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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石器文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良
吴越地区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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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 时期 约前9000 | 约前1100 |
上山文化 | ||||||||
跨湖桥文化 | |||||||||
河姆渡文化 | |||||||||
马家浜文化 | |||||||||
崧泽文化 | |||||||||
良渚文化 | |||||||||
钱山漾文化 | |||||||||
马桥文化 | |||||||||
周 约前 11世纪 |
勾吴 约前1100﹣前473 |
于越 约前1100﹣前306 | |||||||
东瓯 前472﹣前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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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前306﹣前222 | |||||||||
秦 前222﹣前209 | |||||||||
西楚 前209﹣前201 | |||||||||
汉 前202﹣196 |
吴(刘濞) 前202﹣前153 | ||||||||
孙吴 196﹣280 | |||||||||
晋 280﹣420 | |||||||||
南朝 420 | 589 |
宋 420–479 | ||||||||
齐 479–502 | |||||||||
梁 502–557 | |||||||||
陈 557–589 | |||||||||
隋 589﹣618 |
高智慧 刘元进 沈法兴 | ||||||||
唐 624﹣907 |
陈硕真 袁晁 裘甫 董昌 | ||||||||
吴越 907﹣978 |
杨吴 902﹣937 | ||||||||
南唐 937﹣975 | |||||||||
宋 978﹣1276 |
方腊 | ||||||||
元 1276﹣1355 |
杨振龙 陈空崖 方国珍 | ||||||||
张士诚 1355﹣1367 | |||||||||
明 1368﹣1644 南明 1644﹣1646 |
叶宗留 | ||||||||
清 1646﹣1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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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通 1708 张念一 1709 | |||||||||
上海公共租界 1845﹣1943 | |||||||||
上海法租界 1849﹣1943 | |||||||||
太平天国 1853﹣1864 | |||||||||
中华民国 1911﹣1949 |
日据 1937﹣1945 |
上海市大道政府 1937–1938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1938 | |||||||
上海特别市政府 (日占时期) 1938–1945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今 |
分属浙江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南)、上海市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皖南)、江西省人民政府(上饶市)等 | ||||||||
标注之年份为该政权统治吴越地区的时间 |
良渚先民善用石犁耕作,稻米开始成为主要粮食来源,并有原始文字。良渚文化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摇篮,良渚玉器标示文明时代已经到来,与北方龙山文化交流密切。良渚文化结束于酋邦或国家解体,农业衰落,玉器失传,继后的马桥文化倒退回自给自足、狩猎与采摘的经济状态,回复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
