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菲利普·皮埃尔·伊夫·艾略特·特鲁多，CC，CH，PC，QC，FSRC（法语：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1919年10月18日—2000年9月28日），常作皮耶·特鲁多，常用姓名首字母缩写PET[2][3][4]，加拿大政治家，为第15任加拿大总理。于1968年至1984年间两度出任总理，期间于1979年至1980年短暂担当官方反对党领袖。他的总理任期达15年164日，为继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和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后加拿大史上第三长。
| 非常尊敬的 皮埃尔·特鲁多 阁下 Joseph Philippe Pierre Yves Elliott Trudeau CC CH PC QC FSR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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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任加拿大总理 | |
| 任期 1980年3月3日—1984年6月30日 | |
| 君主 | 伊莉莎白二世 |
| 总督 | 爱德华·理察·施赖尔 让娜·索韦 |
| 副职 | Allan MacEachen |
| 前任 | 乔·克拉克 |
| 继任 | 约翰·特纳 |
| 任期 1968年4月20日—1979年6月4日 | |
| 君主 | 伊莉莎白二世 |
| 总督 | 罗兰·米切纳 朱尔斯·莱杰 爱德华·理察·施赖尔 |
| 副职 | Allan MacEachen |
| 前任 | 莱斯特·皮尔逊 |
| 继任 | 乔·克拉克 |
| 加拿大官方反对党领袖 | |
| 任期 1979年6月4日—1980年3月3日 | |
| 总理 | 乔·克拉克 |
| 前任 | 乔·克拉克 |
| 继任 | 乔·克拉克 |
| 加拿大自由党领袖 | |
| 任期 1968年4月6日—1984年6月16日 | |
| 前任 | 莱斯特·皮尔逊 |
| 继任 | 约翰·特纳 |
| 加拿大司法部长 | |
| 任期 1967年4月4日—1968年7月5日 | |
| 总理 | 莱斯特·皮尔逊 皮埃尔·特鲁多 |
| 前任 | 吕西安·卡丹 |
| 继任 | 约翰·特纳 |
| 加拿大枢密院主席 | |
| 任期 1968年3月11日—1968年5月1日 | |
| 总理 | 莱斯特·皮尔逊 皮埃尔·特鲁多 |
| 前任 | 沃尔特·戈登 |
| 继任 | Allan MacEachen |
| 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员 | |
| 任期 1965年11月8日—1984年6月30日 | |
| 前任 | 艾伦·麦克诺顿 |
| 继任 | 希拉·菲尔斯通 |
| 选区 | 皇家山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19年10月18日[1]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 |
| 逝世 | 2000年9月28日（80岁） 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 |
| 墓地 | 加拿大魁北克省圣瑞米公墓 |
| 政党 |  加拿大自由党 |
| 配偶 | 玛格丽特·辛克拉尔·特鲁多·肯佩尔 （1971年结婚—1984年离婚） |
| 儿女 | 4（包括长男贾斯汀·杜鲁多） |
| 学历 | 法律（LL.B.，1943年） 政治经济学（M.A.，1945年） |
| 母校 | |
| 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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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信仰 | 天主教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加拿大 |
| 服役 |  加拿大陆军 |
| 服役时间 | 1942年–1943年[1] |
| 军衔 | 军校学员 |
| 部队 | 加拿大军官训练团 |
以律师和知识分子背景出身的杜鲁多于1965年加入加拿大自由党，同年首次当选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员，并出任总理莱斯特·皮尔逊的国会秘书，再于1967年出任加拿大司法部长。他的外向性格成为媒体焦点，随之而成的“杜鲁多狂热”（Trudeaumania）有助他于1968年当选自由党党魁，他亦借此成为总理，并从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把持加拿大政治形势。他先后于1968年、1972年和1974年带领自由党赢取联邦大选，1979年大选则仅败予进步保守党，1980年大选再度获胜，再于1984年大选前不久告别政坛。
杜鲁多的性格和政治生涯在国内引起极化反应。支持者赞美他的智力和敏锐的政治能力，抑制魁北克十月危机，在魁北克主权运动兴起下维持加拿大国家统一并塑造泛加拿大身份应同，以及大幅改革加拿大的政治制度，包括从英国获取制宪权、确立《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以及实行法定双语制[5]。反对者则批评他的傲慢作风，认为他不善管理经济，并将国内决策权过度集中于联邦层面，从而损害魁北克的文化和草原三省的经济[6]。然而毫无疑问，他重新塑造了加拿大这个国家。
