪厄将象征暴力称为图利自我的能力，以确保社会秩序随[宰制阶级的意愿而定]的这种任意性，若不是被人视若无睹（ignored），就是被假定为再自然不过（natural），从而合理化现有社会结构的正当性。这个概念在他的社会学分析扮演著重要角色。
对于布赫迪厄而言，当代社会世界被区分为他所称的“场域”（field）。对他来说，各种社会活动的阶层区分，导致建立了各式各样、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其中竞争的核心集中在特定种类的资本。这些场域被视为建立在一个阶层的基础上，其中的动态领域源自于社会行动者的斗争，试图占据这个场域之中的主导地位。虽然布赫迪厄信服于冲突论的重要成分，例如马克思，但是他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分析将社会斗争仅仅定位在各种社会阶级之间的基本的经济对立。发生在各个社会领域的这些冲突，具有源自于这些场域的特定性质，并涉及许多非经济性质的社会关系。[26]
布赫迪厄发展出一套行动理论，围绕在“惯习”（habitus）这个概念，它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个理论想要呈现的是，社会能动者发展出各种策略，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的需要。这些策略是无意识的，并对一套身体逻辑的水平发挥作用。
布赫迪厄讨论文化生产最重要的作品，有两本书：《文化生产的场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1993）和《艺术的规则》（The Rules of Art，1996）。
布赫迪厄在他的文化生产理论，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词汇：惯习、文化资本和场域。
大卫·赫斯蒙达尔（David Hesmondhalgh）写道：“借由‘文化生产’这个概念，布赫迪厄意图提出一套对于文化的非常广泛的理解，配合古典社会学的传统，包括科学（这又包括社会科学），法律和宗教，以及表现性审美活动，例如艺术、文学和音乐。然而，他对于文化生产的作品重点绝大部分放在于两种类型的文化生产领域或次领域（……）：文学和艺术”。
根据布赫迪厄，“对于探讨文化产品的价值的生产，所进行的严谨科学研究，其主要障碍”是“具魅力的‘创造’意识形态”，它可以很容易在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场域的研究中找到。布赫迪厄对于魅力的意识形态的意见，将我们的目光导向明显的生产者，而且防止我们问起谁创造这个‘创造者’，以及这个‘创造者’被赋予的改变质性的神奇力量”。[27]
布赫迪厄并不提倡在文化方面进行革命性转型。据他说，这种时刻总是端赖在这个场域中，被赋予的各种地位所呈现的可能性而定。
惯习（habitus）是在社会中所有社会成员的行动的关键原则。Habitus中文严格说没有对应翻译，该字是布氏借拉丁文所改用而来，的确具有习惯、习性的意味，但是却不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诸如中国人觉得吃米饭才算吃饭，吃汉堡不算。放到社会阶层与场域理论去看，当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个体，自然受到该环境文化深刻影响，很多日常生活视为当然的东西，未必在另一个环境视为当然。比如，一个没落王孙，虽然经济无法支持，但仍有深刻对精英生活怀念，无法降格习惯庶民生活。
布赫迪厄在1960年代末期开始思考“惯习”的问题，然后在1972年的著作《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第一次很工整地谈它，然后又在1980年的著作《实践的意义》企图超越“主体”（subject）跟“行动”（action）这两个占领导地位的知识概念。
皮耶·布赫迪厄因此反对现象学的理论，尤其特别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这两个哲学都把主体绝对自由的行动置于中心。皮耶·布赫迪厄也反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尤其特别反对克劳德·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因为克劳德·李维史陀把主体的行动全视为是针对客观规则而起的反应。
场域理论（field theory）认为一个社会被分割成许多不同的场域，在这些不同的场域（已经结构化了的一些场所）进行一些为了特定目标的竞争。场域一辞，原文也有田野的意思。布氏从人类学起家，自然受到田野方法非常深的影响。场域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一个在各个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想像上的领域，场域其实有边界，但是各个在特殊场域内的行动者，都难以说清楚场域为何，但是如果他真的从属于各个场域，就会知道该怎么作，谁是老大，谁在挑战。
场域一般可分作资深/资浅者，或可分为掌握资源者与资源匮乏者。两者之间又可交错，处处形成斗争关系。很多时候为了争取场域内其他人的认可，于是会形成象征斗争。
场域，布氏导入义大利马基亚维利的理论，指出掌握资源者，通常会用狮子策略，表面静默，但力量强大；而未具资源者，通常要挑战既得利益者，于是虽然力量较小，但是会点起战火。
符号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或译象征暴力）理论认为，一个社会是由符号暴力主导运作。符号暴力指宰制的力量如何让被宰制的人体认不出来他们正被宰制，这种宰制的能量即是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或可认识符号权力，出现在诸如《实践的逻辑》等书里面。布赫迪厄指出，社会关系中的“认可”、“认定”就是误认，每个人看事情，尤其崇拜事情，总多少带有意识形态，于是在象征符号上，能获得诠释权力者，便具有符号权力，能够左右当下时空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继而透过不同社会筹码的转换，转成诸如经济资本等媒介，获取利益。