良渚文化发展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末至后期[1]:150,其年代学者意见不一,邵望平认为良渚文化存在于距今5300年至4000年或稍早,历时1200多年[2]:131,许倬云认为存在于距今5300至4700年,延绵600年左右[3]:314,林巳奈夫认为繁盛于距今6000至5000年[4]:53。良渚文化中心分布区为环太湖地区,即长江三角洲江南部份,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区,南临杭州湾及钱塘江北岸,影响及于宁绍平原,东濒于海,向西止于镇江茅山和天目山山地,向北越过长江,极盛时抵达江苏淮北[5]:291[2]:131。遗址位置多在馀杭良渚一带、上海福泉山一带、苏州东部地区及无锡南部[5]:292。良渚附近的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处有大型人工土筑高台,遗址分布密集,这地区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而莫角山遗址群是其核心[3]:320-321。在良渚文化中期,太湖南岸的良渚遗址群处于最具优势的地位,而到了后期,权力重心移到了太湖北岸常州地区的寺墩遗址一带[1]:157。良渚文化区整面积约36500平方公里,平原面积约占整面积六份五,零星分布高数十米至百馀米的孤丘,平均河道密度达每平方公里3至4公里。平坦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区域内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沼泽环境和肥沃的土壤,提供丰富的野生食物资源;灌溉便利,有利于农业和水稻种植,成为良渚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5]:290-291。
良渚文化的遗物在1930年代发现,特征是一种磨光黑陶,曾被称为“龙山文化的杭州湾区”[2]:131、“浙江龙山文化”[6]等。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馀杭良渚镇附近棋盘坟,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同年开始在良渚镇附近发掘,发现更多的黑陶和石器。施昕更认为这些文物与龙山文化属相同文化系统[7]:195。1959年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区的命名,但直至1970年代中期,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所知仍不多。1970年代江苏武进寺墩等出土大量玉器,掘出完整的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品多达124件,以玉器为主,其中有33件玉琮、24件玉璧,这些收获,使学者对良渚文化社会的认识发生巨变。其后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昆山赵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馀杭反山、瑶山等地连续发掘殉玉大墓,特别是1993年公布馀杭莫角山大型基址的发现,使学者确认良渚文化的特征[2]:132。
良渚文化出现了以琮、璧和钺为主体的大件玉质礼器。琮是良渚玉器中体积最大,工艺最精,最富特色,最具权威性的玉器,是敬天的礼器,通神的法器或贵族首领身份的象征。反山12号墓出土一件玉琮,重达3500克,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被视为“琮王”[2]:132。玉琮是呈方筒形,内侧为圆柱形的中空玉器,用于祭祀,中空部份,被认为是连通天神与地神的通道。玉琮表面雕刻精细[1]:153,制作精美,刻有各种各样兽面纹,很多大型玉琮四面都刻有兽面,高身玉器上的兽面可以分好几层[4]:53。兽面有猫头鹰卵形的眼睛,内外眼角下垂;头上覆盖著舒展开的羽冠,头呈倒梯形,底部较窄[4]:57、95。小部份兽面纹则是人面与兽面组合而成的,表现出“人兽合一”[8]:90。兽面纹周围装饰有“の”字形涡纹,表示神像充满“气”[4]:11-12。
玉璧呈圆盘形,中有圆孔,形状精致,亦用于祭祀及驱邪[1]:153,也是财富的象征[2]:132。玉钺按武器石钺而制成,显示军事权力[1]:153。反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玉钺,制作精良,被视为“钺王”,有70-80厘米长镶嵌玉粒的木柄,木柄头尾两端安有玉件,玉钺横嵌入柄中,是军权、王权的象征。除兽面纹外,有的玉器刻有鸟纹,或庄重而复杂类似族徽的图案[2]:132-133。有一种锥形的玉器,是用作插头的笄,方形尖顶,长约20厘米,另一端厚度减小,上面有钉孔,好像用榫头连接著笄的底部[4]:63。良渚文化玉材出自江苏溧阳天目山馀脉小梅岭的透闪石矿[3]:336。玉器不是统一生产的,在良渚遗址群的塘山背遗址及江苏句容丁沙地等遗址,都发现玉器加工作坊[1]:158。馀杭塘山遗址有玉器作坊,出土了400多件石质制玉工具,包括砺石、切磋石和雕刻用石;玉质残料100多件,大部份留有制作加工的痕迹,此外发现了三处石块砌筑的作坊遗址[5]:293。
石器方面,良渚文化出现扁平的长方形穿孔石斧和有段石锛,都是伐木、析材、构建木架的工具,合乎高脚木屋和木架平台之用[3]:330。耕具方面有石犂、耘田器和石镰等,翻土工具石犂不但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器型颇大[9]:129。礼器亦有石制,福泉山遗址用玉数量较少,大件琮、璧也有石质的[3]:320。良渚文化陶器以灰黑陶为主,辅以夹砂红陶,陶器盛行圈足和平底,陶壶多用贯耳[5]:564,制作陶器使用了快轮技术,福泉山等大墓随葬的陶鼎、陶壶遍施精美的刺纹,并有彩绘的陶器。但陶器的社会地位不能与玉器相提并论[2]:135-136。反山、瑶山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漆器,其中有嵌玉的漆器。良渚文化的另一成果是丝帛的问世,在钱山漾发现了装在竹篚中的丝带和丝帛[2]:134-135。
