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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儒家經典，文學作品，四書五經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11世纪-前6世纪）的诗歌305篇（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1]，题目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2]。原本叫《诗》，又称《诗三百》《三百篇》。[3]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遂也称之谓《诗经》，而正式使用《诗经》一名，应该起于南宋初年[4]。汉之后人们搜集整理《诗》。[5]其中最为著名也是流传至今的，是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王刘德、毛苌版本《诗经》，因此该版本又称为《毛诗》。目前安徽大学藏战国早期楚国版本的《诗经》是最早的《诗经》原始版本。《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是陆续编辑成的，最古的是周颂，接著是大雅，其次是小雅，最晚的是商颂、鲁颂和国风。[6]
《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成于西周初期，根据《尚书》上所说，《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7][8]最晚的作品成于春秋时期中叶，据郑玄《诗谱序》，是《陈风·株林》，跨越了大约500年。
古人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共有“王官采诗”和“孔子删诗”、“献诗说”三种说法：
西汉初年，传授《诗经》的主要有齐、鲁、韩三家，分别出自齐人辕固、鲁人申培和燕人韩婴，《诗》经过三家注释、传授后，成为固定的带有注释性文字的版本，分别被称为“齐诗”、“鲁诗”和“韩诗”。[17]齐、鲁、韩三家所传诗，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经（当时的“今文”指汉隶）。最初以鲁诗最为盛行，齐诗次之，韩诗又次之。后来鲁人毛亨、毛苌（即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自称按子夏所传“古文经”另辟蹊径进行注释（当时的“古文”指大篆，也泛指秦“书同文”以前六国各自的字体），自成一家，被称为“毛诗”。在西汉不具学术权威性，而《汉书》仅提及其“自言子夏所传”，到了魏晋时代才成为显学。[18]
三家诗认为《诗经》中涉及情爱的诗不雅，常加以各种附会解释，将其解为歌颂或讽刺政治之作；毛诗则推翻三家之言，往往根据史书《左传》中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诗经》的篇章。[19]然而，学者王先谦在整理对比四家诗说时，发现毛诗的牵强附会现象也非常严重。且毛诗对诗经篇目进行了修改，如将邶鄘卫风分为邶风、鄘风和卫风，然而这三个地区是殷商畿内，殷亡后设立三监，实为同一地区。[18]现今，三家诗皆散逸，仅《毛诗》一家流传于世。其中《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20]，另有《韩诗》流派的衍生著作《韩诗外传》10卷幸存。
现存的《毛诗》每篇都有一个题解，叫做“小序”，其作者大部分已不可考。现在一般都认为解说文字除少数几篇以外，大部分都不可信。但是《毛诗序》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古人用典往往遵循《序》的解释。《毛诗序》最大的缺点在于同样具有穿凿附会的痕迹，因而在后世儒家研究《诗经》的著作中被反复推翻、论证[21]。
现存的鲁诗、齐诗和韩诗由王先谦集合前人从文献中挑出的三家诗说的残片，着重参考陈乔枞编集的鲁齐韩三家诗，编成《诗三家义集疏》。[18]
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出许多载有《诗经》文字的竹简、木牍、帛书。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出的汉代竹简本《诗经》是现存的年代较早的诗经古本。2015年，安徽大学收购入藏的战国竹简安大简记录的《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最多的古本，竹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50年之间，属战国早中期，存《国风》诗58篇，与今本《诗经》编次多有不同，同一字句的写法亦多有歧异，提供了丰富的通假字和异体字等异文材料[22]。2021年荆州市的王家咀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包括《诗经》，其内容可与今本《诗经》十五国风的绝大部分诗篇相对读[23]。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关雎》是国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的开始，《清庙》是三颂的开始。“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风》又称《国风》，一共有15组、按地区划分，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桧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豳[24]风”、“陈风”和“曹风”，共160篇，又被称为“十五国风”。《国风》被普遍视为《诗经》中的文学精华部分，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并称为“风骚”。从风格上讲，《国风》带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讲，《国风》大多数是民间诗歌，作者除少数是个别贵族外，大多是民间人士。
对于《雅》的认识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有“正”的意思，把这种音乐看作“正声”，意在表明和其他地方音乐的区别。也有人说“雅”与“夏”相通，“夏”是周朝直接统治地区的称呼。还有观点认为，《雅》是指人人能懂的典雅音乐。《雅》共105篇，分为《大雅》31篇和《小雅》74篇。《小雅》为宴请宾客之音乐。《大雅》则是国君接受臣下朝拜，陈述劝戒的音乐。多数是朝廷官吏及公卿大夫的作品，有一小部分是民间诗歌。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有赞颂好人好政的，有讽刺弊政的。只有几首表达个人感情的诗。但是没有情诗。“雅”在此可以指贵族官吏诗歌。
