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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和制汉语”，就是日本近代在翻译英文词汇时，借用汉字“创造”、“半创造”的一些词汇，因为简明易记，传回中国，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和制汉语又称“日源汉词”、“和来语”，是指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用的新词。19世纪末起，大量日语的汉语词流入中国，成为汉语中的外来词。这类词汇的来源可分为被日本人赋予新意的中国古籍里的旧词以及日本人原创的新词；前者如“洋行、社会、经济”等，后者有“大根、抽象、哲学”等[1]。 需要注意的是，不少的“和制汉语”实则是来源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流行的变体汉文（所谓汉文调、欧文直译体等，这是日本文士为适应日语语序而创造的特殊汉文体），而不是直接来自日语。当时现今的日语白话文地位较低，主要使用于写小说、滑稽本和私人书信，而钻研汉学亦是此时文化人的基本素养，因此汉学知识深厚的日本知识分子大量使用这类变体汉文写作及翻译欧美人的学术著作，他们或从欧文意译，或自行创造了许多汉字词。所以实际仍是日本人用汉语造汉字词，而后日语白话又借入了这些词语，对日语来说该类词实乃借词，所用语素及语法都来自汉语，但在日语白话中通常不将汉字词视作外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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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代以来中国人独立或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的词被称为“华制新汉语”。日本为了吸收西洋文明而有系统地引进中文书刊和字典，这些新词因而被日语吸收，后来又被中国人原封不动地带回中国。[2]
自古以来，日语即有大量吸收、混用外来语的历史。日语的基础是“和语”，即日语中固有的语汇及发音，由于日语无文字，早期多半借用汉字记音。此时期汉字在日本缺乏表意、辨义的功能，字面不具意义，中国人难以理解，连日本人也倍感艰难。例如日语kusa是“草”的意思，当时书写以发音近似的汉字“久佐”二字表音。5、6世纪起，日本向中国学习、交流日趋频繁，日本人逐渐理解了汉字的表意功能，并发明假名来表音，始以和语发音套用符合本义的汉字（训读），便将“くさ（kusa）”的汉字写作“草”了。日语也在很长时间里不断从汉语中吸收大量汉语词来补充已身的不足，于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模仿汉语语音所读出的词（音读），故听来往往与汉语相似。例如日语中的“金”字训读“かね（kane）”时，为金钱之意，是固有之和语；音读“きん（kin）”时，为黄金之意，是汉语词。在汉字普及后，日本人也自行创造了一些新词。
中国自明朝起，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等就留下了许多汉文著作以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知识；日本在18世纪也以“兰学”的形式接触西洋文明。进入19世纪，中国首先被西洋列强以武力打开门户，各种西洋器物、知识输入中国，日本受到的压力大增。为了收集西洋相关情报，日本引进汉文书刊和辞书等，确立了一条经由中国吸收西洋文明的主要渠道。在此一过程中，日本亦有直接引入西洋文明的尝试，努力创造新词来对应、解释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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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西学东渐，鸦片战争后中国自主或被迫接受西学，在此一时期创造了许多“华制新汉语”。
1855年，在华英国人合信以中文出版了包含天文、物理、化学与博物学的著作《博物新编》，其中已出现一些近现代词汇，如气压、差异、流动、牵引、汽车、电气、蒸气、机器、轨道、幻影、货物、电机、航海、隧道、工程等。
