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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滥用（英语：Substance abuse），也称药物滥用（Drug abuse），物质使用疾患（substance use disorder, 或是substance misuse disorder），是指使用药物的数量，或者方法，对于本身，或者对于他人发生危害的情况。这是一种物质相关疾患。公共卫生领域、医界、和司法界对于物质滥用有不同的定义。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受到药物的影响时，就会犯罪，或是发生反社会行为，而使用者的人格也可能会发生长期性改变。[4]使用某些药物除了造成身体、社会、和心理的伤害以外，还会受到刑事处罚，而根据各地的司法规定，刑罚的形式和轻重差异甚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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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物质依赖。
与药物相关的物质通常包括有：酒精、苯丙胺（亦称安非他命）、巴比妥类药物、苯二氮卓类、大麻、可卡因（亦称古柯碱）、致幻剂、安眠酮（亦称甲喹酮）、和鸦片类药物。人类尚不清楚会导致物质滥用的确切原因，目前的两个主要理论是：或是因为遗传易感性而从他人学习而来，或是养成成瘾的习惯，继而发展成慢性，致人衰弱的疾病。[6]
在2010年，全球约有5％的人（2.3亿）曾使用过非法物质。[1]而其中的2,700万人被归类为高风险使用者（亦称经常性药物使用者），这种行为会危害身体和心理健康，或是产生社会问题，继而危害到他们的身心健康。[1][2]物质使用疾患在2015年导致307,400人的死亡案例，而在1990年的死亡人数为165,000。[3][7]其中因酗酒而死亡的人数最多，为137,500例，死于鸦片类药物使用疾患的人数为122,100例，死于苯丙胺依赖的人数为12,200例，以及死于可卡因依赖的人数为11,100例。[3]
而近几年流行的新兴毒品，系指新兴影响精神物质（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以下简称NPS），是近年来各国毒品防制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以下简称UNODC）发表的2018 年世界毒品报告书（World Drug Report），NPS 是指未被列入联合国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或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Convention on Psychotropic Substances），可能造成公共威胁的新型毒品或精神作用药物。台湾对于毒品使用（包括新兴毒品）的数据监测工作，基本上是从几种方式汇整而来，其中包括：（1）定期的全国性物质使用抽样调查、（2）特定族群（如青少年或临床病患）的成瘾性物质使用流行病学调查、（3）检警调单位之毒品缉获资料登记及检体检验系统、（4）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管制药物滥用通报资讯系统及滥用药物检验通报系统。(陈为坚、吴上奇,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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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士倾向使用比个人更宽阔的角度来看待物质使用，强调社会、文化、和可取得性三者能发挥的作用。一些卫生专业人士会避开使用“滥用”，而改用他们认为更客观的语言，例如“药物和酒精类的问题”或“有害的/有问题的使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卫生官员委员会，在他们2005年政策讨论文件《透过公共卫生措施处理药物管制》中采用的是精神行为物质使用（psychoactive substance use）的公共卫生模型，这个模型质疑非黑即白，简单二维式的表达，而用“使用”取代“滥用”来表达。[8]这个模型明确的区分使用范围，从有益的使用，到长期的物质依赖。