他的长子贾斯汀·杜鲁道先后带领自由党赢取2015年和2019年联邦大选，承父衣钵出任加拿大总理，成为加拿大建立联邦以来第一对担任联邦总理的父子[7]。为了区别两人，中文媒体不时将两人分别称为老杜鲁道[8]（老杜）和小杜鲁道（小杜）[9]。
家族和早年生活
杜鲁道家族可追溯至16世纪居于法国马西亚克-朗维尔的罗贝尔（Robert Truteau，1544年-89年）[10][11]；该家族首名迁居现加拿大的成员为1659年抵达的木匠艾天（Étienne）[12]。
皮耶·杜鲁道于1919年10月18日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乌特蒙（Outremont）出生[1][13]:8[14]，父亲是法裔加拿大人富商及律师夏尔·杜鲁道（Charles-Émile "Charley" Trudeau），母亲葛丽斯·爱略特（Grace Elliott）有法国及苏格兰血统，祖父母为魁北克法语系农夫[15]。夏尔拥有一系列加油站、数个矿场、蒙特娄一座游乐场、以及小联盟棒球队蒙特娄皇家队（Montreal Royals）[15]。他于1935年去世，皮耶与姊姊叙泽特（Suzette）和弟弟小夏尔（Charles Jr.）每人获发五千元遗产[16]:24。葛丽斯此后投身罗马天主教会事务和其他义务工作，不时走访欧美各地，间中带同子女随行[16]:25；皮耶馀生亦与母亲和姊弟关系紧密[17]。
杜鲁道小学时期就读乌特蒙的柯布学院（Académie Querbes），期间受到天主教所熏陶。该校主要教授英语系和法语系天主教徒，每班学生人数较低，杜鲁道于数学班和宗教班表现出色[16]:25–27。杜鲁道自幼便流利英法双语，有利他日后涉足政坛[18]。他随后入读声望甚高的法语耶稣会学校布雷伯夫约翰学院；该校以教授魁北克法语系菁英家族子弟见称[16]:27[19]。杜鲁道就读该校期间受到神职派法西斯主义和魁北克民族主义所影响。
杜鲁道在该校第七年（即最后一年）决心赢取罗德奖学金，在申请书中表示自己研习公众演讲和在校报撰文，从而准备日后投身公职，并获校长布兰神父（Father Boulin）称赞“在所有范畴皆表现卓越”:65。杜鲁道于1940年从该校毕业，但未有赢取罗德奖学金[16]:47。他此后决意投身政治，并到蒙特利尔大学修读法学学位:73。
二战和大学生涯
杜鲁道入读蒙特娄大学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首年；他表示在纳粹大屠杀未广为人知下，当时蒙特娄地区的法裔加拿大人青年（如他本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只是列强之间的一次角力，又指自己当时希望尽量在战时继续学业[20]:32。他当时反对加拿大征兵到海外战场[20]:32，并于1942年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席补选中协助反对征兵的让·德拉坡（Jean Drapeau）竞选 [20]:34。他又大力批评时任总理麦肯齐·金的战时政策，包括暂停人身保护令[21]:191。纵虽如此，杜鲁道仍于1942年加入加拿大陆军军官训练团（Canadian Officers' Training Corps），在家乡的预备役部队服役，学年间在蒙特娄军械库进行训练，夏季则到法纳姆军营（Camp Farnham）接受进一步军训[1][20]:34。
他于1943年从蒙特娄大学毕业，实习一年后到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学院（即现甘迺迪政府学院）修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覆盖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基督教[22]。在法西斯主义席卷欧洲下，当地不少知识分子迁居美国，哈佛遂巩固其学术中心地位[23]。杜鲁道在回忆录中坦言，哈佛的学术环境令他意识到二战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他错失了参与该世纪其中一桩重大事件的机会[20]:37[18]。
身为法语天主教徒的杜鲁道首次在魁北克以外居住，而哈佛受新教和美国英语文化影响的环境令他感到格格不入[24]，他因此于1947年改到巴黎政治学院学习[21]:137[25]。他随后转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哈罗德·拉斯基学习[26]，从而令他相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在民主社会的生活质素占重要地位[27]；然而他没有完成该校论文[28]。
为了寻找个人目标，杜鲁道于1948年夏季走访世界多处[21]:176，当中包括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土耳其、约旦和伊拉克[21]:176–179。他又使用其英国护照到访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和日本[21]:180–190。经过五年异地生活后，杜鲁道于1949年返回加拿大，思维显然较离加前扩阔，并对魁北克法语系居民“狭窄的民族主义”和该省政府的“威权主义”感到惊骇[18]。
早期事业
杜鲁道回国后迅即成为反对保守派魁北克省省长莫里斯·杜普莱西（Maurice Duplessis）执政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于1949年魁北克石棉工人罢工期间积极支持工人，后于1956年编辑一本名为《石棉罢工》（La grève de l'amiante）的书籍并撰写其序文和结论[29]，当中提出此次罢工在魁北克历史中占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人民开始反抗法语宗教势力和英语商人阶层对魁北克的长年保守统治[21]:289,292。杜鲁道参与这场罢工活动，令他落入省长杜普莱西的黑名单，无法在母校蒙特娄大学任教[18]。他遂于1949年到渥太华任职公务员，在联邦自由党藉总理路易·圣洛朗主导的枢密院办公室中出任经济政策顾问至1951年[29]。
