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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国的一个群众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五卅运动或五三〇事件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a]）策划及领导的第一个大型社会运动，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帝国主义和北京（北洋）政府及其军阀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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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展自1925年5月30日，青岛、上海等地工人游行抗议日本棉纱厂存在肆意开除及暴力对待工人，期间由于出现军警镇压造成伤亡的情况，又被称为五卅惨案、青沪惨案、五卅大屠杀等。
在当时的外国人和本土华人两方上，对上海的认识是存有巨大的分歧，外国人视上海为一个打入“死板板东方”的楔子，但华人民族主义者认为上海是一个西方在华特权中心，而在上海外国人会是有一种上海心理（Shanghai Mind）即未有清楚义和团运动以来发生的改变，同时又指上海与英国之间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Equivocal relationship）。时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巴尔敦自认是一位中国通，被同僚称为“上海事实上的独裁者”，曾向美国公使表示视英租界为“文明对抗野蛮的前哨站”。当时上海工部局亦受英国人主导，英国在华会社（The China Association）支会和英商会（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亦是上海内最有权力的外国机构。
在苏维埃指导、养助而发展中的中国过激主义，被外国人视作一九二五年初期中华民国的危险。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则否认了其散布的言论存在排外主义，宣称目标是为“恢复完整主权”及改变外国对华外交等待遇。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有著很密切的关系，令外国人难以分辨两党，而两党在上海为争取工人效忠和争夺领导组建工人机构，就有明显分别会相互对抗而不是联合。就外界眼光而言，在华外国人担忧的是无政府状态会更危险，而不是城市中激烈的民族主义活动。在当时中华民国本土政局并不和谐下，在上海的华人同时有长期积聚对外国人的不满[1]:12。
1925年（民国14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厂发现一童工尸体，胸部曾受重击；工人相信为日籍管理人员用铁棍殴打致死，于是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调停，内外棉资方承诺不再打骂工人了事。4月19日，青岛日商大康纱厂4000余名工人为争取工会权利、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散发《青岛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内外棉等日商工厂工人积极响应，形成全市日商纱厂工人联合大罢工。5月，多间日本纱厂以男工引发工潮为由，将所有男工解雇，引起22家上海工厂大罢工，再由上海总商会调停；正准备复工之际，内外棉第八厂再开除数十名工人。于是八名工人代表于5月15日再向内外棉资方交涉，内外棉第七厂的日籍资方人员与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工人顾正红发生争执，冲突下日籍资方人员开枪打死了顾正红，另七人受伤。工人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求助，亦被逮捕[2]。
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出动警察和保安队强迫工人复工，将中共青岛支部书记邓恩铭逮捕、继而驱逐出境。中共中央及时派李慰农来青岛，建立四方支部，派任书记，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也前来青岛指导工人运动。中共山东地委书记尹宽等来青岛具体指挥。各纱厂公开建立了工会，青岛各界群众声援工人的斗争迅速发展。私立青岛大学学生会负责人罗荣桓带领该校学生团结全市学生支援工人运动。在青岛的罢工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纷纷成立罢工后援会。青年学生上街宣传罢工，发动市民募捐，资助纱厂工人。《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在该报开辟《工潮专号》，报道罢工动态，鼓舞了纱厂工人的斗志。在上海的事件先激起上海社会各界对外国势力的不满，和反帝国主义的情绪[2]。