《颂》是贵族在家庙中祭祀鬼神、赞美统治者功德的乐曲，在演奏时要配以舞蹈，也可以专指宗庙祭祀用诗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40篇，合称《三颂》。其中《周颂》31篇，一般认为其中大部分都是西周前期时的作品、多作于周昭王、周穆王以前；《鲁颂》4篇，认为可能是鲁僖公时的作品；《商颂》5篇，自古以来一直相传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不过，目前学界则倾向于认为是商朝所留下的祭祖诗歌。
“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朱熹《诗集传》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是指“铺陈直叙”，是直陈其事，描述一件事情的经过（直述法），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比”是指“托物拟况”，是打个比方，用一件事物比喻另一件事物（比喻法），如《鄘风．相鼠》《魏风．硕鼠》用可恶的老鼠来譬喻统治者的贪婪。“兴”是指“托物起兴”，是从一件事物联想到另外一件事物；也可以说是：先言他物，再兴起联想（联想法），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联想到新娘出嫁时的美貌有如桃花盛放。
比：为以彼物比此物，彼物与此物能分离为二。[25]
兴：则为将客观之事物（彼物）与主观之情意（此物）融为一体。
比，比喻，用已知比未知，是以形体喻形体（象树一样高），色彩喻色彩（如花红），光泽喻光泽（如玉润），声音喻声音（似鸟叫），气味喻气味（同尿臊），动作喻动作（如兔快），感觉喻感觉（似狼残），景况喻景况（时尚如潮水）。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离》：“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感觉喻感觉；
兴：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文心雕龙》：“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诗品》：“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 章次 | 章名 | 注释 | 所含目次 |
|---|---|---|---|
| 01 | 周南 | 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内受到“南音”影响的民歌，大致在今洛阳以南，南阳一带[26]。部份学者认为，周南和召南出自南方楚国。[27] | 001-011 |
| 02 | 召南 | 召国及其南部（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区）之民歌，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南》考证，原有一种乐器名“南”，这种乐器的使用，可能是南国音乐的特色。《周南》《召南》就是南国地区的民歌，配合南国乐器所奏出的乐调。[28] | 012-025 |
| 03 | 邶风 | 卫国民歌 | 026-044 |
| 04 | 鄘风 | 卫国民歌 | 045-054 |
| 05 | 卫风 | 卫国民歌 | 055-064 |
| 06 | 王风 | 王是“王畿”的简称，即东周王朝的直接统治区。王风所含即东周王畿当地的固有诗歌。 | 065-074 |
| 07 | 郑风 | 郑国民歌 | 075-095 |
| 08 | 齐风 | 齐国民歌 | 096-106 |
| 09 | 魏风 | 魏国民歌 | 107-113 |
| 10 | 唐风 | 晋国民歌 | 114-125 |
| 11 | 秦风 | 秦国民歌 | 126-135 |
| 12 | 陈风 | 陈国民歌 | 136-145 |
| 13 | 桧风 | 桧国民歌 | 146-149 |
| 14 | 曹风 | 曹国民歌 | 150-153 |
| 15 | 豳风 | 豳国民歌，传统的经注说《豳风》是西周初年的诗，产生于成王时代。后人又认为可能是西周后期的诗。[29] | 154-160 |
| 章次 | 章名 | 注释 | 所含目次 |
|---|---|---|---|
| 01 | 鹿鸣之什 | 161-169 | |
| 02 | 白华之什 | 170-174 | |
| 03 | 彤弓之什 | 175-184 | |
| 04 | 祈父之什 | 185-194 | |
| 05 | 小旻之什 | 195-204 | |
| 06 | 北山之什 | 205-214 | |
| 07 | 桑扈之什 | 215-224 | |
| 08 | 都人士之什 | 225-234 |
| 章次 | 章名 | 题解 | 所含目次 |
|---|---|---|---|
| 01 | 文王之什 | 235-244 | |
| 02 | 生民之什 | 245-254 | |
| 03 | 荡之什 | 255-265 |
| 章次 | 章名 | 题解 | 所含目次 |
|---|---|---|---|
| 01 | 周颂 | 西周王朝的颂歌。据考证，为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时代近一百年间（约前1046—约前977年）的作品。 | 266-296 |
| 01a | 清庙之什 | 266-275 | |
| 01b | 臣工之什 | 276-285 | |
| 01c | 闵予小子之什 | 286-296 | |
| 02 | 鲁颂 | 《鲁颂》是春秋时代作品，产生于春秋鲁国国都山东曲阜一带地区，是鲁国的宫廷音乐。 | 297-300 |
| 03 | 商颂 | 传说为商朝的礼乐。前三篇的创作时期较早，为祭祀礼乐。后两篇歌颂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伐楚胜利，皆分章，产生的时间较晚。据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王国维等考证，本章实际上即《宋颂》，是春秋时代的作品，产生于宋国首都河南商丘地带。陆侃如、冯沅君所著《诗史》说《商颂》“一仿《周颂》，一仿《二雅》”。 | 301-305 |
