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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軍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1949年9月6日），陕西蒲城人[1]:1。原名彪，后易名忠，别号虎臣，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改为虎城，此后即以字行[2]:3。又名虎冬、忠祥。曾化名杨呼尘[3]:61。中华民国军事将领，西安事变领导者之一，坚持把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除之后快，但不被张学良所接受。曾任中华民国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因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迫出洋“考察”，随后秘密回国，遭到军统捕囚十二年。1949年9月6日，于重庆市白公馆被处决，终年56岁。
杨虎城生于农民家庭，起自绿林游侠（关中“刀客”）。伯父为哥老会首领，清政府搜捕多次未获，即把杨之父亲抓去顶罪，处以绞刑。后来伯父被捕，活生生打死。杨有一母一弟，父生前欠债不少，生活穷苦[3]:61。杨一生识字不多，文牍皆由身边人代劳。少孤贫[1]:1。清末时，蓄志革命，在陕西蒲城县倡办民团，保卫桑梓[1]:1。并在故乡陕西蒲城县孙镇的小饭馆当跑堂。
1911年12月16日午后，陕西长武县郊的一道土坝上，冉店桥之役结束，从甘肃援陕拥护清廷的甘军骑兵在此击溃了拥护辛亥革命的陕西会党武装“秦陇复汉军向字营”，只有少数人突围幸存，年仅18岁的杨虎城是幸存者之一。民国肇建，各路革命会党武装遣散，杨虎城回乡继续当饭馆跑堂。但战斗经历提升了他在哥老会的声望。1914年，杨虎城聚众打死了一名到村里收租的地主，带领几十名会党弟兄自立山头，成为浪迹关中的“刀客”。1915年，率众参加陈树藩的陕西护国军，反对袁世凯洪宪称帝。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军政府，号召护法。陕西靖国军兴起响应[2]:4。1918年，于右任被推为总司令，由上海绕道回陕就职，设总司令部于三原[2]:4。下辖7路，共有32个支队，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曹世英﹚第一支队司令[2]:4，是为杨虎城建军的开始。1921年，杨虎城部编为陕西陆军独立混成团，杨任团长[2]:5。称盛一时之陕西靖国军，至此乃告解体[2]:5。
1922年，杨驻军陕北榆林时，通过杜斌丞介绍，结识陕西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魏野畴[4]:568。魏之思想对杨帮助大，曾长期在杨部任职[4]:568。杨在耀县曾设立过一所“三民军官学校”[5]，由魏担任政治教官[2]:10。1927年清党之初，魏即被杨驱逐离军[6]:10。
1924年，杨虎城经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0月，北洋军将领冯玉祥、孙岳和陕军将领胡景翼共同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组织起“国民军”。杨虎城积极响应，为国民军陕西前敌总指挥，南下渭北，与驻陕的北洋军开战。1925年7月，孙岳出任陕西军务督办，率领国民军第三军入陕西[2]:6。杨部受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7]:7。是年冬，国民军第二军师长李云龙继任陕西军务督办，杨虎城为帮办[8]:7。李云龙旋率部开赴河南作战，西安即由杨部驻守[2]:7。
1926年，吴佩孚指使镇嵩军七万人围攻西安，杨率部赶赴，与友军一道，不足万人[3]:62。1926年3月，国民军在河南遭吴佩孚所部直军击败；4月，国民军在吴佩孚与张作霖所部奉军联合进攻下放弃北京，向绥远撤退，冯玉祥离队前往苏联。在陕西，属于吴佩孚一方的刘镇华所部镇嵩军七万人，也将国民二军第10师师长李虎臣等部包围在了西安。当时，杨虎城率部名义是国民三军第3师师长，驻三原，决心到西安与李虎臣共同抗敌。1926年4月16日，杨虎城率部冲入西安城内。为团结并号召陕西军人与河南来的镇嵩军对抗，他们放弃国民军名义，打起陕军旗号，以李虎臣为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指挥，共同指挥城防。吴佩孚在汉口自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以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令其率部进攻陕西[9]:7。李云龙间道回陕西收集残部，进入西安，会同杨、卫定一两师，共图战守。攻防战前期，刘镇华多次以火炮轰城，西安繁华街市化为瓦砾。后期，刘镇华改攻城为围困，城内粮食短缺，驴、骡、熊、猫、狗为之一空，街上叫卖的食物只剩下糠与油渣、皮带、皮鞋底熬的汤做成的大饼，也要一吊钱一块。10月间下了一场大雪，一天之后，警察局便收尸一千余具。杨死守西安八个月，直到1926年9月17日，从苏联回到绥远的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取道甘肃攻入陕西。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刘镇华的镇嵩军溃退，西安于1926年11月27日解围。李虎臣、杨虎城霎时间成为闻名全国的国民革命英雄，苦难的意义得到了正面评价。这场为期225天的攻防战造成5万余人死亡，仅西安城东北角的“革命公园”便收殓了3000多具无名尸骨。