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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秩序，或称华夷之辨、夷夏之辨、天下秩序、夷夏大防，原是上古中原人用于区别中原华夏与四方蛮夷的一种概念。“华夷之辨”的辨别标准大致有血缘，地缘，以及衣装、礼仪等文化习俗。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概念，源自于五服制，强调由亲而疏，由近而远的内外的观念[1]，《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等经籍有所具体阐述。这个概念在秦汉以来为儒家所继承发扬，认为华夏之人群居于中央之国，为文明中心，以汉文化礼义为区隔文明–野蛮的观念就此成型。基于该种理念的体制，认为可将四方族群纳入同一个天下秩序之中，而且不受政治现实中族群势力消长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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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之中，商朝为中国最早证实有文字体系的王朝。不过，当时的甲骨文、金文纪录之中只是自号“大邑商”、“天邑商”，未开始明辨华夷。所谓戎、蛮、夷、狄，本来都系用来直指当时某一部落和方国，实际文字写法亦未完全固定。譬如人方，“人”、“尸”、“夷”相通；“狄”、“翟”相通。夷人之中有莱夷、蓝夷、淮夷之类；狄人之中又有白狄、赤狄等。再者，四方部落往往与中原王朝和诸侯国有一定关系。戎、蛮情况亦近。
在周朝，西周行封建之制，外交行为上与商朝相近。到东周时平王东迁之后，王室威严大不如前。诸侯国或交恶，或交战，甚至攻击周天子，礼乐宗法随之崩溃。诸侯之外四方的部族亦藉势进侵各国。在此动乱之时，中原诸侯国中好多都改革官、兵、农等制度，实行富国强兵，既并吞小国，又防御王化以外的部族。春秋时代中期，齐国桓公任管仲为相时，就以“尊王攘夷”为号。
目前可考最早以论理说明“中华”和“夷狄”分别的文献始于春秋战国。其时种种事件，在孔子等儒者眼中，以及在同时代成体系的经典里，就解读为华夷秩序的表表者。孔子主张坚持周初的礼乐制度，并排除当时明显源自夷狄的文化要素，但实际上周初有时候也会把夷文化因素融入自己的礼乐制度，六乐中的大韶即为一例，《论语·八佾》载孔子观后赞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死后，其学生及徒孙继承其学，在诸子百家中足以与道、墨、法、纵横等家齐名。
儒家经典之中，诸如《春秋》、《仪礼》、《周礼》、《礼记》、《尚书》都成型如春秋战国时期。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义之大宗，三礼则详细记述其规矩。例如《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治水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四夷是“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礼记王制》）。《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周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公制周礼而治天下，被儒家尊为圣人。衣冠、礼仪在古代往往用来代指文明。
华夷之辨属于一种认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准则。周王室及其所分封建立之诸侯国，统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宗族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承继华夏文明的国家。譬如姬姓国有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齐、申、吕、许等为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为嬴姓国、子姓有宋国之类。周王之外，不可有其他王，否则是僭越。
对于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此话有两解，第一解是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第二解是认为夷狄君主有为，都不及诸夏没有，是慨叹东周礼乐衰败。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一国，如行为不合礼义，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原，能习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若本为华夏之国而偏行蛮夷之事，就会沦为蛮夷。
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孔子在华夷之辨的态度上是理智的。其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看似不以平等相看，但又认为四夷和诸夏之间有共同的道德标准，而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更好。所以孔子的想法与现代的狭义民族观念不同。他又指出孟子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不只显现学派中门户之见，亦是鄙视其他民族。然而，这种歧视是以基于文化礼习。秩序之下，华夏亦不会无故侵犯四夷权益，除了保卫诸夏时以仁义之师出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会无故征伐“四夷”，因为儒教之中，会视君主为“不仁”和“无德”。