古代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多为“注疏”类作品，重在从儒学角度解释说明“诗三百”的微言大义。注疏是一种研究、注释儒家经典的重要体例，其中“注”主要补充说明字义、通假、名物、制度等，也阐发义理；“疏”则是对经文和旧注的进一步说明，往往遵循“疏不破注”的规则，在注的框架之内进行阐释说明。《诗经》古代最重要的注疏是《毛诗正义》70卷，定版于唐朝，沿用西汉毛公所传《毛诗》的传，东汉郑玄在《毛诗》基础上所作的笺，由唐孔颖达作疏，是唐朝官方修纂的儒家经典权威性释义丛书《五经正义》中的一部，并在明朝官方修订版的《十三经注疏》也被收作《诗经》的权威解释。
其次有南宋朱熹的《诗集传》。南宋朱熹和郑樵往往打破《毛诗》的附会，另作新解。
清朝考据学盛行，治学日趋保守，力主恢复毛、郑（毛亨、郑玄）乃至西汉初年的三家诗之学。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说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用意皆在否定朱熹之《诗集传》。段玉裁写《毛诗故训传》，孙焘写《毛诗说》，用意则在否定郑玄之说。再者，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进一步否定毛诗之说，要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义。
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牛运震《诗志》、崔述《读风偶识》和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著作，改采“评点”的形式从文学批评角度鉴赏《诗经》。其中又以姚际恒、方玉润的著作多有新意，大胆推翻前人陈腐之说，见识较为高明；而王念孙与王引之父子训诂《诗经》，方法周密，亦见解深刻[30]。
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路人。胡适将《诗经》视为文学作品，批判传统经学把《诗经》用于教化的“附会”曲解之说，以返回文本自身意义的价值探索为目标[31]。
现代对《诗经》的研究更多从现代人文学科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考察古今音韵不同，或者专注于搜集可印证上古时期历史的资料。上博简出土竹书《孔子诗论》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大段论《诗》文字，据信出于孔子后学之手[32][33]。
古代认为《诗经》是群众的心声，反映政治的得失，有“陈古刺今”的效用。在交际的场合，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来表示想讲的意思。朝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34]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经常用歌诗或奏诗的方法来表达一些不想说或难以言喻的话。
《诗经》为中国第一部纯文学的专著，它开启了中国诗叙事、抒情的内涵，称“纯文学之祖”。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确定了中国诗的修辞原则及押韵原则，称“总集之祖”、“诗歌（韵文）之祖”。也是北方文学的代表，黄河流域文学的代表，平民文学的代表。
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诗经》的思想内容，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对于它的特点，则“温柔敦厚，诗教也”（即以为诗经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的功效，作为教化的工具实为最佳良策）。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显示出《诗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研究诗经可以培养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学习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服侍君主，从而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即《论语》中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5]
《诗经》开启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学的先河，亦开创了中国多年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作品。胡适认为《诗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36]。胡适强调训诂，“如戴震、胡承珙、陈奂、马瑞辰等等，凡他们关于《诗经》的训诂著作，我们都应该看的。”例如：“黄鸟于飞”之句，“于”字不是“往”，而是“焉”，指“在那儿飞”。胡适还认为《嘒彼小星》一诗是描写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
李敖认为《诗经》中《蹇裳》一文中最后一句是“狂童之狂也且”，是指“狂童之狂也，且”，“且”则是指男性生殖器，为戏谑的粗话，白话为“你这小子神气个什么鸟啊！”[37]还有认为《诗经》中的《山有扶苏》一文中：“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不见子充, 乃见狡童。”也是为戏谑的粗话，白话为“没看见漂亮的小表哥，却看见一个傻屌。”，而且还特别强调文中的“且”字一定要译为“鸡巴”、“屌”字，才不失原意。[37][38]
王得臣《麈史》称：“《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易》之象近取诸身，《爻辞》说卦，罔不该矣，而独不言眉与领。以余观之，若花之桂、楝、鞠，果之菠芰，草之蘅、芷、葱、蒜、苔，木之枫、楠等，《诗》皆未之见。至《易》所不载者，如须、唇、肩、乳、脐等，亦未可悉数。又《尔雅·释鸟》不及鹤，《释虫》不及蝶。物类至繁，偶有遗焉，无足异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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