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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族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马赛人（Maasai），是东部非洲现在依然活跃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游牧民族，人口将近90万，主要活动范围在肯尼亚的南部及坦桑尼亚的北部。如今的马赛人一方面仍然坚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更多地加入到了当地的旅游业中[2]。
马赛人多分布在东非，主要位于东非大裂谷的南端，涵盖肯尼亚的南部与坦桑尼亚的北部。[3] 尽管马赛人的领土大部分多位于坦桑尼亚的北部，然而人口却多集中于肯尼亚南部。他们主要居住在肯尼亚山西部的裂谷湖一带和半干旱的高原，主要的城市有如卡耶亚多郡、纳曼加、纳罗克，以及位于肯尼亚八省之一的裂谷省，占地约16,000平方公里。[1]
气候上属于半干燥气候、干燥气候，年降雨量为500-800毫米。此外，马赛人部分富饶的土地现今已经被列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各种受保护的森林内。[1]
马赛人口大约占了肯尼亚人口的1.5%，人数在350,000到453,000之间；加上坦桑尼亚的马赛人，人口总数约是900,000人。（2000-2003）[1] 还有一说，马赛人口大约有1,500,000，占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国内人数不到1%。但此资料具争议性，当地马赛人认为人口普查是被肯尼亚政府所干涉操控的，因此他们对于这项数据抱持怀疑的态度。[3]
马赛人使用的语言为马赛语。他们现今同时也说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斯瓦希里语与英文。[2]
马赛语属于尼罗-撒哈拉语系下的尼罗语支（Nilotic），尼罗语支中的洛图科-特索语族（Lotuxo-Teso）。[4]
马赛语与桑布鲁人使用于肯尼亚中部的桑布鲁语（Samburu language, Sampur）有89%的相近度，同属罗祖欧-马语（Ongamo-Maa）；由于马赛人、桑布鲁人、伊尔查木斯人（il-Chamus）及帕拉库尤人（Parakuyu）在历史上关系相近，所以它们的语言均通称为“欧马语”。除了上述的民族之外，马赛语也与巴林戈郡的恩杰姆普斯人（Njemps）、坦桑尼亚阿鲁沙地区的住民，以及巴拉古尤人（Baraguyu）或奎菲人（Kwafi）等等所使用的语言皆具有相似性与共通性。[1]
现今大部分马赛人居住的地方位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交界处，东南濒印度洋，西濒维多利亚湖，西北边则有坦桑尼亚界内高达海拔5,895米，为非洲最高峰的乞力马扎罗山。其余少数马赛人则居住在肯尼亚境内，邻近于纳努尼亚克野生动物保护区（Namunyak Wildlife Conservancy）的地带。在马赛人的居住区域中，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沙漠气候是当地主要的气候形式，内陆高原地区较干燥凉爽，沿海地区湿热，且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坦桑尼亚北部和肯尼亚并没有温度凸显的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的区别。[5]
若追溯自早期，尼罗特人乃是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一批重要侵入者，其发源自北方的图尔卡纳湖附近，而马赛人则是当中的一个族群。[6]马赛人与南迪人（Nandi）采相同路线侵入肯尼亚，循北部沙漠往南伸展的宽广干燥草地走廊进入坦桑尼亚。马赛人移到南迪人东方，并在肯尼亚中部自立为支配当地的势力。马赛地（masailand）的范围从瓦辛吉苏高原（Uasin Gishu plateau）往南伸展到奈瓦夏湖，并且远及阿鲁沙与乞力马扎罗山。[5]