在世界上最常用的医疗诊断工具-美国精神医学会（APA）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中，“药物滥用”已不被列为当前的医学诊断。
菲利普·詹金斯提出所谓“药物滥用”存有两个问题。首先，何种物质被归类为“药物”就有争议。例如，γ-羟基丁酸（一种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天然生成的物质）被认为是一种药物（毒品），在许多国家属于非法，而尼古丁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未被正式认定属于药物。
第二，“滥用”表示的是使用任何物质的一种公认标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偶尔喝一杯葡萄酒被认可，而一次喝几瓶则被认为属于滥用。而严格禁酒倡导者，或是（也可能不是）出于宗教动机，会认为甚至只喝一杯也是滥用。有些团体甚至连使用咖啡因也会予以谴责。同样，认为任何娱乐性使用大麻或苯丙胺衍生物也构成药物滥用，即表示他们认为这些物质，即使在极少量的情况下也是有害。[11]在美国，根据《美国管制物质法案》，药物分为五类，第I、第II、第III、第IV、以及第V类。这些药物根据被滥用的潜力作分类。一些药物的使用有密切的相关性。[12]例如，对七种非法药物（安非他命、大麻、可卡因、摇头丸、狡诈家药物、LSD、和迷幻蘑菇）的消费就有关联性，并且每对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都大于0.4；大麻与尼古丁（烟草）的使用密切相关（r>0.5），海洛因与可卡因（r>0.4）以及和美沙酮（r>0.45）相关，并与霹雳可卡因（r>0.5）密切相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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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滥用（drug misuse）常用来形容使用具有如镇静剂、抗焦虑剂、镇痛药、或兴奋剂特性的处方药，来达到改变情绪或是沉醉的目的，而没顾及过量时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副作用。有时这会涉及到处方药不当移转（譬如是合法取得处方药后，供他人做非法使用）
处方药滥用（prescription misuse），根据处方开立的状态、无处方而取得使用、意图达到沉醉状态、给药途径、与酒精合用、以及是否有依赖症状，而有不同，甚至有不一致的定义。[13][14]长期使用某些物质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发生“药物耐受性”的变化，到后来需要用更高剂量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对于某些物质，停止或减少剂量可能会引起药物戒断症状的发生，[15]但仍要看是哪种物质而定。
在美国，处方药滥用的情况正迅速超过非法药物的滥用。根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数据，在2010年有700万人服用处方药，但非针对医疗用途。在12年级（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中，使用处方药做非医疗用途的数量仅次于大麻。[16]在2011年，“每12名高中生中就有近1人报告使用氢可酮/扑热息痛（商品名维柯汀）作非医疗用途；每20人中就有1人报告使用羟二氢可待因酮（商品名OxyContin）。” [17]这两种药物都含有鸦片类药物成分。在2017年对美国12年级学生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滥用OxyContin的比例为2.7％，而在2005年最高的时候，曾达到5.5％。[18]氢可酮/扑热息痛滥用比率在2003年达到10.5％的高峰，而在2017年降到最低的水准。[18]减少的原因与公共卫生措施，以及可取得性降低有关。[18]
获得处方药而滥用的途径有多种：与家人和朋友分享、在学校或工作场所非法购得、以及常用“四处求医”的方式。。