良渚文化共发现500多处遗址,呈聚落群分布,形成几个大的聚落中心,每个聚落群有遗址数十甚至百多处,规模庞大,密度较高[10]。聚落群之间形成等级上的差异[5]:292,从墓葬、祭坛、纪念性建筑的规模来看,良渚遗址群无疑处于第一等级,而其馀遗址群处于第二或第三等级[5]:294。聚落群内也有明显等级差异。遗址间的规模进一步分化,有像昆山绰墎这样数十万平方米的,也有馀杭上口山和杜山那样仅数百平方米的[5]:292。遗址群以某一个大型遗址为中心,次一级的遗址围绕中心遗址分布,离中心遗址愈远,遗址的等级越低[5]:294。
良渚遗址群大致由三个聚落群组成,聚落大小规模可分三级。其中一级聚落1处,为莫角山遗址,面积3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9处,面积3至9万平方米;三级聚落30处以上,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下,其中三份一不足5千平方米[5]:294。聚落形态既有像庙前一样的小型居址,也有像莫角山、卢村之类的大型宫殿型建筑。莫角山遗址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达30馀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8米,遗址中部偏北有三个土丘,夯筑面积不少于3万平方米,西北方者为小莫角山,有成排的柱洞,和大量红烧土块,整个良渚遗址群以其为中心,围绕它而分布,可说是政治权力中心[5]:293。莫角山、反山和周围的一些小遗址,被夯土城墙所环绕,总面积290万平方米。城墙北面一条长墙与天目山平行,长5公里,宽20-50米,部份用夯土建筑,部份用砂子和卵石堆筑,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该墙用作防洪[11]:249。
各个遗址间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出现专门的墓地、居住区和作坊区[5]:292。江苏吴江梅堰龙南发现的良渚文化早期村落遗址,在两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12座房屋及18座墓葬,有河水流经村落,屋址散列西岸,河岸则有护墙。良渚文化有不少古井,井壁有芦苇竹木等物加固[3]:330,这是因为太湖池塘仍多盐,只有汲取井水始得淡水。良渚笋山庙前的遗址出土木构井字排列的窖藏,而良渚茅庵里的遗址,则有打入淤泥的两排木桩,用苇编夹住,中间以泥土填实,这都是善用木结构的例证。堆土填高和木结构,是为了应付低湿地形、避免水患的对策[3]:331。
在住屋方面,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发现“干栏式房屋”,推测该类房屋曾在此文化流行。
良渚墓地已不见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那种大量墓葬密集分布,墓地较为小型,墓葬之间往往两两相对而有关。大、中型墓地的营造,普遍采用土墩埋葬,土墩规模远远超过崧泽文化,大型土墩可达几万立方米,如福泉山土墎达5万立方米[5]:292-293。土墎并非为个人而建,而是群体墓。土墎墓是由圆丘状的单个坟墓集中建于一处,最终形成巨大的土墎[1]:152。大型墓地并出现专门的祭祀场所和祭坛。祭坛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需要动用大量劳力建造[5]:293。在良渚文化中期,出现另一种土墎墓,是由祭坛的土丘转作墓葬的,土墎内,有用于祭火的烧土台,四周有壕沟。浙江杭州馀杭区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均属此例[1]:152-153。瑶山墓地原是一处20米见方,2米高的祭坛,祭坛废弃后成为了贵族墓地,从坛面上清理出12座殉玉墓[2]:138。有些土墎墓墓葬呈列状,如瑶山土墎有南北两列,两者随葬品显著不同。南列的随葬品有玉琮、玉钺和三叉形冠饰,北列则有玉璜、纺车。两列的差异,应是男女性的差异[1]:154。
约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一种贵族专用的高台墓地,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筑。上海福泉山墓地就是高台平顶墓地,其上已发现良渚文化晚期大墓27座,各有墓圹,有彩绘葬具,陪葬品丰富,多在百件左右。安葬时可能举行过火烧仪式。小部份墓地发现人殉。又如馀杭反山贵族墓地,亦为一人工堆筑修整过的高台墓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30米,各墓均有墓圹,有的有独木棺和外椁,随葬品以玉器为主,总计有千件。这类高台墓地上没有就地掩埋的小墓,反映这种高台墓地为社会上层贵族所专有[2]:138。陪葬品有明显分化,玉器的使用成为墓葬等级高低的重要标志。大型墓葬大量使用玉器和石器,陶器则较少,主要有玉钺、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往往多达数十至数百件,制作精美,有繁缛和精细的图案[5]:293。反山土墎墓的20号墓有大量玉器随葬品,总计达547件,该墓应为最高首领的墓葬[1]:156。中型墓葬也有玉器、石器和若干陶器,种类与大型墓葬相似。小型墓葬主要以陶器陪葬,有少量石器和小件玉器,日常器物较多[5]:293。
