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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页的主题是汉朝皇帝刘恒。关于同名人物，请见“刘恒 (消歧义)”。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7月6日），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薄太后，系汉惠帝之庶弟。西汉第五位皇帝（前180年11月14日－前157年7月6日在位），在位23年，享年46岁。其庙号太宗，正式谥号为“孝文皇帝”，后世省略“孝”字称“汉文帝”。葬于霸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东北角）。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由推选出来的皇帝，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自大一统以来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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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四年（前203年）汉王刘邦于成皋召幸薄夫人，有身孕，当年就生下文帝，高祖十一年春（前196年）年八岁封为代王，其为人宽容平和，在政治上保持低调。
吕后在杀害刘邦爱姬戚夫人和其子赵王刘如意后，提议代王刘恒改封赵王，刘恒巧妙地谦让，故而得以保命。
由于吕后在政时期大封吕姓子弟为异姓王，如吕产、吕禄等，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从而加剧了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在她死后，马上就酿成了汉初功臣集团、刘氏皇族集团、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流血斗争。高祖长孙齐王刘襄发难于外，周勃、陈平响应于内，刘氏诸王遂群起而夷灭诸吕。汉初功臣集团、刘氏皇族集团、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一场流血斗争，最后以汉初功臣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后周勃、陈平等汉初功臣铲除诸吕，昭告天下，称后少帝刘弘及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并非汉惠帝亲生儿子，皆废黜之，并在刘姓皇族选择皇位继承人。选定高祖与妃子薄氏之子代王刘恒作为新皇帝（即汉文帝）。
高后八年(前180年)，时年刘恒二十三岁，宽厚孝顺，且其母薄氏家族势弱 [1]。陈平、周勃等大臣随即请刘恒入长安即位，刘恒遍问代国众臣意见，郎中令张武反对 [2]，中尉宋昌赞成 [3]，刘恒与母亲薄姬商议未果，占卜得吉卦， "卜之龟，卦兆得大横" [4]。刘恒仍不放心，再派其舅薄昭前往长安协商，再三确认后 [5]，在九月的最后一日，刘恒奔赴长安，于前180年，继天子位，当晚后少帝刘弘、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四人，遭废黜并杀害 [6]。同年十二月汉文帝废除收帑诸相坐律的法律[7]。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大规模入侵汉朝边境，汉丞相灌婴率领军队反击，文帝亲自到太原督战。济北王刘兴居以为汉文帝亲征匈奴，于是趁机起兵反叛，汉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长安，并派棘蒲侯柴武领军平叛，刘兴居兵败自杀，封国被废除[8]。
汉文帝即位后，注重节俭，轻薄徭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废除肉刑，使汉朝进入安定的时期。当时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汉文帝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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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180年8月19日，吕雉去世，至前180年11月14日，文帝在长安未央宫继天子位，在这两个多月之间，廿三岁的代王刘恒由一个地处边陲的代国(都城是今山西太原)地方诸侯王，机缘巧合地成为汉朝的第三任皇帝。
在诛吕安刘后，新帝登基前，有多少人是具备继位资格呢？ 从血统上来看，至少有三类四个人：高祖刘邦的四弟楚元王刘交；高祖刘邦的两个儿子，也就是惠帝刘盈的兄弟，当时还在世的有，皇四子代王刘恒和皇七子淮南厉王刘长；另外刘邦的孙子，特别是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大儿子，长孙齐王刘襄。而这四个人中，在诛灭诸吕的过程中，楚元王刘交和齐王刘襄都曾出兵有功[来源请求]。
但在诛灭诸吕后，功臣派成员主要有太尉周勃、右宰相陈平、灌婴、张苍，和刘氏家族成员代表有刘邦的大嫂阴安侯、二嫂顷王后以及远房堂弟琅琊王刘泽[10]等人在商议新皇帝过程中，对以上四位具备资格的继任人选，进入讨论[来源请求]。
第一个候选人为刘交，是高祖皇帝的四弟，不但身分尊贵辈份崇高，更是成熟老练，根本就不会受功臣们控制；既然明知楚王刘交不易驾驭控制，为何还要将其列为候选人呢？应该是楚王刘交很可能挟其灭吕发兵有功，试图立其子刘辟非为皇帝，所以故意将其列为继任人选，巧妙地将其排除在有商议权力的刘氏家族成员之外 [11]。