此后杜鲁道返回蒙特娄，并参与创办《自由城市》杂志（Cité Libre）[29]，成了寂静革命时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他持有进步派价值观，且与联邦层面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合作社联邦联合会（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CCF）数名知识分子熟络，因此于1950年代支持该党，并成为该党成员[30]。由于他订阅过左派出版物，并曾到莫斯科出席会议，1950年代他曾被列入美国政府的黑名单而禁止入境；杜鲁道其后申请上诉禁足令并获胜。然而，到了1950年代末，杜鲁道开始抗拒社会民主和劳工政党，认为那些政党应搁置其狭窄目标并与自由党联手抵御民主制度[31]。
杜普莱西于1959年去世，杜鲁道则从1961年起在蒙特娄大学出任法学副教授至1965年，期间他的政治立场转向自由主义。他曾获女王大学招揽教授政治学，但因他宁愿在魁北克任教而婉拒[32]。
初进国会、部长时期
在友人佩尔蒂埃（Gérard Pelletier）和马尚（Jean Marchand）游说下，杜鲁道于1965年加入联邦自由党，并于同年联邦大选中代表该党赢取蒙特娄西部皇家山选区（Mount Royal）的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席，首度晋身国会。此后他在每次联邦大选皆在这个选区高票连任议员，直至1984年告别政坛为止。杜鲁道有感从CCF改组而成的联邦新民主党无法掌政，亦质疑该党主张集中权力的政策，因此选择加入自由党而非新民主党[33]。
杜鲁道刚进国会便获任为总理莱斯特·皮尔逊的国会秘书，此后在多次国际场合和会议中代表加拿大。他于1967年则获委入联邦内阁出任司法部长[1]，任内引入《刑事法修定法案》，当中包括废除刑法中反同性恋的条文，使同性恋在1969年非刑事化。他对此有一个著名的评论：“政府不该管这个国家的卧室里面的事”[34]。该项法案亦将避孕用品、堕胎和彩票等事物合法化，引入新的枪械拥有权管制，和批准对怀疑酒后驾驶人士进行呼气测醉试验。杜鲁道还放松了关于离婚的条文。在讨论宪法时，他和魁北克省长丹尼尔·约翰逊发生了冲突。
1967年加拿大迎来建立联邦一百周年之际，皮尔逊宣布退出政坛，并辞任自由党党魁。杜鲁道宣布角逐该党党魁职务，其竞选活动充满活力惹来媒体注意。而受到当时反主流思潮影响，很多青年人把杜鲁道视作他们的代表和新一代的标志，杜鲁道遂成为党魁选举大热。然而，杜鲁道只于1965年加入自由党，入党时间不长，大批自由党党员因此对他持有保留。此外，他对离婚、堕胎和同性恋等议题的观点亦被视为激进，更被为数不少的自由党党员反对，电视镜头更拍摄到内阁部长拉马什（Judy LaMarsh）在党大会上以粗俗用语指杜鲁道并非自由党人[35]。纵虽如此，杜鲁道仍于1968年4月举行的自由党党魁选举中击败老保罗·马丁（第21任总理保罗·马丁之父）和保罗·赫勒等多名资深自由党阁员，在第四轮投票以51%得票率当选党魁，并于4月20日宣誓就任总理[1][29]。
首相（1968年-1979年）
杜鲁道随后解散国会，并定于1968年6月25日举行联邦大选。杜鲁道的个人魅力使他拥有前所未有的人气，甚至出现了杜鲁道热（Trudeaumania）的现象，惠及他的选情[2][36][37]。竞选期间杜鲁道支持以参与式民主手段，将加拿大建设成一个“公平社会”（"Just Society"）。他又大力辩护实行不久的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和地方发展计划，以及他担任司法部长期间引入的刑法改革。
大选前夕，杜鲁道在蒙特娄出席年度施洗圣约翰节巡游，期间部分魁北克分离主义分子发动骚乱，有人向杜鲁道就座的看台投掷石块和瓶子。杜鲁道助手要求他采取保护措施自我掩护，但他则镇定自若地坐着面对暴徒，所表现出的勇气给加拿大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翌日他轻松地赢取大选，开始他近十六年的执政[38][39]。
首届杜鲁道政府实行多项程序变革令国会和自由党党团会议更有效运作、增加总理办公室的规模和角色[40]、并引入新项目从而扩大加国福利社会的规模[41][42][43][44]。
杜鲁道透过引入《官方语言法令》来实行皇家双语制和双文化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Bilingualism and Biculturalism）提出的大部分建议，令英语和法语成为联邦政府的共同官方语言[45]。宣布英法两语皆为官方语言的声明虽获反对党支持，但这项政策实际推行时却遇到较大争议。1966年至76年之间，法语系人士占联邦公务员体制和军队架构中的比例倍增，部分英语系加拿大人因此感到忧虑[46][47]。
杜鲁道内阁于1971年10月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从而体现皇家双语制和双文化制委员会报告的第四节。声明中确认加拿大为一个具有两种官方语言的国家，但同时意识到国内具有多种文化；即“在双语框架中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48]。这种观点挑战“加拿大由两个民族结合而成”的魁北克主流思想，遂令魁北克普遍舆论感到懊恼[49]。
杜鲁道于1970年面对首次严峻考验。恐怖组织魁北克解放阵线（FLQ）成员于当年10月5日绑架英国贸易专员詹姆斯·克罗斯（James Cross），再于五日后绑架魁北克省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史称十月危机。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记者于10月13日询问杜鲁道要采取什么程度的措施来对付恐怖分子时，他简短地回答：“看我的！”（Just watch me.）在魁北克省长布哈萨（Robert Bourassa）同意下，杜鲁道于10月16日引用《战时措施法》，给予政府一系列权力来逮捕和扣留疑犯而无需进行审讯。拉波特的遗体于10月17日在一辆汽车的尾箱中被发现[50]。作为挽救克罗斯生命的交换条件，五名FLQ恐怖分子获准流亡古巴；他们数年后返回加拿大并在狱中服刑[51]。