中原服饰特征之一“右衽”为华夷之别的重要标准，中原人服装的特性皆为“右衽”[2]。上古时代，上衣多为交领斜襟，中原人崇尚右，习惯上衣襟右掩，故称右衽；而北方诸族崇尚左，衣襟左掩，是为左衽。除了上衣左衽以外，胡服的下衣和足衣也与中原衣冠有别。至于荆蛮百越之地，则有断发纹身之习[3]。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把“披发”看成的蛮夷、落后的特征[4]。
春秋战国终于秦国统一中国，灭除六国，建立秦朝。秦王政号称皇帝，废除封建，厉行法家统治，并且禁毁民间农业、医药、占卜以外的私藏书籍。但同时，秦朝又南北征伐，将中原文物随而传播开去。秦朝十三年亡于民变和分裂，汉朝立国初年，汉高祖、吕太后等都喜爱黄老思想，不干涉诸家学说。直至汉武帝起，方有转变。
由汉代至明代，“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都遵从儒家经典解说，对人方面大致有以下三个：
- 血缘、
- 居地(汉亡后大致以汉朝关内地域为准)、
- 衣着、礼仪等文化习俗。
至于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在中原王朝传统的册封体制中，历代中央王朝在当时东亚一带自为天下文明的中心。文教开化自京都或本国为中心向外辐射。随年代演进，依照“开化”程度，就有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
- 世居其地，为国守疆而代守门户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
- 纳贡称臣的藩属国；
- 藩属之外的诸多外地部族，尤其是敌对或不肯来贡的政权；
- 未开化的海陆地带，即所谓化外之地。
秦代虽然力行法家和《秦律》，禁民私藏农、医外之书籍，始皇帝并非完全禁制儒家。秦亡及楚汉之争后，有曾经事秦的儒生最终在汉初为官。例如叔孙通，就曾经帮汉高祖刘邦重新订立宫廷礼仪。在野儒生就保存经籍，抑或以记忆背默抄存。汉初三帝约七十年间，对南方之南越国通商外交，准其以王号入贡。至于北方匈奴兵强，就以和亲通婚，但匈奴一直或和或寇，并无定时。到汉武帝时，汉朝由黄老放任变成儒表法里。武帝对内创立太学，请经学博士教授儒家经典，罢黜百家；对外则大举征伐匈奴、南越、夜郎、大宛等，停止与匈奴和亲，而改为下嫁乌孙。匈奴连年与汉朝战争而中衰，令西域诸国改向汉家称臣。汉元帝时，王昭君下嫁匈奴后，成功亲和两国。
王莽篡汉改立新朝后，主张托古改制，一改西汉册封四夷君主为王、承认匈奴单于名份的惯例，甚至改名贬低之，又收回赐玺，代之以章。四方邦国部族不少都不服新朝规矩，导致战事爆发。其中例如高句丽国叛乱平定后，将高句丽王降格为“下句丽侯”、高句丽县也为下句丽县；匈奴单于一度改名“恭奴善于”，后又改作“降奴服于”。新朝在内战中灭亡，终于汉光武帝中兴刘氏后，则恢复西汉惯例[5]。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是第一次有明文记载倭人与大陆皇朝外交往来。后来光武帝就赐“汉委奴国王”金印与奴国王。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期间，各政权视乎外交、人力等利益，对四夷则有和有战，亦有结盟和联婚。对于内迁中原以称臣者，则派官监督。魏蜀吴互相交战时，曾征召或联络如羌、氐之类的部族，有时部族亦会自行响应而倒向一方。与此同时，西域主要邦国如龟玆、康居、乌孙等曾沿两汉以来惯例，向曹魏进贡。[6]
晋朝取代魏朝，平定蜀、吴之后，北方五胡继续迁入中原。当时中原士人有主张驱逐之，如江统有著《徙戎论》。御史中丞傅玄上书，亦有“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之语。晋室始终并无遣返胡人，结果八王之乱后，地方失控，五胡趁乱起兵，史称“五胡乱华”，汉土人民死伤无数。诸如匈奴刘渊、巴氐李雄者，在攻入中原后，自称皇帝、国号初时都以“汉”为名，又新改年号，以示继承汉统。西晋灭亡后，晋室和士人南渡江东。北方胡人入主中原后，多国先后群立。胡人君主或会兼任皇帝和单于，政权又会对胡人、汉人用各自既有制度统治，史称胡汉分治。其中后赵又曾禁止称“胡人”、“羯人”，而必须称羯人为“国人”。由于五胡十六国皇权不及魏晋，国祚大多较短，争战篡弑频繁，连带汉胡之间常有混战仇杀。其中冉闵对“六夷胡人”曾大肆屠杀，其中男女老少又有无数是遭误认而被杀[7]。
到北魏时，孝文帝就厉行汉化，定都中原洛阳，改风易俗，尊崇儒家教化，礼待孔子后人。此外又以汉土之天下通语为正音而禁胡语、穿着汉土衣冠而禁胡服、取汉姓(如皇帝本姓跖跋，改姓元)，弃游牧而学耕种，使鲜卑人在文化习俗上同于汉土人。后来524年的六镇之乱，使北魏分立为东、西魏，现今有源于孝文帝汉化政策和并无关连两说[8][9]。南北朝格局较隐定时，南朝常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就称南朝为“岛夷”。宗教方面，东汉六朝几百年间，印度佛教渐渐传入汉土，其初时依附道教，至后来势力渐大，则被道教派指斥是胡教。又或者，道教会以“老子化胡说”主张佛教源自道家。汉土以外四夷部族与中原各政权基于利益，也时战时和，有时又会联合起来，对付敌对汉土政权。画作方面，南梁朝元帝萧绎《职贡图》是最早各国朝贡本朝的纪录。梁武帝曾因有“荧惑侵斗”的现象和童谣“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而感到紧张，赤脚下殿跑步，希望能符应天意，化解灾厄；得知北魏孝武帝西奔，他羞惭地说：“索虏也配符应天象吗？”因为这一天象应在北魏孝武帝身上，意味后者才是真命天子。