第二个候选人为刘襄，他平定诸吕立下大功，有能又有资历，应是称帝的不二人选，但是刘襄却被否决，表面的理由有二：首先，大臣们否定他以“推本言之，高帝嫡长孙”宣称具有继承合法性的说法。大臣们都知道，刘襄的祖母曹夫人为刘邦早期的情妇，无婚姻关系。吕雉与刘邦明媒正娶，确实是正妻，吕雉和刘邦合葬，昭告着吕雉的正室地位不可动摇；因此，刘襄提议的这个“嫡长孙之说”未被大臣们所认可。告诉刘襄“嫡长孙之说”的，正是极力反对刘襄继位的刘泽，他在诛吕政变前被刘襄诈骗而绑架，所以他利用“嫡长孙之说”诈骗刘襄，说要脱身到长安拥立刘襄为皇帝，事实上是去告诫大臣们勿拥立刘襄。其次，功臣列侯不愿拥立擅自造反的诸侯王为皇帝，而且大臣们对刘襄杀掉中央派出辅佐与监视他的齐丞相邵平，擅自起兵，极不以为然。刘襄自认诛吕政变中首难之勋，在事后被大臣们认为是起兵造反的大过。其实真正的两个原因是，一是刘襄太有能力，恐难以制约，再者担心其舅驷钧势力太大，日后恐出现第二个外戚当政[来源请求]。
第三个候选人为刘长，其人脾气火爆，性格凶悍，刘长的母亲赵姬被“贯高谋刺事件”连累下狱时，吕雉嫉妒，不愿意出手相救，赵姬的说客审食其也不敢尽力向吕雉争取，赵姬忧愤无言，最后在狱中自害身亡，刘长难忘此仇，起兵的意愿甚为强烈，但可能在淮南丞相北平侯张苍的劝阻下没有起兵。刘长和刘恒均为刘邦庶子，刘长被否决的原因除了比刘恒小五岁外，主要为他的个性刚毅跋扈，大臣担心难以辅佐，另由于刘长乃由吕后养大，恐对吕后仍有感情。极力反对拥立刘长的人，很可能就是张苍[来源请求]。
第四位候选人为刘恒，他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刘恒为刘邦第四子，是刘邦当时还在人世的二子中年龄最长，继承皇位的正当性较高。刘恒在诛吕政变时没有起兵，一方面符合陈平等人反对擅自起兵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在诛吕政变中无功正可突出陈平等人拥立的功劳。刘恒向来听命中央，而且为人仁爱孝顺，个性宽容谦厚，易为大臣辅佐。刘恒的母亲薄夫人为人谨慎善良，可以避免外戚跋扈事件重演。此外，刘恒长期深处边陲，对匈奴的威胁有深刻认识。刘恒因为政治上的可接受度最高而被功臣列侯选为皇帝人选[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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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功臣派和刘氏宗族代表商议几天，选定刘恒为继位人选后，立即派人赴代国请他速入长安即位，但当刘恒接到消息之后，并没有马上启程入京，而是做了下面五件事：
(一)群臣辩论：刘恒遍问代国众臣意见，郎中令张武一派认为应先静观其变，不宜贸往，理由是京中各大臣，不但懂兵，且多谋诈 [12]；中尉宋昌一派却觉得此为天赐良机，应立即进京，理由有四：汉得天下是天意，刘氏天下坚如磐石，民心思稳，刘恒是不二人选 [13]；
(二)与母商议：刘恒只好与母亲薄姬商议此事，仍然未有定论；[14]
(三)占卜吉凶：于是找人占卜吉凶，结果是 "卜之龟，卦兆得大横" ，卦象显示是上上吉，显示代王可成为天子；[15]
(四)派舅商讨：刘恒仍不放心，于是派遣其舅薄昭前往长安与周勃等大臣们协商，在得到周勃等强力保证后，迅速向刘恒报告：“可以相信，不用怀疑”。至此，刘恒才笑著对宋昌说，果然像您说般，应该进京，于是在宋昌陪同之下，只带著六个随从进京。[16]
(五)再探虚实：等到走到离京城不远的地方，刘恒再度派宋昌骑快马进京观察局势，等到宋昌来到灞桥，看见丞相陈平率领百官等在那里准备迎接，待宋昌回禀刘恒后，刘恒这才安心地乘车来到灞桥，和大臣们见面。[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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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折周勃：刘恒来到灞桥，看见百官正等著迎接他，忽然间，太尉周勃走上前来，对宋昌说道：“我有话想和代王私下里谈谈”，(一说周勃本想私呈玉玺给刘恒)，不料，宋昌竟回答说：“您如果有公事要禀奏，现在就当著百官面前说；如果您有私事要说，王者没有私下之言。”[18] 宋昌直接让在诛灭诸吕和支持刘恒继位中最有功劳的周勃，碰了一个大钉子，此时刘恒没有说话，也就是表明刘恒是默许宋昌。刘恒之所以敢如此对待周勃，一则避免了私收玉玺，造成日后产生得位不正的隐患，再则说明此时他已经笃定自己可以稳登帝位。
(二)辞让登基：周勃在碰了钉子之后，于是跪了下来，呈上皇帝的符玺给刘恒，不料，刘恒却说：“请大家到我在京中的邸居去商量这件事”，等大家到了代王邸居后，他接著又说：“接受皇帝位如此重大的事，我德薄，承受不起，还是请我叔父楚王刘交进京来商议一下，我实在是不敢当！”[19] 刘恒为何如此做呢？ 此就是刘恒政治智慧高明之处，因为刘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推选出来之皇帝，他之前只有四位皇帝(秦始皇，秦二世，汉高祖，汉惠帝)，从来未有人遇过此种情形，刘恒可谓是首开历史先例，群臣一再恳请，刘恒一再辞让，最后刘恒才勉为其难地说：“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勉强接下这个皇位重担”，时年才廿三岁的刘恒，最终在大臣恳请之下，答应接下帝位。
(三)清宫即位：刘恒在大臣拥戴之下，勉强愿意当皇帝，但是，当时在皇宫中还有一个后少帝，于是太仆夏侯婴和东牟侯刘兴居 [20]带人拘捕汉后少帝刘弘 [21]，再迎接刘恒入未央宫 [22]。当夜有司分部将刘弘、梁王刘泰、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等四人，废黜并杀害之 [6]。史书并无记载到底是谁下令处死了刘弘等四兄弟，成了公案。
(四)彻夜运筹：就在汉文帝继位的第一晚，他下了三道诏书，既保障了自己人身安全，也稳定了局势：
