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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发生于王安石变法实行18年后，即在元祐年间（1086～1093），司马光一派掌权主政废尽新法的事件，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一个转捩点。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病逝，变法派失去后台，由子赵煦年幼即位，是为宋哲宗，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执政，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几尽罢新法，“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1]，所谓“元祐更化”，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如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人，全被迫害贬黜。
在“元祐更化”之前，变法已进行十馀年，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新法有利有弊，如将新推的免役法与原本的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即使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但也有真正便民、利民之处。由此苏轼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然而司马光自始至终都偏执反对王安石变法，废除新法之彻底带有十馀年来政治上的个人仇恨情绪。苏轼认为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2]，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好处告诉司马光，但司马光执意如此，一意孤行。苏轼十分愤慨，回家后，怒呼：“司马牛，司马牛！”[3]而苏轼在给杨元素信中亦提到：“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4]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元祐诸公“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掌握大权，改元“绍圣”，意为承绍圣人（其父神宗），哲宗全面否定“元祐更化”，大力打击元祐大臣[5]。王夫之称哲宗亲政后，“在位十四年中，无一日而不为乱媒，无一日而不为危亡地，不徒绍圣为然矣。”[6]
哲宗继承神宗政策恢复新法，但因人易政的反复变换导致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不论好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使北宋末年的党争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直至北宋灭亡。[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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