布赫迪厄坚持一套反身性（reflexive）社会学的重要性，社会学家必须在进行任何研究的时候，有意识地注意到自己的位置、他们的一套内在结构所具有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可能会如何扭曲或损害他们的客观性。根据布赫迪厄的观点，社会学家必须从事一项“以社会学为研究主题的社会学”，以避免不经意地认定这个受观察的客体，具备其研究主题的各种特性。学者在从事研究时，应该用一只眼睛不断反思自己的惯习，也就是他们透过长期的社会和制度训练而产生的性情。唯有透过维持这种持续不断的警觉，社会学家才得以明辨自己将其偏见纳入作品当中的这项谬误。因此，反身性是科学认识论的一个额外的阶段。如果科学家只有通过平常的知识生产阶段（实验、重复、否证、同侪审查等），这是不够的；布赫迪厄也建议科学家，清除作品当中可能源自其社会地位的偏见。在布赫迪厄为这个过程所提的一个极佳例子，他责难学术圈（包括他自己）依据一种严格的学术语体，来衡量学生的作品，偏好那些写出看似“精炼”作品的学生，而给那些书写“粗俗”的学生较低的分数。[28]假使对于那些主观术语遮掩下被施展的装腔作势，没有采取反身性分析的话，学术圈将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其阶级偏见，让那些具有较高语言资本的学者晋升，并阻挡欠缺这种资本的学者----而且并不仅仅因为其作品的客观品质，更仅仅是因为他们书写的语体。反身性应能让学术圈意识到自己的偏见，例如：支持那些显然成熟的写作风格，并促使自己采取措施来修正这种偏差。
布赫迪厄也描述“学术观点”如何[29]在不知不觉当中，改变了科学家如何探讨他们的研究对象。由于他们的学术训练与分析模式的系统性，他们往往夸大了他们所研究事物的系统性。这让他们倾向于看到施为者依循著明确的规则，其实这些施为者运用著更不明确的策略；这使得学者难以理论化这套“模糊”的社会世界逻辑，它的务实且因此易变的性质，难以采用像是“系统”、“结构”和“逻辑”等等的文字来描述，这些文字就意味著机制、坚实和无所不在。学者也能轻易找出自己误认的“用来解释事物逻辑的那些逻辑事物”（the things of logic for the logic of things）--马克思所说的一段话，这是布赫迪厄喜欢引用的。[30]同样，反身性受到布赫迪厄所推荐，视为发现并修正这些错误的锁钥，否则将会继续对这些错误观点视而不见，亦即，借由过度采用这些学术习性所产生的错误；这些学术习性也产生了某些事实，它们也在嵌合在其中。[31]
皮耶·布赫迪厄结合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传统，特别在《区隔》一书中建立了一种复杂的社会空间理论。该理论主要提出对以下方面的解释：1）以社会分级化的各种方式为出发点来构建社会群体的逻辑学；2）这些社会群体采用的生活方式及斗争；3）社会等级及社会群体再生产的方式。
《区判：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是布氏意图用唯物论的方法，分别考察不同阶级之间的生活方式，就是落到最具体饮食、服饰，乃至于生活型态等面向上，建构出一个1970年代法国社会的阶层状况探讨，阶层与阶级差异在于，阶层已经包含意识形态层面等各种社会要素，而不只是单纯靠经济生活判定社会阶级而已。
本书有非常多法国庶民社会的例子与图片，因此翻译上，光弄清楚众多庶民词汇与时空意义就非常困难。不过本书的序言倒是值得一读，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布氏研究的核心心态与方法。他认为，对于艺术与文化的神圣性，文化的学术是要僭越的，打破既有在人心中对阶层的刻板观点，探讨他们形成与再生产的原因（用再生产reproduction，与复制区隔开来，因为文化社会生活，是传递，不是工厂量产）。[原创研究？]
布赫迪厄的作品受到许多传统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他将它们整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从马克斯·韦伯那里，他继续关注社会生活中宰制和象征体系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秩序的概念，这最终由布赫迪厄转变成一套场域理论。
从卡尔·马克思那里，除了其他洞察以外，他得到一种对“社会”的理解方式，将社会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东西就是关系----这不是介于能动者之间的互动，也不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客观的关系，它的存在‘独立于个体的意识与意愿之外’”[32]（其基础建立在经济生产的模式和条件），并需要从辩证角度发展源自于社会实践的社会理论。[33]
从涂尔干那里，最后，经由牟斯和列维-斯特劳斯，布赫迪厄继承了一定的结构主义对于社会结构自我复制的倾向，这植基于对象征结构和分类形式的分析。然而，布赫迪厄严重偏离分析了涂尔干学派的分析，强调对社会“能动者”的角色，透过社会结构的体现，发挥在制定象征秩序上。他还强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并不是依循一套功能论的逻辑而运作。
莫里斯·梅洛-庞蒂，并经由他的引介，埃德蒙德·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布赫迪厄将理论建构聚焦于身体、行动与实践意向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主要表现于布赫迪厄的“惯习”理论）。
布赫迪厄也受到路德维希·维根斯坦的影响（尤其是他讨论规则依循的作品），他指出：“维根斯坦可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最大的哲学家。对于几次重大的知识困乏时代，他就如同救世主一般”。[34]
布赫迪厄的作品是建立在试图超越一系列的对立特征，这在过去是社会科学的特色（主观论/客观论；微观/钜观；自由/决定论）。他特别透过概念创新来达到这个目标。他的惯习、资本与场域等等概念，事实上，带有扬弃这些对立特征的目标。
1981年，皮耶·布赫迪厄和哲学家吉尔·德勒兹以及其他知识份子支持喜剧演员柯路许（Coluche）参选总统，目的是要提醒“无论是哪一位公民，在民主上他都有权参加政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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