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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至1842年中英两国因走私鸦片引发的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语：First Opium War），又称鸦片战争[2]:275、中英战争（英语：The Anglo-Chinese War）[3]，是公元1840年至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期间，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一系列军事冲突。此场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船坚炮利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4]:35
此战的远因近因，十分复杂，总括而言，其远因是近代中国的闭关政策不合时宜，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产生冲突，令英方蒙受巨额贸易亏损，但中方封贡体系造成的外交隔阂使英方无从交涉贸易失衡问题[5]:100；其近因是清朝官吏处理鸦片贸易的手段从朋比为奸，突转为强制禁锢，忽严忽弛、无所适从，被英方视为对其外交底线和国计民生的践踏[5]:100。
英国对如何反应争辩多时，反对派倒阁以九票之差失败，对华强硬派之内阁胜出[6]。战争以英国对华出兵为全面爆发，最后以清朝在江浙战败、签订《南京条约》而告终[7]。
公元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其原因有二[8]:2。首先，在经济层面，中国地大物博，国内市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中央政府对于国际贸易更是极为轻视[9]:19，对外通商只是“嘉惠远人”的怀柔政策[10]。从唐末到南宋，中西陆路关系已中断四百馀年，而蒙古人西征旨在搜刮掠夺，无意且无力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2]:5；至十五世纪中叶，西方的地缘政治变动阻断了以往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贸易路线[9]:6，此后中西贸易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发展有限[8]:2。
其次，在政治层面，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10]；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要求来华的西洋人必须尊中国为上国、以藩属自居[8]:2。当时中国认为没有必要联络外邦，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政策无非“剿夷”或“抚夷”[8]:2。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古代中国自视为“天下中央之国”的世界观，这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王朝与西方的平等外交[11]:129。
明代君主有言“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沿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2]:5。明朝虽然曾对南海诸国加以招抚，但仍抱持戒备态度，后来明廷以倭寇之故，实施海禁，禁止对外贸易，重施锁国退守政策[2]:5。千馀年来，中国视海上贸易为财源，到了明朝则视为祸患，终明一代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弊多于利，甚至有弊无利[2]:6。
自十五世纪末起，欧洲的航海技术日益昌明，各国政府大多鼓励航海事业，尤其是葡萄牙政府[12]:694。自1514年（正德九年）起，葡人多次前往广东屯门（今香港及深圳一带）经商，获利颇厚，其后葡人访华者日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宁波等地，惟葡萄牙遣使与明廷缔约通商不果，葡人陆续遭武力驱逐，仅馀澳门一地[12]:694-695；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在澳门设官置戎，视之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税[12]:695。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求开放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13]。
至十六世纪中叶，来自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探险家与商人相继抵达中国，并获准在部分沿海地区开展香料贸易[11]:85-89。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英国特许了一批商人从事东印度贸易，他们建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11]:85。不过，中国人并不欢迎这些在华的洋商，因为他们多是些追逐利益、不得体面的大老粗，加深了中国人将洋人视作“化外蛮夷”的观念[11]:89。
明末清初时期，以基督会会士为首的传教士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引入了中国，却仍因“礼俗之争”而逐渐没落；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仍自满于中华文明的遗产，一味钻研儒家典籍，认为无需吸收外来学识，令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11]:96-99。西学在中国衰落后不久，西方便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突飞猛进，一系列重大变革也造就了民主制度、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等近现代产物，而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将不可避免地直面这一沉睡已久的古老帝国[11]:100。
| “ | 迨外患日急，虚骄之气不减，既不能战，又讳言和。时西学开始东传，虽有少数人士受到启示，从事讲求，然鱼烂河决之势已成，终不能挽回既倒的狂澜。 | ” |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2]:6 | ||
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势力，迫令沿岸居民内迁，禁止船只出海，再度实行海禁封锁大陆[2]:12。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清军占领台湾。次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14]，并在粤东的澳门（一说广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和江南的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数量从十几至几十个不等[15]。
清朝开放“四口通商”后，广州是最繁荣的口岸，但当地有诸多敲诈勒索等腐败现象，加上因位处亚热带而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量小，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求在较偏北的口岸开展商务[11]:137-138，尤其注意宁波[2]:36。1755年（乾隆二十年），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奉命前往宁波，因当地久未有商船到访，洪任辉一行人得到当地官员优待，诸事进展顺利[2]:36。但贸易转向宁波后，前往广州的英国商船数量随之减少，两广总督担心贸易重心北移，会影响广州商民的生计，故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吁请朝廷将宁波的关税提升至100%；再者，朝廷亦担心洋人商船频频到访会令宁波变成另一个澳门，助长洋人与内地奸民勾结[11]:138。故此，清廷同意大幅提高宁波等北方口岸的关税，以断绝洋商北上的念头[11]:138。但这一措施仍未能阻止英船前往宁波[2]:36，乾隆帝遂在同年以海防重地规范洋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16]，称为“一口通商”。
洪任辉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随英船收泊浙江定海，被地方官拒绝，随即携同预先准备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诉[2]:36。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中国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2]: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门三年[17][2]:37。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把对外贸易城市限于广州一口，并且规定洋商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4]:6。广州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开办这些行的主人称为“行商”，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透过向朝廷捐财以保证其垄断特权[11]:140。所谓“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可达四五十家[8]:3。十三行对岸设有十三个外国商馆，由行商出租，一概被中国人称为“夷馆”[11]:140。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对于洋人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洋商更为不满[2]:37。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则，主要目的是制止洋人与人民往来[2]:37，内容包括：
此后清政府对规条进行了多次增补，如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1]:148。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都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来源请求]。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复公行制度[18]。公行是行商在官府的支持下成立的贸易垄断组织，起源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1]:140。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洋商严加限制，不准洋商与中国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洋商联系，使公行成为洋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18]。
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洋商不满，并助长了走私风气[19]。原本清政府所定的海关税则只有不过4%，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连同正税要征收货价的20%左右，加上官吏违法将税则保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导致洋人每次纳税都要经过漫长的交涉[8]:4。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和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洋商更为不满[20]。
当时欧洲人视乾隆皇帝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让乾隆皇帝知道，他必定愿意改革[8]:5。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艾伦·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21]。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续派曾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命全权大使，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副之，随员80馀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95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2]:39。所携“贡品”，约值1万5千馀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之文明[2]:39。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8]:5。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2]:39。清朝以为英使是为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大为不怿[2]:39；后来英国使团有条件地答应，条件为将来中国派使团到伦敦时亦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官员向使团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但清廷官员拒绝接受[8]:5。直到见到国书，才知道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际上别有请求，决定要他早日离去[2]:39。驾返北京后，军机大臣和珅将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书和礼物发给马戛尔尼，含有逐客之意[2]:39。敕谕的措辞全是上国口吻[2]:39：
| “ |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今尔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 ” |
乾隆皇帝在敕谕中宣称，虽然中国甚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无法满足英方派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理由是“与天朝礼制不合”；马戛尔尼又以书面列举请求，包括增开通商口岸、减免和订明关税等，但全部都在乾隆皇帝的敕谕中被驳回[11]:157-159。
马戛尔尼沮丧之馀，先后由军机大臣和两广总督护送，自北京取道运河南下，经杭州、广州返回英国；马戛尔尼在中国五个多月，接触不少中央、地方官员，见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两年后，英王乔治三世来书，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尽诚，永承恩眷”；可见，中英双方在外交观念上南辕北辙。[2]:40
