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是孔子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家学者解说《礼经》和“礼学”的文集。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传，数量颇多，大多无法确知作者的姓名身分，所以《汉书·艺文志》泛称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汉代的儒者选录这些“《礼》之记文”，编辑成书，作为教授《仪礼》的参考[1]。汉代授礼学者，自后苍起分三家，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庆普《庆普礼记》四十九篇，其中《庆普礼》不传，《大戴礼》残缺，而以《小戴礼》最为通行，一般所称的《礼记》通常就是指《小戴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因整修宫室，毁坏孔府旧宅，得古文经《礼》五十六篇于坏壁之中[2][3]。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经《礼》相同，馀下三十九篇则属于逸《礼》。礼家将〈奔丧〉、〈投壶〉等逸礼篇章录于《礼记》而流传下来，其馀篇章因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4][5]。
《礼记》全书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不仅涉及了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重视君子的道德修养和治世理想。其中有名的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等等。〈大学〉与〈中庸〉为朱熹选入“四书”，作为君子修身的指引。〈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6]，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反映了儒家治世的理想境界。
篇章
文本承续
唐朝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小戴传《礼记》四十九篇的说法，也是从东汉郑玄开始的，依据的是也是孔引《六艺论》：“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记》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而“大戴删古《记》，小戴删大戴”的说法，依据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西晋陈邵《周礼论·序》所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唐贞观官撰《隋书·经籍志》也使用了类似说法。
晚近以来，多人对删书说法提出了怀疑，对《大戴礼记》、《小戴礼记》的篇章数与篇章异同，以及材料来源，乃至汉时是否存在《大戴礼记》，是否已成书并流传，都提出了问题。因为《汉书·艺文志》做为书目，没有记载大小戴传的是哪些内容，以及是否为礼之《记》。《汉书·艺文志》原记载为：“《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不过，《汉书·艺文志》下文记载了二戴“立学官”：“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汉书·儒林传》另处记载了二戴师承及授业事。现在知道，汉人在使用“礼”与“礼记”这两个词时，界限不是那么清楚的。而当代新发现的简帛文献对廓清文本传承带来了新的期望，如郭店楚简文字的分析就证实了《缁衣》篇的源头出于先秦。
注疏
地位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9]。“《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
阮元在《书东莞陈氏〈学蔀通辩〉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10]
参见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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