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然朗巴·平措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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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然朗巴·平措汪杰（藏语：ཕུན་ཚོགས་དབང་རྒྱལ།，威利转写：phun tshogs dbang rgyal，藏语拼音：Püncog Wanggyai；1922年1月2日—2014年3月30日），简称平措汪杰、平汪，汉名闵志成，西康巴塘人，藏族学者，藏区共产主义运动先驱。1943年，组建西藏共产党。194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
1922年1月2日，平措汪杰出生于康区的巴塘，是家里的长子，有五位弟妹。1926年，四岁时到当地寺院与叔叔同住，虽然没有正式受戒但是剃了头。七岁时叔叔去世，没有亲戚可以照顾的平措汪杰被送进了巴塘的学校。1932年，格桑泽仁到巴塘建立中国国民党分部，并打算推翻当地的军阀刘文辉，将巴塘的统治权还政于藏民。但刘文辉很快从康定率重兵前来收复巴塘，格桑泽仁无力回天、兵败溃逃，而刘文辉控制巴塘后旋即将起义的民兵将领斩首，此事对年轻的平措汪杰影响深远，于其心内埋下了日后痛恨国民党、向往共产主义的种子[1]。
1935年，具国民党籍、于蒙藏委员会工作的舅舅洛桑顿珠从南京归乡，其人亦有起义推动康巴自治之心，但他不久即被驻军司令傅德铨扣押，后演变成武装冲突。夏末，红军长征路过康区，傅德铨希望和洛桑顿珠停战，一起追击红军，洛桑顿珠发觉自己无法抵抗便决定返回内地。舅舅离开时，平措汪杰恳求舅舅带他到南京上学。平措汪杰和舅舅一行人骑马扮作商人到康定，又转乘船到重庆，短暂待了两星期后启程到南京。在南京，平汪补习中文还有其他课业，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预备班。[2]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学校经安徽九华山后，再迁至湖南芷江。一些年长的学生抱怨学校挪用了原本拨给学生的款项，说大多数高官都只想捞钱，政府内部的腐败日益猖獗。由于这次对生活条件的抗议，中央政府派专员前来调查，并做出相应调整，这是平汪第一次参与学生运动。这是平汪在巴塘的朋友达瓦也到蒙藏学校来读书，他很快说服平汪一起去当飞行员，他们坐火车到长沙试图见张治中，他的秘书写介绍信给毛邦初和周至柔推荐他们到中央航空学校学习。格桑泽仁到武汉开会，他否决了平汪和达瓦的想法，回到学校后撰写见闻《武汉之行》，发表于《芷江日报》。学校先是转移到贵阳，1938年末，学校再迁至重庆。平汪的班主任王晓雄特别关照他，给他找来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和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读，给他很大的触动。1939年，平汪和达瓦、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饶、马甲顿珠等同学在蒙藏学校秘密组建“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平汪任书记。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密联系，还以该小组的名义，向斯大林、毛泽东致信。平汪还将《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翻译成藏文。1940年，学校内的国民党书记盯上了藏人学生的组织，蒋介石也来劝说希望解散小组，平汪不愿意解散于是被学校开除。[3]离开学校后，平汪在舅舅家暂住，平汪和阿旺跟喜饶一起到苏联大使馆见到了费德林，之后又在同学的介绍下认识了叶剑英，他们也资助了平汪一大笔经费用来购书。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这让本来计划到苏联留学的平汪丧失了机会，他决定回到康区建立共产党。[4]
1942年初，在去德格的路上途经康定，在这里他组织成立“星火社”，社员有昂旺、刀登、占堆、曾曲扎等。平汪回到康区后在德格教书，并吸收年轻人加入革命，并结识了当地的贵族夏克刀登。不久，这个组织又被国民党察觉，平汪和刀登前往昌都，并与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交流。1943年，平汪和刀登前往拉萨，并组建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将“争取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定为当前活动的主要任务。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被称作西藏共产党。[5]与此同时，雪域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联系和团结一些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上层贵族青年知识界人士，成立外围组织博巴民族统一解放同盟。他们试图通过索康·旺钦格勒噶伦，说服噶厦政府进行改革，未果。一些马列著作被运至拉萨，平汪等人将《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颂》《黄水谣》《在太行山上》《青年颂》等歌曲翻译成藏文，并重译了《国际歌》。1944年，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到印度，秘密与印度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平措汪杰会见了著名医生、印共噶伦堡负责人觉底士，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印共中央代表、印共加尔各答支部负责人乔蒂·巴苏。平措汪杰在加尔各答期间，印共方面怕平措汪杰被英方发觉，安排他隐居。1944－1948年，与印共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委派图旺到印度作为与印共的联系人，期间，还会见过印共总书记普兰·钱德·约希，并结识了《西藏镜报》主编塔钦。平汪告诉塔钦在康区组织游击队的计划，塔钦表示支持，但是平汪把《西藏镜报》移到拉萨出版以协助宣传的建议被拒。[6]平汪透过塔钦向英国寻求军事援助无果，英国反将其电报转交噶厦。[7]平措汪杰通过印共协助，计划前往苏联，没有成功，便返回西藏。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回到西藏后，在拉萨、昌都、巴塘等地活动。特别在巴塘知识青年中积极开展活动。