马赛人的远古历史不为人知，关于马赛人远古历史那些未经证实的猜想，大多都是怀抱着浪漫主义的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有人认为他们曾是以色列的部落之一，有人认为马赛人是来自北非，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埃及文明的遗民，这个说法主要是由他们战士的编织发型所推测。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赛人来自北部。不过北部起源地有可能是来自图尔卡纳湖西北部的苏丹尼罗河谷地区。据认为，他们在十四到十六世纪之间时离开了这个地区，向南沿着尼罗河迁移到东非大裂谷。根据马赛人的口述历史，他们来自一个叫做Endikir-e-Kerio（意即Kerio的陡坡）的火山口或北方深处的山谷。虽然很多学者都把这个地方视为图尔卡纳湖的东南部地区，然而在口述历史的纪录中，它可能位于更北部，像是尼罗河谷或是北非的某处。无论这个火山口（也有可能是山谷）的确切位置如何，他们向南的迁移是毋庸置疑的，而迁移是因为干旱。根据记载，桥梁建成后，一半的牲畜和人们成功离开尘土飞扬的洼地，后来桥梁倒塌，阻挡了另一半人口的迁移。这些人后来设法爬出山谷，并到达高原地区，成为现在的索马里人、波拉纳人（Borana）和伦迪尔人。[7]
马赛人最终进入肯尼亚，并迅速向南蔓延至大裂谷，19世纪马赛人的领土达到了最大规模，几乎占领东非大裂谷，以北来到马斯比特山区，以南与杜笃玛（Dodoma）地区接壤。不久后，在坦干伊加（于现今坦桑尼亚境内）远东的海岸，以饲养牛只维生的马赛人遭到入侵，侵略者以长矛、盾牌，以及投掷物体的棍棒（orinka）进行侵略。据报导指称在1852年，有800名马赛人因此迁移到现在的肯尼亚，等到了1857年，肯尼亚东南部的瓦库菲荒野（Wakuafi wilderness）因战争、疾病等因素导致了人口减少，马赛战士便借机将势力范围扩大至肯尼亚的海港城市蒙巴萨。[8]
最后，经过不断地迁移与扩张，马赛人就此成为尼罗特人最南端的分支。[8]
直到1830年代，马赛人不仅是一个有凝聚力的部落联盟，更是一支强大的战斗民族。由于他们需要养活不断增加的牛只，因此他们也不断地扩张其土地，而这些牛群是马赛人生活和文化的核心。[7]
战争与土地兼并使马赛人的邻居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他们着手从事起防御的工作。例如卢希亚族在他们的村庄周围修建泥墙以抵御马赛人；泰塔人（Taita）和基库尤人，则迁移至较高的地区（不适合牛群生活）来远离马赛人的侵扰。[7]
其他部落则选择与他们强大的邻居建立贸易和婚姻关系，有些最后还成为了马赛人的一部分，或者成为他们的“委托人”，就像许多土著猎人的聚会团体，如奥基克人（Okiek）（马赛人称之为Ndorobo）。尽管他们在马赛人眼中的地位低下，却影响了马赛人的仪式，像是在马赛文化中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割礼就是受奥基克人所影响。[7]
但是，马赛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邻近的部落，连阿拉伯人商人从海岸到内陆寻找象牙和奴隶的旅行路线，也被迫割让给马赛人。仪礼作为肯尼亚的第一位殖民地统治者曾在其书中写道：“他们（马赛人）成功地抗衡阿拉伯奴隶贩子，受到所有经过他们国家的人们敬重，他们更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其他人，无论是否是非洲人。”[7]
从1830年开始，由各地区的仪式领袖（laiboni）所主导数场部落战争瓦解了马赛人的部落联盟，严重影响了马赛人牛只的数量和放牧场地的范围，这些内战间接造成了马赛人直到20世纪后期的领土损失。随着肯尼亚山北部的莱基皮亚郡和瓦辛吉苏高原（Uasin Gishu plateau）人口减少，许多马赛人在失去牛群后转向经营农业，最后成为独立的部落。[7]