虽然此次事件一直颇受争议，而杜鲁道引用《战时措施法》的举动亦曾于当时被新民主党党魁道格拉斯（Tommy Douglas）等国会议员批评，但大多数民众似乎都支持杜鲁道的坚决果断行动[52]。
经过谘询各省省长后，杜鲁道同意出席由卑诗省省长贝纳特（W. A. C. Bennett）主持的会议，探讨从英国取回加拿大制宪权[53]。联邦司法部长特纳与各省政府磋商后草拟《维多利亚宪章》（Victoria Charter），确立一项权利宪章、法定双语制和宪法修正案否决权等事物[53]。这项协议获九个英语系居民占多数的省份支持，而魁省省长布哈萨则要求两星期时间让他征询该省内阁[53]。在魁省民意普遍反对协议下，布哈萨表示该省不会接受协议[54]。
杜鲁道希望加拿大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国的吉米·卡特等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1970年，他领导的加拿大政府早于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再于1973年成为首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总理。
1970年代早期，杜鲁道政府开始检讨加拿大的国防和外交政策，甚至考虑退出北约组织。虽然加拿大最后决定留在北约，但在随后的几年里，政府开始缩减军队规模。
1972年大选，杜鲁道的自由党组建少数政府。为了获取新民主党支持，自由党政府政策期间较左倾，包括成立国营的加拿大石油公司。
反对党于1974年5月否决自由党少数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并通过对杜鲁道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政府被迫解散并且举行大选[55]。1970年代中的经济衰退成为这次大选的主要议题。为应对国内通胀，进步保守党党魁斯坦菲尔德提议实行薪金和物价管制，但被杜鲁道嘲讽此举有如魔术师般施法术；杜鲁道反为提议实行一系列小规模减税来对付通胀[56]。新民主党支持者有恐进步保守党上台会实行薪金管制，因此策略性投票支持自由党[57]，自由党遂赢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继续执政。然而，在亚伯达省省长罗歇（Peter Lougheed）大力批评自由党财政预算案下，自由党在该省全军覆没[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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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道竞选期间提倡的经济方案虽获选民支持，但对通胀情况实际影响有限，而他从各方所取的意见亦有所矛盾而面临挣扎[59]。时任财长特纳与杜鲁道渐生分歧，而在反贴补税缺乏支持下，特纳于1975年9月请辞[60]。杜鲁道终在同年10月改变初衷，与新任财长麦当奴（Donald Macdonald）宣布引入《反通胀法》，实行薪金和物价管制。该法案涉及多项传统上由省政府管辖的范畴，因此触发最高法院审议；该院最终引用《英属北美法案》将之定为需由联邦政府介入的紧急措施而允许保留。杜鲁道于1975年圣诞接受CTV电视网访问时谈及经济，指联邦政府有需要进一步介入。然而他的学术性用词和假设性解决方案令外界认为他声称资本主义失败，亦令愈趋新自由主义的商界领袖对他失去信任[61]。
杜鲁道继续尝试提升加拿大的国际地位，包括于1976年在美国总统福特协助下加入七大工业国集团[62]。下议院于1976年7月14日以130票对124票通过C-84号议案废除死刑，一级谋杀刑罚改为终生监禁，首25年不得假释[63]。
与此同时，魁北克再为杜鲁道带来问题。魁北克自由党否决《维多利亚宪章》后民望上升，该党此后就宪制事务、省内规范法语为魁北克唯一官方语言、以及魁北克境内航空交通管制使用语言等议题与杜鲁道联邦政府采对立态度[64]。杜鲁道视此为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的挑衅行为而日渐生怒，并偶然道出他对魁北克自由党党魁布哈萨的鄙视[64]。1976年魁北克省选后，由瑞内·勒维克领导的魁北克人党上台执政，并承诺举行魁独公投；杜鲁道视魁北克主权运动崛起为他的最大挑战[65]。
1976年，在杜鲁道的支持下，该届奥运在魁北克省蒙特娄举行。当时蒙特娄市政府觉得奥运会是一门不能亏本的生意，但是在统筹过程里，因为兴建各项体育馆开支甚大，主场馆建做过程困难重重（工程要到奥运闭幕后十多年后才完工），导致耗资高达58亿美元。
整体来说，是次奥运会亏损24亿美元，令到蒙特利尔市政府多年来债台高筑：总共10亿美元的债务要到30年后的2006年11月才还清，是现代奥运会历史上亏损最严重的一次，也令到很多城市不敢申办奥运，直至1984年洛杉矶奥运出现财政盈馀为止，有分析指杜鲁道支持在蒙特娄举行奥运，是想削弱魁北克省的财政，迫使其在财政上依靠联邦政府，从而减低魁北克脱离联邦独立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压，杜鲁道禁止中华民国代表队以“中国”名义参加该届奥运[66]。此举为美国总统福特等人所批评，亦令加拿大面临多国谴责[67][66]。
随着公众逐渐对杜鲁道的性格和加国延绵不断的宪制争坳生厌，杜鲁道民望于1970年代末急转直下[68]。他出席1978年七大工业国峰会期间与西德总理施密特商讨竞选策略；施密特建议他宣布削支方案以平息对自由党政府录取赤字的批评[69]。自由党在1978年一系列下议院议席补选中失利，杜鲁道遂拖延举行大选至限期前两个月[15]。
