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社會運動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赖和（1894年5月28日—1943年1月31日），原名赖河，又名赖癸河，笔名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孔乙己、浪等，是出身台湾彰化的作家、诗人、医师与社会运动者。
受到五四运动与其他传入台湾与中国的欧美思想等影响，他致力于台湾新文学运动、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对运动、对于台湾社会风俗改革的倡议等社会运动事业。
他是1930年代台湾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亲自培养出许多后续台湾籍知名作家，对后续台湾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时，他创立《台湾民报》文艺栏并担任主编。杨守愚称他为“台湾新文艺园地的开垦者”与“台湾小说界的褓母”，并在〈光复庆祝后二日〉中赞誉他为“台湾的鲁迅”。曾任新潮文库主编之林衡哲称他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1]。作家王诗琅在〈赖懒云论〉评：“事实上，台湾的新文学能有今日之隆盛，赖懒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培育了台湾新文学的父亲或母亲，恐怕更为恰当”[2]。
1894年5月28日，赖和出生于福建台湾省台湾府彰化县。他的父亲是赖天送，母亲是戴允；父亲以道士为业。
赖和的父系祖先来自客家族群，但后来被闽南裔台湾人同化，而不再使用客家族群之语言，但仍保有对该族群的身份认同；对此，他作诗表示“我本客属人，乡语径自忘，戚然伤抱怀，数典愧祖宗”。[4] 他的祖父赖知因参与戴潮春事件失败，一度陷于低迷情绪而沉迷赌博，但后来戒除赌博习惯，学习演奏铙钹并替人举行道教仪式，从而改善家中生计状况。在祖父与父亲努力积攒下，他们购置田产成为地主，父亲因而得以在日后资助他接受教育；当时，该些田产面积约十甲，每年以稻米形式收取之租金，重量约三百石。
1903年，他先在私塾接受汉文教育，后入彰化第一公学校（今彰化市中山国小前身）就读。1907年，他另向黄倬于小逸堂学习汉文经典作品，熟读四书五经等作品，奠定其汉语文学基础。
1909年，他考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今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前身）。他的同班同学有杜聪明、翁俊明等，蒋渭水则是晚他一届入学之学弟。当时，他曾与杜聪明一起在年假期间自台北徒步至彰化，沿途拜访自该校毕业且正在行医的前辈。
1914年，他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毕业后，他先后在台北、嘉义实习与行医。1914年至1915年间，他任职于台湾总督府嘉义病院（今卫生福利部嘉义医院前身）。1918年，他前往位在厦门鼓浪屿的博爱医院任职。后来，因非常想念家乡，他在隔年返乡，于家乡之市仔尾地区（位在今彰化市境内）开办医疗机构。此后，在进行医疗工作时，他习惯穿着当地当时平民之轻便服饰。他经常减免贫穷者的诊疗费，甚至赠送要价高昂的药品；每到年底，他往往会将贫寒者的医疗账单烧毁。当地群众由此称呼他为“华佗再世”、“彰化妈祖”与“和仔仙”。同时，他持续蓄留八字胡，且总是以平易近人、谦虚而合乎礼仪的态度与他人互动。作家李笃恭表示，他曾亲身看见赖和慰问自埔里步行至当地问诊的原住民妇女，并给予大量医药物品，还给予乘车资金，要求其务必自台中乘车返回埔里，期望其不因长途跋涉而加重病情。
在厦门行医期间，他受五四运动冲击，并受白话文运动刺激，返乡后开始致力推动台湾的新文学运动。
1921年2月，他参与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同年10月，他参与于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更于该组织后续发展过程中持续投入，进行讲演、《台湾民报》编辑等事务。同时，他开始陆续发表其文学创作。