而那些长期遭到马赛人掠夺土地和牲畜的外族部落，也在马赛部落内战的期间随之兴起。更有甚者，南迪人和基普西吉人（Kipsigis）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对马赛人的部落进行掠夺。到了十九世纪末，他们已将马赛人从维多利亚湖与肯尼亚山之间的地区驱离。[7]
因为欧洲人穿着裤子，马赛人称第一个欧洲人为限制他们放屁的人（iloridaa enjekat）。[7]
传教士是第一批抵达的人，他们负面的态度为后来的殖民历史定下了基础：马赛人赤裸的身体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还有他们把尸体放在野外让动物吃等风俗习惯，都让传教士基于自己的道德观念而感到愤怒。传教士关心教育，但这对传统马赛社会造成威胁，此举将会迫使他们定居。因此，传教士几乎无法为马赛人带来任何影响。[7]
1883年，国家地理学会的约瑟夫·汤普森（Joseph Thompson）来到了马赛人的土地，他向英国呈报马赛人居住的地点不仅拥有好的气候，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是英国人一直期待的，而马赛当地从此成为该国殖民化的目标，预定为白人定居者提供住房和土地。[7]
当地的马赛人称十九世纪晚期(1883～1902)一段为期十九年的时间为“伊姆泰”（Emutai），意思是“消灭殆尽”的时期。[9]
干旱在1883年首先侵袭该区域，一直从1897年到1898年间完全没有降雨，此外，牛瘟病毒与牛肺炎又将牲口毁灭殆尽。根据一位德国中尉的说法，在流行病首先爆发的坦干伊加西北部地区，大约有90％的牛和超过一半的野生动物全死于牛瘟，使传统上完全倚赖动物做为食物来源的马赛人，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尔后，天花伴随着干旱爆发，当地的德国医生甚至声称大概每秒钟都有一个非洲人由于染上了天花而变成麻子脸。[10]
奥地利探险家奥斯卡·鲍曼于1891年至1893年间在马赛地区旅行，并在1894年出版的书《深入马赛地区对尼罗河的探索》（Durch Massailand zur Nilquelle）中描述了他在马赛人原本定居的火山口附近（今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内）看见的景象：“有些女人形容枯槁，饥饿的疯狂瞪大了眼睛……战士用残破的四肢在地上挣扎，以及麻木、衰弱的老人在一旁垂死。一群秃鹫在高处跟随他们，等待狩猎……”据估计，在这段时期里，有三分之二的马赛人死去。这些灾难迫使剩下的马赛人服从新的殖民统治者而无力与之抗争。[11]
1885年左右，英国正式开始在肯尼亚的殖民，当时英国计划在马赛人的领土上建设铁路，马赛人抵制英国企图夺取他们的土地。直到1904年，在与英国数年的战争中，数以百计的马赛人罹难，别无选择马赛人只好接受土地割让。1904年签订的马赛协议将其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二；1911-1913年又发生了一波强制搬迁，当时的英国人为了替定居者腾出足够的畜牧空间，将马赛人限制在肯尼亚西南方的卡耶亚多郡、纳罗克和坦桑尼亚的偏远地区。[7]
1914年起，马赛人开始向各地法院申请归还他们的土地，尽管他们最终透过司法途径取回了一部分的土地，但马赛人仍然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土地。于1930年代，又发生了一波土地流失浪潮，尔后，在坦桑尼亚境内的马赛人也被驱逐出原本居住的火山口附近（今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内）和乞力马扎罗山之间的肥沃土地。[7]
1930后期，政府推出人头税迫使马赛人出售他们的牲畜，透过政策的实施减少马赛人对土地的需求。但是，政府当局提出的价格太低，马赛人很快便提出质疑为什么其他团体没有被要求支付人头税，所以他们拒绝缴交人头税。政府与马赛人之间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战的爆发为殖民地政府提供了“合法”减少马赛牛只的借口：殖民地需要对军队粮食储备有所贡献，为此，每月马赛人得配额2000头的牛给英国军队。最后，1936年到1946年间，马赛牲畜减少了70％。[7]
