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
绝望和恐惧的社会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反乌托邦（英语：Dystopia，来自古希腊语 δυσ (dus)，意即：“坏的”,和 τόπος (tópos)，意即：“地方”）用于描述一种想象中的极端糟糕且可怕的社会。[1][2]亦常被认为是乌托邦的反义词。乌托邦一词由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所提出，用以形容一个低犯罪率，低暴力和几乎没有贫穷的理想社会。关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关系并非完全对立，因为在乌托邦中的元素时常出现在反乌托邦，同样地，在反乌托邦中也有乌托邦的元素。[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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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通常具有恐惧或痛苦特征，[6]如暴君统治、环境灾难，[7]或其他与社会灾难性衰落为特征。
典型的反乌托邦社会主题包括：通过使用宣传、重度审查信息或否认自由思想、崇拜不可实现的目标、完全失去个性，以及强制遵从等手段完全控制社会中的人民。[8]尽管存在某些重叠，反乌托邦小说与末日小说有所不同，而一个不受欢迎的社会未必是反乌托邦的。
反乌托邦社会出现在许多虚构作品和艺术表现中，特别是在设定在未来的故事中。著名的例子包括乔治·奥威尔发表于1949年的《一九八四》。其他著名的例子包括奥尔德斯·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的《美丽新世界》以及雷·布雷德伯里发表于1953年的《华氏451度》。反乌托邦社会出现在许多小说亚类中，并经常用来关注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宗教、心理学、伦理学、科学或技术。一些作者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称现有社会，其中许多是或曾经是极权主义国家或处于崩溃状态的社会。反乌托邦通常通过夸张的最坏情景对当前趋势、社会规范或政治体制提出批评。[9]
一些架空历史作品的亚类，例如轴心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或者描述在历史转折点中代表压制社会一方获胜的架空历史作品也可以作为反乌托邦。例如，2004年的伪纪录片《CSA：美利坚联盟国》和本·温特斯的《地下航线》，后者描绘了美国至今仍在实施奴隶制，通过互联网进行“电子奴隶拍卖”，奴隶由植入在他们脊柱中的电子设备控制；或其中20世纪的英国被天主教神权统治，宗教裁判所积极折磨和焚烧“异教徒”的《帕凡舞》。
一些学者，例如格雷戈里·克拉埃斯和莱曼·陶尔·萨金特，对反乌托邦的典型同义词进行了一些区分。例如，克莱斯和萨金特将文学反乌托邦定义为想象出的社会，实质上比作家所写的社会更糟糕。其中一些是反乌托邦，批评试图实现各种乌托邦概念的企图。在对这个概念的文学和现实表达最全面的处理中，格雷戈里·克拉埃斯的《反乌托邦：自然史》（英语：Dystopia: A Natural History）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方法来阐述这些定义。这本书将这一传统追溯到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反应，并强调了反乌托邦作品通常反对集体主义的特点。这本书还追溯了其他主题的添加，包括科学技术、社会不平等、公司独裁和核战争的危险。这里还倡导了一种心理学方法，将恐惧原则与君主专制形式的统治联系起来，这是从政治思想史中继承下来的，还引入了群体心理学作为理解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关系的手段。
安德鲁·诺顿-施瓦茨巴德（英语：Andrew Norton Schwartzbard）认为，“在“反乌托邦”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但丁的《地狱篇》实际上包含了这一流派所关联的大部分典型特征——即使与现代反乌托邦小说将情节设定于现实世界的未来中不同，《地狱篇》将情节设定在了宗教框架下。”同样地，维森特·安格洛蒂（英语：Vicente Angeloti）评论说：“乔治·奥威尔的标志性短语，‘靴子踩在人类的脸上——永远’，恰如但丁地狱居民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但丁著名的铭文‘凡是进入此地者，一切希望都应放弃’，如果放置在奥威尔的友爱部和其恶名昭彰的‘101号房间’的入口处同样合适。”
反乌托邦（Dystopia）是基于乌托邦（Utopia）所创造出的词语。追根溯源，它的古希腊语 δυσ τόπος意指“不好的地方”。
1818年，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使用了Cacotopia（最糟政府所在的假想之地）这个词[10]。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载，已知最早使用 Dystopia 一词的，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1868年在英国下议院前的演讲。密尔指责了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称它们为乌托邦式的或许太过褒扬，它们更应被称作反乌托邦式（Dys-topians，或 Caco-topians）。通常称之为乌托邦式的是某些太过美好而难以实现事情，但它们则显得更倾向于太过糟糕而不可行”[11][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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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包括：