良渚文化的政治体是酋邦,也有学者认为是国家雏形[3]:319,聚落大小规模可分三级,这种聚落形态体现了酋邦社会结构的格局。聚落中心都营建有规格不等的土墎。具有祭祀或殡葬功能。莫角山规格最高的宗教祭坛,附近的反山和瑶山两座殡葬祭坛,是酋邦所能动用劳力的最好标志[5]:294-295,其具有可观的组织和管理能力,足以动员大量劳动力,建造高台和墓葬。以莫角山平台的工程而言,广30万平方米的平台,估计须用50万立方米的土方,至少要动员60万人日工。若以100日完成计,即须动员6000人连续工作,加上组织和给养人员,共须使用约一万人。具有如此组织能力的良渚文化,应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3]:322-323。地域首领通过向下层区域首领分配玉器,形成同盟关系。玉琮作为政治威信物,在区域首领间缔结同盟时,被切割分配给各方,故玉琮上曾有被切割的痕迹。良渚遗址群至少在良渚文化中期,曾居盟主地位[1]:158-159。许倬云认为,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产生,不是出诸武力的征服。良渚文化的人群,因为要治水平土,须有超越单一村落小区的合作,从而组织为相当复杂的体系[3]:332-333。
一些考古学家则认为良渚文化已出现早期国家。严文明指出,莫角山遗址可能是一国之首都,而反山和瑶山的贵族墓地则可能是王陵[11]:252。邵望平指出,莫角山遗址是一处经由人工修筑的台形基址,面积达30万平方米以上,高出周围地面数米,其上发现超过14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及柱洞,说明这一大型台址上有过夯筑台基、土坯砌墙、木构框架的建筑,其中有的面积极大,绝非一般民居,而是宗庙、宫室或宗教中心建筑。整个莫角山台址,就是一座城,周围34平方公里范围内,密集出现各类大小遗址至少50馀处。墓地遗址连同大小不等的聚落遗址,构成一个依托于莫角山台址、有内在联系的特大遗址群,在更远的四野还有稀疏聚落,展示出一个方圆数十里早期国家的轮廓。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的大型遗址群,不只一个,如浙江嘉兴雀幕桥遗址群、上海福泉山遗址群、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群,虽大小不一,文明却有一致性,应是一些文化传统一致,政治上有联系,星罗棋布的早期国家。这些分散的邦国中已崛起像莫角山那样“盟主”式的大国,成为独霸一方的“方国”[2]:139。馀杭反山第12号墓除出土“琮王”、“钺王”,还有不少石钺,有学者推测这些石钺是死者生前亲兵武士的奉献,成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份武士阶层已经形成[2]:138。
良渚社会成员地位分化,形成以酋长为中心的贵族阶层和普通平民阶层。社会成员财富分化加剧,奢侈品生产为贵族阶层所控制[5]:295-296、293。玉质礼器并非一般社会成员所能拥有,其中的精品只能属于政治、军事、宗教首领或最高层贵族[2]:134。根据对玉器的分析,酋长权力已形成。琮、璧和钺开始超越个人饰件的范畴,成为宗教与世俗权力象征。主要为男性拥有,男性地位居女性之上,而璜则是女性象征[5]:295-296,反映领导权掌握在父系手中[1]:155。真假玉的使用也可能反映了等级。良渚酋邦中心的反山和瑶山大墓出土的玉器都是真玉,福泉山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荷叶地用玉基本上真假掺半[5]:296。玉器制作繁复困难,从玉料的开采、解玉、设计、琢玉造型与饰纹,涉及一系列高难度工艺,特别是那极为繁缛的兽面纹,有的在一毫米的间隔中需通过三道阴线,这种玉器绝非出自家庭副业,必定由脱离农业劳动生产的专职,甚至是世袭的工匠来生产。必需在强权控制和组织下才能进行[2]:133-134。
良渚墓葬存在著明显的阶级区分,社会已有分层的结构,由包括葬制在内的社会制度加以确立和维护[2]:139。墓葬安置不再是家族墓葬,并非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而是根据等级地位划分不同区域分别埋葬。贵族成员的墓葬,大多位于土墎祭坛上,贵族和平民陪葬品也有不同[5]:295。反山、瑶山的墓主是上层贵族,海宁县荷叶地发现的16座墓葬则属次一等的贵族,其陪葬的玉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较反山、瑶山的逊色。平民的墓群则散见于聚落周围,找不到墓圹[2]:139。良渚文化发现的武器非常少,随葬的玉钺和石钺使用痕迹不明显,应只是象征权力的器物,而非实际使用的武器。墓葬中也没有战争暴力死亡的迹象。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可能因是木制而没有考古发现,难以断定良渚文化是比较和平的社会[5]:296。