第一道，任命宋昌为卫将军，统帅京城的南军和北军，也就是夺了周勃戍守京城的军权；[23]
第三道，对于拥立他的功臣，跟随高祖开国的功臣，均与赏赐；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公，恢复爵位封地，用拢络手段巩固其帝位，并大赦天下，百姓每人加一道军功爵，单身女子和每一百家赠给牛酒，允许百姓可以畅饮酒五日(按汉初法令，百姓是不可以私下饮酒)。[25]
刘恒任代王时，有位代王王后，生有四子，代王妃死在平定诸吕之乱后，刘恒赴长安前；在刘恒登基后没几个月，四个皇子相继去世 [26]；刘恒登基次年正月，就有人请他立太子[27]，最后立了八岁的庶长子刘启。
刘恒是在九月底登基，到翌年正月立太子[27]，不过三个月，短短三个月之内，四个嫡子就全部过世，原因令人起疑。加上正史记载代王王后很少，连她的姓氏都没有记录。试想，身为一代帝王的正妃，居然死后在《史记》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也没有追封任何封号，后世合理猜测，此个代王妃应是吕氏家族成员 [28]，这也可能就是刘恒一直没有遭到吕后毒手的原因之一。刘恒为了向周勃、陈平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而选择杀死代妃，也是合理推论，而且在刘恒登基之后，短期内杀死自己四个与吕氏有血缘的儿子，目的应是让拥立他的群臣放心，即以后继位者绝对不会和吕氏有任何关连，也不会为代妃复仇而秋后算帐。刘恒为了取得皇位，并坐稳皇位，杀正妻及稚子，所付出之代价，不可谓之不惨痛。而且在刘恒登基之夜，刘恒一边颁立诏书大赦天下，另一边有关人等就忙著诛灭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和少帝四人于府邸 [29]，也就是立刻杀了惠帝诸子、刘恒的四个亲侄子，以杜绝后患。
汉初，高祖刘邦很重视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休养生息，不断降低税收标准。田赋的税率降为十五分之一 [30]。在其他税赋方面汉初也进行了调整，如规定口赋的标准为120钱，较秦朝的180钱也进一步降低。
汉文帝在经济方面执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一再降低税赋标准，不仅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善了民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治世。除此，还有另一个考虑：汉朝封国制与郡县制并行，当时封国的权力都很大，在经济上更是如此，比如封国可以自收自支田租，收取多少也可自定，这样就形成了封国与朝廷直辖地区暗中争人、争利的局面。汉文帝免除田租的政策也有增强朝廷直辖地区吸引力、削弱封国势力的考虑。
根据记载，汉文帝继位之初百姓生活的情景：“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即一年四季不停劳作，应付各种朝廷事项 [31]。所以文帝即位后，继续将“轻徭薄赋”的政策延续实施。
文帝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先是下诏将田租税率减半，按“什五税一”减半收取，即“三十税一”，就是按照三十分之一征收 [32]，之后更是在第二年(西元前167年) 6月下诏，正式免除全国田租 [33]，这项免税政策一共执行13年，不仅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改善了民生，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中国汉朝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一直到景帝继位后才恢复成“三十税一”的标准收取田租，之后便成为定制。
另一个税收大项，口赋，也由120钱降为40钱 [34]。
在徭役方面规定，将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的徭役改为3年服一次 [35]。这些标准不仅较秦朝有了极大的降低，同时也较刘邦及其后的惠帝等在位时期明显下降。
据估计，秦二世时人口约2,000万，经过秦末战争，到汉高祖初年是中国人口降至1,400万左右，汉文帝在位时人口又迅速增加到3,100万 [36]。免除田赋，轻徭薄赋有效改善了百姓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促进了人口增长，朝廷其他税收，比如作为“人头税”，按照人口征收的口赋虽然标准降低了，但人口增加，这项收入实际是增加了。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前元年十二月，汉文帝即位不久，诏曰：“法者，……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诸相坐律令！”[37][38][39]，也就是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法者本人做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儿、兄弟，以至将他们收为官奴婢，朕认为这样的法律十分不可取！从今以后废除收罪犯家属为奴婢及各种相连坐的律令！”看起来，似乎在文帝时，废除了犯罪人家属(父母、妻儿、兄弟)的连坐处罚，事实上，汉代的连坐处罚律法甚多且复杂，并非如此轻易就全部废除了。[39][40][41][42][43][44][45]
这里废除的“收孥诸相坐律”，只是“连坐制度”其中的一项而已，并非“废除连坐制度”。
事实上，根据后来的历史，直到百年之后的汉昭帝时代，家族连坐和什伍连坐法，仍旧存在 [46]。连坐法终于在西元1905年，清朝正式宣布废除。