1963年肯尼亚独立之后，在第一任总统乔莫·肯尼亚塔的领导下，农学家的“土地再分配计划”让马赛人的领土缩减，使肯尼亚塔的原生部落基库尤成为最大受益者。在此同时，马赛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区（后来扩大成为国家保护区）的创建使马赛人失去更多的土地，并被排除在计划之外（直到1990年，马赛人才接受被国家侵占土地的事实）。然而，此次事件衍生的社会解体和贫困问题仍然不足以说服马赛人就此定居。[7]
长期以来，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政府仍然坚持不择手段，企图迫使马赛人建立永久的农业定居点，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转而接受正规教育和现金经济制度。[7]
自由奔放的马赛人反对奴隶制度、厌恶吃鸟类、排斥现代的交通工具……他们至今仍与众多野生动物共同生活，并透过地域关系建立12个部落，各个都有自己的习俗、文化、语言和领导者，这些分区被称为Keekonyokie、Damat、Purko、Wuasinkishu、Siria、Laitayiok、Loitai、Kisonko、Matapato、Dalalekutuk、Loodokolani和Kaputiei。然而，现今马赛人许多的土地被用来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各种国家公园，包括肯尼亚境内的内罗毕国家公园、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安博塞利国家公园、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Maasai Mara National Reserve）、桑布鲁国家保护区（Shaba National Reserve）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塞伦盖提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曼雅拉湖、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Ngorongoro Conservation Area）等等。[2]
直至今日，身为游牧民族的马赛人拒绝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政府提出的定居建议，并积极争取在两个国家境内的国家公园与国家保护区进行放牧的权利。[7]
马赛人传统的社会型态为部落联盟，各部落为高度独立的自治组织，奠基于固有的年龄组阶级来控制整个社会体系，以维持各部落间的势力平衡。当牛不足时，马赛人便袭击其他持有牛群的族群，因此马赛人格外担心战士们会让战争摧毁一切（在马赛传说中，地球上所有的牛是神明赐予马赛人的）。出于这份累积财产的欲望，部落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歇，更让部落的消灭和人口的被吸收反复发生。另外，在大规模的部落冲突中，先知的指示有很强的影响力，即使要处决敌对部落的居民，也不会杀死刚刚接受割礼的女人或年轻男子。而战利品将依照战场上的杀敌数来依序分配给所有参与战事的人。[12]
以下将简单介绍马赛人的年龄组阶级制度、割礼仪式、猎狮仪式。
马赛人借由严格的“年龄组阶级”维持其基本的政治、社会结构。年龄组阶级主要适用于马赛男性，马赛女性则自动成为丈夫年龄组的成员。在这个制度下，每隔15年左右，新一代的战士将经过仪式形成，新的世代涵括了大多数12至25岁的男孩，他们已到了青春期的阶段，并且准备进入年龄组的下个阶段。同年龄组的男孩们将在相同时期接受割礼，代表已经进入了成人生活。形成的年龄组是个永久不变的集团，贯穿成员的终生。成员须通过等级制度中的仪式晋升，每个阶级约持续15年。[13]
在马赛人的部落中，当有作战能力的少年达到一定数量时，长老便会开始安排割礼的举行。仪式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仪式中，来自各个区域的少年将在仪式用的小屋内进行为期四天的舞蹈，并在最后杀牛祭祀。在此期间任命的年龄组负责人将起到指导同侪的作用，且对同侪有强大的约束力。经过一到两年后，将举行第二次的仪式。仪式中，少年们得徒手抓住阉牛的角，将其撂倒，向众人炫耀自己的力量。并在之后返回自己的部落接受正式的割礼与剃发仪式。[12]