1862年，中国同文馆等翻译机构成立。在清廷主导下，中国人与外国人合作的翻译事业有计画地进行著，当中著名的译书有《万国公法》、《格物入门》、《三角数理》、《化学鉴原》、《地学浅释》等。时任日本外务省官员的柳原前光曾购买江南制造局所译书籍十数种携回日本，用以翻译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时的参考，反映出该时期的汉语新词曾系统性地流入日本。其中如1871年出版的《地学浅释》卷一中亦能找出今天常见的词汇，如地球、地质、沉积、火山灰、深海、重力、消化、石质、斜度、时代、流动等。
另外，19世纪中国出版的西学汉译本中，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上日文注释等程序后被借用到日语里。西学汉译本不仅是日本通过中国渠道吸收西洋知识的一条途径，更为日语词汇输入了近代概念的新鲜血液。在那些书籍当中，有5本字典及其词汇对日本近代新汉语词的形成影响深远：
| 近代汉英字典 | 书中对日本近代新汉语词的形成影响深远的词汇 |
|---|---|
| 马礼逊《华英字典》（1822） | 使徒、审判、法律、医学、自然的、新闻、精神、单位、行为、言语 |
| 卫三畏《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Court Dialect》（1844） | 内阁、选举、新闻纸、文法、领事 |
| 麦都思《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7～1848） | 知识、干事、物质、偶然、教养、天主、小说、本质 |
| 罗存德《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1866～1869） | 蛋白质、银行、幻想、想像、保险、文学、元帅、原理、右翼、法则、恋爱、读者 |
| 卢公明《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2） | 电报、电池、光线、分子、地质论、物理、动力、光学、国会、函数、微分学 |
日本为了将西方各类学术翻译为日语，由多位学者创造了巨量的汉词，后来亦传入清国与民国，成为现代中文重要的一部分。此部份词汇有全新的原创词，也有半和制汉语。
汉语言文字学教授杨锡彭回顾了刘正埮等学者的研究，据此在其著作《汉语外来词研究》整理了一份汉语直接借自日语的词语列表，在此展示列表的一部分如下：
动脉、动态、动议、动员、独裁、独占[4]、独占[5][注 1]、读本、读物、短波、对象、对照、吨、二重奏、发明、法律、法人、法庭、法则、番号[7]、反动、反对、反感、反射、反响、反应、泛神论、泛心论、范畴、方案、方程式、方式、方针、放射[8]。
从日本传来的和制汉语，主要来自对西语（英语、法语、俄语等）的翻译；部分是因应前所未有之新概念而创造出来的新词汇，部分则是中国汉语中既存的旧词汇，但被赋予新义而重生。和制汉语造词原理多使用意译（音译者为外来语，非汉语），又可细分下列特征。
创造于明治维新时期的和制汉语，由于多是为了翻译外语中日语本所没有的词汇而创的，通常具有“能与原文词意义完全匹配”的特性。如“名詞”是“noun”的译语，专为“noun”一词而创，所以这两个词可视为完全同义。
同时，此时期的和制汉语也效法西文里的“后缀”用在汉语词，如使用“～化”作为“～ize”的译语、以“～主义”作为“～ism”的译语。
如“世界”、“社会”、“经济”、“革命”等词原出于汉语，被日语借用，赋予新义以翻译欧文，属于广义上的和制汉语。有人将这类词汇称为“半和制汉语”[10]，也有人不认同将它们视为和制汉语。而“电话”、“制纸”、“制糖”、“触媒”、“硝子”、“机能”等词则可视为纯粹的和制汉语。
更多的典型例子有“文明”和“自由”等词。“文明”最早来自于中国典籍，日本人借用了古汉语的“文明”来意译“civilization”或“enlightenment”，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据考证，清末民初思想家梁启超是引介近代用语“文明” 的第一人，他也许是受到了晚清外交家、政治家黄遵宪撰写的《日本国志》中福泽谕吉观点的影响，是最早一批将它引入到汉语并普及开来的。梁启超在《时务报》和《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中多次使用“文明”一词，他以进化论的观点指出“文明”与“野蛮”相对，“文明”意味著进步，这一点与明治时代的“文明”内涵如出一辙。
在古汉语中，“自由”为“任性”和“放任” 之意，最初传入日本时也保有此意。后来福泽谕吉将“自由”作为“freedom”的译词普及开来，他还特地注明此“自由”无任意放荡之意，梁启超最早在《变法通议》中提及被日本赋予了新义的“自由”。由于他在日本政治避难期间的广泛使用和宣传，近代“自由”概念才广泛流传并固定下来。
日本知名汉文学者高岛俊男在《汉字与日本人》（『漢字と日本人』）一书中，认为这些翻译用和制汉语在幕末之后以极短时间被创造出来，虽然活用了汉字的造词力，但在语音辨识性上并不理想。[3]