杜鲁道在任期间，加拿大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他要求外国投资审查机构能够屏蔽掉一些外资投入，并试图增进和欧洲的贸易关系。他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关系极为糟糕。尼克松认为杜鲁道有精英的势利架子，政策偏向社会主义，所以很讨厌他。在白宫录音带中，他称加拿大总理为“那个傻×杜鲁道”。后来记者问杜鲁道听了这话有何感想，杜鲁道说“有比他好的人拿比这更难听的话骂过我。”这些年间，两国就贸易、防卫、能源、渔业、环境、外交等议题皆有分歧。尼克松下台后，在他的回忆录《领导人》（Leaders）中，对杜鲁道评价颇高，与周恩来、戴高乐等并列。
杜鲁道经常和美国就外交政策发生摩擦。他经常说美国五角大楼的人是一群“无聊小人”。卡特于1977年就任总统后，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当时的美国较为了解加拿大对政治和经济上的需求，而在两国同时出现停滞性通货膨胀下，加拿大亦前所未有地欢迎美国投资[70]。
在野（1979年-1980年）
1979年大选期间，自由党竞选策略集中于杜鲁道的果断决策性格和对宪制事务的充分掌握，但未了解到公众对该两点皆已感到厌惧。进步保守党党魁乔·克拉克则集中讨论国内经济状况，但在辩解该党政纲时有所挣扎，而杜鲁道在党魁辩论中表现理想，自由党选情遂现一线生机[71]。自由党在该届大选得票率超越进步保守党四个百分点，但票源主要集中于魁北克省，并于安大略省失利。进步保守党最终赢取136席，压倒自由党的114席，以少数政府姿态组阁[72]。自由党屈居第二，杜鲁道遂成为官方反对党领袖[1]。选后杜鲁道宣布辞去自由党领袖职位；当时他偏好由麦当奴（Donald Macdonald）继任[73]。
然而，在自由党开会重新选举领袖之前，新民主党财政评议员李博于同年12月在由进步保守党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加入附带动议，指执政党已失去下议院的信任[74][75]。下议院于同月13日表决，在自由党和新民主党联手下，动议以139票对133票通过，克拉克的少数政府遂告倒台，并触发一年内第二次联邦大选[76]。
另一方面，克拉克在魁北克的影响力远逊杜鲁多，魁人党认为时机成熟，省长勒维克遂于1979年6月公布于翌年春季举行主权问题公投[77]。在此背景下，自由党党团以至其本人亲友和顾问皆游说杜鲁多留任党魁[78]。自由党在该次大选中改变策略，刻意低调处理杜鲁多的领导地位，杜鲁多更缺席党魁电视辩论。在1980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安省票源重归自由党，该党遂重新获得多数席位，下台不到一年再次执政，杜鲁道亦取代克拉克再度出任总理[29][79]。然而，自由党在马尼托巴省以西全军覆没，突显加国东西两地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亦为杜鲁多新一届总理任期增添难度。
首相（1980年-1984年）
杜鲁道重新掌政后首要议题为应对魁省主权公投；就此他委派让·克雷蒂安为联邦政府的公投代言人，冀望克雷蒂安可有效向魁北克的工人阶级推销反对魁独方的立场。杜鲁道本人则拒绝承认公投问题内容的合法性，并指出公投倡议“主权-结合”方案中的“结合”环节（即魁北克与加拿大保持经济联繋）需获其他省份同意[80]
魁北克省议会于1980年3月就公投事务进行辩论，期间省长勒维克针对杜鲁多名称中的母系姓氏“艾略特”，指杜鲁多的苏格兰裔背景大于其法裔背景[81]。杜鲁多在公投前六日发表演讲时就此作出回应，指父母双方在魁北克皆有多名祖先，并指自己的全名为一个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名称。他并表示反对魁独方胜出的话，将视此为授权改革加拿大联邦制度和修改宪法，并向加拿大英语系居民表示加国必需变更，反对方即使获胜亦不应视为支持维持现状[82]。公投于5月20日举行，最终近六成选民反对而未获通过。结果公布后，杜鲁多表示自己“从未如此以作为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为荣”[82]。
经过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为了确保国内石油供应和价格稳定，自由党政府在1980年10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引入国家能源计划（National Energy Program）[83]。方案包括为国内生产的石油定立低于国际油价的价格上限，以减低国民和国内工业受国际油价上下波动影响。此外，联邦政府亦对能源业开征新税[83]。此项方案迅即成为杜鲁多政府最具争议的政策之一，并广受以能源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西部省份（特别是亚伯达省）所反对；民调显示亚伯达省居民反对和支持国家能源计划的比数为五对一[83]。不少西部国民除了将1980年代当地石油业萧条归咎于国家能源计划，亦将之视为联邦政府掠夺西部资源，方案亦只惠及东部的国民和企业，加深西部对加东的疏远异化情绪。自由党政府随后与亚伯达省政府展开磋商，双方达成协议修改两级政府之间的能源业收入共享安排，并取消联邦政府对亚伯达省生产石油征收的出口税[83][62]。
1980年魁独公投失败后，杜鲁多决意推行修宪。方案计划确立联邦政府在数个范畴的权力、给予《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宪法地位、以及制定修宪程序。经过杜鲁多和众省省长数个月来的争论，他宣布联邦政府将向英国国会请求取回加拿大制宪权，额外事项将交公投表决，但不征询众省政府意见。此举获新民主党以及安大略省和纽宾士域省省长支持，但进步保守党党魁克拉克和其馀全数省长皆反对。在多省政府挑战下，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政府单方面取回制宪权虽然合法，但有违宪制传统。