马戛尔尼事件后，英国被卷入拿破仑战争，加上未有合适的人选，使得所有访华行动被无限期推迟，在这期间发生的数起事件使得中英关系转趋紧张[11]:160。其中一起事件源自第二次反法同盟，英国为防止法国从葡萄牙手中夺下澳门，从而使法国在东南亚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分别于1802年和1808年两度出兵占领澳门，中国方面抗议称澳门是中国领土、并无被法国占领之虞[11]:160[22][23]。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战争失利，英国派军舰于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达澳门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门，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劝阻无效而采取断粮手段；7月，英军得知英、法签订《亚眠和约》而离去[24]。1808年（嘉庆十三年），英军再占澳门，英军统帅度路利拒绝撤军，两广总督中断通商，造成洋人普遍不满；度路利于是建议与会见两广总督，但遭拒绝，他便率领军舰闯过虎门、驶至黄埔，要求会晤，随即发生武装冲突，造成英国人伤亡[11]:160[4]:3；直至同年12月，葡萄牙交付赎金，保证英国的撤军，紧张局势因而趋缓[11]:160[24][25]。
上述冲突事件，加上对广州体系的日益不满，促使东印度公司请求英国政府再派使团访华[11]:160。1815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倒台和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恢复和平，英国政府决定再派大使来华[11]:160。人选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2]:41。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26]:20。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26]:20。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驱逐出国[2]:39。
“夷”是中国历代对异族或外族的一种贱称，对这种夷夏观念较早提出挑战的，是英国商人胡夏米[27]:9。他英文名为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职员，通晓汉语，易华名胡夏米[27]:9。1832年2月（道光十二年一月），他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奉命率领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试航，试图在广州以外的口岸另辟市场，并搜集中国沿海的情报，历时1年又7个月[27]:9。期间两人又散发文告，申述英商在广东所受的欺侮，说明英国的国势不可敌视轻蔑；不少地方官吏私下与其勾结、开放贸易[2]:42。胡、郭认为，中国北方人民乐意与外人贸易，官府既无实力、亦不严格执法，加上中国武备废弛，如要发展对华贸易，非口舌所可达成，势须诉诸武力[2]:42。
1832年（道光十二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使得中英关系大大恶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1]:170。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总监，左右副总监各一人[2]:44。这个事件标志著中英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然而，中国人丝毫未能理解这一变化的政治含义，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新形势[11]:171。
英国政府给律劳卑的训令强调，应尽可能维持与中国的友好和谅解，同时确保中英两国的平等关系[11]:171。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劳卑抵达澳门；7月21日，两广总督卢坤命行商转告律劳卑“如欲来省，须待先行奏明请旨”[2]:45；一天前（7月20日），律劳卑已按巴麦尊的训令，备好了一封致卢坤的平行公函，旨在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2]:45[28]:531。律劳卑不待奏明，率先于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到达广州商馆，翌日投递公函，无人肯收[2]:45。卢坤视律劳卑大逆不道，认为即使是英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29]:24，并称“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2]:45。卢坤拒绝接受信函和直接会面，呼吁律劳卑遵守旧制，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28]:531。律劳卑认为总督拒收信函且驱逐英使是一种侮辱，指责卢坤“愚顽无知”，并表示英国有能力、但无意愿发动战争[11]:171。为此，中英双方就公函“平行款式”问题僵持不下[2]:45。
9月2日，卢坤下令包围英国商馆[2]:45-46，撤走所有华人雇员，断绝商馆的粮食供应，并终止中英贸易[11]:172。不过，中英贸易实际上在8月中旬已经停止[2]:45。律劳卑立即召集兵船，于9月11日驶至黄埔，其后炮轰虎门炮台，卢坤亦调兵增防[2]:45-46。后来，卢坤使用离间计，宣称律劳卑是罪魁祸首，只要他离开广州即可重开贸易，许多英国大商人私下请求粤海关监督恢复贸易，律劳卑感到自己被同胞遗弃和出卖[11]:172。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中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争执暂告一段落[2]:46。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两年，继任驻华商务正监督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都采取消极的静默政策；当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张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广州的英商不满，联名上书，请求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2]:46。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商人成立“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4]:4，并与曼切斯特商会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打开中国市场[30]。
自律劳卑失败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的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万英镑的损失。因此，我们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随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2]:46-47。义律试图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默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国商贾、船夫；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义律到达广州，邓廷桢拒绝与他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准提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停运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义律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他与马他伦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邓廷桢原封驳回[2]:47。
同年，有十多名中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险，被英人救起，义律希望借此促进与中国的关系，便通知邓廷桢，称这可促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邓廷桢甚为震惊，认为“蕞尔小邦”不可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如何能有“和平与友好的关系”[32]？至此，中英两国就彼此外交观念的分歧，相持不下[2]:47。
十八世纪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占有巨大的贸易顺差[11]:165，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通常有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流入中国[33]:2。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2]:47。十八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大[11]:146，英国从中国输入的茶叶量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过1,600万英磅，快速增长至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的5,700万英磅[33]:4。随著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一度高达100%，茶叶走私活动随之而来；作为应对，英国政府在1784年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但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11]:146。
英国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曾经说：
| “ | 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只要能够打开这个壁垒就好了[34]。 | ” |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正好符合此条件[35]:282。英国早期对华输出的货物，包括毛织品、金属、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然而，由于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英国商品在中国缺乏市场[2]:47。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国多次尝试在广州销售英国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超过60%；1826年（道光六年）输入棉布，也亏本10%左右[4]:6。因此，英商只能用白银购买茶叶[2]: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不到10%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庆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1]:165。十八世纪前期，英国向中国出口的货值，经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当时的欧洲重商主义盛行、重视现金，英国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2]:47。
十九世纪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35]:282。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利润损失巨大；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货物的税率高达20%，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为此大为不满[35]:282。此外，为扩大对华贸易，洋商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向中国行商放高利贷，部分行商借贷过多而无力偿还，令“商欠”事件频发，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引起英商强烈不满而发生纠纷，令中英矛盾更为尖锐[28]:530-531。
由于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偏向中国一边，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1]:165。当时不论中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力求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洋商经过多年的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8]:7。
鸦片提炼自罂粟，在唐代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罂粟、米囊、阿芙蓉或白皮[11]:165。明朝时，南洋诸国以其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广东后，输入渐渐增加[2]:47。16世纪后期（明中叶），海关开始对其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的烟草混合吸食[2]:47。主要用作止痛安神的药物，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1]:165。
据记载，早在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台湾已有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这种做法在1660年代（清初）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11]:165-166。据记载，清初的食法为“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出数年便流传各省，还出现了买卖鸦片的烟馆[2]:47。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均都有种植罂粟[11]:165-166[37][页码请求]。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鸦片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2]:47。
十八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2]: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1]:166。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鼓励栽种，管辖鸦片的运输和销售；当时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四千馀箱，渐增至六千馀箱，每箱售价自140银两上涨至350银两[2]:48。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当中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11]:168。
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皇帝明令取缔鸦片的进口和种植[11]:166，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2]:48。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11]:166，进口有增无减[2]:48。1809-1817年（嘉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五次禁令，但仍归无效，走私者与地方文武官员勾结分肥，港脚商船大量贩运，于澳门、黄埔公开交易[2]:48。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英国本地商人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专利被撤销，销售鸦片的商人增加，令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顿时大增[38][页码请求]。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39][40]鸦片走私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4,000馀箱，到1838年至1839年间猛增至近40,000箱[4]:7。
