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杨光 (1926年)”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请见“杨光”。杨光，大紫荆勋贤（英语：Yeung Kwong；1926年—2015年5月16日[1]），籍贯广东惠阳，是香港左派工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的前领导人，先后任理事长和会长。在香港回归后于2001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表扬其为劳工界的贡献。杨光在1967年六七暴动期间担任左派势力的领导角色，组织及策划一连串包括暗杀和放置炸弹的恐怖活动[2]，电台播音员林彬被人烧死一事更被怀疑与其有关。
香港日治时期，杨光工作于当年香港最大的香港海军船坞工会。1962年，杨光由工联会副理事长正式担任理事长，及后在1980年接任会长位置，直至1988年方由李泽添继任。1975年至1988年期间，杨光自张振南以后，成为第二名担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工联会理事长，此后更三次连任。他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之委员，以劳工界身份成为400名推选委员之一[3]。杨光亦曾任第7届全国政协委员[4]。
加入电车工会
杨光于1948年加入电车公司工作，1954年起担任左派工会“香港电车职工会”副主席，反对外籍经理庄士顿开除工人，而杨光本人亦于1954年7月1日，与左派电车工会主席陈耀材等31人遭电车公司解雇。1960年代曾参与“港九车床打磨职工会”。
六七暴动
1967年5月16日，香港亲共人士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各界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杨光在斗委会成立典礼上称“斗争形势好得很、动作要快，来一次强而有力的反击。”[5]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今礼宾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港督府一度成为集体抗议示威的主要目标。港府重申要维持法律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请愿人数，抗议行动于是转到中环花园道和皇后像广场一带。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期间拱北行政府新闻处旧址（今长江集团大楼）播放欧西流行曲去镇压示威者。虽然集会及罢工的响应者逐渐减少，但在6月起便有干部策划在北角使用炸弹袭击电车[6]。纵使7月起的集会人数及骚乱规模大为减小，杨光领导的斗委会却转移发动连串炸弹袭击[7]，1967年5月至12月间在香港各区街头有8,074件疑似爆炸品被放置或投掷[8]，当中有1,167枚真炸弹[9]，炸弹摆放的位置不止于政府机构，尚有电车站、码头、儿童游乐场、戏院、邮局及银行等，导致香港警察及多名无辜市民死伤[10]。
1967年六七暴动期间，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在广播节目中多次批评以斗委会为首的左派扰乱香港社会秩序，讽刺左派发动罢工、罢课及罢市失败，更多次谴责斗委会核心领导人杨光。斗委会在7月将骚乱升级为土制炸弹袭击浪潮，在香港各区街头、政府设施、车站及渡轮码头放置炸弹及疑似爆炸品，严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并造成多宗人命伤亡。8月20日，暴徒在北角清华街放置的炸弹炸死一对年幼姊弟，林彬在电台节目《欲罢不能》斥责左派份子的恐怖主义行为[11]，讽刺左派“无耻无良、低能邋遢、下流贱格”[12]。另一方面，一直支持暴动及赞扬暴徒发动炸弹袭击的左派报纸《大公报》在清华街惨案发生后并没有报导有两名儿童被炸死的消息[13]，却在其港闻版扬言左派即将对林彬采取行动[14]。
1967年8月24日早上8时许，林彬偕堂弟驾着蓝色福士私家车于何文田窝打老道山文福道嘉鸣阁住所附近，被伪装成修路工人的凶徒拦截。凶徒向车上泼以电油纵火，林彬滚出车后再被淋电油，脸部烧焦，头发烧光。他在救护车一度苏醒，并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结果林彬与其同车的堂弟林光海被烧死。事发当天“地下锄奸突击队”司令部发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纪律的处分，严厉惩罚，以示儆戒”。《大公报》在他遇害翌日以“地下突击队锄奸 败类林彬受重伤”为题，谴责他为“对于爱国同胞极尽污辱诬蔑之能事”、对殖民地政府“认贼作父”。该报又称呼林彬为“林逆”，细数其“罪状”，“此人一向在反华宣传中充当烂头蟀角色……他天天叫嚣，用尽无耻无良低能辣挞下流贱格的语言，把祖国的革命群众称为暴民。”林彬被杀后，左派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谋杀是“执行民族纪律”，并声称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事件中无人被捕，至今仍为悬案。虽然未有证据证实杨光直接指使谋杀林彬，但由斗委会成员罗孚出任总编辑的左派报纸《新晚报》（《大公报》属下媒体）[15]，却于林彬遇害当日的中午即刊登“地下锄奸突击队”为名的左派组织为烧杀林彬承认责任[16]，所以社会一般认为左派组织“斗委会”及其负责人杨光[17]，需要为连串炸弹袭击造成的死伤及林彬被杀害的事件负责[18][19]。
2015年5月杨光逝世，曾任第四至十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会议香港特区代表、香港培侨中学校长、六七暴动期间是斗委会成员的吴康民，2015年5月在《明报》撰文表示，六七暴动时，杨光的角色“...‘一切听指挥’，自己并无决策权。事无大小，都得听香港新华社的。而且事实上斗委成立不久，杨光就已成港英当局监视以至追捕对象。他率众到总督府示威以后，就只能躲进中国银行大厦顶楼，作为‘寓公’达数月之久。”至于当时的暴力行动，包括“放真假炸弹，以至炸死北角无辜小童，暗杀林彬”，吴康民指出：“都不是杨光作出的决定。也许执行者是某些工联会的属员，但指挥行动的都另有其人。杨光当时只是一面空头旗帜，甚至可说是个傀儡，并未参与实际工作。”对于杨光个人的评价，吴康民认为他“...是一个平和但缺乏主见的人，因为他听话，所以才能担任这个‘反英抗暴”的‘旗手’。”此外，吴康民认为杨光为人“...一生淡泊自持，绝对不是一个‘工人贵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由于他平实、听话，为工人阶级所接受。但又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辩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会领袖。”[20]