5月24日，上海各界举行追悼顾正红大会。上海大学学生组织演讲组，到租界各处宣传民族主义，反对外国在华势力。日本政府和山东、青岛军阀当局加紧联合镇压青岛工人运动。警察厅派出警察3000多人包围大康纱厂，日本海军军舰从旅顺等地开来公开威胁，准备以武力对付罢工工人。北洋政府指示张宗昌、温树德，采取严厉手段解决工潮。5月29日，包围青岛内外棉纱厂的军警向罢工工人开枪，厂内日本职员也枪击工人，结果打死工人8名、重伤数十人，逮捕工人70余人[2]。
5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借此机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上海公共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5月30日，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到上海公共租界各条马路组织大示威游行，抗议内外棉资方无理枪杀顾正红，要求释放因声援工人罢工而被捕的学生，反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4提案。下午，大量学生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内最繁华的南京路，跟公共租界警方发生冲突，有十多人受伤，其中有100多人被捕、关押在老闸捕房。到下午3时，约有上万群众涌到老闸捕房门前进行交涉。下午3时55分，英国籍捕头下令向外开枪以驱散人群，结果造成13人死亡、40几人受伤，有49人则被拘捕，被称为“五卅惨案”。工部局其后宣布戒严，租界内的大学被封闭。借此契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具体领导事后的“斗争”。
而由6月1日开始，全市工人、商人、学生等一起罢工、罢市、罢课。“三罢”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约有25万工人、20万商人、5万大中学生参与，总人数超过50万。包括教育、文化、宗教界人士以及地方士绅、社会名流等都有参与其中[3]。
运动后期商人群体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积聚大量矛盾，因此商界于6月24日宣布停止罢市。9月18日，卢永祥令上海戒严司令奉系军阀邢士廉，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通缉李立三、刘华等工人领袖。8月中旬，各地工人停止罢工，罢工事态逐渐平息[2]。
根据工部局警务处汇集分区捕房的原始日志[4]，老闸捕房在5月30日，即沪案事发当日下午一点左右，接报南京路多处有学生演说和人群聚集。英国籍捕头爱活生(E.W.Everson)随后奉召带领一队欧籍巡捕前去，在场拘捕三人带返捕房，期间有民众一直跟随而到捕房后逗留在外不肯散去，进而都被一齐拘捕。爱活生等巡捕后再前去西藏路类似集会现场，再拘捕一名举反日旗的学生带返捕房，有大批学生跟随到捕房外并拒绝散去，随即都被拘捕。
日志记录到下午二点四十五分，有一名巡捕在西藏路驱散集会人士的时候，遭到对方袭击而被打倒在地，为首几名涉嫌袭击者即时被捕再带返捕房，不过跟随的民众有多人跟著巡捕和被捕者进入了捕房审讯室。在巡捕尝试驱离闯入人士的混乱过程中，被捕者乘机逃脱。其后捕房方面人员艰难地将人群推出捕房范围，迫使聚集人士向南京路东退去，巡捕们有同时劝吁人群平静散去，但在到达永安公司对面时人群停止移动并对巡捕出现威胁性态度，几个人更有出手殴打两个巡捕，记录指其中一名巡捕被打倒后还有人试图抢夺巡捕的佩枪。巡捕们对此开始用木棒和警棍驱赶人群，但是记录表示场面仍然失控。巡捕们之后被大批人群逼返到捕房门口，期间有人大叫“打死外国人”和有人意图抢夺巡捕武器，此时捕房门口已集结相当警力持枪而子弹已上膛，捕头爱活生为防止逼近民众再接近捕房范围而下令向人群开枪，据计当场一共发射四十四枪而驱散人群。警方枪击即场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后因伤重而死，十四人负伤后收治仁济医院并扣留。后捕房在清理现场中收缴大量各式旗帜和小册子。
记录事后共有四十六名学生被捕并被拘留，均被控进行暴乱，当中二十二人是西摩路上海大学学生，七人是麦根路同德医学院学生，十五人是小沙渡路大夏大学学生，二人是商务印书馆职工。后有二十一人被获准交保释放。
根据时上海万国商团司令戈登上校（Colonel W.F.L.Gordon）事后的报告[5]，在5月30日警务总巡告知南京路发生骚乱后，遵照工部局总董的口头指示是预备召集了各国武装队，并集合队伍于31日晚间在闸北边界周围进行巡行以展示一定的震慑力。至6月1日各武装队奉令驻防各自营地，警务总巡在上午十点告知浙江路南京路口（聚集示威者）出现失控情况，商团司令随即指令上海苏格兰队和“甲”大队前去清场恢复秩序。
到6月2日下午有人从西藏路白克路口的一个弄堂枪击巡逻中的美国骑兵队，造成一名下士受伤，一匹马死亡和另一匹受重伤。其后在新世界再有一排枪向下攻击骑兵队，商团司令召唤驻守跑马总会的O.C.第一纵队前去包围新世界，不过部队途中在静安寺路西藏路口遭遇到两边有埋伏射击。后骑兵队、苏格兰队和巡捕们进入新世界大楼搜查，未有发现袭击者身影而寻获一条地下通道，通道可贯通新世界南北两边的楼房。商团司令接获报告指在福州路集结的人群曾有不少欢呼和掌声，据此司令推断袭击者是经该路逃离现场。