鸦片输入的迅速成长自然与中国对其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11]:168。“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41]。十九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散到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僧尼与道士等；在1838年时，广东和福建的烟馆比比皆是[11]:168。
吸食鸦片亦严重影响中国经济[11]:169。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为民间所通用，国家的收支则以白银为准，人民纳税需按照银价以铜钱缴抵；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加上鸦片进口激增，白银逐年外流，银荒日益加剧[2]:49。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亦影响了中国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值2,500至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11]:169。结果，银价上扬，铜钱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加重[2]:49。
| 年份 | 鸦片输入（箱） | 白银输出（银元） |
|---|---|---|
| 1800-1809 | 39,691 | 51,339,100 |
| 1810-1819 | 74,135 | 95,288,153 |
| 1820-1829 | 180,169 | 211,089,961 |
| 1830-1839 | 344,124 | 243,958,005 |
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逐渐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中国亦随之变为入超[42][43]。从1796年到1820年，清朝政府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镇压白莲教以及嘉庆道光时期的其他人民起义，但期间中英贸易的白银流向已经逆转[9]:29。十九世纪初，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1812年（嘉庆十七年），中国进口货价约为1,270万两，出口约1,510万两；1813年（嘉庆十八年）的进口货价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但鸦片是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2]:48。英国人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并从中国买入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英国将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11]:170。
鸦片贸易不仅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还为英国的毛织品找到了海外倾销市场[44][页码请求]。自英国占领鸦片出产大国——印度后，当地经营的印度鸦片卖到中国，又从中国货商那里进口茶叶到英国，英国再把大量棉织产品销售到印度市场，再把资金做上述流动，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45]。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前，英国对中国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到1,326,388英镑[33]:4。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从1832年（道光十二年）的1千万卢比上升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3千万卢比，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大宗收入[11]:170。及至十九世纪初，鸦片已成为三角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为英国赚取大量白银，因此学者认为，当日后中国进行“反鸦片战争(anti-opium war)”时，英国亦只好进行“反‘反鸦片战争’(anti-anti-opium war)”[44][页码请求]。
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当时，中英双方在武器装备和兵力上存在巨大差距。[46]:33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英军方面配备了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燧发枪与雷管枪。清军方面，其使用的冷兵器包括刀矛弓箭之类；而清军使用的火器则是根据明代引进的“鸟铳”等西洋火器样式所仿造，其型制样式比英军落后了200馀年。由于中英的制造工艺差距导致的品质差距，清军的鸟枪存在诸多致命缺陷，包括枪身过长、射速慢、射程近、精确度低、炮弹威力弱等；加上清军使用粗劣的火药，使其原本已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的效能更差。[46]:33-39
中英武器装备中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英国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船舰400馀艘，其军舰抗风、抗沉性能优良，用料防蛀防火，又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排水量大，安炮较多；其轮船亦具备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等特点[46]:39-40。清朝方面，当时清军的海军称为“水师”，主要分为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两支，职务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防，仅以海盗为对手[46]:39-40；因此，清军的小型军船只适合在江河中的近距离交战，航速与灵活度远不及英国军舰，亦无法有效施展火力[47]；加上清朝嘉庆年间花费大量钱银物资以镇压国内的平民叛乱，已逐渐不再投资水师[9]，导致其军力涣散、人力物力匮乏、缺乏训练和协调机制[48]。闽浙总督邓廷桢曾如此评价：“船炮之力实不相敌”[46]:40。
在武备全无优势的情况下，清朝的城、炮台等防御工事同样相当落后，受到西方学者的极低评价。惟当时清军仅以防备海盗为己任，认为他们的防御“固若金汤”。[46]:41-43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总兵力达8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英国派往中国的海陆军合计只有约7千至2万人。故许多学者指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正确，在现实中恰恰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清军的编制[46]:48-49。绿营军作为清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无固定编制，而且分散驻防，战时难以集中，削弱了战斗力；此外，清军并非纯粹的国防军，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政治秩序为主要职责（类似现代的警察）。因此，清军的编制有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46]:49-53
另一方面，中英双方军队的调兵速度差距甚大。当时英国军舰经水路交通驶往中国，效率颇高，而蒸汽机的出现和轮船的使用亦大大加快了英国海军的航速[9]:66；清朝方面，落后的交通条件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使得清军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军的军事行动。[46]:58-59
此外，清军的腐败问题也令其作战能力降低。士兵方面，由于粮饷收入低下，往往依靠第二职业以维持家计，时而雇人顶替本职工作，甚至敲诈勒索和受贿；军官方面，由于清朝武举的弊端，选出的军官大多“不学无术”，军人受到社会鄙视，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人才流向；加上清朝官场的奢华风气，低人一等的军官也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手段包括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等；不幸的是，清代军人兼具警察的社会职能，形成监盗两便的陋规。[46]:64-71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鸦片会导致成瘾，故烟民不惜一切代价购买鸦片。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11]:168。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权，中国的鸦片走私数量渐长[2]:47-48。结果，鸦片的持续流入引发了白银的不断外流[11]:169。当时中国实行白银与铜钱两种货币，官府税额以银两计算，而百姓多以铜钱缴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银价上涨、铜钱贬值，意味著农民赋税加重，但国家收入却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命令官员寻找原因，始发现是鸦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鸦片贸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29]:36。
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29]:36。实践证明，严厉执法并不能遏制鸦片走私[49][页码请求]，因为贪官污吏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贿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8]:7[50]:99。有见及此，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有班读书人主张取消烟禁，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以国货抵抗洋货，杜绝鸦片走私[8]:7-8[11]:174。至此，清廷内部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争论[28]:528。
弛禁派的理论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时颇为得势，但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8]: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弛禁，指出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28]:528。他表示，白银外流问题是禁烟令抬高烟价、刺激走私活动所致，而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使得走私活动无法禁止[29]:37。故此他主张：
对于许乃济的奏议，官员看法各异，如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支持弛禁，礼部侍郎朱嶟则反对[28]:529。外商总体上对弛禁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也有部分鸦片走私商人例外，如查顿便说：“就我们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弛禁）计划有什么好处。[11]:174”
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派的主张，其奏折节录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51]。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4]:9。奏折节录如下：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至二千馀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52]
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政策，内容包括：给予烟民一年时间戒烟，逾期不戒烟者处死；本人处死以外，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剥夺政治权利；并发动百姓互相监督和举报，知情不报者法办[53]。这封奏折上奏以后，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然未公开地反对黄爵滋，但都觉得他的办法太过激烈，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故此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8]:9。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52
林则徐提出了六点方案，包括销毁烟枪烟具、在限期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11]:176，于是在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当月的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54][需要非第一手来源]，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2]: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称虎门销烟。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55]。初到广州之时，林则徐写了两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词句近乎威胁，旨在说明通商应该互利，而非加害于人[2]:57[11]:177。这两封信最终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1]:177，其英译本则于《中国丛报》与英国《世界大事年鉴》刊出[56][57]。节录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义，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无鸦片带来，则华人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人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
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55]，他声称法在必行；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三日内缴烟和出具保证书[2]:53-54。林则徐同时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11]:178。