文帝，在废除了收帑诸相坐律令之后，文帝认为：现在朝廷中有诽谤朝廷的的罪状，这就使得很多大臣不敢讲实话，这就让皇帝不能了解实情，这样就招不来贤臣，于是又废除了诽谤妖言罪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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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67年5月，文帝因“淳于意案”[48]，淳于缇萦上书救父，发布了废除肉刑，包括：黥（音ㄑㄧㄥˊ刺面涂墨）、劓（音 一ˋ 割鼻）、刖（音 ㄩㄝˋ 砍断脚趾）的诏书 (但仍保留了宫刑) [49] 。并责成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负责修改刑律。同年，颁行新刑律规定：黥刑，改为递去头发，以铁束颈服刑四年；劓刑，改为打三百板子；斩左趾，改为打五百板子；对于那些犯斩右趾以及杀人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监守自盗等罪，于判刑之后又犯笞刑罪者，一律弃市处死；而对于判处其它各等徒刑，在一定年限内无逃亡等行为的，则可相应递减刑罪，直至释放免刑为庶人 [50]。史书称，从此以后社会“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以至一年之中仅“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51]；而“缇萦救父”的孝行事迹在历史上被广为传颂，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由衷地赞叹道：“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缇萦！”
文帝废除肉刑，既顺应了民心，废除秦恶法[52]，又为农业生产保全了更多的劳动力，有利于自身的统治，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少女缇萦为救父不畏艰难和强权，勇敢地上书皇帝，又为汉文帝废除肉刑提供了契机，最终促成了肉刑的废止。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废除肉刑的皇帝。废除肉刑，作为中国刑罚史上著名的改革措施而引人注目，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历史进步，是刑罚制度从极端野蛮残酷，逐渐过渡到相对人道的一个划时代的重要里程碑。
促成汉文帝废除肉刑这一历史重大决策的，竟然是一位年龄只有十几岁的民间小姑娘。她的名字叫缇萦。
《汉书·刑法志》里记载这样一个案例。汉文帝时有一个叫淳于意的人，曾任齐太仓令，为官清廉，后辞职研究医术，到处游历给人治病。有一次在为一个贵妇人治疗时，因贵妇病入膏肓，病重去世，他遭到了诬陷。昏庸的官吏判他有罪，须受肉刑。由于淳于意曾当过官，所以应当被押送长安受刑。与家人临别之时，淳于意眼望哭成一团的五个女儿，不禁悲从中来，喟然长叹：“哎！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紧急事情，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听到父亲讲这些话，女儿们更是痛哭不止。这时，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走上前来：“父亲，孩儿虽是女流之辈，如今也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要和父亲一起去长安，上书皇上，替您洗辩冤屈。”淳于意没有想到小女儿竟如此勇敢，心中感到很有些宽慰，但从齐地到长安路途艰险，所以坚决不同意。
缇萦以死相求，差解怕闹出人命来，只好带她前往。经过一路艰难跋涉，父女俩终于到了长安。缇萦怀著对父亲的无比挚爱，和对千万受刑者的深切同情，请人代拟奏章，并冲破种种阻碍，大胆上书汉文帝陈述冤情：“我的父亲曾是齐地的一个小官吏，有清廉的好名声，现在不慎犯了事，按律当受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了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了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我情愿做官府的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时官府中的奴婢生活是相当凄惨的，她们日夜劳作没有丝毫人身自由，和囚徒没什么两样。缇萦为父亲免遭酷刑的这种千里迢迢冒死上书的胆识孝心，和这种甘为奴婢的自我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宽仁贤德、爱民恤民的汉文帝。同时，汉文帝也充分认识到，继续沿用秦代的肉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于是，他下令免除了淳于意的刑罚，也没有让缇萦去当奴婢，并在第二天就下令废除汉代初年还保留的黥（刺面涂墨）、劓（割鼻）、刖（砍断脚趾）三种肉刑。
汉文帝本人十分注重节俭 [53]。古人原先多穿草鞋，汉文帝时已有布鞋，而汉文帝穿著草鞋就上殿理政 [54]。不仅如此，汉文帝还经常穿“娣衣”，是一种由质感较差的丝物做的衣服，衣服破了就缝缝补补再穿。对身边的人也要求严格，比如规定嫔妃们衣服的下摆不准拖到地上，以节约衣料，帐子上不准带有刺绣、花边 [55]。甚至于在他的霸陵(坟墓)，以瓦器修建，不准用金银，更在遗诏中规定：反对厚葬，三天后，臣民一律脱去丧服，更不准禁止百姓婚嫁、饮酒、吃肉 [56]。
汉文帝规定对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按标准发给米、肉、酒等生活品，90岁以上增发一定的麻布、绸缎和丝棉。