杜鲁多其后再与众省省长于1981年11月齐聚渥太华，以冀解决分歧[29]。魁省省长勒维克坚持魁北克应持有宪法否决权，而魁北克的“独特社会”地位亦应获宪法承认，但不为杜鲁多接纳。另一方面，在其他省长压力下，杜鲁多同意在《权利与自由宪章》中加入但书条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容许国会或省议会以临时性质凌驾宪章的部分条款。这项折衷未能满足勒维克，但被其他九省省长接纳，杜鲁多遂获取足够支持。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于1982年4月17日御准包括《1982年宪法法案》和《权利与自由宪章》在内的《1982年加拿大法令》[29]，标志着加拿大终于成为宪制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宪法至今一直未被魁北克省议会确认，而联邦政府绕过魁北克制宪的举动，亦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修宪风波以至1995年魁独公投埋下伏线。
1983年底到1984年初，杜鲁道访问了北约和华约组织多国，冀望双方能达成协议削减核武器和平共处[29]。他的努力为他赢得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但也惹恼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政府。有些观察家批评他的行为不现实，因为华约国家不可能有独立于苏联的外交政策，游说他们毫无用处。
到了1984年，民意调查显示马尔罗尼领导下的进步保守党支持度大幅领先自由党，而自由党若继续由杜鲁道领导的话，几乎肯定会在下次大选中落败[76][84]。1984年2月29日，杜鲁道在一次“雪中漫步”后宣布辞去总理职位，6月30日正式离任，结束了他近16年的执政生涯[29][85]。
杜鲁道在特纳继任总理前，建议总督让娜·索韦委任逾200名自由党党员出任上议院议员、法官、以及不同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董事局成员等政治回报职位[86]。外界质疑部分获委人士是否拥有足够资历来出任该些职位，而这些任命数目之多亦招来批评[84]。纵然面对舆论压力，特纳不单没有撤销该些任命，还向总督建议委任另外70多人[86]，以换取杜鲁多提前离任[84]。
受多项因素影响，加上自由党失去传统来自魁北克省的支持[87]，该党在大选中惨败，仅保著下议院40个议席，远远落后进步保守党的211席，为历来势力最悬殊的下议院议席分布[88][89]。
退休及晚年
杜鲁道退出政坛后加入蒙特娄的希南布雷奇律师事务所（Heenan Blaikie）任职律师[90]，虽然较少发表公众讲话或者接受记者采访，但在公众热议话题发言时仍有一定影响。他通过演讲和撰文强烈反对《米奇湖修宪协定》和《查洛顿修宪协定》，声称协定若通过会损害联邦和《权利宪章》。这些看法对最后决策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修宪提议最终被击败。杜鲁道还继续活跃国际事务，经常出访拜会各国领导人，并参与罗马俱乐部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他的回忆录于1993年出版[20]。
杜鲁道晚年的时候罹患帕金森氏症和前列腺癌，开始逐步淡出公众视线，但直至病逝前几个月他仍继续从事律师工作。1998年，他的幼子米切尔于度假滑雪期间不幸遭遇雪崩英年早逝，晚年丧子使其大受打击，亦令其病情继续恶化。
2000年9月28日，杜鲁道因前列腺癌病逝。他的灵柩于9月30日送抵渥太华国会山庄中央大楼，供政要和公众凭吊，10月2日经铁路转送蒙特利尔时，群众自发的沿着铁路线为他送别。丧礼于10月3日以国葬规格举行，在座包括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等国际政要[91]。他的长子贾斯汀在丧礼上致悼词，表现获外界好评，令他在加拿大政坛上崭露头角[92]。杜鲁道最后安葬在魁北克圣瑞米的家族墓地中[93][94]。
家庭和婚姻
杜鲁多于1968年出任总理时仍然未婚[95]，1969年-1970年间则和芭芭拉·斯特赖桑德约会[8][96][97][98]。他于1971年和温哥华地区下议院议员和自由党党籍内阁部长占米·辛克莱（Jimmy Sinclair）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结婚[1][99]；新娘只有22岁，年龄不到杜鲁道的一半[29]。婚后两人育有三名儿子，分别为贾斯汀（1971年出生）、亚历山大（1973年出生）和米切尔（1975年出生）。
作为强烈知识分子的杜鲁道集中工作，鲜有抽空作乐和陪伴家人，玛格丽特因此逐渐厌倦这段婚姻并感到受困，而这般情绪亦受她的躁郁症影响而恶化[100]。两人终在1977年分居，并于1984年正式离婚[101][102]，三名儿子的抚养权归皮耶[29]；他成为首位任内离婚并担当单亲父亲的总理。
离婚后杜鲁道一度与在超人电影系列中饰演露易丝·莱恩的演员马戈迪·基德尔约会[103][104]，其后则与狄波拉·科恩（Deborah Coyne）交往，两人的女儿莎拉（Sarah Coyne）于1991年出生[1][105]。狄波拉·科恩曾于2013年竞逐联邦自由党党魁职位，最终排名第五，不敌贾斯汀·杜鲁多[3]。
政治遗产
不少加拿大国民仍对杜鲁道抱有好感[106]，但反对者对他持有的负面印象随著时间流逝也只有稍为软化[107][108]。历史学家布利斯（Michael Bliss）称，杜鲁道的强烈个性、鄙视对手的态度和厌恶妥协的风格令他成为“众加拿大总理之中最令人钦佩亦最令人反感之一”[109]。
加拿大西部不少国民认为杜鲁道的政策（包括推出国家能源计划）牺牲了西部利益来讨好安大略和魁北克，因此对他不存好感。另外，杜鲁道在十月危机期间实施戒严的措施也被部分魁北克人视为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把他同他的继任，进步保守党的布莱恩·马尔罗尼比较的时候，人们对他的好感日增。