良渚文化因社会复杂化,加强发展稻作农业,稻米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粮食来源。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支柱[9]:128、131,发展集约式稻作农业[1]:150。在良渚早期,稻米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们更善于选种、驯化和栽培稻米[9]:129。农具种类和数量大幅增加,有石犁、耘田器、石镰等[5]:294,石镰是切割稻谷根部的工具[1]:150。新农具包括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犁耕代替了耜耕,增加了耕作效率[3]:330,并能耕耘大面积的土地[9]:129。考古发现一种名为“千篰”的工具,用来往水田放水和泥,平整田泥。当时应有田埂包围的灌溉水田[1]:150-151,排手、散水、护墙及堤岸,是为了开垦沼泽,驯化为稻田[3]:332。良渚文化亦出现家猪等家畜[1]:150。
良渚文化属神权体制,宗教色彩极浓[5]:568。聚落中心都营建有规格不等的土墎。大部份土墎都兼具祭祀和殡葬功能,如莫角山规格最高的宗教祭坛、反山和瑶山两座殡葬祭坛[5]:295。莫角山遗址土台间发现一处大型版筑建筑物基坛,可能用于祭祀、聚会或立誓团结。社会群体的团结,通过祭祀活动而实现,形成宗教祭祀国家的雏形[1]:155、159。琮象征宗教权力的合法性,本身有精粗大小之别,其代表的权力也有等差[3]:333。林巳奈夫指出,琮上兽面代表日神或火神,周围刻有幻日图像(幻日指出现在太阳外侧的小光点发出的光芒而形成的晕)。崇拜日神,是因为在稻作地区,稻米的成长和丰收离不开太阳的光和热。兽面头上戴著羽冠,羽冠代表鸟的翅膀[4]:59,也象征太阳光线。玉琮孔中插入代表阳光的羽毛或茅草后,具有神的威力,琮孔是神灵降临停留的地方,用来祭祀日神或火神[4]:63-64,并用火祭祀天神,福泉山遗址的祭坛长有数米,上面有火烧的痕迹[4]:99。李学勤则认为兽面是龙[8]:63-64。
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或原始文字,刻在玉器和陶器上的符文,图形几近规范化,必定有其确定含意[2]:137-138,李学勤曾释出“鸟”、“炅”、“封”、“燕”、“山”等14字,有些符号和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是相似的,可能和后来商周的文字有渊源关系[8]:104-105、109。许倬云则认为良渚文化有近于文字的图象符号,也许是族徽而不是文字。其中有刻在陶罐上的符号,连串排列,可能有约定俗成的意思[3]:321-322。刘莉亦认为,陶器上的符号可能用于交流,可当作原始文字,但不能视作文字系统[11]:252。
2013年,在整理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文物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学者徐新民发现更多文字符号。
2007年由复旦大学教授李辉主导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良渚人的Y染色体,得出其DNA主要为单倍群O-M119(O1a)(2.1万年共祖);而单倍群O-M119(O1a)高频分布于南岛民族如台湾原住民与菲律宾人中,在现代浙江占比接近25%,在中国其他南方省分亦有10%~20%的比例,这显示良渚人与南岛民族及壮侗语族存在血缘关系[12][13][需要较佳来源]。李辉本人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结束,分化出侗傣语系的壮侗语族,包括壮族、侗族、傣族、老挝人、泰国人等[14];但现代壮族与泰族的主要基因类型不是单倍群O-M119,而是O1b与O2a,与该说法有出入[15]。
居住在长江出海口滨海的良渚人中存在高比例单倍群O-M119(O1a)基因,但其他内陆遗址的良渚人遗体中未检测出该基因,这显示在当时东亚可能存在两支不同民族的迁移路线,在海滨的南岛民族与在内陆的壮侗语族在良渚交会[16]。
根据良渚文化出土的鸟图腾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杜金鹏认为《禹贡》记载的鸟夷即是创造良渚文化的民族[17]。根据出土的农具与地理位置等特点,香港学者饶宗颐主张良渚文化由百越建立[18]。