执法部门因此逐渐加重要求医师，在未对患者做控制的情况下（例如与患者建立“药物合同”[19]）而开立受管制物质处方，该负起更多的责任。相关的医生必须充实自己的知识，以辨别患者的用药行为，并逐渐熟悉辨识出潜在处方药滥用的“危险信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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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 | 药物类别 | 身体 伤害 |
依赖 影响 |
社会 伤害 |
平均 伤害 |
|---|---|---|---|---|---|
| 甲基苯丙胺 | 中枢神经系统 兴奋剂 | 3.00 | 2.80 | 2.72 | 2.92 |
| 海洛因 | 鸦片类药物 | 2.78 | 3.00 | 2.54 | 2.77 |
| 可卡因 |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 2.33 | 2.39 | 2.17 | 2.30 |
| 巴比妥类药物 |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抑制剂 | 2.23 | 2.01 | 2.00 | 2.08 |
| 美沙酮 | 鸦片类药物 | 1.86 | 2.08 | 1.87 | 1.94 |
| 乙醇 | 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 | 1.40 | 1.93 | 2.21 | 1.85 |
| 氯胺酮 | 解离镇定用 | 2.00 | 1.54 | 1.69 | 1.74 |
| 苯二氮䓬类药物 | 苯二氮䓬类药物 | 1.63 | 1.83 | 1.65 | 1.70 |
| 苯丙胺 |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 1.81 | 1.67 | 1.50 | 1.66 |
| 烟叶 | 烟叶（尼古丁） | 1.24 | 2.21 | 1.42 | 1.62 |
| 丁丙诺啡 | 鸦片类药物 | 1.60 | 1.64 | 1.49 | 1.58 |
| 大麻 | 大麻素 | 0.99 | 1.51 | 1.50 | 1.33 |
| 吸入性药物 | 吸入性药物 | 1.28 | 1.01 | 1.52 | 1.27 |
| 4-甲硫苯胺 | 狡诈家药物 5羟色胺释放剂中的一种 | 1.44 | 1.30 | 1.06 | 1.27 |
| 麦角酸二乙酰胺 | 迷幻药物 | 1.13 | 1.23 | 1.32 | 1.23 |
| 哌甲酯 | 中枢神经兴奋剂 | 1.32 | 1.25 | 0.97 | 1.18 |
| 同化类固醇 | 同化类固醇 | 1.45 | 0.88 | 1.13 | 1.15 |
| γ-羟基丁酸 | 神经传导物质 | 0.86 | 1.19 | 1.30 | 1.12 |
| MDMA | 放心药 兴奋剂 | 1.05 | 1.13 | 1.09 | 1.09 |
| 亚硝酸酯 | 吸入性药物 | 0.93 | 0.87 | 0.97 | 0.92 |
| 巧茶 |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 0.50 | 1.04 | 0.85 | 0.80 |
药物滥用（包括酒精），依据药物的成分，会导致:健康问题、社会问题、疾病发病率、伤害、从事非安全性行为、暴力、死亡、车祸、凶杀、自杀、身体依赖、或是物质依赖。[22]
酗酒者和药物滥用者的自杀率很高。据信导致自杀风险增加的原因，是由于长期滥用酒精和药物，大脑化学物质受到生理扭曲，同时发生社交孤立。[23]另一因素是药物的急性陶醉作用让自杀更容易发生。青少年酗酒者中自杀的案例也很常见，这类人的自杀，其中四分之一与酗酒有关联。[24]在美国，大约30％的自杀与酗酒有关联。酗酒还拉高犯罪的风险，包括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强奸、入室盗窃、和攻击伤害。[25]
物质滥用（包括酒精和处方药），使用的时候，会诱发出类似于精神疾病的症状，可在陶醉的状态下，以及药物戒断的状态下发生。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物质引起的精神疾病会在解毒之后仍持续很长的时间，例如在苯丙胺或可卡因滥用后长期存在的精神症，或是抑郁症。停止使用后也会出现急性截断症候群，症状持续几个月。苯二氮䓬类药物是引起长时间戒断反应中最显著的药物，时间可持续数年。酒精、巴比妥类药物、以及苯二氮卓䓬类药物的戒断，都有产生致命后果的可能。致幻剂滥用会在停药后引发妄想和其他精神病现象，为期很久。