还有人认为他当政期间加拿大经济表现不佳，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踞高不下。1968年他就任时加拿大的债务是18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24%），1984年卸任时为2000亿（占国民生产总值46%）[110]——增加了11倍。然而这似乎是当时西方国家的通病，在他下台后情况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杜鲁道对此应付的责任尚可商榷。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任内加拿大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生活质量一直居世界前列。
杜鲁道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遗产是1982年《加拿大宪法》[15]，当中包括不牵涉英国的修宪程序，而获给予宪法地位的《权利和自由宪章》也对加国发挥积极作用。宪法被视为推动国内民权和自由，对大部分加拿大人而言也构成该国价值观的基石。宪法在保护原住民、妇女、同性恋和少数族裔免受社会歧视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了不与此宪章冲突，很多联邦和省的法律条例被改写，还有很多法令被废止。例如，加拿大最高法院1993年废除了堕胎限制，2003年又废止了关于同性婚姻的限制。
加拿大保守主义者声称宪法为国内法律系统带来过多司法行动主义（judicial activism），而宪法从未获魁北克省政府确认以及不为魁北克提供宪制否决权，亦为魁北克民族主义者所抱怨。
《权利和自由宪章》本身存在很多争议。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权利和自由宪章》不可应用于习惯法的审判中。为了规避这个宪章，它所附属的但书条款（notwithstanding clause）也偶然被引用。
杜鲁道对于魁北克省的贡献也是褒贬不一。很多人欣赏他在十月危机时候的表现，他杜绝了魁北克独立运动的暴力倾向，此后该运动基本保持在和平和民主的轨道内。很多人赞赏他在第一次公民投票中维持联邦的努力；一些分离主义分子却认为他是出卖魁北克利益的叛徒。
杜鲁道就任总理期间，在魁北克几乎没有联邦层面的政治对手。举例说，1980年的联邦大选中，自由党夺取了全省75个席位中的74席。但是在省级选举中，民众们却把票投给了追求主权独立的魁北克人党。1984年退休后，他的声望在英语加拿大地区日隆，然而在魁北克却是寥寥无几，而联邦自由党在魁北克此后亦表演平平。自1982年宪法生效后至2015年，联邦自由党一直未能赢取国会下议院的过半数魁北克议席，而魁北克主权主义者亦对杜鲁道本人反感[112]。
杜鲁道去世后在西部省份的声望远逊与加拿大其他英语地区，而他更偶然被视为“西部异化情绪之父”。当地不少国民认为杜鲁道政府偏袒安省和魁省，同时却牺牲西部利益。国家能源计划被视为有欠公允地阻止西部省份获取从当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获取的全数经济利益，从而支付全国社会福利项目，并将财富转移至国内较贫困地区。国家能源计划实施后，石油资源充裕的亚伯达省失业率从4%飚升至10%，上述情绪因此在该省尤以为甚[113]；有估计指国家能源计划令亚伯达省失去介乎5百亿元至1千亿元收入[114][115]。
杜鲁道的双语政策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西部英语人士认为，在政府机构内强制使用双语是一种浪费，因为那里几乎没什么人说法语。法语人士却认为，这种政策有让法语文化有被英语文化同化的危险。另外，虽然这个政策安抚了法裔加拿大人对联邦政府的敌视情绪，但没有能满足他们让加拿大两种文化和语言完全平等的期待。原来制定的让至少一半的高中毕业生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的目标也没有达到。杜鲁道后来有些懊悔选择了“双语”这个词，因为这样听上去好像要求每个加拿大人都说两种语言。而实际上，杜鲁道设计的前景是让所有的文化都能在加拿大占有一席之地。
不管怎么说，杜鲁道的双语政策至少在公共领域还是很成功的，双语人口比例三十年内增加了很多。无论是在加拿大何地，联邦政府部门都可以用英法双语为人民服务。无论在哪个省区，都可以接收英法双语的电视和电台广播。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现在成为文化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双语政策功不可没。
1971年10月8日，杜鲁道在国会下议院公布多元文化政策，为全球之首[116]。此后国内数省（如亚伯达、萨斯喀彻温和马尼托巴），以至其他如澳大利亚般与加拿大历史和移民族裔构成相近的国家亦有所仿效。这项政策显示加拿大对世界各地所持的开放态度，并配合前总理皮尔逊引入的移民政策，至今仍获取多届联邦政府不同程度的把持。