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和高规格墓葬,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摇篮,东方文明之光与五千年中华文化第一证[5]:290。良渚玉器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具有政治、宗教、礼制等方面的意义,标示文明时代已经到来[2]:134。林巳奈夫认为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交流密切,犹如兄弟,两者所用图案一脉相承[4]:66。良渚玉器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饕餮纹有很多共同特点,李学勤认为虽不是直接承袭,却有密切的联系,以山东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为中介[8]:93、95。林巳奈夫认为殷周时代的饕餮纹源自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矗立在头上的长毛束,乱蓬蓬的头发,头上的介字形,兔唇、髻,都由良渚文化流传至商代[4]:53、90。良渚文化已有形成中的文字,与典型的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性质相近,在文字形成史上,大致与大汶口文化陶尊刻文处于同等位置[2]:137-138。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将“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
良渚文化大约在距今4千年时消失,之后的马桥文化无论是是农业经济、玉器、聚落形态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有显著的倒退[5]:294。学者提出多种理论解释良渚文化的消亡,有洪水说、农业恶化说、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有关良渚文化的去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说认为在本地发展为马桥文化,一说认为良渚文化已消亡,主体向外迁移[5]:564、562。
第一种观点指出马桥文化的生产工具,仍有良渚文化常见的石镰和有段石锛,其陶器也和良渚黑陶有相似之处[5]:562。根据DNA遗传学研究结果,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遗传结构有明显的继承性和一致性,表明当地只有政治结构的解体,而不是民族的消亡,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差异,可以理解为文化性质的突变。由于以肩头弄为代表的文化涌入,形成一种全新文化融合和取代了良渚文化[5]:569、563。良渚文化投入过多劳力于浩大工程,建筑宫殿、陵墓和祭祀中心,社会上层领导功能消失[3]:334。良渚社会等级分化十分明显,人造土墎和精美玉器都消耗大量劳力,再加上新石器时代尚无商业,亦难以与其他地区交流,资源来源十分有限,祭祀活动太多更是耗尽了资源,统治阶层好大喜功,上下不能相契,无法维持统治阶层的神圣地位和权力基础,社会体系因而瓦解[5]:567、569。人们可能倒退回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各自为政和自给自足,由于自然资源比较充足,毋须努力农耕,马桥先民返回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酋邦社会解体,琮、璧和钺消失,社会结构退回到等级关系比较简单的状态[5]:569、296。许倬云认为,良渚文化的复杂社会体系,是因应集体合作治水的需求而产生。如果良渚文化晚期,自然环境良好,生活不难,不需依仗大地区的协调合作而与水争地,原有组织不再有存在意义[3]:333、336。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桥文化跟良渚文化差异太大,几乎没有玉器,却有小件铜器,而良渚文化是没有铜器的。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得十分精细光洁,而马桥文化的石器却十分粗糙,两者的陶器形制也完全不同,两种文化的差异远远超出同一文化序列的范围,因此马桥文化不是承袭良渚文化[5]:563-564。不少学者认为,由于环太湖地区地势低洼,而且良渚文化地层上有一层淤泥,反映良渚文化晚期气候突变,当地降水增多,水患严重,许多聚落被淹,良渚先民大规模迁徙,导致良渚文化消失[5]:564。有学者认为,约在4200年前,他们一支南下粤北,融入了石峡文化,主体则渡江北上,融入华夏文化。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农业恶化,约4000年前,良渚文化因海侵和水灾[5]:565,许多聚落和农田因水淹而放弃,稻田变成湖泊,农业经济大受打击,良渚复杂的社会文明解体。洪水带来饥荒和瘟疫,导致良渚文化突然衰落[5]:566。不过水患是江南水乡的常态,当地人不会一筹莫展,洪水说难以成立[3]:328。也有学者指出,良渚文化中期以后,天气变得温凉干燥,不利稻作生产,导致失收和虫害,无法维持贵族阶层的奢华消费,社会因而崩溃[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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