- 表面看来是公平有序、没有贫困和纷争的理想社会，实际是受到全方位管控只有自由的外表，但人的尊严和人性受到否定
- 肃清。领导者用宣传对国民洗脑，统治者强行将自己的体制描述成美好，异见人士被制裁并排除在社会之外
- 剥夺言论自由。将所谓对社会有害的出版物没收、焚书
- 社会不公。在社会承认的市民阶层以下，有不被当人的贫困阶级和贱民存在，事实上是贫富两极的社会
- 为了根除市民社会的贫困，用社会体制将极端贫困者强制隔离或掩盖起来
- 生活在社会体制内的市民阶级，由体制根据血统DNA之类进行管控
- 生育管制。为强制进行人口调整，市民的家庭、恋爱、性行为、妊娠、产子等都由社会管控
- 通过愚民政策，完全遮蔽以上负面资讯，或者市民阶层将这些弊端视为理所当然并自然而然予以接受
一些作品中的反乌托邦社会表面上充满和平，但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刻画出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这一类小说通常是叙述人类科技的泛滥，在表面上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但本质上掩饰着虚弱空洞的精神世界。可能的世界观设定有：人类丧失自由、物质浪费蔓延、道德沦丧、民主受压迫（或以另类方法制造“民主”）、阶级壁垒森严、自杀风气横行等等。故事表达的方法主要是透过一些变数，如人工智能背叛人类，“野人”被带进文化世界等，令主角明白到人类文明已变得僵化或腐化，并带领自己走向毁灭，而主角再从中作出自我的选择。
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包括了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亦翻作《反乌托邦与自由》）等等。不过这类小说并不都是宣扬消极意义，阿西莫夫所著的《钢穴》则描写在人与人工智能矛盾的大环境下，人渴望人性自由并化解人机矛盾，建立人机合作的典范。
虚构的乌托邦社会，基本上是根植于空想主义的政治原则之上，成功地给民众带来积极有益的成果[15]；虚构的反乌托邦社会，其基础政治原则虽然通常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却因为存在致命缺陷而给民众带来负面后果[16]。
在《当沉睡者醒来》（When the Sleeper Wakes）一书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把统治阶级描写成享乐主义的和肤浅的[17]。乔治·奥威尔把威尔斯笔下的世界和杰克·伦敦的《铁踵》（The Iron Heel）做对比，认为《铁踵》中反乌托邦式统治者显得暴虐、狂热，这样写更合乎情理[18]。
一些作品的反乌托邦社会中，统治阶级推行草菅民众、暴虐无度的铁腕统治，而这些反乌托邦政府机关中又有一些人或者团体领导抵抗，意图从内部改变他们的政府。如阿兰·摩尔的《V怪客》（V for Vendetta）。
描述反乌托邦政治生态的小说包括：《播种者的寓言》《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华氏451度》，此类电影则包括:《大都会》《妙想天开》《大逃杀》《经常问的问题》《超世纪谍杀案》《饥饿游戏》《分歧者》《移动迷宫》 《未来都市NO.6》等。
和极权主义或死寂一片的虚假和平相对的，便是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反乌托邦的另一种题材，而表现通常是暴力而不是恐怖，这种风格的作品是在二战和核弹出现后才出现。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论所想像过，人类可能在史前时代的一种自然状态，便是经常性地自相残杀。虽然缺乏明确的证据证明，人类真大规模地有过这种事情，但也成为了假设政府机能的条件，便是保卫和平与治安。他还警告过不负责任的领袖，可能透过故意制造紧张的状态使人民乞求其保护而维持其权力。
小说《一九八四》，架空的近未来背景三个超级大国间，故意以长期化的低烈度的常规战争来维持其高压统治的借口。而其前史正因为核战引起的无法状态，为了自保的人民只好成立新的恐怖统治国家。
美国《国定杀戮日系列电影》中，假设未来无政府主义得势下，政府在每年定时短期内放弃了所有紧急服务机能，在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中任由国民扮演临时的罪犯，尽情发泄对社会的怨恨。
文学和媒体作品中的反乌托邦社会，其经济结构存在很多变体，这是因为作品中的经济通常和被作家设定为压迫根源的因素直接相关。但这些社会大致会依循几种原型。
常见的一种是国家计划经济，例如艾茵·兰德的《颂歌》和亨利·库特纳的短篇《铁标准》。还有则是社团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控制的计划经济，例如诺曼·杰威森的电影《滚球》。一些反乌托邦，例如《一九八四》中的那样，有著交易危险而稀缺货品的黑市，或者角色完全被国家控制的经济所摆布。这类经济体系通常缺乏效率，例如菲利普·何塞·法默的《紫色工资的骑士》，在臃肿的福利体系中，从社会责任中解脱的完全自由驱使下层阶级从事各种排斥社会的行为。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钢琴演奏者》中，中央控制的经济系统确实使得物质丰富，但却剥夺了人们劳动的人文意义，所有的工作都奴仆化、令人不满，而且只有少之又少的受过教育的人才有资格让精英和他们的工厂接纳[19]。塔尼特·李写的《不要咬太阳》中，没有友善，只有满不在乎的消费和享乐，使得主角开始寻求生活的深层意义[20]。