杨虎城为守城死难者举行公祭时，致送的挽联是十六个大字：“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西安解围后，冯玉祥将李虎臣部留在陕西，将杨虎城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杨虎城、参谋长孙蔚如，辖两个师（师长冯钦哉、姬汇百），中下级骨干则以安边教导队、耀县军校学生充任，出关中参加北伐。杨虎城随冯玉祥转战河南、安徽一年有余。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杨部队之共产党员曾达200馀人[4]:568。以此为基础，成立中共皖北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是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4]:572。1927年5月，杨部配合武汉北伐军攻入洛阳，打败奉系张学良部下万福麟部。此后，杨之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在河南商丘一带与直鲁联军作战。杨见政局大变，遂于是年秋率第十军退出战场，至皖北太和休整。杨于此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10]。但中共河南省委未予批准。不久中共地下党在第十军中醖酿暴动，杨坚持反对，只好于1928年2月与谢葆贞[11]及秘书米暂沉到南京、上海、普陀山一带游览。临行前，他对参谋长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馀地。”4月初，暴动失败，魏野畴等被捕杀。1928年4月末，杨东渡日本半年[3]:62。1928年秋，中共中央《致东京市委信》中讲到杨虎城：“中央已允其加入，交由你们执行加入手续。加入手续如下：须三个同志的介绍，候补期为半年。再望你们与他谈一次话……”但因东京市委负责人等都已提前回国，此信未能送达。杨生前对此毫无所知，此后再没有提出申请[3]:62。
19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麾下，表明愿意脱离冯玉祥集团，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辖部队，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1929年12月，在蒋桂战争中担任蒋方第5路军总指挥的湘军领袖唐生智，突然转身与冯玉祥达成共同反蒋协议，趁战后平汉铁路沿线空虚之际，率部从河南中部直奔武汉。杨虎城当时驻在南阳，一面向唐生智表示合作，另一方面秘密调动部队，在1930年元旦冒着风雪攻占了唐生智的后方基地、平汉铁路重镇汝南县驻马店，缴获唐军存放的大批武器弹药和通信器材，仅火炮就有50多门，唐军总部参谋长晏勋甫也被俘虏。蒋唐战争中唐生智在杨虎城和中央军刘峙等部夹击下被迫通电下野。这一战蒋介石解除了心腹大患，亲笔写信称赞杨虎城“此次讨唐功成，吾兄勋业益隆，声名日增”。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在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全面开战。杨虎城在陇海路河南战场作为蒋方主力编为第十七路任总指挥参战。1930年10月，杨虎城正率部进攻冯玉祥部驻守的洛阳时，突然收到蒋介石的信件，告知冯玉祥部要退回潼关，要求杨氏率部绕过洛阳，“向陕州、灵宝、潼关急进，断逆归路，勿使其再窜入西北为害陕甘也”。1930年10月25日，杨虎城部攻占潼关，截断关内外西北军交通。仅仅两天后，杨虎城所部先锋就攻入了西安城。冯玉祥的留守总司令刘郁芬不战而逃。10月31日，冯玉祥、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宣告结束。蒋介石发表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北行营副主任（设在潼关，主任为顾祝同）。在中原大战中，杨奉蒋命率部返回陕西，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则委任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代其主持省政府各项工作[4]:572。战后，新编第十四师西归升格为讨逆军第十七路军3个师12个旅，6万多人，被称为“西北军”。1931年7月，杨虎城兼任西北行营代主任。1930年11月，西北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任绥署主任。
1931年初，甘肃处于武装割据状态：陇南被马廷贤占领，陇东是陈珪璋的地盘，河西由马步青经营，陇西为鲁大昌盘踞，兰州则在西北军残部雷中田掌握之中。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所颁政令出不了省政府。1931年8月25日，驻兰州的新编第8师师长雷中田突然逮捕省主席马鸿宾，次日通电全国，宣布改组甘肃省政府，自任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史称“雷马事变”。1931年11月7日，吴佩孚从四川到达兰州，发出了甘、川、青、宁、新五省将领拥护他组织抗日联军的通电。蒋介石命令杨虎城出兵解决雷马事变。1931年12月9日，杨虎城部抵达兰州，吴佩孚、雷中田等人分头逃亡。12月12日，杨的部将孙蔚如自行宣布担任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主任。杨虎城处决了陇东小军阀陈珪璋。蒋介石否决了杨虎城保举孙蔚如出任甘肃省主席的建议，任命元老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杨虎城提请设立西安绥靖公署驻甘分署，并提议在西北军界人脉深厚的邓宝珊为主任。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汪精卫、孙科等南京政府高层立即予以批准。邵力子愤而离职，由邓宝珊代理省主席。