对于杨光被指只是香港新华社的傀儡及受后者指使发起六七暴动[21]，而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是由社长梁威林、副社长祁烽所领导[22]。六七暴动期间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梁威林早于1996年接受访问时，曾经否认自己为了避免被召回国批斗而刻意在香港发起左派暴动，以表达对文革的支持。梁威林辩称六七暴动是工人的自发抗争，中国国内对香港抗争活动的支援是在中国中央政府授意下进行，梁又称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也曾经支持这场打倒大英帝国及颠覆香港政府的暴动，直至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弄出外交风波后才改变态度[23]，对于放置土製炸弹等行为，梁威林承认是受到文革武斗的影响，梁认为广大香港同胞都是爱国的，至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应由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负责[23]。
获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争议
2001年，董建华领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当局向六七暴动领袖杨光，颁发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引起极大争议[24]，时任特首董建华在事件后曾表示，赞扬杨光对劳工界的贡献，故颁授勋章给他作为肯定，但回避了杨光在六七暴动中的角色及其所领导的斗委会的种种暴行[25]，这个极受争议的部分[26]。于1967年沙头角枪战中殉职的警目冯燕平儿子冯金堂，就杨光授勋一事，怒斥特区政府冷酷[27][28]。暴动期间石宝德勋爵访港时，因协助移除炸弹而遭到炸伤的警务督察周湛樵表示[29]，杨光在暴动期间可能对他的所属机构有贡献，但杨光对香港政府作出何种贡献就不知道了[30]。
曾经入狱的已故左派人士翟暖晖指出，政府以“工运”作为颁奖予杨光的理据，刘千石及李卓人亦有从事工运，如果刘、李不能得到勋章，那么杨光获奖便是明显存在政治因素[27][31]。
死去
2015年5月16日凌晨2时40分，杨光在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病逝，享年89岁，工联会对杨光离世感到哀痛。署理行政长官、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指杨光“多年来积极参与香港工运，对劳工福利有突出建树。他长期为广大基层服务，贡献良多”[32]，但回避至少有7名无辜市民遭杨光领导的斗委会发动的炸弹恐怖袭击炸死的暴行，特区政府对杨光的死如丧孝妣受到批评[33]。
6月13日杨光在红磡世界殡仪馆设灵，工联会的悼词中以“光叔”称呼杨光，赞扬他“想工人群众所想，急工人群众所急”，除领导多场工运及关心工人福利外，在1960年代初香港水荒时，更联合香港中华总商会向粤政府求助，争取由东江水输港，指“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和内地政府、民众的大力支持下”，工程于1965年峻工，并且“解决香港生存危机”[34]，可是这宣称却被指是颠倒史实，因为香港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早在1960年已达成协议购买东江水[35]，1964年4月两地政府签订香港每年购买150亿加仑淡水的协议，虽然东深供水工程在1965年完工，但1966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对香港的供水也受到影响，香港政府在六七暴动期间的1967年5月23日曾经因为降雨不足向中国当局提出增购供水，却一直不获回复，港府决定限制供水，左派团体却把食水作为斗争的武器[36]，左派工会会所故意将食水水喉接驳到污水渠蓄意虚耗食水，水务局须要采取行动截断蓄意浪费食水的左派工会水表[37]，支持斗委会发起六七暴动的《大公报》宣称弄得香港要限制供水是“斗争的胜利”及“港英刁难居民”[35]，后来因为台风“爱莉斯”及“姫蒂”为香港带来丰裕降雨，港府宣布在8月23日恢复全日供水[38]，广东省政府则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才恢复正常供水到香港[35]。在杨光设灵的世界殡仪馆外，有示威者摆放写有“大紫荆杀人魔头杨光”及“菠萝狂徒杀人犯杨光”挽带的花圈，随即被现场人员撕掉字条后弃置[39]，也有人手持六七暴动期间被左派暴徒活活烧死的林彬肖像[40]，又展示“六七暴动元凶，杨光死有馀辜”的标语，批评特首梁振英及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为杀害无辜市民及导致警察枉死的炸弹狂徒杨光出任治丧委员会主席[41]。
6月14日杨光出殡，有市民带同标语和“菠萝”到世界殡仪馆外示威，“菠萝”放在写有“同胞勿近”的纸皮箱上，讽刺工联会于六七暴动时期成立斗委会进行恐怖活动[42]，在香港各区街头随处放置又称“土制菠萝”的土制炸弹，连累不少无辜市民被炸死[39]。有受访市民批评杨光领导的斗委会在1967年策动炸弹袭击，是六七暴动连串恐怖袭击的杀人犯[43]，他的死不值得政府官员高度赞扬，也不是对香港有重大贡献[44]。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连接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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