济北王刘兴居因为兄长齐王刘襄没当成皇帝，心怀不满。前元三年(前177年)，趁匈奴右贤王大举入侵，丞相灌婴率兵讨匈奴，文帝屯驻太原。刘兴居趁机起兵反朝廷。文帝知道后，回长安，任命柴武为大将军讨伐济北王刘兴居。前177年，刘兴居失败，自杀。而与刘兴居一起叛乱的则都予以赦免。[57]
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闽越谋反一事败露，丞相张苍领群臣要求文帝处死刘长。文帝只废其王爵，发配蜀郡严县的邛莱山，并且发还他十个爱妾，并给予每天五斤肉、两斗酒为家用。大臣袁盎反对这个处罚，认为刘长性情刚烈，不堪屈辱，必定会在途中死去，让天下讥讽皇上杀了弟弟。汉文帝不相信，说只是想给刘长一点教训。刘长果然因为不堪屈辱，绝食自杀而亡。[58]
文帝登基之后，除了对内要巩固权力，维持稳定，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南北的威胁。由于国力还尚薄弱，几经斟酌，文帝决定先解决南边的南越国王称帝问题，再处理北方的匈奴问题。
南越国其实来自秦始皇时，派驻在南越的南越兵团，秦二世时，天下大乱，时任南越兵团首领任嚣虽然病危，但眼光独到，看见独立契机，于是告诉当时龙川县令赵佗，可以趁机并吞南海郡(广东)、桂林郡(广西)、象郡(今越南北部)，独立成国 [59]，后秦亡，赵佗遂自立为南越国武王。
高祖称帝后，高祖十一年派陆贾招抚赵佗为南越王，赵佗称臣 [60]；后至吕后时，禁止输送铁器入南越，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61]；文帝即位后，再派陆贾为大中大夫招抚赵佗，赵佗于是去除帝号归顺，文帝大悦 [62]。
汉初由于国力尚且薄弱，无法有效解决来自匈奴的威胁，北方匈奴的问题直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得到解决。文帝在位期间，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远远大于来自南方的威胁。文帝在位期间虽然没有解决匈奴的问题，但是靠著和亲的外交手段和佐以武力防备，已经最大程度的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和经济上的损失。
(一)单于的频繁更换：文帝在位23年之间，正是单于更换最频繁的时期，经历了三代单于更换：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每次变更，都引起了大规模战争。
(二)连年入侵：自继位第三年，至文帝过世，在位23年就有21年，三次大规模入侵：
(1)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冒顿单于在位，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 [63]；
(2)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 [64][65][66]；
(3)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军臣单于六万骑兵入侵上郡、云中郡 [67]。
(三)中行说的出现：
中行说是燕人，后担任宫廷宦官。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派皇族公主前往匈奴和亲，又派中行说随同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被强迫前往，临行前他说：“如果一定要让我去的话，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果然中行说一到达匈奴后立即投靠老上单于，并深得单于的信任。[68]
中行说造成的伤害有四：
(1)协助匈奴破解五饵之术：“三表五饵”是西汉贾谊针对北方匈奴问题提出的防御策略。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因而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以立信义、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为“三表”；以赐之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亲近安抚为“五饵”[69]。
(2)造成匈奴自大意识：中行说教导单于，除了在称谓上，自称是“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在对汉皇帝的书信尺寸上，也加广、加大、加长，以求压过汉皇。[70]
(3)夸赞匈奴习俗：匈奴习俗有父死子娶继母和兄死弟娶兄嫂，汉使批是乱伦，中行说反驳汉使说，这除了可以维持家族血统纯正，还可以更好地照顾未亡人。[71]
(4)出卖汉朝军事情报：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入侵边境；在中行说的协助之下，匈奴出奇兵火烧回中宫，侦察兵还一路打到甘泉宫，不但在军事上、经济上的造成伤害，更在心理上造成震撼 [65]，虽然汉文帝派了几路大军去迎战，但匈奴还是在塞内停留了月馀才撤兵，并没有对匈奴造成什么影响 [66] 。
(一)和亲为主：文帝深知国力不足，为谋安定和平，力采克制忍让，以和亲为基本国策。