洋商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8]:11，认为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2]:54。3月21日（二月七日）缴烟期限届满，外商同意交出鸦片1,037箱，但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2]:54，并逮捕了两名公行总商[11]:178。3月22日（二月八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55]，威胁颠地向官府自首，否则将两名公行总商斩首[11]:178。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得知消息，于3月23日（二月九日）自澳门启程赶往广州商馆[11]:178。3月24日（二月十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当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当晚林则徐派兵封馆，义律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与外界交通隔绝[2]:54。此后，软禁长达六个星期，因行商偷送粮食而未有断粮[11]:178。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则徐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担保将交出鸦片共20,283箱[2]:54。同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身分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给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58]。此一表态后来有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由于义律的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对此，马地臣（Matheson）形容：“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11]:179
义律命副领事庄士敦赶赴伶仃洋召集英国烟商，与4月12日开始收缴鸦片[2]:54。5月18日时，义律实际已交出了21,306箱鸦片[11]: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59]。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销毁期间，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道光帝说是“大快人心”[2]:54。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60]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但林则徐拒绝，他认为虽然销毁了已到的鸦片，但今后仍可陆续有来[8]:12。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违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1]:178-180。他坚持具结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发出的缴烟谕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义律和英商则坚决抵制这一要求，小斯当东认为即使清朝不知国际法，林则徐“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没收在广州港外的货物（指伶仃洋。过去查缉走私范围限于广州港内），不经审讯即处死违约者，也违背了清朝的法令[61]；加上由于走私鸦片的趸船根本无须进口，故义律向林则徐指出，具结的死刑威胁无法震慑在外洋卖货的趸船主，应设法根除此弊；林则徐的友人魏源认为义律的建议合理，是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契机[29]:51。但林则徐“严驳不许”，僵局至此形成[29]:51-52。5月24日，结束软禁的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呼吁国会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11]:179。
1839年7月，发生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2]:55。7月7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的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的村民发生冲突，引发斗殴，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主凶[29]:53，称“杀人偿命，中外所同”[11]:180。义律拒绝将英国臣民交由中国法律处置，并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上审讯了六名案犯。义律判处其中5人参与骚乱罪，处以苦役或监禁3至6个月及罚款数十英镑，押送回国服刑，另1人无罪释放[11]:180，但审讯未能证明谁是主凶[29]:54。林则徐称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2]:55。魏源则如此描述：“义律拘讯黑夷五人，未获正犯，悬赏购告犯之人，亦非故意违抗也。[62]”后来，这些水手回到英国后即被释放，因英国法律人员不确定义律是否可以判处这些水手于英国服刑[63]；但根据英国议会法案，义律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英里内的公海上做此类审判，故此案至今仍具争议性[64]。
8月15日，林则徐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2]:55，禁止向英国人提供食物，并下令中国仆人离开英国雇主[65]。8月17日，林则徐在澳门下驱逐令[65]，不准英国人逗留[2]:55。8月下旬，义律与英国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国船只上居住。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未果，实行开炮，中国水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2]:55。9月下旬，义律返回澳门[2]:56，与澳门同知蒋立昂会商[66]:63，义律称英国的趸船现无鸦片，自愿请人前往搜查，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2]:56。对于蒋立昂和义律的会商，道光帝批曰：“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66]:64
英船“Thomas Coutts”对义律拒绝代表英商具结的命令置之不理，于10月15日驶入黄埔具结贸易，商船“当啷”亦将入港；林则徐以为英商就范，改采强硬态度，于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外海的船只于三日内入港，或者驶返本国，否则纵火烧毁[66]:63。11月2日，窝拉疑号舰长亨利·史密斯与义律率两艘军舰[66]:63，驶至虎门口外的穿鼻岛进行封锁，准备制止英国船只入港，并投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国船只，准许英国人上岸居住[2]:58。11月3日上午，关天培率领29只兵船驶向英舰，史密斯命令清兵船后退无果，开炮击之；但林则徐方面奏称，当啷入口，而英国兵船追令折回，关天培闻而诧异，率兵船阻止，英船开炮[66]:63。广东虎门发生穿鼻之战，清水师4艘船被击沉，令珠江口一带气氛紧张[2]:58[67]。
其后，11月4日、8日、10日，林则徐奏报清兵与英船小战六次，均为清兵全胜，依英军记录则英军并未参战。[46]:127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国政策[2]:58。林则徐专门断绝英国贸易，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国船只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2]: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其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中国镇压鸦片贸易后，人们讨论英国将如何回应，因此前美国和英国民众都对英国支持鸦片贸易感到愤怒[68]。许多英国公民同情中国人，并希望停止鸦片的销售，而另一些人则想遏制或管制国际麻醉品贸易。然而，人们对英国外交官受到的对待，以及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都极为愤怒。辉格党控制的政府特别提倡与中国开战，当时西方已经开始启蒙运动，故亲辉格党的媒体则刊登了有关中国“专制与残酷”的故事等[69]。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4]:13。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中国禁烟是对英国之“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70]“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71]。”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出兵中国问题[4]:13。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先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待命[72]。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遣舰队。由于贩运鸦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2]:61。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73]:59。”
1840年2月，在给查理·义律的信中，巴麦尊指示：封锁珠江出海口；把写给中国政府的信件正式递交给中国；而且要继续北上，占领舟山岛，封锁长江出海口；然后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最后，英国舰队要行驶到渤海湾，并在这里再次把写给道光皇帝的信件的抄本，正式递交给中国政府。他还详细列出了英国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74]。其中包括：
巴麦尊让查理义律自行酌情决定，怎样努力地、最好程度地实现上述目标；但是，他向义律指出，虽然他希望能够通过谈判与中国达成理想结果，然而，他不相信仅凭外交手段能够获得成功。他在信中最后写道：“简而言之，根据我在上文中对你的指示，英国政府所期望的，就是要求中国对过去之事做出了结与赔偿，对于未来之事做出稳妥安排；我们不相信谈判能够达成上述结果；因而，我们为此派遣出了海军部队，以达成上述目标。”[9]:49[74]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2]:60：“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决定命令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正全权，义律为副全权[2]:60。时英国政执党地位不稳。反对派托利党/保守党早于1月31日在下议院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75]。他们再于4月7日在下议院动议谴责政府。但动议并非关于与大清一触即发的战争或备受争议的鸦片贸易，而是抨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缺乏远见及思虑不周，亦忽视了应该给予驻广州商务总监相关的训令及权力，用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76]。这动议特意回避了战争及鸦片两项敏感议题，借此争取托利党内最大的支持以通过议案[77]。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英国国会报告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讨伐；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4月初，英国国会终于以极微的多数同意政府政策[2]:61。经过三日激辩，下议院最终以271票对262票否决动议。下议院的反对派托利党因此未能阻止英国舰队继续前往中国及战争的爆发。上议院一项类似的动议[78]亦未能于5月12日会议中通过。不过经费方面，下议院最终在战事早已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终通过拨款173,442英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开支[79][需要完整来源][需要非第一手来源]。
战前，清朝全国上下对于国防形势过分乐观，认为英军的实力远逊于清军[8]:12-13。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上奏道光帝称，据他仔细观察外情，认为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80][页码请求]，其节录如下：
夫震英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林则徐《密查夷情严防各口坚持缴烟交凶情形片》，1839年[81]
林则徐亦曾上奏道光帝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66]:63；林则徐心中既有成见，以为外人不敢启衅，故在1839年6月虎门销烟和7月林维喜案时，对英人采取强硬姿态[66]:64。同年11月穿鼻海战后，林则徐奏称清军战胜，但实际上英舰损失极微，《中国文库》记载有4艘清军兵船被击沉或破裂，其馀大多受伤逃入虎门；林则徐则称，英舰败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获帽三十一顶[66]:63。其后数天的官涌之战后，林则徐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感到乐观[8]:13。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的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82]:13-17。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包括：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83]。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于被迫纳赎命金，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85]:319。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85]:319。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t）被任命为全权公使，其堂弟义律则被任命为副帅[11]:181。期间双方大致是且谈且战的状态，直至1841年1月20日英方义律与清朝琦善达成协议[85]:319，在广州举行和谈以至于香港被割[86]，后来双方均对此大为不满，至战争始进入白热化。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海面[11]:181，包括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2]:61。英国的预定战略是将压力施于北方，迫使清政府早日和谈屈服，因此英舰未攻广州，只封锁了口岸[2]:61，就随即北上前往浙江[66]:66。英军此举被中国人解读为畏惧林则徐的设防[8]:13，但实根据文件，只是为了奉行英国政府此前发出的北上训令所致[66]:66。