隋朝虽然皇室有胡汉通婚，不过征服南朝前后，都一样自居华夏。征战突厥、吐谷浑后，西域各国来附。不过高句丽不服，结果隋炀帝征战失利，令国中叛乱蜂起，隋朝遂亡。唐朝大抵承传隋代体制，且极盛之时，疆域上不单止一度统治西域，皇帝亦兼任天可汗，超越隋朝。幅员广大之下，胡风、胡乐当时颇为流行。外国、外族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很常见，例如高仙芝来自高句丽、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是“杂胡(混种胡人)”。韩愈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0]唐代国力强盛远远超过秦、汉、隋等前朝，有万邦来朝之势，而可见于当时画作。
唐亡之后，唐土进入五代十国。中原五代政权虽然有部分由沙陀人称帝，典章制度上是继承唐朝。在南方，越南北部一带正式脱离中原统治，自立为国；北方因为接触到大量华夏经典、思想和唐代技术，深受汉化，产生不少混合汉文化的政权。辽、夏、金先后立国，不但以汉字为基础创制新文字，又尊崇儒家，以本国为正统，自居“中国”，又或者自称“北朝”、称宋朝为“南朝”。所以宋朝一统五代十国时，北患尤重。但此三国始终都面对维持本族传统和汉化之间的取舍问题。以金朝为例，由开国到灭亡，皇室都有别取汉名之习。但在金太宗时，又对汉人实行剃发易服：“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同时女真人之中亦一直有好汉人文化者，屡禁不止。所以金国亡于蒙古帝国时，汉人衣冠都已经广行左衽，甚至古人雕像都以左衽展示。这些雕像一部份甚至到明朝正德年间都尚可见到。
因为四方政权风气均异于前朝，军力又时常威胁本朝，南北两宋儒生无论基于理学与否，都非常强调华夷秩序。程颐认为：“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范祖禹著《唐鉴》，对唐朝皇帝兼任天可汗一事评论：“太宗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师古，不足为后世法也。”靖康之祸后，宋室南迁，就视中原一带为失土，又数次北伐以图收复之。后来绍兴和议，宋名义上对金国称臣，每年进贡称贺，金国则承认宋主为皇帝。到隆兴、嘉定和议，两国君臣名份改成世为叔侄、伯侄之国，“岁贡”亦改称“岁币”。当蒙古人灭金后继续南下，南宋都顽抗拒降，无数官民身死。
唐宋之时，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南方如广州、泉州、杭州一带，官府设蕃坊，准许波斯、阿拉伯等外商及其家属聚居，并从中委任蕃坊长处理事务。按《唐律疏议》，如有法案官司，则“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元代虽然是由蒙古人忽必烈建立，其“大元”国号，是来自易经。由于元朝领土极广，西连蒙古帝国中、西亚和东欧部份，很多色目人就在元朝为官和定居。当时汉人特指中原人，可以包括原来唐土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南宋人就统称南人、南家歹、蛮子等，可以包括南方少数民族。当时学者元好问对元朝能够兴文教以及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又感激统治者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对忽必烈征服云南大理国，恢复汉唐旧疆的成就表示钦佩，认为元朝是正统。在《刘时举节制云南》一诗中，又称元朝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11]。在金朝末年长大、元朝为官的郝经就主张“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认为蒙元政权为合法的中原王朝[12]，郝经又认为本来的“中国”在晋朝以后已亡[13]。
元朝灭宋前后，曾要求周边国家（如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遣使入贡并承认元朝为正统。这些国家大多拒绝要求，元朝就派兵攻打，但因地理偏远而气候异于中土，又遇有顽强抵抗，多数兵败而返。各国又见机求和入贡，所以战事反反复复而终。当中元朝两攻日本，登陆后遇上日本人顽强抗击，加上两次都遇着台风，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之后一直都未向元朝进贡，并称其为“元寇”。
元朝在民变、内战和明朝崛起下败退漠北期间，有些士绅文人不愿仕官效忠明朝廷。当中有的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甚至自杀、自残(例如斩断手指)，以示誓不出仕。当时儒生进士不少忠于元朝，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和抵抗也十分凶狠。据统计，元末时期为元朝“死节”、“殉难”的进士多达42人[14]。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钱穆则评论：“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15]。为此，朱元璋设立新刑罚，宣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为罪行，杀害当时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16][17]。对于元朝，更斥其实则是“夷狄入中国主天下”[18]。