即使在那些经济体系并非社会弊端根源的反乌托邦中，国家也常常控制著经济，例如《美丽新世界》。其中一个角色，对于自己并非社会一员的暗示报以惊恐的反应，理由是每个人都为其他所有人而工作[21]。
其它一些作品描写了庞大的私有化和社团主义，私人拥有的超大公司有效地取代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他们操纵、渗透、控制、贿赂、与政府结契或者扮演政府职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昏睡百年首创本题材，是以十九世纪欧洲没有普选制的资产阶级伪民主下，政府的纪律部队只作为付得起重税的富人的打手。后来可见于小说《珍妮佛政府》《羚羊与秧鸡》，电影《异形》《云图》《阿凡达》《机器战警》《超世纪谍杀案》《瓦力》《梦想家》《专制》《THX 1138》《滚球》。在赛博朋克流中，公司统治很普遍，如尼尔·斯蒂芬森的《溃雪》、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及其改编《银翼杀手》。
与科技乌托邦将技术视为对人类有益的补充的主张相反，技术反乌托邦则担心并专注于新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22]。
最常见是把医学或心理学的技术，轻易地大量用到人类身上来满足较狭隘的目标。如《发条橙》中假设政客洗脑囚犯的人体实验对象当作政绩工程，或者像《银翼杀手》用生物工程制造短寿的复制人当奴隶唤使，或像《别让我走》制造无法自然生育的复制人强逼器官移植用。
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在出生前就划分为指定等级：“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爱普西隆（ε）”。社会等级越低，脑力程度越低。在赫伯特·弗兰克写的《尤西隆减号》中，也将人们划分成许多按字母顺序标识的群体[23]。
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描述了一个阶层分明的反乌托邦社会，人们被分为顶层的“核心党员”，中层的“外围党员”以及底层且占据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无产阶级”。
一些虚构反乌托邦，诸如《美丽新世界》和《华氏451度》，消灭了家庭，并且不遗余力防止其作为社会制度死灰复燃。《美丽新世界》中，婴儿经由人工繁殖，“父亲”和“母亲”的概念被认为是猥亵的。在一些小说中，国家对母亲们采取敌视行为，例如《一九八四》，孩子们组织起来监视他们的父母；而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孕妇（怀有非婚生子女）的逃亡被视为对抗国家[24]。
宗教团体扮演著被压迫或者压迫者的角色，其实类似历史上的神权政治，没有任何宗教自由。 《美丽新世界》中，国家的建立包括剪除所有十字架（象征基督教）的顶端把它们变成T形（象征福特T型车）[25]。相反，玛格丽特·爱特伍的小说《侍女传说》的故事则发生在基督教神权政体统治下的美国[26]。 在俄国作家埃琳娜·楚迪诺娃写的《巴黎圣母院与清真寺》中，穆斯林移民变成欧盟主要的人口与政治势力，使欧洲变成了欧拉伯。 在《我们》中假设未来仅有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宗教，而在《来自新世界》佛教是故事中唯一合法的宗教。
在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中，人们获准每周两次各一小时，在此短暂期间可以生活在公众视野以外，并只可用数字指代而不是姓名。 一些作品，例如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哈里森·伯杰龙》中，强调了因为屈从于冷酷的平等主义社会规范而感受到的压迫感，这些规范压制了以不平等的形式展现的技艺和才华。类似的，在雷·布莱伯利《华氏451度》中，反乌托邦用特殊部队镇压知识分子[27]。
虚构的反乌托邦一般是都市，常常断绝它们的成员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一切接触[28]。
毁灭自然界的重度污染在很多反乌托邦题材电影中都很普遍，例如《骇客帝国》《阿凡达》《机器战警》《艾莉塔：战斗天使》《Wall-E》和《超世纪谍杀案》。
比较例外的是《来自新世界》中人口稀少的未来，这是因为经常以杀戮儿童或少年，原因是没有继承超能力、能力无法控制、反抗规则等。做成人口无法回复现代的水平。
- 《国定杀戮日》（2013年）
- 《国定杀戮日：无法无天》（2014年）
- 《国定杀戮日：大选之年》（2016年）
- 《杀戮元年》（2018年）（前传）
- 《无限杀戮日》（2021年）
- 《饥饿游戏》（2012年）
- 《饥饿游戏：星火燎原》（2013年）
- 《饥饿游戏：自由幻梦Ⅰ》（2014年）
- 《饥饿游戏：自由幻梦 终结战》（2015年）
-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2023年）（前传）
- 《100年：你永远不会看到的电影》（2115年11月18日）[29][30]。
- 《死亡代理人》（2006年）
- 《PSYCHO-PASS心灵判官》（2012年）
- 《灵笼》（2019年）（末日幻想+反乌托邦）
- 《进击的巨人》（2009年）（末日幻想+反乌托邦）
- 《抵抗组织》（2010年）
- 黄妍－《反乌托邦三部曲》（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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