7月2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译文公函，请求转呈道光帝，守将拒绝[66]:66，英方更遭到射击，显然中国人未能理解白旗的含义[11]:181；双方遂起冲突，中国的炮台和军营多处被毁，兵丁伤亡20馀人，英方亦有损失[2]:61。闽浙总督邓廷桢上奏道光帝指清兵战胜，夸称“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66]:66。
英舰继续北上，于7月4日驶达舟山群岛[66]:66；英国海军司令伯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不果[46]:158。7月5日下午2时，英军开始进攻，仅用9分钟便完全摧毁了清军的兵船和岸炮，并登陆占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清军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伤重不治；次日清晨，英军再攻，发现清军早已逃散，定海知县姚怀祥投水自杀[46]:158-159。
7月20日，道光皇帝得知定海失陷后大为震怒[46]:165，他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11]:182。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加强防务[46]:165；又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先后调派邓廷桢和两江总督伊里布前往浙江主持军务，前者兼任浙江巡抚[46]:166-167。
攻陷定海后，英军在宁波、镇海再度尝试投送巴麦尊的公函，但都被拒绝或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该公函上呈，结果英方迟迟无法将公函交到清廷手中[11]:182[46]:160。英军于是按原计划封锁了厦门、宁波、长江等重要出海口，继续北上[46]:159。
8月9日，道光帝终于从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防务之严峻，破例地命令琦善[46]:167：“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7]”8月11日，英军直逼天津大沽口（白河口），道光帝批准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那封公函[46]:168-169。该照会（即外交公函）的中文译本节录如下：
巴麦尊照会的前半部分是对林则徐广州禁烟运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包括赔偿焚毁鸦片的货价、中英平等外交、割让岛屿、赔偿商欠及赔偿军费[46]:173。琦善在接收英方照会时，亲眼看见了英军的实力[46]:169，他将照会转呈北京的同时，随函描述英国的兵船之大、大炮之多，形容其“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2]:62,78。
8月19日，道光帝阅读了巴麦尊的照会，此后完全改变了旨意，即由“主剿”变为“主抚”[46]:172。道光帝认为“衅端”无法即时消弭，国家财富经不起消耗，并认为英方旨在通商与诉冤，故只需替换林则徐等人并恢复贸易，即可了事[46]:176-179。翌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其中一道谕旨命令琦善转告英方，其中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包括答应逐一访查英人的“冤抑”，但拒绝割让海岛、赔偿商欠以及鸦片货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要求则未有指示[46]:173-174；另一道谕旨是吩咐琦善向英人宣布以下内容：
| “ |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46]:174 | ” |
琦善根据道光帝给他的两道谕旨，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2]:63。对于中英平等外交、割让海岛的要求，琦善表示日后均可协商；对于赔偿烟价，琦善则“隐约其词”地称必会细查缴烟细节[2]:62-63。义律和懿律以为琦善原则上已答应英方的要求，加上当时北方气候渐寒，定海英军多病，于是答应折返广东、交还定海，以待后续谈判[2]:63。9月15日，英舰离开白河南下[11]:183。道光帝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11]:183，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下令沿海各省不得开炮[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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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道光二十年）9月中旬，道光帝任命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时，命令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口的防兵分别撤留[8]:129-130。此后半个月内，道光帝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下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8]:130。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46]:179-180。当时，由于懿律患病，义律已经代之成为首席全权代表[11]:183。
1840年12月初，琦善与义律展开谈判。义律态度强硬，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条件，否则开战，琦善答应赔偿部分烟价以及中英官方文书平行，但拒绝割让海岛。义律又表示，如果加开厦门、定海为通商口岸，便放弃割让海岛的要求[2]:63。琦善有意答允，但朝廷不肯，当时道光帝有鉴于英军未完全撤出定海，认为英人“凶心未已，诡诈多端”，遂决定调兵赴粤增援，准备大伸挞伐[2]:63-64。琦善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个月的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90]。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但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穿鼻岛南北两侧同时登陆，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抵达脊巅，向下猛攻，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91]。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92]。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91] 。林则徐描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93]。”但史家茅海建指出，是清军误认英军为“汉奸”，原因不明[46]:226。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死伤700余人，英军38人受伤、无人死亡[46]:227。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抗衡英军战舰，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94]。大角、沙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受挫，纷纷四散，琦善为此拨银1.1万元发给清兵，以激励士气[46]:228。
此后，英国军舰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岛，形势危急[46]:227。1月8日，英国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将一份照会交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称如果清方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便同意停战；关天培将照会转交琦善，并请英人等待回复、退兵和谈，英方随即停止军事行动。不久后，义律与琦善便展开和谈，英军撤出虎门[46]:227-228。
1月20日，琦善拟定《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但仍由清廷征收该处商税）、赔偿洋银600万元、中英官员平等外交、重开广州商务。琦善没有在草约上盖官印，但同意将其上奏道光帝以求批准[11]:185。1月26日，英国海军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85]:319。翌日，琦善与义律会晤，请求将香港改为借居，赔偿私下了结，草约不必由道光帝批准，义律拒绝。2月10日，双方再次会晤，约定在十天后签字，此时琦善已接到大伸挞伐的上谕，十天后（2月20日）琦善只好称病，不再与义律会面[2]:64。
广州和谈后，1月23日，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十八名英俘，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95]
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85]:319。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85]:319。同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85]:319。中英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清廷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举朝震怒，遂将琦善撤职，押至北京查办；英国方面，巴麦尊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85]:319。
1841年1月27日，广东大角、沙角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闻讯震怒，下旨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分别进兵[2]:64。三日后，道光帝得知香港已被割让给英国，痛斥琦善无能不堪，下令将其革职锁拿进京[2]:64，并处以抄没家产以及斩监候的处罚[11]:183；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怡良署理[96][需要完整来源]。道光帝亦加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任命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继续向广东增兵，并且否认《穿鼻草约》。后又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任积极主战的裕泰为钦差大臣[2]:64[97]。并从内地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98]:712[需要完整来源]
经过两次会晤，义律对琦善的态度逐渐生疑，加上清军增兵治防也被英军所洞悉，义律决定先发制人[2]:64。2月26日，英军向虎门发起总攻，炮台尽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翌日英军占领虎门口内的乌涌炮台，清守军被俘和伤亡者各千馀人，其他大多不战而逃，英船驶入黄埔[2]:64-65。3月2日，英军攻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州炮台，兵锋距离广州只有数公里[46]:259。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以来，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中、英、印等地的英国商人以及英国政府都带来极惨重的损失，虎门口外始终有数十艘商船徘徊。因此，驻华商务总督义律自从与琦善在广州和谈开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义律尤其不希望战火吓走广州的富商，故未有选择直接攻下广州城，而是再三要求停战谈判。[46]:264-265
1841年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要求义律停战，理由是“琦爵即将罢黜”，义律开出休战条件，包括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明确要求广东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和邓廷桢在3天内共同当面盖印[46]:259。3天期限届满的前一天，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41]。
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清军大溃，该处距离广州城只有3公里。同日，义律表示愿意停战，事缘中方再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表示，广东当局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此后战事又暂停了几天[46]:259。翌日，杨芳上奏道光帝，隐匿了东路炮台接连失陷之事，大谈自己如何布防，道光帝阅后称“览奏稍纾忧念”[46]:267。3月10日，广东当局向美国商船发出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两国，意图“以夷制夷”。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46]:262。
3月12日，杨芳再上奏，谎称乌涌之战中清军“斩毙逆夷多于官兵”，又建议“暂时羁縻”，理由是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道光帝对杨芳“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十分满意，称赞他“晓畅军务”，表示“期盼捷音之至”[46]:267-268。然而，杨芳在停战期间不务正业，据《粤东纪事》记载，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46]:261”；又提到杨芳手下的官兵在外嫖妓，两个月内许多官兵因此感染麻风，服药亦不能愈，当中还包括杨芳之子[99]。该记录又称：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46]:261
3月13日，琦善因早前与英方议和，被押往北京查办，此时战事再起，英军攻陷大黄滘炮台。当时义律还未得悉琦善北上，于3月16日再向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由一艘打著白旗的小船北上送往广州城，但小船途经凤凰岗时竟被清兵炮击，被迫返回[46]:262。3月17日，杨芳上奏道光帝，将凤凰岗击退白旗小船之事夸饰成一场大胜仗，道光帝于4月1日收到此奏后大喜，翌日（4月2日）向正在赶赴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谕称“省城自可无虞”[46]:268-269。
对于白旗小船被炮击一事，义律决定报复，发兵大肆进攻广州。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以及河南岛的一座沙包炮台。同日下午4时，英军占领广州十三行的商馆，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升起英国国旗[46]:262。至此，广州城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下，成为一座危城[46]:263。