元末明初时，汉地一带平民衣冠有男装右衽、女装左衽之习，但往往是一村一地之习。这种现像见于当时元明汉人、来华朝鲜及日本人之画作。在洪武元年，针对金、元两朝对汉土人衣冠礼习等影响，朱元璋下旨通令全国衣冠复原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明代初年，郑和曾出使日本及暹罗。在日本，郑和向幕府将军足利义满颁赐“日本国王”金印，着其剿除海盗。后来郑和更七下西洋，出使南洋、印度、阿拉伯以至东非多国，令到四夷来朝，勘合贸易带来钜额黄金和白银收入。永乐五年（1407年），北京顺天府首设四夷馆，负责笔译四方外语文。有明一代因为时常海禁，不准平民私自出海行商，海盗一直猖獗，官民多称之为“倭寇”，不过随年代不同，当中真正日本人占比例都有高低之别。万历年间，日本进侵朝鲜，欲假道入唐征服明朝，明朝就出兵朝鲜与之交战。当时欧洲传教士来到明朝，例如耶稣会利玛窦，其名就是来华后特取汉名，而且为了得到皇帝和士人信赖，学习汉字经典、着汉土衣冠，又容许汉人信教者继续祭天、祭祖和祭孔。汉土人则称欧洲人为“佛朗机”、“佛狼机”等。这些叫法源自东欧和中东称呼法兰克人的习惯。
明朝晚年在内外患乱之中，被清朝取代，一些明朝遗臣不肯效力清廷，抵抗清兵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例如朱舜水选择流亡日本。诸如王夫之、傅山在著作中也往往强调遗民不仕他朝[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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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族为满洲旗人，自有文化习俗、语言和衣着。清初入关起，对汉土明季遗民就实行剃发易服。当时无数汉人因而愤起反抗，导致不少屠杀发生。虽然实行困难，汉人外观出现改变，令韩、日、越等深受华夏礼教影响的皇朝认为满清是蛮夷。雍正帝又曾著《大义觉迷录》，驳斥华夷之分，又主张清廷是正统。此外，清政府亦避忌任何明亡以来贬斥满人为夷狄或鞑虏、尊明朝为正统的书籍，数发文字狱，又藉编《四库全书》过程之中禁毁书籍。原明代四夷馆则改名四译馆。
在华基督宗教方面，早在晚明时，由朝野士人到各国基督教派、修会，在利玛窦生前死后对于教义、应否遵行“利玛窦规矩”等问题已经有所争论。到清初，争拗更为激烈，惊动罗马教廷发布通谕。禁止华民习俗之令来到江宁（今南京市）时，当时康熙帝大为不悦，就下令将所有不遵行“利玛窦规矩”者逐出帝国。东西方经过一番通使交涉之后，罗马依然重申禁令。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就下旨禁止基督教士在华传教，又认为“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到雍正年间，教宗本笃十四世在1742年颁布《自从上主圣意》，不但重申禁令，又不许在华教士讨论“礼仪”问题。雍正帝就下旨曰：“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20]
在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英国曾派遣马甘尼、阿美士德两次使团来华商谈涉及港口通商等贸易问题。由于叩头礼仪等问题，清方最终一概拒绝英方额外开港、自由传教等要求。当中乾隆皇帝以《赐英吉利国敕书》回信英国，则自号“天朝”，称英国君主为“国王”、欧洲人为“夷商”、“西洋人等”、“夷人”之类。此外，在洋人传教方面，清廷又谓相比起英国基督宗教，“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信末则认为英方此行是不熟“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冒犯[21]。
直到19世纪中，清廷皇帝和官员都常以欧洲帝国为夷狄。清政府在与外国条约中，如望厦条约又自称“中华大清国”。林则徐就林维喜案所写奏折，就称英国人为“夷人”。即使是较开明者如梁廷枏、魏源，虽写过介绍西方世界或全世界的书，大开国人眼界，书中仍源用“英夷”之类的称呼、或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说法。直至1858年，清朝与英国签《天津条约》，明文禁止在公文中以“夷”字称呼英国官民。此后，“洋人”、“西洋人”逐渐取代原来呼称。1861年，清廷特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正式外交机构。后来到1901年更名外务部。清廷与欧美各国陆续签订条约后，殖民地和租界陆续成立。以英属香港及英租界为例，清朝统治地称“华界”、英国统治地称“英界”。同时，基督教各派会就取得治外法权和恢复公开传教。当时因为习俗不同、神职人员自行入内陆传教、教会涉嫌包庇犯事教民、排外流言等缘故，教案频生。但诸如《膺戎图》之类的强烈反洋教宣传刊物，清政府会以违反条约为由查禁。到19、20世纪之交，义和团口号则称“扶清灭洋”。
与此同时，晚清文书中凡提及日本，除直用其国名外，往往又沿用“倭”之称呼，例如《沥陈球案倭约疏》[22]、《覆陈球案倭约疏》[23]。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清朝对日宣战诏书的行文不但强调朝鲜是清朝藩属，对日本人员及船只又分别称“倭人”、“倭船”[24]。
晚清由于几次战败和失土，既有的朝贡体系大受欧美基于条约的国际法体系冲击，令朝贡国退出体系。加上激起这些国之中有识之士和官人谋求自强，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之下，不但战胜清朝，更吞并朝贡国琉球和朝鲜，令华夷秩序到了20世纪完全崩溃，被国际法体系取代。由于欧美及日本坚持条约不得使用贬称及其他有明显地位等差的用词，中文文本之中，对方国号一般都加“大”字，与“大清”平等；如果同为君主制，则双方君主并称“皇帝”、“大皇帝”，例如《马关条约》以“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开首。随着海外华人越来越多，华界以外的汉人开始不跟从清朝的发式，选择剪辫，原因可以是反清、受工作环境所迫、为免遭人欺压或取笑、主张西化等。衣着方面，其中有如章太炎者，参照和服制作衣冠；又有如主张西化者，直接改用洋服。同时清朝开始派学生留学。