大麻使用者在陶醉之时可能会引起恐慌发作，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类似持续性抑郁症的状态出现。[26]研究人员发现，每日使用大麻，以及使用强效大麻，发生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症的机会相当高。[27][28]
持续酗酒通常会导致严重的焦虑和抑郁，在大多数情况下，长期禁酒可将此类痛苦减轻。即使持续性的适量饮酒，对某些人也会增高焦虑和抑郁的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药物性精神病会经过长期禁酒后而消失。[29]同样的，滥用药物会导致大脑发生许多变化，但有证据显示在长期禁用之后，许多变化都可逆转。[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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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 (心理学)的特征来自突然的欲念、异想天开、或未经深思的行为。[31]滥用药物的人有较高的冲动性，[32]而同时使用多种药物的人，冲动性通常会更强。[32]以心理学测试方法爱荷华州赌博作业针对多项冲动行为所做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健康对照组（请参考对照试验），吸毒者群组会做出较多风险较高的选择。[33]有种假设认为，由于药物造成前额叶皮质发生变化，而抑制控制能力受到损害的结果。[34]青春期发生的神经系统发育和激素的变化可能把控制冲动能力变动，导致他们试用药物，进而走上成瘾之路。[35]冲动性被认为是神经质人格的一项特质（过度放纵/消极紧迫性[36]），它可能与发展成物质滥用有关。[37]
目前已有多种经过证实，可用于青少年的筛检工具，例如CRAFFT筛检测试[38]和用于成人的CAGE问卷。[39]
一些建议用于筛检妊娠中物质滥用的工具有：4Ps Screening Tool、T-ACE、TWEAK、TQDH（饮酒历史十问）、和AUDIT。[40]
从应用行为分析的文献、行为主义、和随机临床试验，可找到几种循证的干预措施：行为婚姻治疗、动机式访谈法、社区强化方法和家庭训练、暴露疗法、后果管理。[41][42]这些方法有助于抑制渴望和焦虑、增强对治疗的关注和学习新的行为技能、缓解戒断症状、并减少复发的机会。[43]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认知行为疗法（CBT）[44]和家族治疗[45]两种在药物滥用治疗方面，所拥有的研究证据最多。其他拥有完善研究的还包括生态家族治疗（ecological family-based treatment）和集体CBT。[46]这些治疗方法可采不同的方式进行，每种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证据支持[47]。研究显示，集体CBT最有效，原因在于它能促进社交技能、发展适当的情绪调节技能、以及其他人际交往能力。[48]也有一些截取各种治疗方法的部分[49]，然后综合而成的治疗模型，也被认为是证据扎实，或是可能有效。[46]一项对孕产妇酒精和其他药物使用的研究显示，综合治疗模型有显著成果，在做毒理学筛检时达到较高的阴性结果。[49]此外，在学校实施简短干预措施，可有效减少青少年饮酒和大麻的使用和滥用。[50]动机式访谈法也能有效地治疗青少年的药物滥用症。[51][52]
匿名戒酒会和匿名戒麻醉品会是两个最广为人知的自助组织，参加组员相互支持，来戒除酒精或麻醉品。[53]由于酒精对大脑，特别是大脑前额叶皮质的神经毒性作用，酗酒者的社交技能明显受损。[54]有人提出对住院治疗酒精依赖的人提供辅助社交技能训练（包括管理社交环境），可能会有效果，[55]。
有些药物被批准用于物质滥用的治疗，[56]包括替代疗法（如丁丙诺啡和美沙酮），以及受体拮抗剂药物（如短效或更新型的长效形式双硫仑和那曲酮）。有些药物，最初是用在别的情况，后来也显示有医疗效果，例如安非他酮和莫达非尼。美沙酮和丁丙诺啡有时用于治疗鸦片成瘾。[57]这些药物被用来当作其他鸦片类药物的替代品，但本身仍会引起戒断症状。
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58]阿坎酸[59]是一种谷氨酸能N-甲基-D-天冬氨酸的拮抗剂，可用于治疗酒精戒断症状，因为戒酒时会产生谷氨酸能。