在3月18日前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中，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均拨兵拨炮，并阻塞河道，以防英军直逼广州。但过程中清兵屡屡对英军进逼坐视不顾、一无所为，一经交战便溃散，大黄滘炮台的守军甚至在临战前夕与英军商议“假战”，这些都使英军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46]:263-264。杨芳亦作战不力，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41]。
英军于3月18日重新占领广州商馆后，义律向广州当局发布照会，要求举行停战会谈。翌日（19日），中方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在商馆中谈判，义律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英国人、恢复通商，英军将会撤退休战[46]:265。杨芳、怡良、林则徐三人共同商量后，于3月20日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了义律的两个条件，并出具告示，允许各国商人一同入港贸易[46]:265。双方遂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贸易复常；省政府不得强迫英人签保证书；中国应照常征税；应查禁没收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100]。此后，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99]。
广州停战议和两天后，3月22日，杨芳的上奏仍旧粉饰太平。其奏折隐瞒了英军攻入广州占领商馆的事实，反称是清军防守严密逼退英军；也完全未提与英方谈判议和、恢复通商之事，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声称美国副领事与行商代英人呈请恢复对英通商；为使道光帝同意恢复通商，杨芳还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道光帝阅后未得要领，称杨芳“所办尚好”，指出英人请求通商是“该逆奸谋”，但因大军未到，命杨芳“设法羁縻”，待奕山等人到达后，“断其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46]:269-270。
杨芳意图诱使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再于3月31日上奏谎称，美国商船入港引起英商歆羡，义律等人抱有一丝希望，故“旬日间无一动静”。但道光帝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非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朦胧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禁止英国通商。[46]:271
4月14日，奕山一行抵达广州，历时57天[46]:275。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有关奕山对于停战通商的态度，广州知府余保纯于4月16日带去杨芳的覆照，内容反映出奕山似乎同意停战通商，答应等待圣旨；此时道光帝对英贸易的禁令尚未到达广州。余保纯向义律提到，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执意开战，广州官吏建议在广州以外开战，通商不必中断。义律对杨芳的答复很满意，于4月17日宣布英军不会进攻广州城，可继续通商。[46]:278
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加上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人[46]:269-270。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英国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催促奕山等人率军围剿英人。义律得悉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消息，于5月11日与余保纯会谈，要求中方裁撤各省军备，并要求奕山等人覆照。翌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他认定奕山等人必定开战，决定先发制人。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英军开始行动，向广州开进[46]:278-279。18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快速部署结束通商以及撤离侨民的工作[46]:281。
按奕山的奏折所称，他原定于5月10日发兵，因天雨关系而延期，但其真实性存疑。5月20日，奕山得悉义律下令进攻广州，未与杨芳商量，于翌日仓卒下令进攻，杨芳闻讯大惊失色，直言败局已定。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46]:280-281：
尽管双方文献记载分歧，但据史家茅海建考证，奕山不但夸大了战绩，也隐匿了西炮台被摧毁的实情，其所称击毁英国“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道光帝收到奕山的“捷报”，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期望，他仍然朱批“甚属可嘉”，将奕山、隆文、杨芳、祁贡交部优叙。[46]:283
5月23日，英军舰分别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以及广州以东的黄埔，准备发动钳形攻势。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凤凰岗一带的英舰由西向东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海珠炮台；在黄埔一带的英舰则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下午3时，英国海军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英船载送英国陆军右翼纵队3百馀人于5时占领商馆。下午4时，英船载送陆军左翼纵队约2,400人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24日晚，英军开始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左翼舰队全部登陆完毕，向广州城北高地推进，扫除沿途障碍，当日占领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连同广州城南省河上的英舰，已对广州城形成背腹夹击之态势[46]:283-285。英军在高处炮轰城内，击毁两个火药库[4]:19。清军三路兵丁，一哄而溃退[2]:65。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1.8万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期间更有部分广州平民附和英军[2]:65。自5月21至25日，英军以死9人、伤68人的代价，击败2万清兵，如此态势之下，奕山只能求和[46]:286。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4]:19。
5月26日广州求和后，奕山上奏道光帝，历数清军过往数天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国军舰与轮船，并在奏折最后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道光帝收到这份捷报，阅后大喜。[46]:287-288
1841年5月27日，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贡、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订立停战协定《广州和约》[46]:287，规定：
奕山率部撤离广州的同时，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仅怡和行行主伍崇曜就出资80万银元[101]。5月31日，中方已将赔款全部付清，随后英军全部撤走[46]:287。
广州和约订立翌日，奕山已下令禁止官兵、乡勇和水勇妄生事端、拘拿外商[46]:298。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时期，发生了一起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46]:293。中英双方对此事件的记载有很大出入，各有夸大、含混或矛盾之处，但仍有一些共通点。总括而言，英军确有“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或调戏妇女的行为，不过是由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发英军的进犯；搏斗中，天雨令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加上英军不谙地形，民众诱敌深入、围困英军，对其造成了一定的伤亡；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城北的四方炮台；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方散去[46]:293-313。广东百姓继而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组织跟着成立[2]:65。
《广州和约》如同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谎言，对朝廷交代[2]:65。6月4日，即和约达成第9天，奕山上奏道光帝称，汉奸帮助英军占领广州城北炮台后，城内居民投书清方请求保全民命[46]:288；然后编造故事：英人“免冠作礼、兵杖投地”前来诉苦，声称其因省河两岸清军炮击以致无法传话，因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英人）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46]:288；接著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尽失，不如先同意英人的请求，使其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防守[46]:289；奕山还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至于600万赎城费，则改称是行商的“商欠”，称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部分款项[46]:289；此外，对于退驻广州城外，声称是为了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2]:66。为了不被皇帝惩罚，奕山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102]。6月18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奏折，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46]:289。道光帝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46]:290。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他于7月14日再上奏，声称英商得知准许通商的圣恩后“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并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节省粮饷[46]:290。道光帝收到奏折后，以为战争已结束，于7月28日下令各省裁撤调防军兵[46]:291。
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勋爵针对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义律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在同年1月20日拟定的《穿鼻草约》，严厉谴责义律藐视训令，认为《穿鼻草约》所带来的利益太少[11]:183-184。4月30日，英国内阁决定将义律撤职，并否认《穿鼻草约》，另派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为新任驻华全权代表[11]:184。砵甸乍在6月5日离开伦敦，于8月10日抵达澳门，义律则返回英国[11]:185；与砵甸乍同行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46]:328。
8月10日，即砵甸乍抵华当天，他向两广总督祁贡发出两道照会，表明自己的身分，要求与中方全权大使根据《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内容展开停战谈判，谈判结束前将持续北上进攻[46]:329-330。但奕山等人未有按英方要求如实禀报此情况，于8月23日上奏，谎称英方仅更换“领事”，隐瞒了砵甸乍的真正使命[46]:330-331。
8月21日，砵甸乍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1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49威尔士步兵团、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团、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团开始第二次北上。[103]
早在1841年3月，新任闽越总督颜伯焘抵达福建厦门，他认为未来厦门必有一战，故亲自大规模部署防务[46]:333-337。同年6月初，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帝以为战事结束，在7月28日下令沿海各省酌情裁撤军兵[46]:291。8月中旬，颜伯焘收到道光帝命令裁撤防兵的谕令，但他坚信布防的必要，于8月25日覆奏，以言语拖延时间，始终未有撤防；就在当晚，英舰开至厦门海面[46]:340。
8月25日，英舰驶入厦门南水道。26日，英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不予理睬；下午，英军发起进攻，厦门岛南岸全部失守，颜伯焘率官员仓皇逃往同安，剩馀清军大溃散。27日，英军攻陷厦门城，英军战死1人、伤16人；清军战死三百馀人，伤者无数[46]:341-343。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继续向定海前进[2]:66。后来道光帝阅读了厦门失陷的奏折，才得知原来英军也能陆战[46]:345。
早在1841年初，时任钦差大臣伊里布私下和谈收复定海，至同年2月道光任命极力“主剿”的裕谦为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46]:348,350。数月以来，裕谦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7000人[2]:66。9月25日，英舰与2000陆军陆续抵达镇海，但因天气恶劣难以调兵定海，英军决定侦察定海防务[46]:357。对于9月26日至30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差异颇大，总括而言，英军进行了侦察、建立阵地等战前准备，但定海清军视之为进攻，高度紧张，一连五日开炮，未造成很大伤害，徒费铅药[46]:356-359。
10月1日，英军正式进攻定海，依旧采用战舰正面轰击、陆军侧翼抄袭的战术，并再获极大成功[46]:359-361；当日清军三名总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相继阵亡，清军死者千人，英军伤亡约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2]:66-67。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旧不屈，英军仅能控制县城周围10里[2]:67。
为便于过冬，等候援军，英军于10月10日进攻镇海[2]:67。英舰以炮火轰击，陆军则登陆并从侧翼抄袭，总兵谢朝恩战死，清守军溃逃，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陷；裕谦发现无路可退，投池自尽，被救起，昏迷的裕谦被护送往宁波，县城守军和部分官员借此逃跑，裕谦途中气绝[46]:365-367。其后，英军包抄攻下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浙江提督余步云自东岳宫退至镇海县城，英军占领县城[46]:372-373；下午2时战息，英军死伤十馀人，清军死者数以百计[46]:367。12日，余步云眼见无兵可战、无险可守，要求英方和谈不果，弃城而逃[46]:373-374。13日，英军唾手而得宁波，大肆掳掠、奸淫，乡民继续抵抗，俘40馀名英国人[2]:67。