有清一代，满人为皇族底下，满汉以及蒙回藏苗等民之间始终时有纷争。晚清时，冲突越来越厉害，例如云南回变时杜文秀旗下就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语。帝国内外酝酿视满清为夷狄的反清革命之风下，记载清兵在南明屠城的书籍也广为流传。1894年，兴中会初创，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首两句改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又为1905年中国同盟会继承。最终1911年，武昌爆发起义，清朝和革命军连番战斗之下，翌年宣统帝被袁世凯强迫逊位，是为辛亥革命。此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西藏、蒙古及关内十八省中十五省宣告独立，脱离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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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海报 -
1943年美国战时联合国家海报 -
50年代竹幕图 -
1984年北京天安门广场 -
1991年英属香港街道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汉地各省官民虽有尝试再兴传统汉式衣冠，都少有强调华夷之别，而较多是用于典礼，如大学毕业典礼之用。就算袁世凯短暂称帝，号称中华帝国，都依然在于国际法体系之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五四运动和西化主张风行大陆，儒学中的华夷之辨就更加遭到废弃。至于主张“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者，其思想都是基于民族主义。香港进入1920年代，总督金文泰为抗衡大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强调传统儒家经学和古文。与此同时，新儒家就主张揉合中西之学，但不强调原来儒学中的华夷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直至毛泽东病逝，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达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儒学持强烈否定态度，而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对外输出共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因为外交上更偏向极左，其间英国在北京的驻华领事馆曾被红卫兵纵火焚毁，又发生过焚毁蒙古驻华大使专车事件、1967年莫斯科红场事件等，都是出于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此外，定义民族的准则亦基本上取自苏联。文革结束后，由邓小平主导下进入改革开放，放弃输出革命，并且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主政三代，都主张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于1949年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蒋中正政府时期，则强调中华民族以及反共主义，指斥中共政权以苏联政体为模型、推动简体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中华文化与文明遗绪更大加破坏。相比之下，国府则本身是继承清朝法统，且能传承正统中华文化，与中共是“汉贼”，又贬斥中共为黄俄。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中华民族主义甚为国内的汉族人接纳。时至今日的政治文化，则依然有凸出中西方差异的比较[25]。由于中华民族主义通常带有属人主义的特征，希望拥有华人血统者认同该思想，如现今中国大陆即常以此作为反对台湾独立的理由[26]。另外，有时又会与政治上的中国概念混合，而呈现对中国的倾慕，不论持有该思想者是否为中国籍，主要在移民身上常见[27]。
不过，在海外华人、台湾华人、以及1997、1999年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澳门华人之间，反对大陆中国民族主义的人并不少，理由亦各异。当中，香港学者兼前特区政府官员陈云根就著写《香港城邦论》等书，叙述香港因为避过大陆自晚清起过百年政局和文化动荡，且具帝国格局，是华夏文明的正统。对于中共中央政府以马列主义立国、用苏共干部体制治国、推行并使用简体字、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之名摧毁华夏习俗和文物，就直斥是蛮夷所为；而中华民国政府除了以晚清起统合国民、国族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倡“五族共和”、“中华民族”，国民党本源亦与“联俄容共”大有关联，故而两地在华夏文化传承和治术上反不如英国战前和战后以普通法和习惯法统治香港。他反对以“中国”为国名、使用“中国人”的称呼，因为“中国”在古义之中指天子京城，除非本身富有礼义而住在首都市中心，称“中国”、“中国人”实为僭越。他又主张在现实政治言之，陆、台、港、澳四地可以和日本、韩国、越南、新加玻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结成华夏邦联，以香港为中心，复兴类似周朝的天下秩序，长远与西方文明互补不足。