1923年12月16日，他因参与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在治警事件中被日本当局关在监狱24日。出狱返乡时，他与其他受难者同受沿路群众热烈欢迎。[5]
1924年，他与张我军、连雅堂等展开新旧文学论战，并在过程中积极倡议支持新文学运动。1925年，他以白话文发表散文〈无题〉及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寄二林事件的战友〉。1926年1月1日，他发表白话小说〈斗闹热〉[6]；同年，他开始主持《台湾民报》文艺栏，并于其中发表白话小说。后来，他也发表新诗、旧诗、杂文（随笔）等不同体裁风格的作品。自此，他也致力于提供建议并鼓励、支持台湾新文学运动后进者，如杨逵、王诗琅、吕赫若、吴浊流、叶石涛等。[7]
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因运动立场歧异，而分裂为两大派系并重组组织；他同时在两个派系的组织（留下偏左派成员的台湾文化协会及蒋渭水与林献堂等共组的台湾民众党等）担任职务。
1930年1月，他发表长篇小说〈蛇先生〉，连载于《台湾民报》二九四号、二九五号、二九六号。1932年，他与叶荣钟、郭秋生等创办《南音》杂志，鼓励有志于文学之台籍人士以台湾话写作。1934年，张深切、张星建等多位台籍作家所筹组的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他被推举为该组织之委员长，并于组织刊物《台湾文艺》上发表作品。稍后，杨逵创立《台湾新文学》，他也担任该杂志之编辑，并于其中发表作品。1936年，他因在《台湾新文学》发表10首〈田园杂诗〉遭作家林克夫批评：“赖和先生、守愚先生过去在新诗坛已建立了不少功劳，如今他却做旧诗，岂不是使了后进新诗人起了动摇么？”。
1941年12月8月珍珠港事变当日，他再度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后关押约50日；当时，有关当局违反往例，始终不愿告知逮捕理由。在狱中，他以稻草等制成的纸张写作〈狱中日记〉。该次入狱事件对他身心造成严重冲击。
1943年1月31日，他因心脏病发作过世，并留下上万元债务；赖和直至逝世不久前，才被日本当局从监禁中释放。在出殡过程沿路，许多民众设置供桌、供品等为他祭拜。过世后，他留下文稿〈高木友枝先生〉等；该文稿主要内容为回忆他就读于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时，与（时任该校校长之）高木友枝等互动往来的经验与感想等。[8]
此外，他的儿子赖洝表示，每到年底，他经常面临经济困难，不得不向其姊借用“私房钱”；他经常耗费物资帮助许多台湾新文学运动参与者、支援台湾文化协会举办活动、帮助受日本当局打压者的家属等。
他的创作大多关注于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所发生的议题，包含传统汉人社会习俗（在日本殖民统治与现代化等过程中）的崩解、台湾人被日本当局欺侮剥削、台湾弱势平民在艰困日常生活处境中奋力谋生的样貌等，并因此被认为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9] 他的作品所关怀的对象，通常是以其所属的（闽南裔）台湾汉人社群为主的族群，但也偶而提及台湾原住民族群在殖民统治下的处境（如以雾社事件为题材的〈南国哀歌〉），进而将台湾全部在日本殖民统治中受害的族群视作一体，也因此被评论为充满“民族情感”。[9]
他的写作叙事手法被许多文学评论者归类于写实主义。[9] 他的主要创作体裁有小说、（带有叙事或评论性质的）散文、新诗、旧诗等。[4]
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善讼的人的故事》、《浪漫外纪》等，新诗〈流离曲〉、〈觉悟下的牺牲：寄二林的同志〉、〈南国哀歌〉、〈种田人〉、〈可怜的乞妇〉、〈农民谣〉、〈农民叹〉、〈冬到新谷收〉等。其中，以雾社事件为题材的〈南国哀歌〉，是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字数最多的诗作之一。此外，他也创作许多受当时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学影响，以文言文写成的诗作，在该些作品中抒发他的志向与对于生活及时势的感想[4]。
