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发号事件，亦称罗妹号事件或罗佛号事件，是美国与台湾原住民族之间爆发的一宗外交事件。1867年3月，在海难中幸存的美籍商船罗发号（Rover，又译罗妹号、罗佛号[2]）船员误闯琅𤩝十八社领土，被当地人视为侵略者，船长等13人因而被依习惯法处决[3]；事后美军东来台湾，欲以武力报复，史称福尔摩沙远征。最后，斯卡罗人、美国双方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备忘录，俗称“南岬之盟”，罗发号事件始告落幕。然清廷仍消极处理琅峤十八社与外国船难问题，不接受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提议在恒春设官等措施，也导致未来牡丹社事件发生。
经过
1867年（同治六年）3月9日，美国商船罗发号自中国广东汕头港开往满洲牛庄港，3月12日途经台湾海峡时，遭风浪漂流至七星岩（位于今恒春外海）触礁沉没，14名遇难船员[1]于狮龟岭海岸一带登陆[4]（位于恒春半岛，今垦丁附近），于“龟仔甪社”（排湾语：Kulaliuc，又译龟仔律社，今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旁社顶部落[5]）上岸，误闯排湾族领地，被误认为侵略者，故遭到原住民武力反击，船长约瑟·杭特（Joseph Hunt）[6][7]与妻子梅西·杭特（Mercy G. Beerman Hunt）[8][9]等13人遭出草杀害。唯一幸免的粤籍华人水手逃至打狗（今高雄）一带，先向打狗英国领事馆通报，根据《伦敦新闻画报》1867年6月15日刊出的报导，英国驻打狗的外交官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鸬鹚号（Cormorant）到琅峤事发地，欲和原住民交涉盼能赎回美国籍的生还者，英军先遣队上岸后却遭到原住民袭击，改由英舰对岸炮轰威吓但成效不彰，最终鸬鹚号只好悻然退回打狗港。当英国救援行动受阻，又向当地清廷官府请求帮忙[4]。清廷其“理番”政策以教化程度高低来划分熟番、生番地带，对法令无法管辖的“生番”地带向来以不归王化的理由，不愿介入。清廷地方官员以番治番、以夷治夷的观念，企图消极处理，提出地图明显标出治权不及的“土牛界线”，以枋寮至鹅銮鼻为排湾族之地，不在管理之内作为缘由而不受理此事，美国于是决定自行处理。
后续交涉
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闻讯后赴台，1867年4月18日抵达台湾府（今台南）与当地官员交涉[10]，希望能与原住民直接联系，但被清廷官员婉拒，言明由台湾海防同知派巡检司和琅峤十八社交涉即可[4]。清国官员虚以委蛇欲盖弥彰，反使美方不满而另采武力讨伐，1867年6月，乃成立特遣队由美国海军派遣军舰二艘、水兵181名远征，特遣队在垦丁附近一带驻泊，以舰炮火力掩护下强行登陆，惟仍遭台湾原住民伏击得手，上岸作战的带队官麦肯齐少校阵亡，美军行动受创先行撤退，但此举美国政府则表明并不善罢干休。
在军事行动受阻下，美方再令李仙得处理此事，其自偕同“通事”六人于9月4日扺台，而清廷见到美国政府态度强硬，才惊觉事态严重恐开罪美方，即派台湾总兵刘明灯协助李仙得一行，刘明灯不得已就9月10日率兵500员随行。[11]，9月23日到达琅𤩝[12]（今屏东县恒春镇）至柴城一带（今屏东车城乡）部署，此时李仙得直接和原住民领袖交涉[10]。10月10日在琅𤩝与台湾琅峤十八社总头目卓杞笃于出火这地方立盟[4]，双方达成口头协议[4]，同意归还船长杭特夫妇的首级及所劫物品，并允诺将来海事受难者皆以“红旗”为信号求援，表示对台湾头目的友好，也希望不再杀害船难者，是为南岬之盟。不过美方要在龟鼻山设立炮台、灯塔的要求，为出席的清廷台湾道尹吴大廷、台湾总兵刘明灯否决，造成日后美方直接绕过清廷与排湾族协商的另一项因素[13]。李仙得10月23日回到厦门。
同治七年（1868年）5月，美国驻华署理公使卫廉士特向清廷提案，将琅峤一带纳入清帝国的版图，设官并驻兵防守。时任台湾总兵刘明灯会同前台湾总兵曾元福、台湾道尹吴大廷等官员讨论，随后派同知郑元杰、前署台湾海防同知王文棨会勘，并提议在龟仔角（今垦丁社顶自然公园）的旧有龟鼻山营盘改建成炮台并永久驻扎。但卫廉士一直向北京总理衙门各大臣提案与陈情，却总得到“从缓斟酌为词云云”的回复，态度极为消极，因此特向恭亲王奕䜣表达此事，将李仙得领事所绘的台湾南边地图暨素红旗款式送致亲王备览。[14]
同治八年（1869年）2月，李仙得再度来台确认先前双方的口头协议是否仍然有效，2月28日与卓杞笃再度会面。根据李仙得向美国政府的报告 [15], 会议中卓杞笃弟弟要求，由李仙得将双方的协议以书面纪录下来，将来遇海难向琅峤十八社求救时必须遵守这个书面程序，以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李仙得还说虽然此会议记录比起官方文件，显得不正式又缺少价值，他还是记录下来，希望将来各国船只借此了解并遵守此程序来寻求救助。“南岬之盟”这协议等级，属于国会报告备查的谅解备忘录 ，并不是国会核定批准的条约或国会监督审理的协定.
影响
由于李仙得在此事中获得大量有关台湾的珍贵资料，之后在台湾牡丹社事件（屏东）中，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器重，获日本聘任为“外交顾问”，协助日本交涉和对付台湾 原住民，特别是屏东原住民。
在“亲善盟约”中，李仙得要求清政府在“番界”中建筑炮台、驻扎守军，让原住民感到“威压”的存在，然而清廷认为在枋寮设官足以应付，炮台遂遭清朝所废弃，同治十一年（1872年），福建通商总局遂向李仙得与总理衙门照会不须建炮台与设官。[16]终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又发生琉球国人民船难事件，甚至进而引发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清廷受船难事件频传之影响，以及罗妹号及牡丹社事件后美国与日本等国际压力，于1875年在恒春设立灯塔（即今鹅銮鼻灯塔），保障台湾海峡东南部与巴士海峡之海上运行及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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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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