(二)用兵为辅： (1)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时，汉文帝除亲临北部边疆代国的都城太原，并果断派丞相灌婴率领八万五千骑兵迎战，此战因右贤王退兵，双方并未交战。[72] (2)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领十四万骑兵，入侵朝那、萧关，汉文帝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这次汉文帝本想御驾亲征，后被皇太后劝阻，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73] (3)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军臣单于六万骑兵入侵上郡、云中郡，汉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出兵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出兵句注；将军张武屯兵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袭。经过数月，胡人退去后，汉亦罢兵。[74]
文帝即位后，求才若渴，除高祖时遗臣，另有代国旧臣辅佐：
周勃、陈平、灌婴：高祖旧臣。
张武：前166年，任命为将军，率兵十万、车千辆驻扎在长安附近，防御匈奴进攻。前158年，任命将军屯守北地郡防备匈奴。
宋昌：被封为壮武侯
薄昭：薄太后之弟，文帝亲舅，以外戚之贵，封为轵侯。
文帝即位后，积极培养搜罗新生人才，为日后“文景之治”奠下基础。代表人物如下：
晁错：文武兼备，因上《言太子知术数疏》，阐述为君王当如何驾驭群臣百姓，由太子舍人擢升为太子家令[75]，上《言兵事疏》，一论慎选将领[76]，二论用兵之道 [77]，三论汉与匈奴各有千秋[78]，四论以夷制夷[79]。再上《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
贾谊：22岁时，汉文帝登基，吴公推荐为博士，是当时文帝朝所聘用的博士当中最年轻的一位。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论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谏铸钱疏》，文帝很欣赏他，被提升为太中大夫。
《史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汉书》︰“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农不供贡，罪不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我德如风，民应如屮，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汉.许嘉 等︰“孝文皇帝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汉书‧韦贤传》)
汉.桓谭：“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减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于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征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遂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通而蔽也。 (《新论》)
魏.曹丕︰“文帝慈孝，宽弘仁厚，躬修玄默，以俭帅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典论》)
魏.曹植：“孝文即位，爱物检身。骄吴抚越，匈奴和亲。纳谏赦罪，以德怀民。殆至刑错，万国化淳。”(《艺文类聚·卷十二》)
魏.王朗：“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三国志.王朗传》)
唐.李世民︰“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旧唐书‧太宗本纪》)
唐.虞世南：“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几近于王道。”(《帝王略论》)
唐.卢藏用︰“惜中人十家之产，而罢露台之制者，汉文之明也。并能垂名无穷，为帝皇之烈。岂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济众，以臻于仁恕哉！”(《旧唐书.卢藏用传》)
唐‧权德舆︰“文景二帝恭俭爱人始蠲去肉刑，恻隐之教洽于人心，当时风俗敦朴，公卿耻言人过，刑狱衰息。”(《册府元龟‧卷一百四》)
唐.李渤︰“文帝躬约素德，罢构露台，却千里马，熙然与刑措无异。贾谊尚以为皇号甚美，论德不称，岂非兼以造程裁范，未抵大中欤？”(《全唐文.上封事表》)
宋.何去非：“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何博士备论》)
宋.王安国︰“(汉文帝)三代以后未有也‥‥‥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宋史‧王安国传》)
宋.苏辙：“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栾城集》)
宋.苏籕︰“汉文帝、唐太宗，海内安乐，虽三代不能加。”(《栾城遗言》)
宋.罗从彦︰“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盖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汉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长，其惟汉文乎！”(《宋元学案‧议论要语》)
宋‧钱时︰“景不如文亦明矣。然言治者，必曰文景，何也？盖自春秋战国，历暴秦，更刘项，战斗之祸，宇宇分裂，生民涂炭。至于文帝，乃始以朴俭先天下，务农重谷，省刑罚，薄税敛，而遂措斯世于休养生息之地。三代而下未之有也。景帝嗣服虽不如文，而此数事所以厚民元气、养国命脉者，则能遵守无所变乱，是以相继四十年，海内富庶，风俗醇厚，而西都之盛独称文景欤。”(《两汉笔记》)