他创作所运用的语言经常包含台湾话、汉语（受文言文及现代标准汉语影响），以及日式汉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当时之多元语言样貌[10]；台湾话是他的母语，文言文则习于私塾等所传授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又在日本当局所设立的殖民地教育体系中学习日语，并借着广泛阅读接触学习白话文[4]。他被许多文学评论者认定为台湾文学界使用汉语（包括现代标准汉语白话文与台语白话文等）创作小说的最初先驱（之一）。[4] 学者许俊雅认为，他致力于推广及建立能被台湾当时广大社会群众接受的文学，因而强调在写作时使用接近其日常生活沟通语言之词汇与风格等，并期望借此向群众传播其社会运动理念等。[4]
有些文学评论者认为，他的作品影响到后续台湾乡土文学等写作流派的发展。[4]
他在〈台湾通史十首〉记叙汉人移民台湾垦殖之过程及戴潮春事件、台湾民主国及黑旗军等历史事件等；其中，他将第七首之词句由原作“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竟不成。天限台湾难独立，古今历历证分明”。在《台中诗乘》，改为“旗中黄虎尚如生，国建共和怎不成。天与台湾原独立，我疑记载欠分明。”[来源请求]
按主要题材分类：
杨宗翰分析各台湾文学史作品如何在文字描述上重塑其形象；他初步考察其沉潜而退缩保守、普遍出现于当时传统汉文化知识分子身上的面向，是如何被文学史家消除或隐藏等，以满足文学史界的“典范”塑造需求。[11]
1951年，台湾统治当局要求台湾各县市政府调查并向中央政府回报“日治时期抗日烈士”名单；“赖和”一名被列于其中，刻有该姓名之牌位被依《褒扬抗战忠烈条例》放在忠烈祠供大众瞻仰及祭拜。[12]
1958年，有人向有关当局表示他生前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参与者；当局在调查后认定他生前“反日思想激烈”、“属于左派”，将刻有他姓名的牌位自忠烈祠撤除。[12]
1984年，中华民国内政部表示，考虑到他曾任台湾文化协会理事及台湾民众党临时中央委员等，为台湾文化协会“民族派”之“左派”，而非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留在原组织的“左派”，因而认定他是政治认同倾向中华民国的“抗日烈士”，由此向台湾省政府发文要求将刻有他姓名的牌位重新放入忠烈祠。[12]
但是，当时台湾社会主流中少见对于他文学作品的讨论。[12]
2017年1月，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表以该政府机构名义印制之春联；其上显示之文字为“自自冉冉，欢喜新春”。该政府机构表示“自自冉冉”出自2000年出版之《赖和全集》，但国立台湾文学馆馆长廖振富表示“自自冉冉，欢喜新春”两句并不对称，不符春联格式，又表示“自自冉冉”为“自自由由”的误写，且前所未见而语意难以理解。作家张大春也公开表示，汉语至当时尚未出现过“自自冉冉”之字词组合等。但是，该政府机构没有公开承认该词句为笔误等。[13]
时任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教授杨翠（她是该《赖和全集》主编林瑞明的学生）公开表示，林瑞明在编辑过程因原稿字迹潦草而难以校对，且编辑过程患病而无力进一步核对内容，而没将该笔误校正；她同时表示作品中出现少数（没有被校正的）错字，是经常出现的现象。[14] 在2003年，林瑞明已将该笔误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修订为“自自由由”；其完整词句为“自自由由幸福身”。[15] 林瑞明表示，该政府机构在选用该笔误词句时，并未告知他该笔误词句将被印制于该机构发行之春联上；事发后，也还是没有向他积极求证。[16]
国家教育研究院一度表示准备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将“自自冉冉”编入《重编国语辞典》；杨翠公开回应该词句为电脑输入时之失误，并表态反对该提议。[17][15]
他与王草共生下六男三女[18]，但其中四男一女皆不到五岁即死去，故他以诗作〈懒病〉之“曾将医国手，杀却两娇儿”抒发感慨。
（按发行时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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