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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恩来的评价是关于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创立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相对而言,周恩来以其行政管理才能和外交手腕成功处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三十年来的大量棘手政治[1][2]和外交[3]问题,同时在晚年尽其所能力图减少文革对国家带来的损害[4][5],是一位才能卓越之务实主义者。因其善于折衷调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领导者之一[6],同时也有严于律己且廉洁奉公的良好政治品格。主流政治、媒体及民众[7]对其评价颇为正面,但也有质疑声音批评周恩来实际上并无真正阻止文革批斗的权势[8] 。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周恩来悼词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做出官方评价:
“ |
“…… ……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 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 ……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 ……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著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9] |
” |
从遵义会议前后到周恩来逝世,周和毛泽东合作整整四十年,直到周病逝为止。尽管两人性格气质截然不同,却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政治搭档之一[10],在20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相辅相成:毛主要扮演“掌舵”的政策制定者与精神领袖,周则是谨慎小心的执行者,内政外交的大管家[11],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12]。周凭借其独特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唯一屹立不倒的核心政治人物(从1920年代初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到1976年逝世,历时超过半世纪)[13]。在其晚年,两人经常互相询问身体状况[14][15]。1976年1月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中央送审之周恩来追悼大会上之悼词稿,毛泽东失声痛哭[16]:447[11][17]。
周视邓小平为接班人。邓称:“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8]1976年1月15日,邓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回顾和评价周一生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历,号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19]:46-47。邓对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之评价,基本上代表1978年后中国共产党官方立场。[20]
此外,中国共产党元老陈云、李先念也有相同见解:“周恩来同志这种为共产主义理想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以至在国际人士中,树立了忠诚、亲切、勤奋、坚毅、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中国共产党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光荣,中国人民确实因为有周恩来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9]杨尚昆认为:“周恩来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领导人之一。他生前不愿意称赞自己的功绩,而且在病中留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向祖国大地,不愿后人为他树碑。可是,他为中华民族解放,为人类进步事业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早已为人民所崇敬,作为学习的楷模。”[21]“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22],“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22]
中国史学界和很多国外史学家认为,周顾全大局、相忍为国,尽力使用各种管渠道,以不同方法减少动乱之影响[23][24][25][26],也曾被江青等人称为“灭火队长”[13][1]。
2018年3月1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27]:204、“周恩来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28][29]、“周恩来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周恩来同志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德的集中写照,永远为后世景仰。”[30]: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家、联合国副秘书长冀朝铸亦表示:“如果世界上有完美无缺的人,那就是周恩来。”[31]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表示:“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档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32]
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锐,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中讲到周恩来:“周恩来心里不明白吗?他不了解毛泽东吗?他不知道毛泽东做的这一套对还是不对吗?他心知肚明,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丫头:你要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本《晚年周恩来》是香港出版的,作者高文谦……这本书中,关于文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那些文革的内情啊,都写得相当具体。我没有细看,我翻了一下,他写的符合事实。”[33]
中国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34][35]
在中国国外,周恩来的贡献也得到相似评价。1955年,原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访问北京后说:“在周总理的面前,竟使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野蛮人。”[36]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一位领袖”。[37]
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曾感慨:“毛主席真幸运,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就好了。”[38]
赫鲁晓夫说: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灵活的当代人物,同他能进行切合实际的交谈。 [39]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也对西方记者说:“你们认为我是难以对付的话,那你们就等着与周恩来打交道吧。”[38]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这样比较周与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风格的总理,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像一位真龙天子,他可以在风云变幻的云雾中恣意纵横,时隐时现,而周恩来则不同,他仿佛一直在权衡时势,修补残局。”[40]
部分人[谁?]认为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专案组总负责人,应当为专案组迫害大批中国共产党干部负责,如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专案上批示“应该枪毙”等字样。[41]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所说:“周恩来是在明智地权衡各方面的利弊之后,才决定这样做的。”“这位总理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公开反对毛泽东,显然不利于国家的利益。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还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42]”
周恩来六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951年6月18日,周恩来第一次登上《时代》封面时,《时代》周刊写到“(他)在政治上是个暴虐的统治者,在外交上是个听话的仆从,在经济上是个无能的领导者”。1954年5月10日,《时代》周刊写到“周恩来站在了世界面前,显示了一个巨人决心把美国和西方赶出亚洲,渴望吃掉那半个世界,无论付出多少血汗也要把它自己由贫穷变得强大的表情和声音”。1975年2月3日,周恩来最后一次登上《时代》封面时,《时代》周刊则评论说“尽管有创造性的党主席毛泽东还高高在上,70年代却已成为周恩来时代了”。 [43][44][需要较佳来源]
张学良曾于1936年4月9日初次在延安秘密会晤周恩来[45]:295。张学良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45]:2951993年1月15日,张学良接受日本《东京新闻》记者佐藤光明访问时说:“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大胆的人,使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46]:120
作家冰心表示完全钦佩:“周恩来总理是我国二十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47]
周入党介绍人、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在周死后当日拟挽联为:上联“为人类为革命奋斗一生”;下联“无名心无私情当今完人”[48]。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周十分敬佩和爱戴,两者早年以“兄弟”相称[49]。周逝世后,郭沫若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形容他对周敬仰,并写数首哀思悼念的诗作怀念[50]。郭沫若诗作《怀念周总理》,总结周一生事业功勋:“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51]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表示:“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出现的是一位长着浓眉而英姿勃发的代表民众的政治家。他具有十分罕见的才智和天赋的当机立断的才能,并以之为集体主义服务……我们俩用华语交谈,不时夹杂几个英语单词,其余部分则由龚澎帮助翻译。”[52]
美国历史学家唐德刚亦赞赏周恩来为:“近代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之一(另外“一个”是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53][54],并认为周在文化大革命表现“忍辱负重”、以柔克刚[55]。
周恩来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56][57][58]。
寒春、阳早夫妇在回忆往事时说:“我们在周恩来总理那里感受到的是温暖,是坚持原则。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是完全忠诚的,没有个人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59]
近些年越来越多被公开的史料,显示了周恩来屈从甚至成为毛泽东“帮凶”的一面,比如在打倒高岗、饶漱石集团,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事件上,周恩来没有一次不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60]
至于广为人知的在文革中周恩来从红卫兵手中救下和保护了许多人的事实,一些批评者声称这些被救下的人都是毛泽东默许的,周恩来是在揣摩了毛泽东的意思之后,才敢出面求的情。[60]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哲学家李慎之在2002年曾与朱学勤教授谈起过自己对周恩来评价的转变,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并与周恩来有私人交情的李慎之说,他一辈子佩服周总理,但在晚年却觉得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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