通常患有物质使用疾患的人也有心理的问题。[60]“双重诊断”或“并发疾病”指的是同时患有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方面的疾病。根据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Psychopharmacology，BAP）的说法，“像抑郁、焦虑、和精神病等精神疾病的症状，发生在药物滥用和/或酒精滥用的患者身上，是常态，而非例外。” [61]
对患有合并症的心理疾病患者，如仅治疗其中一种，而不治疗另一种，往往预后效果会很差。[60]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有双重诊断的人通常只有一种病症受到治疗，或是两者都没治疗。但从1980年代以来，医界就推动精神卫生与成瘾治疗同时处理，在这种治疗时，两种疾病都被认为同样重要，并且由同一医疗卫生提供者同时处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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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药物（包括酒精）的行为最有可能在青春期发生，也常见年纪较大的青少年尝试性的使用这类物质。例如，美国在2010年对全国高中学生物质使用率所作名为“监测未来”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12年级学生有48.2％报告在其生命中的某个时间曾使用过非法药物。[62]在调查前的30天内，12年级学生中有41.2％喝过酒，而19.2％曾经尝试过香烟。[62]美国在2009年有大约21％的高中生在无处方的情况下取得处方药服用。[63]并在更早的2002年，WHO估计约有1.4亿人有酒精依赖的问题，另有4亿身体有与酒精相关的毛病。[64]
研究显示绝大多数青少年会在问题出现之前就摒弃这类药物。因此，总体使用率看来很高，但真正达到药物滥用标准的比率却低得多（接近5％）。[65]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联合国估计全球有超过5,000万乙二醇吗啡（即海洛因）、可卡因、以及合成药物的经常使用者。” [66]
在2017年，美国有70,200多人因药物过量死亡。[67]其中，与芬太尼和人工合成鸦片类药物相关的人数上升最快（28,466人）。[67]请参考以下图表。
1932年，美国精神医学会（APA）用“合法性”、“社会接受度”、和“文化熟悉度”作限定因素，建立如下的定义：
…依据一般规则，我们使用“药物滥用”来描绘把那些为数不多的物质（其中多数是药物）用在非法，非医学的用途上，而这些药物具有改变精神状态的特性。就社会规范认定，以及根据法律的观点，这种改变是不妥当、令人厌恶、有害、有威胁性、或至少是与文化传统背离的。[69]
1966年，美国医学会（AMA）的酗酒与成瘾委员会以“医疗监督”形式对兴奋剂（主要是苯丙胺（安非他命））的滥用给予定义：
……“使用”是指医疗执业时适当使用兴奋剂；“滥用”则是指医师在做会导致潜在危险的治疗；“滥用”也指在没医学监督的情况下做自我药疗，尤其是服用大剂量，以至产生心理依赖、药物耐受、和异常行为。
全国大麻和药物滥用委员会（NCDA）在1973年说：
...药物滥用指的是不顾药理作用，仍使用的任何药物或是化学物。这是一个含义广泛，但只有一项相同的含义：社会不容许。 ...本委员会认为该把药物滥用的说法从官方声明和公共政策对话中删除。这个名词用在那些药物的使用上，不切实际，只是一种随意代码，当前被认为不够正确。
APA在1952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第一版把喝酒和其他药物滥用归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被认为是深层的心理障碍或道德软弱的症状。[71]第三版于1980年出版，是第一个认识到物质滥用（包括药物滥用）和物质依赖是各自单独的症状，物质滥用含有社会和文化因素。依赖的定义强调的是对药物的耐受性，以及发生药物戒断症状，两者是诊断的关键因素，而滥用被定义为“导致社会或职业损害的不当使用”，但不包含戒断或是耐受性的问题。