由于华夏儒教王道文化传播久远，对汉土周边地区服饰和风俗影响极大。除了最终入主中原或统一天下的政权之外，辨别夷夏之思想和习惯在日本、朝鲜和越南大为发展。这些部族、国家纷纷效仿中土的典章制度，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原衣冠制度也成为这些地方辨别夷夏的重要准则。一些政权又会自称“华夏”、“中国”，或自认为“小中华”。时至今日，接受中华思想的周边国家称之为儒家文化圈，或者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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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历代王朝正史中，都记载朝鲜半岛一带由孤竹国、箕子朝鲜时期到后三国时期，林立过不少王国，如高句丽、扶馀、马韩等，其中汉、唐两代又一度统治过朝鲜半岛部分。期间一千多年，中原的衣冠礼制和百家经典大多经辽东半岛传入朝鲜，部分又由朝鲜传入日本。至高丽时代，以平壤为西京。光宗实行外王内帝之制，就将首都开州(今开城)改名皇都。仁宗年间，曾下诏慨叹高丽太祖开国时“景行华夏之法，切禁丹狄之俗”，而当朝不但朝廷、庶民竞相华靡，更“袭丹狄之俗”。此外，女真人立金国之前，曾向高丽朝贡称臣。高丽有时又会将大陆皇朝国号加在本国号前合称，如五代时称“有唐高丽国”、“有晋高丽国”，宋代称“有宋高丽国”、元代称“大元高丽国”，但事辽、金时则无此例。
朝鲜本身邻近日本列岛，早于5世纪高句丽《广开土王碑》已经有倭人寇边的记载。此时“倭寇”尚未合成一词，而系“倭人侵扰”之意，例如《高丽史》有记载1223年“倭寇金州”。其中1019年，辽朝则有女真海盗袭击高丽和日本，日本称之为“刀伊入寇”，而“刀伊”实为高丽人对女真的称呼“东夷”。在臣服元朝时期，元日交恶及两次战争，所以历史学中的“前期倭寇”在朝鲜沿海往往有报复意味。朝鲜史书就将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合称为“三岛倭寇”。1419年，朝鲜水军应对日本海盗问题，进攻对马国，史称己亥东征、己亥征倭役或者第三次对马岛征伐，而日本则称之为“应永外寇”。
朝鲜王朝与明朝交好，不但自号“小中华”，更接受明制官服。朝鲜人所编史书如《朝鲜王朝实录》又会视箕子朝鲜时期为朝鲜受华夏教化之始。明亡后，儒者一度认为满洲族没有继承中华文明的正统性，认为中原的中华文明随著明朝一起灭亡。“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等思想也在朝鲜出现，认为自身是东方的礼仪之邦，君子之国、隐士王国，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扬者。在非正式场合下有时依然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在朝鲜国王死后，清朝也会如明朝一样赐予谥号；但朝鲜认为被“夷狄之国”赐予谥号是一种耻辱，因此将其自所有官方史料中抹杀。[28]后来朝鲜学者及使臣通过对清朝一段时期的观察，认识到清朝与他们所想像的“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同，清朝的经济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重新审视起朝鲜国内对待中国的一些负面印象，在客观上肯定了满族统治者对中国的统治[29]。19世纪晚期，朝鲜开化派在日本的主导下断行“甲午更张”，开始推行近代化改革，大臣崔益铉就以华夷之辨坚决反对更改制服[30]1895年，清日签订《马关条约》后，朝鲜于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称皇帝，改元光武，体制维持至1910年日韩合并为止。
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朝鲜半岛35年间，对韩民政策时软时硬。朝鲜民族主义和纯血主义在此时亦成形，其不但追求朝鲜独立、反对日本统治，且又否定旧时基于儒学的小中华思想和华夷之辨、否定所谓事大主义。历史叙述除了重新建构大韩民族之起源，亦多歌颂半岛历代政权抵御外敌的战争，视乎派别，或将高句丽、新罗等政权视之为由韩民族古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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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越南官服 -
17世纪末《大越史记全书》封面 -
顺化皇城太和殿内 -
15世纪阮廌像 -
19世纪末越南科举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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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脱离中国直接统治以后，及撇除明朝短暂统治时期，越南历朝君臣大抵皆会着衣冠，仿用中原皇朝官制、考试。史书亦以越南为中华、中夏，而非中原大陆皇朝。一直至到十九、二十世纪法国殖民印支半岛时期，这种以儒家华夷天下秩序为基础的世界观才逐渐衰落。
按照越南正史及传说，远在商朝时，文郎国曾与之交战；西周成王时，又曾自称“越裳氏”，遣使入贡，而据讲当时周公特命人以指南车送使节返国。不过，当时越南一带尚系百越居地，中华思想当未传入。
