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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共产主义（英语：Anti anti-Communism）是一种反对盛行于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该术语最初是由高级研究智库的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创造的，他这样解释道：“我选择这个标题的灵感来自‘冷战’的高峰期（你应该记得），那时我们被称为‘反反共产主义者’。我们强烈反对那些太痴迷于‘红色威胁’的人，他们认为‘红色威胁’是当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现实，他们给我们贴这个标签，并且根据双重否定的理则暗示，我们对苏联怀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好感，但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极其错误的。”[1]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及斯科特·塞洪（Scott Sehon）更简单地解释道：“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写道，你可以‘反对反共产主义’而不拥护共产主义。”[2][3]
一些学者和记者认为，反共产主义叙事夸大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国家所实施的政治镇压和审查程度，或者将其与他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犯下的暴行相提并论，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其中包括马克·阿隆斯[4]、文森特·贝文斯[5]、诺姆·乔姆斯基[6]、乔迪·迪恩[7]、克里斯汀·戈德西、苏马斯·米尔恩[8]和迈克尔·帕伦蒂[9]。 专家阿尔伯特·西曼斯基（Albert Szymanski）将约瑟夫·斯大林死后 苏联对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美国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进行了比较，声称“总体而言，1955年至1980年期间苏联的镇压水准似乎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1947-1956）的美国大致相同[10]。
1964年，拥护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使用“反反共产主义”一词来指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9年巩固权力后所奉行的意识型态，这早于1960年的古巴-苏联经济协定[11]。
约翰·厄尔·海恩斯（John Earl Haynes）深入研究了《维诺纳解密档案》，他认为约瑟夫·麦卡锡试图“使反共产主义成为党派武器”，实际上“威胁到（战后）反共产主义共识”，从而最终损害了反共产主义所作出的努力，而不是帮助他们[12]。哈里·杜鲁门正总统称约瑟夫·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所拥有的最大资产”[13]。爱德华·希尔斯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等自由派反共产主义者蔑视麦卡锡主义。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抨击了冷战期间过度的保密政策，导致了麦卡锡主义的误导，这在举行于1994至1997年的莫伊尼汉委员会会议期间得到了解决。正如莫伊尼汉所说：“对麦卡锡所作出的反应表现为一种时髦的反反共产主义，认为任何关于共产主义对西方价值观和安全所构成的真正威胁的讨论都是不礼貌的。”在被解密的《维诺纳档案》揭露了苏联间谍网路之后，莫伊尼汉表示他想知道：“不那么保密会阻止自由派对麦卡锡主义和麦卡锡主义对自身所作出的过度反应吗？”[14]1998年，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Geoffrey Wheatcroft）抨击了反反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他声称：“真正的反反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是回避使用某些话术。”这些话术包活对历史上的苏联间谍活动的淡化[13]。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抨击《共产主义黑皮书》时指出了其使用双重标准。他提到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讲解饥饿问题时指出，虽然印度所实行的民主制度防止了饥荒，但是其死亡率高于共产中国，这可能是由于后者在医疗和其他资源方面分配更为平等，尽管如此，后者在非饥荒年份，每年仍有近400万人死去[6]。乔姆斯基表示他认为，如果将《共产主义黑皮书》所使用的相同方法应用于印度，那么“民主资本主义'实验'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在整个印度历史上死去的人口数量还要多。..自1917年以来，共产主义无处不在：到1979年，死亡人数超过1亿人，而仅在印度，自1979年以来就有数千万人死亡”[15]。2017年4月在伯尔尼大学所举行的一场题为“20世纪的反共产主义迫害”的会议上，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Ronald Grigor Suny）建议专家小组撰写《反共产主义黑皮书》，引用了备受争议的《共产主义黑皮书》[16]。
政治哲学家乔迪·迪恩在她2012年出版的著作《共产主义地平线》中指出，在苏联解体近二十年后，包括保守派、自由派及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内的政治光谱各方在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方面上都存在著双重标准。迪恩表示他认为资本主义最严重的过度行为往往被最小化，而共产主义往往只被与苏联等同起来，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实验往往被忽视，重点放在史达林时代及其时代。包括古拉格集中营、清洗、干旱和饥荒在内的暴力行为，几乎没有考虑到苏联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苏联科技发展的成功（例如苏联太空计划）或农业社会计划所导生活水平的暂时提高，因此，苏联的解体被视为共产主义行不通的证据，让所有左派人士对新自由资本主义过度行为的抨击都被压制，理由是其他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低效率和暴力威权主义[3][7][17]。
其他专家及作家如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及苏马斯·米尔恩（Seumas Milne）断言，在后冷战时期，任何包含共产主义国家成就的叙述常常被忽视，而那些专门关注约瑟夫·史达林及其他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的叙述则被放大。两人都声称人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压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抨击[18]。政治学家迈克尔·帕伦蒂认为，尽管共产主义政权有缺陷，不过在“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坏的冲动”这一方面上发挥了作用，并且指期属于左派的反共产主义者特别没有认识到，在后冷战时期，西方商业利益“不再受到竞争体系的限制”，并且现在“正在使西方劳动人民多年来所赢得的许多成果倒退”。帕兰蒂补充说：“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明白。”文森贝文斯表示他认为，冷战期间美国所支持的反共产主义大规模屠杀对塑造当代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远大于共产主义大规模屠杀所造成的影响[5]。
乔纳森·柴特 (Jonathan Chait)于2014年在对斯蒂芬·科恩的批评中使用了该术语的完全连字符形式，他声称科恩是“一位老派的左派人士，他将数十年来反反共产主义的心理习惯无缝地延续到了关于反反普丁主义的新的职业生涯中”。他所指的是RT评论员使用那又怎么说论或柴特所说的“暗示防御”作为修辞策略[19]。
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作品《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中声称反共产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反反共产主义：“今天，存在着一种装模作样的反共产主义阵线。这些人自称‘反共产自由主义者’，头脑清醒的人则称他们为‘反反共产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没有共产主义那些内在固有的、必不可免的特征的共产主义，这种理想，依然是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米塞斯亦指责反共产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想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些自封的‘反共产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他们自己没有掌权的社会制度。他们所追求的是他们自己或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将掌权的那种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欲火焚身：他们忍受着清洗他人的欲望的煎熬，这种说法或许并不为过。他们不想遭到清洗。‘反甚么’的运动所表现的是一种单纯的消极态度。它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激烈的谴责言辞实际上反而是在传播他们所批判的纲领。人们必须为他们所欲获得的某些事情奋斗，而不仅仅是反对罪恶，即使这确实是很坏的罪恶。他们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市场经济的纲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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