1933年5月，蒋介石改组陕西、甘肃两省政府，派心腹朱绍良接任甘肃省主席，设立甘肃绥靖公署，取代邓宝珊的西安绥靖公署驻甘分署；以邵力子接替杨虎城担任陕西省主席。蒋对杨多方施压，要求撤换南汉宸，南才离开杨部[4]:572。后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先后到达陕蜀地区[12]。
1934年11月，杨虎城驻在甘肃平凉的主力部队第17师第49旅旅长杨子恒接受了朱绍良的拉拢，宣布受南京政府直接任命，改编为新编第5师开赴河南。杨虎城不愿与南京政府对抗，不但没有派兵征讨，还为杨渠统补足了兵员，甚至把一直配属杨子恒部的一个炮兵营拱手奉送。
1935年，蒋中正调张学良东北军剿共，西安出现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首三种势力并存局面。杨虎城掌握西安市军事控制权。是年秋，中共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10月20日，杨虎城赴三原指挥所部进攻陕北红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飞西安向张学良请示机宜[13]:4982。同年12月，中共右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策反工作。
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叛变工作，并成为杨虎城的幕僚[14]。中共逐渐与担任剿共任务的杨虎城和张学良结为以“反蒋反日”为目标的，被称为“秘密三角军事联盟”的关系。
1936年8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杨虎城之统一战线工作[4]:572。8月26日，张文彬到达西安后，先与杨之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会晤[4]:572。张文彬带来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东北军立即配合红军发动有利局面，张、杨一度称病拒见。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的东北军、杨的西北军形成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10月，蒋秘密接见杨，询问西安社会形势不稳，杨称赴西安安全无问题。
1936年12月，蒋来到西安，目的是部署和监督剿共。但杨虎城和张学良联合发动“兵谏”，屠杀及扣留蒋等数百名国民政府军政核心要员[来源请求]。张杨对蒋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准备抗日”、“改组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和容纳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等8项政治主张，史称西安事变。杨虎城认为要杀死蒋中正，防止后患。张学良答应释放蒋中正，并偷偷放走蒋，他才能保住性命。西安事变的评价在海峡两岸间还有很大争议。当时舆论大部分强烈反对这种兵变行为——例如北平的胡适当时对此评论说：“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有以绑架肩负国家和民族安危的元首来爱国的吗？”闻一多在课堂上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15]！”国民政府认为，西安事变打乱了中国剿匪的规划，并给了中共以转机，后果极为恶劣。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失去了对西北军控制。1937年1月1日，西安各界10馀万人举行庆祝大会，杨虎城主持阅兵式，声言决与红军“联合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奋斗”[13]:5327-5328。1月4日，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速开赴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之联合作战计划[13]:5329。1月5日，军政部发布“整理陕甘军事办法”，杨虎城部移驻陕西省中部及西北部，张学良部恢复12月1日以前之原防区；杨虎城等电责中央军西进挑战，违背蒋不再起内战诺言[16]:332。杨虎城、于学忠等九将领通电全国称“歌电”，中央军西进，“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表示“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杨虎城致蒋介石电称，张学良虽蒙特赦，但“尚未恢复公权”，“此间情形，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13]:5330。1月6日，宋子文电杨虎城称，“弟为汉兄事声嘶力竭，负疚实深，嗣后吾兄关于军情电文，请遥呈委座（蒋介石）”；杨虎城覆电，要求宋子文对“汉公出处，及全国抗日问题”应“排除万难，继续周旋”[13]:5331。1月7日，杨虎城、于学忠等7将领密电何应钦称：“委座（蒋介石）在陕确称密纳积极抗日主张。抗日主张即日不实现，虎城等一日不能放弃其要求。军委会所指人事办法与部队部署，远非委座再三容纳抗日主张之本意。以此言抗日，不啻南辕北辙。此间全体官兵，以汉公（张学良）被扣，军队进迫，均已愤极万分，中央始终不能开诚，则此间亦难为中央维持威信[13]:5332。”1月8日，宋子文再电杨虎城称：“弟为国为友，有一分力量必尽一分力量，决不畏难，决不推诿，以自坠人格，皇天后土，实鉴此心[13]:5334。”1月9日，阎锡山、宋哲元等致电杨虎城，劝杨服从命令[13]:5335。