1987年，DSM第三版修正版（DSM-IIIR）中“精神活性物质滥用”这一类别（其中包括以前的药物滥用概念）被定义为“不当形态的使用....虽然知道继续使用会导致持续或反复出现社会的、职业上的、心理上的问题，或在对身体有害的情况下使用（或反复使用）而引起或加剧身体上的问题。”这个类别是一项多出的类别，在适用方面，把依赖列为优先。这是第一个在诊断中对行为和生理因素给予同等重视的定义。到1988年，DSM第四版把物质依赖定义为“一种涉及难以控制的使用，不论有或没有耐受和戒断症候群的出现”；物质滥用是“不当形态的使用，没有难以控制的冲动，也没有明显的耐受或戒断情况”。物质滥用会对人健康有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致命。到1994年，APA发行的DSM第四版修正版（DSM-IV-TR）先将物质依赖定义为”当个人不顾后果而继续使用酒精或者药物时，就是罹患物质依赖。“，接著把诊断标准列出。[72]
DSM-IV-TR把药物滥用定义为：[73]
- A.在12个月内出现以下一种（或多种）物质的不当形态使用，导致临床上明显的损害或困扰：
- 重复使用物质导致无法履行在工作、学校、或家庭中的职责（例如，反复缺勤或工作表现不良、缺勤、停学或被开除学籍、忽略子女或家计）
- 反复使用物质，对身体产生损害（例如，在身体受到损害的情况下驾车或操作机器）
- 反复出现与物质使用有关的法律问题（例如，因不当行为而被捕）
- 受物质影响而引起或加剧持续或反复出现的社会或人际关系问题，但仍继续使用（例如，与配偶争辩有关受到药物影响的后果，还有肢体冲突）
- B.症状从未达到物质依赖的标准。
DSM第五版（DSM-5）于2013年出版，重新对这个名词检视。主要的变化是滥用/依赖这些名词的演化。在第四版时，滥用被视为具有依赖的特性，是这种疾病的早期或危害较小的形式。但是，如前所述，APA定义中的”依赖“并不意味存有生理依赖性，而是意味存有一种疾病状态，最好将其称为一种成瘾状态。许多与之有关的人都觉得这样的文字定义常让医界内部和公众感觉混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在进行DSM第五版的讨论时，曾邀请有关人士对于疾病的定义提供意见。[74]在第五版里面，物质滥用和物质依赖已被合并为物质使用疾患的类别，现在它们不被当作单独的概念而存在。不论物质滥用和物质依赖性是否同时存在，药物滥用疾患的程度被分为三个级别：轻度、中度、和严重。[75]
多数政府都会立法，把使用某些类型的药物的行为列为犯罪。这些药物通常被称为”非法药物“，但通常说的非法，是未经许可的生产、分销、和拥有。这些药物也被称为”受管制物质“。即使是单纯的拥有这些物质，处罚也可能会非常严厉（某些国家甚至是动以死刑）。法律因国家而异，甚至在国家内部也可能不同，并且在历史过程中经历过大变动。
政府所做的药物控制政策（试图制止药物供应和消除滥用）大体上并不成功。美国政府投下巨额人力和物力，但药物的供应和药物的纯度却达历史上空前的水准，绝大部分资源都用于禁令和执法，而非用在公共卫生之上。[76][77]欧盟的总人口比美国多出1亿，而美国监狱中关著的非暴力药物使用罪犯人数，却比欧盟关在监狱里的总人数还多出100,000人。[78]
虽说有禁止毒品的立法存在（或可能是因为有这种立法的缘故），有组织的大型毒品卡特尔仍在世界各地运作。提倡毒品除罪化的人认为，禁毒反而会让贩毒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造成许多犯罪活动相继而起。
决策者试图了解执行药物干预措施所需成本。适当的政策需要先把药物分类，然后根据分类正确做出公共支出成本的估计。
标明为药物相关的干预支出，显示的是国家自愿性花费，用于直接处理非法药物的计划性支出。透过仔细审查官方的会计文件（例如国家预算和年度报告），可容易追溯明确标记为药物相关的直接公共支出。未标明的费用指的是未事先计划的支出，可透过建模技术，根据自上而下的预算决策过程而估算。
这项估算技术从支出总额中，把处理物质滥用所需经费的比例（未标明与毒品有关的支出=总支出×应占比例）计算出。例如，要估算特定国家监狱和药物滥用相关的支出，先找出两个必要因素：特定时期内这个国家国监狱的总支出，以及因药物相关问题而入狱的囚犯比例。两者的相乘的结果就可用于国家间粗略的比较。[79]
在准备2005年的报告工作时，欧洲药物和成瘾监测中心在各国的联络点向27个欧盟成员国、挪威、和欧盟候选国，请求提出各个国家一级，标明与药物滥用相关的公共支出数字。[79]