1841年10月18日，正当道光帝满怀希望地期盼浙江的捷报时，他收到杭州上奏，告知镇海失守、裕谦殉难的消息，并请求调兵增援浙江[46]:377。道光帝随即任命另一皇室成员奕经（雍正帝之四世孙）为扬威将军，并从八省调兵1.2万人组成大军，征讨“逆夷”[46]:377-378；又鼓励沿海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厚赏捐资助饷绅民[2]:67。翌日，道光帝下旨赦免此前被判斩监侯的琦善，发往浙江军营，让他效力赎罪；但最终琦善被改发到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46]:379。
1841至1842年，两艘英船先后因风候不佳而在台湾（时西方称福尔摩沙）海面搁浅，台湾清军先后俘虏了百馀名船员并加以杀戮。但中英双方对这两起事件的记载有很大不同，各有隐晦扭曲之处。[104]:摘要
1841年9月27日，英国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又译作“呐尔不哒”号）正载运着在舟山群岛定海参战的英军返回[105]:85，在台湾鸡笼（今基隆）附近海面遇风沉船[46]:548。台湾地方政府认为他们是敌军的进攻部队[105]:85，船上274人中133人被俘虏[46]:548。
1842年3月，英国双桅商船“阿呐”号（Brig Ann，又译作“阿恩”或“安妮”号）自舟山携带财货起锚南驶，目的地为澳门。该船载有57人，包括34名印度人、14名欧洲或美国人、5名华人及4名马来亚或新加坡人[106]。该船在台湾淡水一带海面遇险，两名船员被杀，其馀船员被清军俘虏[105]:85[107]。
两次海难事件中，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均奏报“胜仗”[46]:548。不过，据英方文献及生还俘虏所述，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和双桅商船“阿呐”号都是因为遇风触礁而漂流至台湾海域。据战后钦差大臣闽浙总督怡良调查，此皆为台湾地方官员谎报战功，双方实未交战，英船亦非战斗人员。[104]:148-149
1842年5月14日，道光帝因浙江战败，下令对商船阿呐号上的英俘“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馀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馀名，均署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108][46]:548。1842年8月，两船共187名俘虏中，除了早前在押送过程中或狱中死亡者，大部分在台南被斩首，只有11人幸存[104]:摘要,134,136。道光帝最初将此事件视为振奋人心的一大胜利，对于相关的台湾功臣从优议叙，但随著战局的演变和谈判的进行，清廷在英方施压下，严惩有关官员。[104]:摘要
1841年10月底，扬威将军奕经离京南下，据奕经的幕客贝青乔称，奕经离京之初“或战或抚，游移两可”[46]:378。11月下旬，奕经抵达江苏，但在苏州一带逗留足足两个月[46]:378；期间奕经与部下颐指气使、生活奢靡，后来引起非议，遂于1842年1月进至浙江嘉兴[46]:382。1842年2月中旬，川陕劲旅抵达浙江，奕经再无理由观望不前，于2月27日赶至浙江绍兴曹娥江前线，自其南下以来已有四个多月[46]:382。
英军于1841年10月占据定海、镇海、宁波后，璞鼎查曾数次向清方表示愿意谈判，但未有回音；另一方面，英方军力分据沿海各城，难以集结大军进攻，加上气候严寒不利于英军作战，故英军占据宁波后，除了数次短暂的扰边，进入长达数月的间歇期[46]:381。璞鼎查亦于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将驻华商务总督的办事机构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宣布香港与舟山成为自由港[46]:381。
1842年3月6日，奕经上奏，自信地大谈其反攻浙江宁波、定海、镇海三城的作战计划，道光帝深受打动[46]:384-385。然而，根据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的布兵方式，合计浙江原驻军、外省援军，可用的清兵不到三千名，其馀都是素质参差的雇佣壮勇[46]:382-384；此外，奕经以迷信指导战事，如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等[46]:384。3月10日，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定、镇三路反攻英军[109][110]。这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发动的反攻，然而这一历经4个多月准备的反攻，不到4小时便全部瓦解[46]:385-386。
宁波方向，3月10日凌晨3时，清军向英国轮船施放4艘火船，被英方小艇导至岸边；与此同时，清军一面以小型火器向宁波城外的英舰开火，但未奏效；一面进攻宁波城的南门和西门。负责进攻宁波城的四川兵（部分为嘉绒藏族）相当勇猛，在里应外合下一度攻入城内，英军连忙调集火炮进行轰击，而城内街道狭窄令清军无处退散和躲藏，惨遭屠杀[46]:386。首批攻入城内的一百余名藏兵全部战死[111]。天亮后，清军见大势已去，便仓卒退至城外[46]:386。
镇海方向，同在10日凌晨3时，清军在该处施放十只火船，企图焚烧港内英舰，但被英军小船拖至河岸；同时，清军施放小型火器，进扑镇海西门，驻守该处的英军主动开门出城迎战，清军由于担任主攻的朱贵部因黑夜迷途而未到达，结果相战不支而败退[46]:386。天亮后，英船沿宁波西南、西北的河流搜索前进，共击毁37只火船[46]:386。清军在进攻宁波、镇海两城时均未有使用火炮，交战时火力悬殊，未能对英军造成伤害[46]:386[112]。据英方记载，宁波之战时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数人，而在镇海之战则无人伤亡[46]:386。
定海方向，早在3月8日，驻守岱山一带准备进攻定海的水勇已被英船驱散，未能发动进攻；尽管郑鼎臣后来在4月14日率领水勇在定海有著毫无战果的一搏，还被奕经粉饰为一场大胜仗[46]:387。
此时正在舟山的英国海军、陆军司令闻讯赶至宁波，英军由防御转为进攻[46]:387。3月13日，英国陆军司令郭富听闻驻馀姚的清军余步云部将进攻宁波，便向奉化进军，不久却发现余步云已于前夜溃逃[46]:387。15日，英国海军司令巴加与陆军司令郭富听闻慈谿是清军的前进基地，便率领海、陆军士兵1200馀人于上午8时向慈谿进军，于当日中午抵达并占领县城，又向城外大宝山的清军营地进攻[46]:387；双方发生交战，清军副将朱贵以下死伤近千人，英军死伤20馀人[2]:67。
此时在慈谿西北约20里的长溪岭驻守的参赞大臣文蔚得悉慈谿和大宝山的战事，未有率兵增援，反而率兵逃跑。3月16日，英军占领长溪岭，焚毁文蔚的空营，翌日返回宁波[46]:387。而远在绍兴曹娥江以西东关镇驻守的奕经听闻前方军报后大惊，于16日率军连夜西逃，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46]:387。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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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清军三路反攻全部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114][页码请求]。经历浙东三城在1841年10月与1842年3月两次惨败后，原本积极筹备军务、极力“主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受到极大冲击，逐渐转为“主抚”，他终于认清了中英武力悬殊的事实，遂冒著触犯圣怒的风险，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道出了当时清朝主战的十大弊端，是当时少有的能著眼于现实的意见[46]:410-423。3月28日，已得知浙东失守的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奏折，朱批：“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46]:427”晚间，广州将军耆英进京请训，获道光接见，两人密谈；道光当晚发出上谕，命令耆英赴浙署理杭州将军，并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又命令扬威将军奕经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设法羁縻”[46]:427-428。4月3日，获释的伊里布抵京，得到上谕赏他七品衔、命他跟随耆英赴浙差遣；4月7日，道光帝再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此后又与他多次密谈，明令他“先剿后抚”[46]:427-428。
1842年4月15日，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衔伊里布离京南下，并于5月9日到达杭州[46]:429-431。按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计划，应先由奕经主持“剿”，战胜后由耆英主持“抚”。然而耆英到浙后，奕经接连向道光帝奏报一连串“捷报”，使道光帝振奋；但耆英上奏时悲观失望，令道光帝不悦，加上耆英未有遵旨“先剿后抚”，而是每当英军稍有动作便立即“羁縻”，令道光帝甚为不满[46]:431。结果，道光帝在5月25日下旨停止了耆英和伊里布的使命，浙江的大权仍归奕经。但就在道光帝幡然改计之时，英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新一轮攻势——扬子江（即长江）战役[46]:431。
经过浙江战役后，英军获得了一些增援。但由于华北气候严寒，故英军不再北上大沽口，改向气候温暖而富庶的长江下游进兵，不仅有利长期作战，又可截断南北交通；清廷也顾虑到这一点，故而阻断漕运。[2]:67[115]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于13日集结在黄牛礁海域，并于17日抵达乍浦海面[46]:432。这只部队共有战舰7艘、轮船4艘、陆军2,000馀人，是英军在浙江地区的大部分兵力[46]:432。清军方面，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是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共计约7,000人[46]:432。5月18日，英军对乍浦发动进攻，依然采用海军正面炮击、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清军武备和防御落后，加上未料到英军从高地进攻，作战时指挥十分混乱[46]:433。尽管如此，英军在此战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共9人死亡、55人受伤，包括在天尊庙战斗中被清军击毙的英国陆军中校汤林森[46]:433。虽然大部分清军在战斗中逃跑，但驻防乍浦的八旗官兵拼死作战，令英军震惊[46]:434。此役，清军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116][117][118][119]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羁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120]。5月28日，即英军攻占乍浦的第10天，英军全体撤离，继续北上，其下一个目标是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淞（今属上海市）[46]:434。吴淞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其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在过去两年中大为加强，但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毫未觉察当地的防务并不能抵挡英军，自信地制定了作战计划[46]:434-435。
1842年6月初，英国军舰抵吴淞口外，清守军约一万人[2]:67。6月16日晨，战斗开始，两小时后，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走[2]: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吴淞炮台[41]，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2]:67[121]。午后，英军不费一弹占领宝山县城。此战，英军2人死亡、25人受伤，清军陈化成以下88人死亡[46]:435-436。吴淞和宝山失陷后，上海官兵弃城而逃[2]:67。
英军攻陷吴淞、宝山的当晚，英国援军抵达吴淞口外，英军的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规模空前[46]:438-439。6月19日，英军沿黄浦江水陆并进，占领了已被清方放弃的上海[46]:440。6月27日，英军退出上海，留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军队于7月5日驶入长江，直逼镇江[46]:440。
1842年7月15日，英国军舰抵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同时清军也在行动，参赞大臣齐慎、两江总督牛鉴从各省率兵驰援镇江，镇江城内外驻军约7,000人[46]:441。当英军于7月15日初到镇江江面时，时任京口副都统海龄下令紧闭城门，造成市集停运，百姓无处买食，海龄纵兵枪杀街巷的行人，以“汉奸”罪名在城内大肆捕杀百姓，如是者六天，民怨沸腾[46]:440[122]。尽管海龄是在后来的镇江之战中投火自杀，但由于他的暴戾举止，民间盛传他被愤民暗杀[123]。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6,905人与数百名海军向镇江发起进攻[46]:441。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八旗兵顽抗[124]。英军用炸药轰开城门，从城北、城西、城南三方向突入城内，守城的八旗兵并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46]:442-443，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49][页码请求]。此役，英军遭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损失，共39人战死、130人受伤、3人失踪[46]:443；而据耆英在战后调查，清军共有570多人战死，其中镇江、青州八旗的伤亡达30%，远超外省绿营援军的1.6%[46]:444。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125]”。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126]”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接受了英军50万元的勒索，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2]:68。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27][需要完整来源]。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46]:455-456。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28][需要完整来源]，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29]