年轻女性也会进行割礼的仪式，一般而言，马赛女人将在结婚之际行割礼，并透过仪式让马赛的年轻女性进入早期的婚姻生活。马赛人认为女性行割礼是必要的，马赛男性可能会拒绝和任何未行割礼的女性结婚，或是因此而降低聘金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割礼可能会被所谓的“话语式割礼”仪式取代，该仪式涉及唱歌和跳舞而非对人身进行手术。然而，割礼早已根深蒂固于马赛人的文化当中。和年轻男子相似，受过割礼的女性也穿着深色衣服、画脸，并在仪式结束时遮住脸。婚后，已婚的孕妇可以免除一切繁重工作，如挤奶和砍柴，另外有一条特殊的规定，那就是孕妇在怀孕的过程中是禁止性行为的。[14]
马赛部落将狩猎狮子视为勇敢和个人成就的标志，马赛人称之为集体狩猎（Olamayio）。在狮子数量较多的过去，马赛部落鼓励猎狮，甚至曾有一项习俗是每位年轻人都应该在受割礼前杀死一头狮子（他们的成人礼）。然而，随时间来到了近代，由于狂犬病和犬瘟热病毒所带来的狮子数量之减少，让猎狮为东南非政府的立法中所禁止。猎狮是传统上被允许用于马赛人的唯一狩猎形式，不仅是为了证明战士的男子气概，同时也是为了消灭狮子对牲畜所造成的危险。被认为特别勇敢的战士（通过杀死一头狮子或在战争中证明自己）有权穿着由狮子鬃毛制成的精美头饰。其他人则穿着鸵鸟羽毛作为他们勇气的象征。[15]后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考虑，肯尼亚政府禁止马赛人猎狮，现在马赛人从“狮子狩猎者”变成“狮子保护者”，开始把一身猎狮的本领，运用到保护和引导狮群安全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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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人的婚姻制度为氏族外婚制。年纪较大的马赛人中一夫多妻现象比较普遍。马赛男人基本上为包办婚姻。如果一名马赛男人的父亲有一位育有女儿的好朋友，那么父亲将彼此进行商量并决定他们儿子和女儿的结婚日期，而不会咨询他们本人的意愿。[16]
马赛人传统上实行一夫多妻制，这被认为是为了因应在婴儿和战士死亡率高的情况下所发展出的长期适应下的结果。一妻多夫制也是存在的，但在现代已鲜少存在。一个女人不单仅嫁给一位丈夫如此简单，她是嫁进了整个“年龄组”里头。如果有另一位同一年龄组（Age Group）的男性要跟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丈夫并不能拒绝，不过现今这种行为也多半不再被实行。在马赛人的婚姻关系中，妇女的娘家（Kitala）必须处理非常多婚姻事务，像是离婚谈判、聘金归还以及讨论子女的监护权，同时也是被严重虐待的女儿的避难所。[17][18]
另外，马赛人的屋子都是女人盖的。女人若想嫁出去就要亲自用牛粪和泥土为男人建一栋新房。这个房子也作为他们的婚房，以后女人就要生活在这里。而男人再娶妻子时，新妻子也要为其建一个房子。[16]
协商聘礼的会议（Aadung inkishu）会在婚礼的前一周举行，字面上的意思是平分牛只。在男女双方家庭协商过后，男方家庭将交付一定数量的牲畜作为聘礼。支付的牲畜数量因人而异。如果是朋友之间的安排，它可能是4头或5头牛，也可能高达14或15头。[16]
新娘的父亲会吐口水在新娘的头上和乳房上作为祝福，然后新娘出门离开原生家庭并走到她的新家，并由其族人在旁挥舞树枝（带有永恒的象征意义）歌舞陪伴在这段过程新娘须遵照习俗不能回头，否则马赛人相信其会变成石头。为了赶走厄运，新郎家的女人会在新娘入门前侮辱新娘，随后新郎会出外迎接新娘。当一头公牛进入由新娘的母亲守卫的小屋并完成宰杀后，婚礼就结束了。[19]
当父亲去世时，第一个儿子接管所有的遗产和债务，然后分配给他的弟弟们。照顾老母亲的晚年是最小的儿子的义务，老母亲的遗产将全部由末子继承。[12]