至到秦朝，始皇帝大军南征百越，在今越南北部一带设象郡。不久秦中原大乱，赵佗在岭南自立，是为南越武王，后又为南越武帝。南越国并无排斥“南蛮”，推行和辑百越，同时又避过秦汉间之战乱。越南流传正史，如陈朝年间的《大越史记》、后黎朝《大越史记全书》、二十世纪陈仲金编《越南史略》等，都以南越国为越南正统皇朝，称之为赵朝。而南越国所统治两广地区，在此看法底下则视作越南失土。
虽然南越国统治期间，中原之华夷思想随语言、文字和经典逐渐传入越南地方，在南越国灭亡后，越南中、北部一直都属于中原皇朝的官府体系统治，并受其政局兴衰影响。6世纪至7世纪初时，越南北部一度脱离南朝，史称前李朝，最终被隋朝攻占。到唐末五代，越南一带时有战乱分合，终于到968年，丁部领击败吴朝崩溃后的十二使君，定国号为大瞿越，越南才开始长期自治。
越南的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北面大陆皇朝进贡、外交文书则自称“国王”。有时则自称南国、南朝、中国，称大陆皇朝为北国、北朝。对东南亚各国或族人，越南则以中国、中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文有“盖自古夷狄为患国中”之语；1479年征哀牢（老挝），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同时1479在老挝川圹高原盆蛮一带置镇宁府），并且册封一些周边国家为藩属。15世初，越南一度被明朝攻占统治。由于民变屡起，明军撤出越南。后黎朝将越南复国，并发表《平吴大诰》。“吴”即指明朝。
清朝取代明朝后，越南会自号汉人、汉民，称清帝国治下之汉人为清人、唐人。到19世纪，嘉隆帝曾说“汉夷有限”，其中“汉”指越南皇朝，“夷”指高棉。他亦排斥西洋人，声称“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此红毛人亦是指英国人[31]。1831年（明命十二年），阮朝官员兼明乡人之后李文馥护送遇大风失途的清朝官员陈棨回福建。当时因见对方官员带他去“粤南夷使公馆”，大为不满。一说为“诮让馆伴官，声色俱厉，不入馆，令行人裂碎‘夷’字”，另一说直据其所撰写抗议文章《夷辨》，自言“我非夷，不入此夷馆”。《夷辨》提出越南人是“古中国圣人炎帝神农氏之后也”，久受圣人教化，有文章礼仪，是华非夷。清方最终改馆名为“粤南国使官公馆”。当时不但福建省总督宣示云：“贵使来此，本省自以侯臣之礼待之，不敢以外夷视也”，士大夫亦大为赞扬，转相传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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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华思想至少自中古时代已然形成，到江户时代更创立独有论述。在大和国的中华秩序之中，中华、正统和正宗可指日本列岛、日本及日本皇室。四夷及其他异族名(如肃慎)在日本过千年信史之中，随时代演变，所指族群都有所不同。
日式天下观最早可见于唐宋官修正史及日本第一本正史《日本书纪》，但两地史书所记有相当差异。按《隋书．东夷列传》记载，隋大业三年，倭王多利思比孤派小野妹子到隋国求佛法，所递交国书开首即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其时炀帝甚为不悦，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后来隋炀帝派裴世清出使倭国，倭王对裴世清答复，称隋为“大隋”，听闻是“礼义之国”，故来朝贡，又自称“夷人”，国中上下“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云云，视隋朝为富有文化礼制的上国。而按《新唐书》，多利思比孤即用明天皇（31任天皇），递书当在隋文帝开皇末年[32]。
另一边厢，日本正史笔法以日本皇室为大宗，以训读音称隋朝为“大唐[33]”、“唐国[34]”、隋朝皇帝为“唐帝[35]”、隋朝来使裴世清等一行人为“大唐客[36]”。《日本书纪．丰御食炊屋姬天皇．遣隋使》主张国书成于推古天皇朝，由圣德太子所写。另外，小野妹子返回日本后，曾奏谓唐帝有“以书授臣”，但经过百济时，遭到百济人劫掠，因而遗失。当其时群臣认为应处以流刑，推古天皇则认为不可。而裴世清来到日本，亲持国书对日本朝延“两度再拜”，方再献上。国书以“皇帝问倭皇”起始，中间云：“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脩朝贡。”后来裴世清返国，圣德太子又回书，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全文开首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37]。”《日本书纪》并无记载天皇与裴世清对答之语，亦无明言隋朝皇帝是文帝抑或炀帝。《隋书》、《新唐书》则未记载小野妹子回程遭遇以及第二次受命遣隋，并再次呈上日方国书，亦无提及裴世清对日本奉上隋方国书之部分。此外，书中亦间有称日本为“中国”、“华夏”，如“于时新罗不事中国”。
遣隋唐使令儒、佛等汉地经典同时传入日本。虽然佛教更加普及，形成神佛习合之风，到奈良、平安时代，日本都仿效中国大陆皇朝官制名号，中华对四夷的世界观亦随之显现。当时日本朝廷称东面“毛人”为虾夷，又设征夷大将军、镇狄将军征伐虾夷。征伐九州和四国时，又设征西将军，又名征戎将军。当时“蛮”可指朝鲜半岛南部、萨摩国以西的五色岛、萨摩七岛、琉球土人或者未开化的人。不过，自镰仓时代起，征夷大将军渐渐失去本义，身份变成架空朝廷统治天下的幕府最高掌权人及全体武士的领袖。