商团司令在6月3日接掌租界防守部队司令，针对新世界枪击事件和南京路曾有人上屋顶向骑兵队投掷石块，司令决定在几个主要屋顶设置岗哨并禁止居民登上屋顶。上海市政厅则宣布戒严，各国在港海军陆战队随后上岸，与万国商团一起维持市面秩序[6]，司令报告指出由于众多海军陆战队接手多个重要地点的守卫任务，令商团得以减少了武装人员和巡逻频率。商团到6月底为止剩馀五十人是日夜轮流值守。
这次支援市政当局的任务终止于8月28日，即解散各召集队伍。报告统计商团集合兵力最高峰时达到1,360人，数字未包括在各自居所当值的后备人员。
根据时工部局代理火政处长戈登.戴森（J.Gordon Dyson）事后的报告[7]，率先在5月31日下午是接获老闸捕房总巡发出援助（清场）请求，火政处就出动了中区和新闸区的救火队，各队带一架五百加仑的里兰牌抽水机前去南京路，分别对向东西方向，水龙管嘴朝向转角位与其他指定位置射水以驱散人群，在三个小时后人群散去救火队便离场。老闸捕房处就留守一架丹尼斯牌抽水机，是由新闸区火政处运去，在警署内架设长达14日。
在6月1日上午，中区的消防队再奉召到南京路协助警方清场，报告指救火人员是在冒著示威人士雨点般的石块攻击下、利用路上一个旧式的水龙头射水驱赶人群。驱离示威人士期间有多个抽水机手，包括在场指挥的管带都被掷石或其他投掷物击中，一名救火队员眼部被重创以致其后多日都无法动弹。
在6月4日傍晚，杨树浦的消防队奉召到日商东华纱厂驱散示威者，不过抵达时人群早已散去。其后在现场架设一架里兰牌抽水机，全部由管带操纵日夜值守以警戒再有示威人士聚集，一直风平浪静直到7月20日撤离抽水机。
当场死亡的13人是[8]：
在上海惨案（六一惨案）发生后，时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国际各国之间，就调查案件事宜多番交涉。驻华公使团在对第一次执政府方面照会的答复中，否认上海租界捕房有直接责任，其后的覆牒认为执政府方面的调整报告不甚完全，同时通知公使团更自行组织调查委员团会派赴上海调查。各国委员团是于6月10日抵达上海开始调查工作。6月15日北京公使团电令在上海之六国委员团组织沪案委员会，与执政府方面委员迅速开议。执政府也特派郑谦、蔡廷干、曾宗鉴、虞洽卿四人为谈判代表，与六国委员接洽开议[9]。
在与中方的谈判搁置后，公使团经考量赴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对沪案有如下结论：
不过英领巴尔敦收到决定后就向在京大使白乐德（Charles Michael Palairet）和英国外交部抗议，坚持要求对沪案重新进行司法调查，声言如果公使们继续实行计划他将会“尽其所能为不平之感而战斗”，英国外交部接纳了巴尔敦的诉求，公使团亦搁置转达和公布上述决定的计划。
到7月6日工部局美国会董费信惇（Sperling Fessenden）更致函上海领衍领事，清楚地拒绝了实行公使团的决定，声称工部局仅对上海（外国人）选民负责。7月11日英国外相张伯伦向白乐德提出司法重查沪案，主张由英国人担任主司法官，选美国人同华人各一人为司法官，并计划让工部局预先宣誓会遵守司法委员会的判决。张伯伦在与美国、法国和日本方面多番交涉后，到7月尾获得上述各政府的同意。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方面则较晚得知司法再调查的决定，就拒绝了选派司法人员参与，本土民间亦不看好此事[1]:41-46。 司法委员会于10月5日在上海正式召集。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6日于当地报章上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称中国居民与司法调查毫无关系。司法委员会经多次登报公布预备调查后，于10月7日至27日进行调查聆讯与取证[3]。27日委员会结束第13次会议后就休会考虑调查结论。最后在12月份正式形成报告，英、日的司法官得到结论大体一致，认为巡捕和工部局无罪，而美国司法官则在许多极具争议的问题上同情华人的观点[10]。美国委员的报告证实了六国委员团所得到的印象，即认定工部局未有充分的预防措施去阻止骚乱，同时是严厉地谴责了麦高云的擅离职守[11]。三人的报告书都认为在南京路事发当时的环境下巡捕是“别无选择只能开枪”[10]，但美国的司法官认为致使这种情况出现巡捕是负有责任的，因此建议麦高云辞职[12]。 公使团未有理会北京政府随后发出与司法调查报告争锋相对的要求，于12月11日开会研究了结沪案之办法，决定：第一，负有责任的巡捕请辞并由工部局接受；第二，向华人受害者支付合理数目的慰问金[13]。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于21日表示接受上述的建议。最后麦高云和爱活生向工部局请辞获接受，工部局也向中方支付75,000元的慰问金[14][15]。北京政府接此结果表示不予承认，还指令退款回工部局，而五卅案交涉至此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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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爆发后，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推进以及成功，收回租界、收回教育主权、反基督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惨案发生翌日，上海总工会在宝山路宝山里2号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各科正副主任大部分为共产党员。