马赛人的经济是奠基于拥有牛群和女人（生育孩子）。在传统信仰中，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牛群，乃是由上天托付给他们的。为了保护部落的庞大牲口以及在战争中掠夺更多的牛只，马赛的社会极仰赖它的战士。[5]
牛，山羊和绵羊等等牲畜是马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并在马赛经济中发挥重要效用。牲畜可以用来买卖其他牲畜，现金或牲畜产品，如奶和栅栏。个人，家庭和氏族通过赠与或交换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同马赛人的祷告：＂Meishoo iyiook enkai inkishu o-nkera＂，意思是：“愿创造主给我们牛和孩子”。由此可知，牛和孩子是马赛人社会中别具社会意义的重要财产。[3]
虽然保有传统的自给经济行为，但马赛经济仍逐渐受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牲畜产品被出售给肯尼亚的其他群体以购买珠子、衣服和谷物，而为了孩童的制服和学费，母牛和公牛也被贩售。目前，在肯尼亚主要城镇和城市中，经常可以看见年轻的马赛男女出售的不仅仅是山羊和奶牛，还有珠子，手机，竹炭，粮食等物品。[3]
另一方面，由于适合狩猎的地区已经萎缩，随着就业机会的开放，许多遭遇经济困难的马赛人们纷纷涌向城市边郊，寻找就业机会，以担任保安人员居多。[20]
现今，一些生活在国家公园或保护区附近的马赛人，越来越融入当地的旅游业中。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坐落于肯尼亚西南部与坦桑尼亚交界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名闻遐迩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年年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往观光游览。如今，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开发的旅游项目内容包括参观导游，村落游访以及一些手工艺品买卖。[3][21]
马赛人是一个半游牧民族，牲畜的移动基于季节更迭而轮转。每个部落都声称在自己的领土上享有唯一的放牧权利。在正常气候下，战士守卫休牧的牧场。然而，如果遇到严苛的旱季，区域边界将被忽略，马赛的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属于所有的马赛人，人们会在整片土地上放牧动物，并且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剥夺进入的权利，直到雨季到来。[3][20]
马赛人居住在环状排列的牛栏内，牛栏上有金合欢花的刺，以防止狮子攻击牛群。搭建牛栏是男人的责任，而女人建造房屋。马赛人的房子（Inkajijik）是面包形状的，由泥土、木棍、草、牛粪和牛尿制成。[2]
妇女负责制造房屋和供水，收集木柴，挤牛奶和家庭烹饪。战士负责保卫家园，而男孩负责放牧。在旱季，战士和男孩都要负责放牧牲畜。而长老就是日常生活的管理者，在每天早上放牧之前，头戴油墨头巾的长老会坐在椅子上，宣布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行程表。[3]
马赛人的服装随着性别、年龄和地点变化。例如，年轻人在割礼后的六到八个月内会穿上黑色的布料。红色是马赛服饰最主要的颜色，但是蓝色、黑色、条纹和方格布也相当常见。1960年代开始，马赛人开始用商用棉布代替羊皮、小牛皮以及动物皮。马赛人将裹在身体上的布料称作“Shúkà”。“Shúkà”通常是红色的，不过也是会有其他的颜色（例如蓝色）和图案（例如格子花纹）。“Kanga”则是肯尼亚乃至东非最流行的服装，其外形是一块宽大的长方形花布，上面图案丰富。每块图案会加上用斯瓦希里语写的一段吉利文字。[2]