杜鲁道在任期末段确保加拿大国家画廊和加拿大文明博物馆皆在渥太华首都地区置有永久场所。杜鲁道政府亦引入国内电影业和广播业必需制作一定程度“加拿大内容”的规定，并拨款发展国内的媒体和文化行业。这些政策虽然仍具争议，但无疑巩固了国内的传媒事业。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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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绶带 | 勋章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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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勋位（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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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同伴勋章（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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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联邦成立百周年纪念勋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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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二世银禧奖章（加拿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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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联邦成立125周年纪念勋章 |
- 杜鲁道曾获加拿大新闻社（Canadian Press）十度名为“年度新闻风云人物”，当中包括1968年至1975年间连续八年，以及1978年和2000年，并于1999年获该社名为“20世纪新闻风云人物”。
- 他于1983－1984年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29]。
- 2004年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系列节目《最伟大的加拿大人》观众投票中，杜鲁道名列第三。
| 地点 | 日期 | 院校 | 学位 |
|---|---|---|---|
| 亚伯达省 | 1968年 | 亚伯达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1] |
| 安大略省 | 1968年 | 女王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2] |
| 苏丹 | 1969年 | 喀土穆大学 | |
| 北卡罗来纳州 | 1974年 | 杜克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3][124] |
| 安大略省 | 1974年 | 渥太华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5][126] |
| 日本 | 1976年 | 庆应义塾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7] |
| 印第安纳州 | 1982年5月16日 | 圣母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8] |
| 诺华斯高沙省 | 1982年 | 圣方济·沙勿略大学 | |
| 魁北克省 | 1985年11月5日 | 麦基尔大学 | 法学博士（LL.D）[129] |
| 卑诗省 | 1986年5月30日 | 卑诗大学 | 法学博士（LL.D）[130][131] |
| 澳门 | 1987年 | 澳门大学 | 法学博士（LL.D）[132] |
| 魁北克省 | 1987年 | 蒙特娄大学 | [133] |
| 安大略省 | 1991年3月31日 | 多伦多大学 | 法学博士（LL.D）[134] |
- 地点
- 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的多瓦尔国际机场更名为皮埃尔·特鲁多国际机场（2003年9月9日公布，2004年1月1日生效[1]）
- 卑诗省：卡里布山脉中的皮耶·杜鲁道峰（2005年[135]）
- 安大略省：沃恩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公园
- 学校
- 马尼托巴省：温尼伯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学院
- 安大略省：多伦多大学的杜鲁道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2004年4月27日[1]）
- 安大略省：多伦多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小学（法语）
- 安大略省：圣汤玛士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法语公立学校
- 安大略省：马克姆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中学[136]
- 安大略省：奥沙华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公立学校
- 魁北克省：布兰维尔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公立学校
- 魁北克省：加蒂诺的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公立学校
- 组织
- 皮耶·艾略特·杜鲁道基金会（2002年成立[1]）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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