1月11日，宋美龄电杨虎城称，“中央非由一人负责”，要杨虎城接受蒋要求，使蒋有说话馀地，才能“徐图补救，一切主张方能实现，汉卿前途更不成问题”；杨虎城、于学忠电覆李宗仁称：“此间军事部署已定，绝无可虑，请释注念”；孔祥熙密电杨虎城，劝其委曲求全，晓谕部属，一体服从中央处理陕事善后；杨虎城率部离西安移驻临潼，东北军与中央军冯钦哉部冲突[13]:5336-5337。1月13日，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13]:5338。1月14日，蒋致杨虎城函称，张学良“此时如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13]:5339。1月16日，杨虎城电蒋及行政院并通电全国，表示与于学忠“恭领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取消“双十二”时一切临时组织，并派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晋谒蒋；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接杨虎城、于学忠来电后，立即电告蒋，并覆电杨虎城，表示慰勉[13]:5340。1月17日，严庄由南京密电杨虎城称，改组政府与开放言论自由有困难，蒋仍受亲日派包围[13]:5341。1月18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与西安绥靖公署举行联合纪念周，到会600人，杨虎城讲演称，对内绝对主张和平，但抗日救国主张与决心绝不放弃[13]:5342。1月19日，蒋致杨虎城长函，交李志刚带交杨虎城，认为陕军善后方案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释放张学良为“不可能之要求”，并告诫“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若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中央军与杨虎城部队在赤水发生前哨战[13]:5342-5343。1月21日，杨虎城召集第十七路军、东北军、中共三方面开会，谈西安代表见到蒋之详情经过及其对此行看法[13]:5344。1月25日，杨虎城召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人开会，杨虎城认为只要实现抗日，西安事变取得最重要成果[13]:5348。1月27日，阎锡山电杨虎城，劝其服从中央[13]:5350。1月28日，杨虎城表示服从中央命令，令刘多荃部撤离赤水一带防御，令西安部队向三原撤退[13]:5351。1月29日，杨虎城所部开始向渭北三原一带转移[13]:5352。1月31日，周恩来、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在王以哲寓所召开三方最高级会议，决定坚持三位一体，争取和平，用政治手段营救张学良，并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顾祝同签订停战协议；邓宝珊自兰州飞抵西安，即与杨虎城下令撤兵[13]:5353-5354。
1937年2月6日，杨虎城回到三原，第十七路军开抵三原一带，指挥部设三原；红军彭德怀部北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自西安撤向邠县[13]:5358。2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劝其加紧巩固训练部队及地方团队，加紧团以下工作[13]:5365。2月28日，杨虎城部开抵延安附近[13]:5374。3月9日，杨虎城在西安新城招待西安报界称：“三十八军业经遵令为两个师，同时撤销十七路军总指挥，并对于西安绥署按照规定编制，汰除冗繁加以整顿[13]:5382。”3月29日，杨虎城、于学忠至杭州谒见蒋请示军政要务，次日蒋单独召见杨，劝其往欧美参观[13]:5393。4月2日，杨虎城自上海返抵西安[13]:5396。4月27日，杨虎城电蒋，辞去本兼各职，称“退思补过，攻苦绩学，来日方长，报国未已[13]:5412。”4月30日，蒋准杨虎城辞职，并派杨出洋考查[13]:5414。
1937年5月27日，杨虎城离开西安飞抵上海，临行前西安各界人士2万馀人到机场欢送，杨氏发表书面谈话称：“现值全国和平统一，然外患凭陵，隐忧未已，吾人允宜戮力同心，精诚团结，拥护我唯一领袖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同胞，积极抗敌御侮[13]:5433。”5月28日，杨虎城以腿伤未愈留在上海，并欲晋见蒋，蒋电宋子文，请杨虎城不必谒见，促其早日出国[13]:5434。
1937年6月4日，杨虎城抵庐山谒见蒋，请示出国事宜；宋子文及刘湘代表刘航琛亦抵庐山[13]:5439。6月29日，杨虎城与其妻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随员等乘“胡佛总统号”轮船[13]:5457，离沪出国考察军事[16]:333。杨抵欧洲，继续批评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杨多次致电要求回国参与中国抗日战争。杨在欧洲派代表到莫斯科接触中共，提出经苏联回国到延安。苏联将此事通知国民政府。[17][18]1937年11月，杨回到香港，宋子文给了杨虎城往长沙的机票。12月2日遭到国民政府逮捕，和秘书、家人软禁在南昌。此后一直被关押12年。其间，杨虎城小女儿出生，妻谢葆真病死。