10个国家，根据政府不同职能的部门分类报告，总共数字是21.7亿欧元。总体而言，数字所占比例最高的政府部门有卫生部门（例如医疗服务）（66％）和公共秩序与安全部门（简称POS，例如警察部门、法院、监狱）（20％）。按国家划分，卫生部门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0.023％，POS所占的平均比例为0.013％。然而，这些比率在各国间的差异甚大，斯洛伐克的卫生部门所占比例为0.00033％，在爱尔兰的比例则为0.053％，葡萄牙的POS所占比例为0.003％，英国则为0.02％。国家卫生部门之间的最高和最低的比例几乎是161倍，而POS则是6倍。为何爱尔兰和英国花费在卫生部门和POS上的经费比例如此高，或者斯洛伐克和葡萄牙在这些方面花费的比例如此低？
为回答前述问题，并全面评估各国与药物相关的公共支出，这项研究把10个报告国家的卫生部门和POS的支出和GDP的关系作比较，结论是GDP是一国在卫生部门和POS中药物相关支出的主要因素。这些国家标明的公共支出与GDP呈正相关：在卫生部门方面，r = 0.81，在POS方面，r = 0.91（r为（相关系数））。 GDP每增长1％而导致卫生部门和POS支出的变化，估计分别为1.78％和1.23％（请参考需求的收入弹性）。
卫生部门和POS支出具有很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可视为是奢侈品；当一国变得更富裕时，这方面的支出比例会增加更多。[79]
英国内政部估计，因为药物滥而产生的犯罪、旷工、和疾病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损失[80]，每年超过200亿英镑。[81]但是，英国内政部没有列出意料之外的后果（为维持吸食昂贵药物而犯罪，受到波及的生产和分销）所占的比例，也没列出执法成本的比例。这些因素对于研究禁绝药物经济学都有需要。[82]
| 年份 | 成本 (美金10亿元)[83] |
|---|---|
| 1992 | 107 |
| 1993 | 111 |
| 1994 | 117 |
| 1995 | 125 |
| 1996 | 130 |
| 1997 | 134 |
| 1998 | 140 |
| 1999 | 151 |
| 2000 | 161 |
| 2001 | 170 |
| 2002 | 181 |
以上数字代表总体经济成本，分为三个部分：卫生成本、生产力损失、和非卫生的直接支出。
- 与卫生有关的费用预计在2002年达到160亿美元。
- 生产力损失估计为1,286亿美元。与药物滥用的其他成本（直接用于商品和服务的支出）相比，这数字反映的是潜在的资源损失：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生产中损失的产能（可合理预期在未受药物滥用影响下，原本的产能得以发挥）。
其中包括因过早死亡造成的生产力损失（246亿美元）、与药物滥用有关的疾病（334亿美元）、监禁（390亿美元）、职业性犯罪（276亿美元）、和犯罪受害者的生产力损失（18亿美元）。
- 非卫生相关的直接支出主要为与司法系统有关的费用和犯罪受害者费用，但也包括少数社会福利系统管理费用。 这类总额在2002年估计为364亿美元。这些费用中最大的部分是州和联邦的司法矫正费用，为142亿美元，主要是用在监狱管理。另外用于州和地方的警察费用有98亿美元，其次是联邦用于减少药物供应来源的62亿美元。
根据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所属的医疗卫生研究与品质局（AHRQ）的报告，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负担因鸦片类药物过度使用而住院的次数，比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或私人医疗保险负担的高很多。而到2012年，这种差异有所减少。在同期的10年内，Medicare负担的住院次数增长最快。[84]
移民和难民通常会承受巨大压力，[85]在迁移之前，以及迁移途中所发生的身体创伤，以及与亲人的生离死别而造成的沮丧和焦虑，接踵而至的还有”文化失调“、语言障碍、种族主义、歧视、经济逆境、居住环境人满为患、社交孤立、地位沦丧、难以获得工作、以及担心被驱逐出境。难民经常会为留在故土亲人的健康和安全担忧，也不确定自己何时能返乡。[86][87]对某些人来说，药物滥用成为他们应对这些压力的机制。[87]
移民和难民可能把原籍国的物质使用和滥用方式以及行为带来，[87]或采用接纳他们的当地国主流文化中已有的态度、行为、和模式。[87][88]