到十六世纪战国时代，欧洲人于东南亚殖民后开始航海而来，“南蛮”变成指葡萄牙人及其他欧洲人。当其时与欧洲人的贸易关系，史称南蛮贸易。基督教堂称南蛮寺、欧洲式铠甲称南蛮胴、欧洲餐饮称南蛮料理，如此类推。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之朝鲜战争，本来计划是要借道征服“唐国”明朝，甚至日本天皇迁都北京后，要征服印度。日本多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别称之中又可作“征韩”、“朝鲜征伐”、“入唐”、“太阁西征”等。
明朝灭亡前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以朱子学为官学、重用儒者，又善待东渡日本的明朝遗民。加上阳明学东传，儒家华夷思想与日本神话，尤其信史之前的创世神话逐渐融为一体，故有“神儒一体”之说[38]。日本各学派所提出理据虽然不是全部一样，在衣冠礼制方面大多同韩、越儒者一样，认为清帝国在满族统治下，汉人被剃发易服，已沦为蛮夷，非复华夏。但日本不单止依然沿用隋唐以来衣冠之馀，易姓革命无一成功，所以天皇血脉从未断绝，又行封建(天皇、幕府、大名)，所以日本儒生认为大日本是“中华正统”和“中国”，且比起大陆宋明等皇朝更接近、甚至等同儒家理想中的周朝封建治世。更进一步者，就会以本地垂迹说主张伏羲等上古帝皇是日本神明化身。部份书籍如《日本外史》书及明朝万历皇帝，皆称“明主”、“明主朱翊钧”、“明主翊钧”而不书“皇帝”，与日本正统“天子”、“天皇”相对。不过，当时亦有排斥儒、佛的国学者，如本居宣长、平田笃胤主张“复古神道”，强调大和魂，排斥包括华夷之辨在内的“汉意”，不以儒学、佛学经义解读日本神道教及日本历史。
诸儒之中，林罗山提出日本之所以为中华正统，在于天皇乃周室分支——吴太伯子孙。1672年林春胜、林信笃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强调日本“本朝”就是“中国”。《华夷变态》指蒙元入主“中国”时天下犹未剃发，但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人们剃发易服，改穿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馀，“先王法服”沦为戏服。中原已是鞑虏横行之地，昔日华夏已变成蛮夷[39]。《中朝事实》更称日本为“中华文明之土”，称地域上的中国为“外朝”[40]。对于大清帝国其名，日本书籍多称“清”、“清国”，亦由兰学流传，得出西方诸语文“China”、“Cina”对译佛经的“支那”、“震旦”等古称，开始流行称清朝治下汉土为“支那”、清国治下汉人为“支那人”，取代“唐土”、“汉土”、“唐人”、“汉人”用字。民间书刊或又用“支那帝国”称清朝，对译西文“Chinese Empire”、“Chinees keizerrijk”等(今多译“中华帝国”)，以为中性近义或同义词，不具贬义。
十九世纪，美国黑船来航，以及英、法等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欧洲殖民帝国势力来到日本。尊王论、攘夷论在幕末应运而生，当时人或基于此说，指斥幕府将军本名“征夷大将军”，开关而不征伐西洋“夷狄”诸国，是为失职，又斥骂如英国人为“英夷”。幕府倒台后，大政奉还天皇，时称“王政复古”。自明治维新起，原幕府时代的下级武士本身受朱子之学，得以负责运作帝国政府。《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明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41]”。日本帝国官方未直接自号中华，而当时皇室、帝国政府、民间在西化、现代化、宏扬大和国粹之风流行底下，华夷思想相对处于下风。尽然如此，明治2年时，帝国政府在《修史之诏》中说明官修正史之重要，就以“明华夷内外之辨”形容之[42]。在甲午战争，大陆浪人宗方小太郎正从事日本海军，就以古文写成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贬斥满清为外夷，号召关内汉人抗清。
当大陆进入中华民国时代，日本政府选择以“支那”为中国大陆及其历朝的统称，例如官报将“中华民国”别作“支那共和国”，对译如英文“Republic of China/Chinese Republic”，乃至直称中国大陆为“支那”，简称“支”。不过，官方“支那”、“支那共和国”、“中华民国”常混用，又或者先列一名，后括别称。1932年，日本政府宣布官方文书中用“中华民国”替代“支那国”作正式全名时，日本知识界就批评外相币原喜重郎软弱。正式国号以外，日本政府则继续沿用此词，如清朝灭亡后由清国驻屯军改名的支那驻屯军、侵华年间的支那派遣军等。民间刊物、影视亦继续混用。1940年，日本有份签订之《日华基本条约》及《日满华共同宣言》，就以“中华民国”、“华”指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蒋中正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称之为“重庆政权”。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为轴心国一员，与同盟国交战。报纸、书刊常贬称英国为“英夷”。此外，对尤其英、美国又常称“鬼畜”、“鬼”，如“鬼畜米英”、“鬼畜米帝”、“米鬼”。到战况逐渐不利日本帝国时，日本军人曾有口号“神州不灭”。因为“神州”本来指大陆上古时之九州，所以日本借用此词，就有“神国不灭”以及“中华正统皇朝不灭”两种意味[43]。即使昭和天皇裕仁宣布终战，在《大东亚战争终结之诏书》中仍自称朕，称中华民国为“支”(米、英、支、苏四国)。战后日本在盟军占领之下 (美国)，按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神道指令》实行政教分离，在1947年起改行《日本国宪法》，天皇遂由政教合一之帝国元首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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