宋.朱熹：“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高，故所为多近厚。”(《朱子语类》)
宋.陆九渊：“夫文帝之为君，固宽仁之君也。然其质不能不偏于柔，故其承高、惠之后，天下无事，不知上古圣人弦弧剡矢、重门击柝之义，安于嫁胡之耻，不能饬边备、讲武练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举入边者数四，甚至候骑达于雍甘泉，仅严细柳、㶚上、棘门之屯，虽拊髀求将、御鞍讲武，而志终不遂。使其有学以辅之，而知高明之义，必不至于此矣。”(《问汉文武之治》)
元‧许衡︰“三代而下，称盛治者，无如汉之文、景，然考之当时，天象数变，山崩地震，未易遽数，是将小则有水旱之灾，大则有乱亡之应，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养民为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爱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气应也。臣窃见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东方，去年冬彗见东方，复见西方。议者谓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曷若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为理明义正而可信也。天之树君，本为下民。故孟子谓“民为重，君为轻”，《书》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是论之，则天之道恒在于下，恒在于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斯其所以召天变也。其变已生，其象已着，乖戾之几已萌，犹且因仍故习，抑其下而损其不足，谓之顺天，不亦难乎？”(《元史‧许衡传》)
明‧丘浚︰“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大学衍义补》)
明.孙绪︰“古人有言直如弦死道边，诚哉斯言。汉之文帝，三代而下第一贤主也，袁盎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陇西都尉。光武，中兴贤主也，申屠刚以数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二君且不能容直士，况其下者乎？”(《沙溪集.巻之十一.无用闲谈》)
明‧谢肇淛 ︰“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独恭俭，其天资学问，德性才略，近于王者，使得伊、周之佐，兴礼作乐，不难也；光武太宗，以俞业而兼守成，纬武经文，力行致治，皆间世之贤主也。然建武之政，近于操切；贞观之治，末稍不终；盖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辅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五杂俎》)
明.桂萼︰“昔汉文帝唐太宗方草创之初。每预免民租。卒以收富强之效。”(《桂文襄公奏议》)
明‧戈谦︰“降及汉之文景，唐之太宗，亦能轻徭役、薄税敛、谨节用、寡嗜欲。汉唐诸君，庶几作民父母之义。故其享国长久，亦至三四百年，此本固邦宁之验也。”(《皇明经世文编‧恤民疏》)
明‧郎锳︰“三代而下，称治世莫如文景。今观文帝之世三十六诏，景帝之世二十五诏。而其除租、赐爵、务农、忧恤者，三之一焉。则其史称与民休息可知。呜呼!此后世之所不及也。”(《七修类稿》)
清‧李渔︰“从来人君之善行乐者，莫过于汉之文、景；其不善行乐者，莫过于武帝。以文、景于帝王应行之外，不多一事，故觉其逸；武帝则好大喜功，且薄帝王而慕神仙，是以徒见其劳。”(《闲情偶记》)
清‧汤谐︰“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极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史记半解》)
清‧王夫之：“夫文帝而幸非纵欲偷乐之主也，其未免于田猎钟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义之腴，建中和而兴王道，诸侯奚而不服，风俗奚而不移，廉耻奚而不崇？而先导谀以冀仇其说，文帝幸不为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谊虽欲自异于李斯也不能。乃后世或犹称之曰“善诱其君以兴治”。下恶得有臣，上恶得有君哉！”(《读通鉴论》)
清.王仕云︰“太宗孝文，恭俭宽仁。建贤劝农，加惠元元。”(《四字鉴略》)
清.弘历：“贾谊初请改正易服，且谦让未遑，何以于黄龙之见即议雍祀？彼新垣平等之怪诞，非有以乘其间乎？文帝，三代下令主，于此不无遗憾。”(《乾隆御批纲鉴》)
清‧曾国藩︰“天下惟诚不可掩，汉文帝之谦让，其出于至诚者乎！自其初至代邪，西向让三，南向让再，已歉然不敢当帝位之尊，厥后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与赵佗书曰“侧室之子”，曰“弃外奉藩”，曰“不得不立”。临终遗诏：“戒重服，戒久临，戒厚葬。”盖始终自觉不称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于冯唐众辱而卒使尽言，吴王不朝而赐以几杖，“匄群臣言朕过失，匡朕不逮”其谦让皆发于中心恻怛之诚，盖其德为三代后仅见之贤主，而其心则自愧不称帝王之职而已矣。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称职之心，则其过必鲜，况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尝谓为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老三事：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汉文之不称也，谦也。师此三者而出于至诚，其免于戾戾乎。”(《曾国藩文集》)