著名的例子有“科学”与“化学”都读作“かがく（kagaku）”、“市立”与“私立”都读作“しりつ（shiritsu）”。由于这些词汇在使用时的语境相近，仅靠发音根本无法辨识，容易造成沟通问题。只好强行改用和语发音（训读），故意将化学念成“ばけがく（bakegaku）”，将私立念成“わたくしりつ（watakushiritsu）”加以区别。但这不是正式且合适的办法，如“化”训读“ばけ（bake）”时有“妖怪”、“怪物”的意思，如此一来“化学”竟成了“妖怪学”；而“私”训读“わたくし（watakushi）”原是日本古代贵族的自谦称，脱离了相对于“公”的意义。
中国的“化学”一词最早见于1857年伟烈亚力、王韬等人的《六合丛谈》。其传入日本后，1859年川本幸民出版的《万有化学》就将原日译“舍密”一词改为“化学”。
清末，大量和制汉语、半和制汉语随著留学生和翻译书刊传入中国，造成文化冲击，引发部分学者的反弹。张之洞、严复、林纾、章炳麟（章太炎）、彭文祖等人，都曾对此现象大加批判。[11]
张之洞对于和制汉语的憎厌，在当时流传很广。留日归国的汪荣宝曾和叶澜在1903年编纂出版新名词词典《新尔雅》，风行一时，学部司员作出推荐。张之洞指著汪的名字说“是轻薄子，不可用。”但当时学人要完全摆脱和制汉语不大可能。张之洞有次请幕僚路孝植拟一办学大纲，见拟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掷还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路孝植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12]于是张之洞无奈之下，只好将“日本名词”改称“日本土话”。[13]
彭文祖撰《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和制汉语滔滔入华为灭国灭族之事，抨击那些套用日本新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并着力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要素、法人、文凭、经济、引扬、相场、切手、让渡、差押、第三者”诸词“不伦不类”，表示中国人袭用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彭认为应当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之以古汉语禁止、管束；又主张将“场合”改为时、事、处，“第三者”改为他人，“动员令”改为动兵令，“打消”改为废止，“目的”改为主眼，“取消”改为去销，“手续”改为次序、程序，“引渡”改为交付、交出，等等。[14]
严复尤其努力地铸造新词或修改和制汉语以为肆应，严译词汇包括音译词，如“拓都（total）”与“么匿（unit）”、“涅伏（nerve）”等；义译词，如“官品（生物）”、“部勒（部署）”、“群学（社会学）”、“名学（逻辑）”、“直（权利；包括天直、民直）”、“自繇（自由）”等。这些严译词汇几乎都不敌和制汉语，严氏的失败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编订名词馆”在名词统一工作上成效不彰。此竞争从清末延续到民初，至1920年代胜负已判，和制汉语得胜。[11]
据陈力卫的研究，有些人不加考证地照搬“近代新词都是从日本流向中国”的说法，导致这种说法愈演愈烈并且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认为这种说法有许多误解和臆说，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完全忽视了由中文直接进入日语的大量新词[2]。
他指出近代新汉语词可分为三类：
陈力卫表示，一般人甚少意识到第一种的可能性，而媒体报导又只基于第三种的事实，再将第二种扩大解释，导致了一面倒的结果。他认为这种误导不光停留在一种文化现象上，而是混淆了一些语言问题。例如，第一种完全可以按汉语构词法分析并得出相应的意义；第二种则容易受古代汉语的影响，以致新旧词义之间摇摆很大；第三种有些无法按汉语构词法分析的词，只能是囫囵吞枣地将其词义与形态“约定成俗”而已。他亦指出：“……迄今为止好多被认为是从日本进来的词实际上早就存在于英华字典中或西学新书里了，这一事实在中国国内的汉语研究领域内恐怕一直没有得到重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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