1945年，平汪来到云南德钦，组建“东藏人民自治同盟”。平措汪杰与昂旺格桑分别去重庆，试图与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等人联系，以争取指导援助。但此时周恩来等人已经前往南京。1946年，平措汪杰等人以东藏人民自治同盟为核心，准备在阿墩子建立基地，并把武器运往国统区前夕，领导人之一的恭布次仁（海正涛）被国民党暴徒杀害。平措汪杰、昂旺格桑、益西曲批等人死里逃生、幸免于难。平措汪杰和昂旺格桑作为起义的两个主要组织者，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党分子"正式下令四处张贴告示通缉。1947年，平汪又来到昌都，总督宇妥·扎西顿珠资助其前往拉萨。1949年7月，平措汪杰和刀登因涉嫌"中共秘密工作人员"，被西藏噶厦政府驱逐出境。他被武装押送经亚东出藏，平汪对宣读噶厦政府驱逐令的两位僧俗官员正告说“拉萨是我们全体藏人的拉萨，不只是你们僧俗贵族的拉萨，你们今天可以强令我们离开，明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1949年9月，平措汪杰等人绕道印度加尔各答到达昆明，与欧根为首的中共滇西北地下党取得联系。滇西北地下党组织听取了平措汪杰的活动情况陈述后，请他办理入党手续。承认平措汪杰的党籍的同时，他领导下的其他藏族共产党员一律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但党龄需待建国后请由中央决定。从此，西藏共产党事实上并入中国共产党[8]。平汪返回巴塘，组建"中共康藏边地工作委员会"、"东藏民主青年同盟"，平汪担任书记。
1950年，平汪被任命为进藏南路部队党委副书记、民运部部长。10月，解放军攻占昌都，平汪任新成立的“中共昌都分工委”副主任。1951年4月，平汪陪同阿沛·阿旺晋美抵达北京，并列席了北京和噶厦政府的谈判，期间担任翻译工作。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定。返回昌都后，平汪任先遣部队党委委员，9月9日，先遣部队进入拉萨，平汪被部分藏人称为“引红汉人进藏”的“红藏人”。在此后成立的中共西藏工委的八位委员中，平汪是唯一的藏族。1952年，成立编审委员会，平汪任主任。1953年，平汪陪同西藏佛教代表团赴京，此后留在了北京，担任中央民委政法司副司长、兼任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1954年，毛泽东接见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平汪担任翻译。9月，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宪法》藏文翻译组组长。1955年，平汪主动要求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马列主义。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进藏，平汪任特别顾问，并担任翻译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平汪任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筹委会办公厅党组书记、西藏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德格·格桑旺堆在中央民委西藏小组提出把德格划到昌都。次年，平汪被调离西藏，人大代表的职务也被免去，由于《西藏镜报》出版了他1940年代改写的《游击队之歌》歌词，呼吁藏人向汉人复仇，他被认为“有地方民族主义思想”[9]，除了德格划分问题，他进藏托运的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也被认为是其过错。1959年西藏发生骚乱。第二年，平汪以“反革命嫌疑”罪入狱，关押于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并受到酷刑审讯。在狱中他研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并用稻草、铁丝作为笔，用省下来的手纸作为稿纸，来撰写文字。由于长期隔绝，他的口语能力退化。期间，平汪的父亲、妻子被迫害致死，其长子被关押六年。另外，他组建的“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和“东藏民主青年同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其中六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4月，56岁的平汪获释出狱，但其手稿等未能带出。后经平汪要求重审，终于获得平反。1980年，在北京中南海受到胡耀邦接见。同年，平汪撰写的《对修改宪法有关民族部分的几点意见》[10]、《平汪与旅外藏胞回国代表的谈话纪要》[11]，引起关于民族问题原则的争论。1986年，平汪与茨丹央珍结婚。平汪历任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民委顾问。1990年，平汪的哲学著作《辩证法新探》出版。1994年，其第二部哲学著作《月球存有液态》出版。1997年，平汪主编的《中国民族自治州投资指南》、《中国民族法制论文集》出版。1998年，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了平汪夫妇。2004年以来，平汪数次致信胡锦涛，建议中央与达赖喇嘛进行和谈，以解决西藏问题。[12]
平措旺杰在自传中回忆道：1954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喇嘛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曾亲自到达赖喇嘛住地拜访。有一次，毛泽东特地问到，西藏是否有自己的国旗（National Flag）。毛泽东说，以后应该让中国的自治区都能够打出自己的国旗，西藏打出西藏的国旗，内蒙打出内蒙的国旗。平措旺杰并表示：陈毅元帅“在一次党内的高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应该向中央建议，将拉萨作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并把被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建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这既照顾了藏人的普遍心愿，对藏族发展有利，又对汉、藏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有极大好处。” 这是后来西藏问题中“大西藏自治区”的最早出处。中央有了达赖喇嘛方面的合作，就可以考虑把所有藏人生活的藏地，包括川青甘滇的藏区都统一到西藏自治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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