清.鲍东里︰“迎文于代，为世贤君，恭以持己，德以化民。庙号太宗，实为不愧，遗诏短丧，为仁者累。” (《史鉴节要便读》)
汉.荀悦︰“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虽在明世，且犹若兹，而况乱君暗主者乎！然则屈原赴湘水，子胥鸱夷于江，安足恨哉！周勃质朴忠诚，高祖以为安刘氏者，必勃也。既定汉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岂有异哉！狼狈失据，块然囚执，俛首抚襟，屈于狱吏，岂不愍哉！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进而喜，非贪位；退而忧，非怀宠。结志于心，慕恋不已，进得及时，乐行其道。故仲尼去鲁曰迟迟而行，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境，彼诚仁圣之心。夫贾谊过湘水，吊屈原，恻怆恸怀，岂徒忿怨而已哉！与夫苟患失之者异类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从死，岂可谓不忠乎！然人主不察，岂不哀哉！及释之屈而思归，冯唐困而后达，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贤俊所以伤心也。”(《前汉纪.卷八)
宋.王楙︰“文帝虽天资仁厚，然失于轻信，赏罚之命，往往出于一时，而不加审细，所以当时之人卒能救止，不至丽于有过之地。季布为河东守，人或言其贤，则召以为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则罢归故郡。贾谊通诸家之书，廷尉言其能，则召以为博士，绛灌言其擅权，则弃之长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则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则赦出之。太仓令或者言其过，遽下腐刑。缇萦言妾父廉平，则恕之。孟舒、魏尚守云中，皆有能称，稍有所闻，则下吏削爵，一闻田叔、冯唐之言，遂复其故职。至于以口钝而责上林尉，以辩给而迁啬夫；以犯跸而欲致其死，以盗环而欲致之族，是皆出于一时之喜怒，而赖张廷尉之救上也。文帝轻于赏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轻信之过，向非有以救之，能无损于文帝之仁乎？”(《野客丛书.卷十四》)
| 汉太宗孝文皇帝 | 元年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 | 六年 | 七年 | 八年 | 九年 | 十年 |
|---|---|---|---|---|---|---|---|---|---|---|
| 公元 | 前180年十月—前179年九月 | 前179年十月—前178年后九月 | 前178年十月—前177年九月 | 前177年十月—前176年九月 | 前176年十月—前175年后九月 | 前175年十月—前174年九月 | 前174年十月—前173年九月 | 前173年十月—前172年后九月 | 前172年十月—前171年九月 | 前171年十月—前170年后九月 |
| 汉太宗孝文皇帝 | 十一年 | 十二年 | 十三年 | 十四年 | 十五年 | 十六年 | 后元年 | 后二年 | 后三年 | 后四年 |
| 公元 | 前170年十月—前169年九月 | 前169年十月—前168年九月 | 前168年十月—前167年后九月 | 前167年十月—前166年九月 | 前166年十月—前165年九月 | 前165年十月—前164年后九月 | 前164年十月—前163年九月 | 前163年十月—前162年九月 | 前162年十月—前161年后九月 | 前161年十月—前160年九月 |
| 汉太宗孝文皇帝 | 后五年 | 后六年 | 后七年 | |||||||
| 公元 | 前160年十月—前159年后九月 | 前159年十月—前158年九月 | 前158年十月—前157年九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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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奉养其母薄太后，极为孝顺，从不怠慢，当他还是代王的时候，有一次母亲患病，病了三年之久，文帝亲自殷勤看护，在侧侍候，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每逢煎好汤药，如非亲自尝试，未敢拿与母亲服。 文帝孝顺母亲，因而仁孝声名传遍于天下，得到人人之赞颂。[85][86]
诗曰：仁孝闻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玻。汤药必先尝。[87]
据说，汉文帝有次梦见自己即将登天之时，结果邓通出现，助他一臂之力登天，加上邓通巧言逢迎，所以十分受文帝宠信；有次文帝让相士许负给邓通面相，许负说邓通将来会“当穷饿死”。文帝反赐给邓通蜀严道铜山，准其自铸铜钱，于是“邓氏钱”遍布大汉天下，其富可想而知 [88]。但因为邓通曾经在文帝在位时，因“吮痈舐痔”事，得罪过太子刘启，故在文帝驾崩之后，即位的汉景帝刘启罢免邓通，并且没收其全部家产，最后邓通因为穷困而饿死在蜀地（传说是雅安）。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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