1842年8月，清军节节败退，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请，可不攻城[2]:69。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2]: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2]:69。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国舰只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2]:69。清政府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四次，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双方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江宁条约》，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85]:320，通称《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2]:69。
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交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给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然而，璞鼎查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岛[85]:320，并最终在条约中加入了割地的条款[130][131]:9-10。清政府并须按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之《虎门善后条约》内，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85]:320）；赔偿烟价、商欠、兵费共2100万圆[132]，并废除经公行贸易之制度；双方议定进出口税饷；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方付600万元后，英兵退出长江；舟山岛、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辟后方撤[2]: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33]。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打开中国的闭关大门，[4]: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国商人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2]:70。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各国纷纷要求享有同一待遇，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被要求割地赔款对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134]。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2]:71。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之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之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之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之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2]:71-72。
作为英国宿敌的法国在战争前后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决心在中国利益问题上不落后于英国人，同时其国内纺织业也寄希望于中国市场。法国在战前就通过法国驻马尼拉领事暨在远东唯一的外交人员巴罗了解到中国局势，并在1839年恢复了中断数年之久的法国驻广州领事馆。1841年3月法国政府派真盛意作为特使出使中国，当真盛意抵达广州的时候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使团一路尾随英国舰队并见证了南京条约的签署；真盛意使团劝说清朝官员求和，并且希望为法国争取到类似南京条约的条款。战后，法国政府于1843年派遣拉萼尼来华，拉萼尼在抵达中国后就获得了英国和美国外交官分享的条约内容作为参考。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法约和英约、美约在贸易和政治上没有太大差异，然而考虑到法国在对华贸易上落后于英美，拉萼尼特意在法约中增加了天主教传教相关内容，以期提高法国在华文化影响力。[135][2]:72
在列强要求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影响下，清朝对某一国失去某一特权，就等于对所有列强失去该特权，这使清朝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弱势。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以致在后来战争中被外国夺去更多领土[134]。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割裂中国领土，破坏主权之完整，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4]:35。领事裁判权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134]。就政治方面之影响来看，战后政府大失威信，弱点暴露，会党以反清为职志自不会放过时机[2]:86。
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中国的禁烟名存实亡，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图谋，花费18年时间实现了这个图谋[136]。在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进口是每年2553吨[137]:94，吸食人数约人口的1%[138]，到186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进口4235吨，增加了6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合法化了，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880年达到顶峰6500吨，是1839年的2.5倍。此后受价格低廉的本土鸦片竞争，进口量开始迅速减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罂粟种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开始迅速扩大，1870年土药（本土鸦片）产量已与洋药（进口鸦片）持平，在1906年土药产量达到3.5万吨，是进口鸦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进口量的12倍[137]:100。1880年代后期吸食人数估计为人口的10%，烟瘾很大者估计3%-5%[138]。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重要变化[4]: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39][140][需要完整来源]。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141]。英国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4]:37。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对外国商品仍顽强抵抗[4]:37。18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之五口通商地区，传统经济已开始解体[4]:39[142][需要完整来源]。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143][需要完整来源]。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144]。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沿岸华人因在战争时为英军补给，故在战争完结后获得优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145]:28[146]:50-51。此外香港由于在是次战争后割让给英国，宣布成为自由港，故为广东一带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机会，不过由于最初营商环境不安全、广东当局阻碍商人到香港贸易等因素，令当地贸易情况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大量富商来港，才有了显著改善[145]:30-34,43。
《南京条约》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情况，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叶的产地，关税明确，灰色苛捐杂税消失，这对茶叶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总量从1839年的380千担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818千担，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叶出口为1945千担，是1839年的5.12倍[147]:228-232。茶叶出口的增加超过鸦片进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就已经转为顺差，这种状况要持续到1880年代中叶，那时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印度的竞争而减少，鸦片进口虽然也减少但棉布进口增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重新回到逆差[147]:250。
上海的茶叶贸易量很快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城市[2]:73[148]。福州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通的汉口也很快成为茶叶出口的枢纽。广州充斥著排外的情绪，对开放通商的条例想方设法进行阻碍，通商的功能相对下降，并且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149]。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中国社会，清政府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不过，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得少数有识之士受到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开始意识到了社会和民族的危机[150]。他们在倡导兴利除弊、变革社会的同时，开始放眼观察世界，寻求御辱图强之道[150]。
史家蒋廷黻指出，林则徐是当时“觉悟的少数人”中的其中一个，但他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不敢公开提倡[8]:16-17。事实上，林则徐羁留广东后，已了解到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的船和炮，同时派人翻译外国刊物[8]:17，例如英国人休·慕瑞所著《地理百科全书》译成《四洲志》，未及出版[151]。1841年7月，林则徐前往新疆伊犁戍边前夕，他将书稿全部交给好友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搜罗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于1843年1月刻印初版于扬州[151]，又几经扩编，补成一百卷，于1852年（咸丰二年）刊行于世[8]:18。此后，林则徐被清廷谪戍伊犁，途中他曾向友人致私函，痛陈中国对自身枪炮落伍的事实置之不理，但林则徐却请友人将他的这封信保密[8]:18。
| “ | 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 ” |
| ——魏源《海国图志》，1843 | ||
《海国图志》在中国和邻国有著完全不同的命运[151]。该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政制、风土人情[8]:18，主旨是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和西洋船等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但这一切都被中国人弃之如敝屣[151]。事缘战前，林则徐被士大夫视为百战百胜的“主剿”派官员，但他因琦善受英人贿赂而被革职和驱逐，故此士大夫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古法不效，而是因为“奸臣误国”[8]:16-17；在主导当时中国命运的传统守旧势力中，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对这部著作和“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不予重视甚至予以否定，例如梁廷枏则将其斥为“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150]。
相反地，《海国图志》[8]:16-17于1851年流传到日本，随即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刊印、训解、评论该书的热潮，数年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已多达22种，令“幕末”时代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晓了世界各国的史地知识[150]。这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具有莫大的刺激[2]:77。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馀册，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152]:581。但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52]:581。直到十三年后的1858年，日后的首位中国驻外使节郭嵩焘到北京，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152]:581。
| “ |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 ” |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页码请求] | ||
直到二十年后战败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成就其实不小，但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中再次战败。然后才试图改革政治，有了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有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然后才有了比较认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并最终导致清朝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2年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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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沙湾炮台[161]、四草炮台、安平小炮台皆是在此战争期间由清军所建[162]，大武仑炮台亦是，但现址为日军为防御美军所改建[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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