6月5日，青岛四方机厂全厂罢工，全市各界迅速响应。秘密返回青岛的邓恩铭主持成立了上海事件后援会，发表宣言，确定了各界反帝斗争纲领。6月8日，青岛全市大中学校罢课。10日全市市民大会召开，动员全市民众举行示威游行。16日全市各界3万余人举行了青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中共青岛党组织以工人、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各界外交促进会，继而成立了青岛市工界联合会。9月18日，上海总工会会所被查封，于是在狄思威路麦加里成立汪寿华负责的秘密办公机关（直到1927年3月进驻闸北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先后发动了20万人次的总罢工。
全中国陆续出现响应反抗外国在华势力。各地学生纷纷发动罢课、工人发动罢工。上海等地商人亦罢市支持。提出的要求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等。特别是在事件中的英国和日本更倍受针对。汉口、镇江、九江、重庆皆有因排挤英人及日人而起的流血冲突。部份外籍人士受到袭搫，外国使馆、商店被抢劫。而英国军队则在汉口、九江等地的冲突中向群众开枪。
广州国民政府则策动香港及广州沙面英租界之工人罢工，称为省港大罢工。之后广州学生、军人及工人在6月23日游行，与沙面之英法军队冲突，约二百中国军民死伤，称为沙基惨案。
7月23日以大康纱厂工人为首再度形成纱厂同盟大罢工。次日张宗昌率新任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从济南赶来青岛，接受日本人和青岛买办商人的收买，于7月26日调集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封闭铁路工会和各纱厂工会，逮捕杀害了中共青岛负责人李慰农与胡信之等，镇压工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一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工人学生骨干被捕，青岛国共两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民众团体全部被取缔，民众的一切自由均被剥夺。中共青岛党组织的活动和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1926年5月29日，上海各界人士及人民群众团体集会游行，以纪念一年前发生的五卅惨案，并在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举行烈士墓奠基典礼。翌日，唐驼题字：“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界全体国民为五卅殉难烈士建筑公墓举行奠基礼纪念，唐驼敬书。”
1930年代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堵封，改由贵州路门口进出[8]。原五卅惨案流血地点——老闸捕房南京路大门处改建为商铺，即今南京东路766-772号的大光明钟表店。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宝山里2号上海总工会会所)，为日军炮火所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又在烈士墓西南建造五卅小学。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碑亭为炮火所毁。
1938年，日军将五卅烈士墓全部炸毁，部分烈士遗骸被移葬大场。
1949年以后，老闸区与黄浦区并合，于是将贵州路101号老闸捕房的原址改办培光中学。
1959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77年，重新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1980年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
1985年，上海市文管会在遗址勒石纪念并举行揭幕仪式。1985年，改为上海市商业职业技术学校。目前，商职校里仍保留着以前老闸捕房的牢房旧址供人参观。1985年，老闸捕房旧址也被公布为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在原址另建楼房，现为上海第五衬衫厂仓库及食堂。
五卅惨案的死难者埋葬在闸北宝兴路方家木桥北首（今静安区广中路668号广中路停车场内），建有正方形的五卅殉难烈士墓碑碑亭，碑上刻有谭延闿书写的“来者勿忘”四字和蔡元培撰文的碑文。碑亭顶部四角刻有醒狮雕塑，每个墓顶上刻有雄鸡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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