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里面，流浪儿是药物滥用，尤其是吸入性药物滥用的高风险群体。[89]根据英国剧作家及小说家弗兰克·科特雷尔·博伊斯在肯亚所做的研究，他认为”街头流浪儿童使用药物主要是有功能性–把流浪生活的痛苦感钝化–也表现出与“街头家庭”的同伴间相互支持，分享共同经验的象征性意义。“[90]
为维持高度的表演品质，有些音乐界人士会服用化学物质。[91]有些人服用类如酒精的物质来应对表演的压力。音乐界人士的药物滥用与其他专业群体比较，比例较高。[91]流行音乐家最常使用的化学物质是可卡因，[91]由于可卡因对神经的作用会提高机敏性，引起欣快感觉，好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拥有舞台“。药物对表演者（尤其是音乐家）有害的方式是利用吸入的方式。肺部是歌手的重要器官，对香烟上瘾会严重损害他们的表演品质。[91]吸烟会伤害负责吸收氧气的肺泡。
物质滥用是另一项会影响到退伍军人身心健康的因素。它们还会损害家庭关系，并产生财务问题。有证据显示物质滥用对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造成高比例的危害。在2015年，有项在佛罗里达州所做的研究，根据自我报告调查，比较退伍军人与非退伍军人之间无家可归的原因。研究的结果发现有17.8％参与调查的退伍军人，列出酒精和药物相关问题是他们无家可归的理由，而参与调查的非退伍军人仅有3.7％举出这样的理由。[92]
在2003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无家可归与是否获得家人/朋友和类似服务的支持有关联。但是，对已经有药物滥用问题的无家可归者中作比较时，这种关联并不存在。[93]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一份治疗选项清单给有药物滥用问题的退伍军人。对于不涉及药物的治疗，他们提供一种治疗选项，著重于寻找外部支持团体，并”研究药物使用问题如何与诸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和抑郁症之类的问题发生关联“。[94]
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物质滥用形态。[95][96][97]男性和女性在短期和长期影响方面有差异。差异的发生可归因于大脑、内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的两性异形。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妇女发生极大的影响，还有儿童和老人在护理时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都是造成药物滥用产生性别差异的因素。[95]妇女报告说他们滥用药物时，在就业、家庭、和社会功能等领域会遭受较大的损害，但对治疗的反应相似。妇女中的物质滥用和精神疾病并发案例比男性更普遍。女性会较频繁使用药物来减少这些并发疾病的负面影响。物质滥用使男性和女性都容易发动性暴力以及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95]男性往往是在参与群体后而发生第一次吸毒，比例高过女性。女性在初次尝试药物时，从毒品中获得的乐趣高过男性。从初体验到成瘾，女性比男性的进展速度快。[96]数十年以来，医生、精神科医师、和社会工作者均认为妇女一旦开始喝酒，就会更快地提高喝酒数量。女性一旦确定成瘾，她们就会持续使用比男性更高的剂量。女性停止吸烟的戒断反应会强过男性。而男性对酒精的戒断反应比女性严重。[96]在康复和复发方面也存有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的酒精滥用复发率很相似。对于女性而言，结婚和婚姻间关系的压力是酒精滥用复发的危险因素。对于男性而言，结婚会降低复发的风险。[97]这种差异可能是在过度喝酒的性别差异所造成。酗酒的女性，比酗酒的男性，更容易与过量喝酒的伴侣结婚，因为如此，男性或可因结婚而免于复发，而女性结婚反让他们处于较高的风险之中。但是，女性在物质滥用复发的可能性小于男性。当男性陷入物质滥用的复发时，他们很有可能在复发之前有正面的经验。而另一方面，当妇女再次陷入物质滥用时，她们很可能是受到负面环境或人际关系问题的影响。[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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