1949年，想与中共谈判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但命令并未被施行。6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杨虎城党籍[13]:8938。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军弃守重庆前夕，传闻在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19]。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一子一女，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子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13]:9004。在清理积案指示下，杨虎城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其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及其幼子宋振中（昵称“小萝卜头”）等一共6人被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军统特务人员用匕首捅死，传闻中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20]。随从副官阎继明和警卫员张醒民也于同年11月24日遇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夫人谢葆真、张蕙兰，儿子杨拯民、杨拯中，副官张醒民、阎继明，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中共党员）及其幼子宋振中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之“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内。
1950年1月30日，杨虎城灵柩上午运抵西安车站，彭德怀亲临主祭；彭在2月4日追悼大会送上挽词：“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十年囹圄，无亏大节；扫清残敌，消灭独裁，全国解放，足慰英魂。”[21]:427
与杨虎城一同遇害的小女儿杨拯贵的遗体下落不明，遇害处只找到一块带头发的头皮，被放进母亲的墓中安葬。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动西安事变有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杨虎城，被认定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被人砸毁[22]。
2013年11月，杨虎城次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杨瀚再次致函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呼吁平反杨虎城以使中国国民党“进一步摆脱历史的黑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王文隆表示，西安事变受军法审判，目前没有平反问题[23]。
中国国民党对杨虎城评价极低，称他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杨虎城次孙杨瀚曾在2005年和2006年多次写信给连战和马英九，请求为杨虎城“平反”。2006年12月12日，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铭煌作出回应：“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中华民国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24]
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评价甚高，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将领”，“为促进国共合作、推动抗日而献身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于1933年6月1日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这个协议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最终，这支部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率先加入红军。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红军的成员。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而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得以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25]
1993年春，张学良对记者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3]:63
1993年11月25日，张学良自台北传真亲书贺词“敬念杨虎城先生百岁诞辰”（杨生于1893年11月26日）。[3]:62“彼（杨虎城）不过陪衬而已”，“（后悔）搭了这个伙计（杨虎城）”，“西北军简直没用”，“（令我）伤心极了”。[26]但张学良亦表示杨虎城“人是一个好人啊，也很愿意做一个大家认为爱国的人，很愿意这样的。”[27]
杨虎城先后娶有三位夫人，共育有10个子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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