此外，许多马赛人都穿着简单的凉鞋，这种凉鞋由牛皮制成，并以轮胎皮或塑料当作底垫。男人和女人都戴着木制手镯。马赛女性定期编织珠宝首饰，这些珠饰是他们装扮身体很重要的部分。不同颜色的珠子各有其含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代表水、红色则是代表了战士、血以及勇敢。马赛人通过身体装饰和人体彩绘表达了他们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在与欧洲人接触之前，珠子主要由当地原材料生产。白色珠子由黏土、贝壳、象牙或骨头制成。黑色和蓝色珠子由铁、木炭、种子、粘土或角制成。红珠来自种子、树林、葫芦、骨头、象牙、铜或黄铜。十九世纪后期，大量色彩鲜艳的欧洲玻璃珠抵达东南非，珠饰工人用新材料取代旧珠，并开始使用更精细的配色方案。[22]
在马赛人的一神信仰当中，他们尊 Ngai 为唯一真神（也被称为 Enkai 或 Engai），祂并非以男性、女性做表征，而是透过颜色表现：一为黑色，象征着仁慈、善意；二为红色，象征着愤怒、复仇。[23]马赛人相信，在出生时，Ngai会给予每个人一位守护灵。守护灵可以让人免于危险，祂会将恶魔带离身边至沙漠中，而善良的人会被带到富饶之地。直到人死亡时，Ngai才会把守护灵带走。[24]
自古以来马赛人将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也就是“神选之人”。和其他非洲宗教相似，马赛人相信一位崇高的神明（Enkai）创造了世间万物，并且塑造出三个人群。首先是托洛博人（Torrobo），他们身材矮小，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而神明赐予他们蜂蜜和野生动物作为食物来源；再来是邻近的基库尤人（Kikuyu），神明赐予他们种子和粮食以利农耕；最后是马赛人，神明借由创造一条连接天堂与地球的“脐带”，赐予了马赛人牛群。虽然托洛博人注定得遭受蜜蜂叮咬，而基库尤人必须忍受饥荒和洪水的苦难，但马赛人却获得能够畜养牛群的崇高礼物。最后在传说中，托洛博人嫉妒神明赐予马赛人牛群，削去了神明从天上赠与马赛人牛只的脐带。[25][26]
对很多马赛人来说，牛群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重心，畜养牛群带来的效益能为人们提供食物、衣服、甚至是住所（牛粪可作为堆砌房屋的材料）。这也解释了牛在仪式场合中，总是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同样地，孕育牛只的草也被马赛人视为具有神圣性，常作为和平的标志或祝福。除此之外，在该族信仰中，土地更是神圣的，因为它生产的草场，喂养了属于神明的牲畜。这样的传统信仰促使马赛人将破坏土地的行为视为重要禁忌，甚至连将死者土葬都会视为一种不义。[24]
马赛人并不清楚唯一真神 Ngai 的形式与内涵，但他们相信神明具有人的属性，所以祂被描述成有极端年龄的人。而为了显现对于全能全知之神的尊崇，放大了部落耆老的知识能力以及他们祝福和诅咒的仪式能力。他们对于巫术的信念也是很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不幸与牺牲的时候。马赛人对巫术的敬畏则与先知有关。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先知，先知们借由仪式为部落成员提供医疗药物和生活咨询，通过这些地方性巫术或仪式来帮助部落成员，这让先知在马赛社会中被尊为一种全能的教父[20]
在马赛人的文化中，最初并没有死亡的观念。关于认知死亡的起源，马赛人有一个传说：曾经有为名叫Leeyio的男人，他是创造之神（Naiteru-Kop）带来世上的第一个男人，创造之神对Leeyio说：“当有人死去而你处理好他的尸体时，你一定要记得说这段咒语：‘人死后会再回来，月亮死后依然会死去。’”几个月后，邻居的孩子过世了，Leeyio被邻居找去处理尸体。当他整理好尸体准备拿出屋外念咒时，Leeyio不小心把咒语念成：“月亮死后会再回来，而人死后依然会死去。”在此之后，马赛人再也无法如创造之神期望的复活。又经过了数个月，Leeyio自己的孩子也过世了。Leeyio将孩子的尸体抱出屋外，说：“人死后会再回来，月亮死后依然会死去。”此时，创造之神听见了，他告诉Leeyio：“现在太迟了，当你在邻居孩子死亡时念错了咒语，死亡就已经诞生。”这是马赛人关于死亡的故事，也是为什么人在死后无法复活，但当月亮消失后还会再次出现的原因。[24]
在传统的马赛历中，没有明定的假期或节日。但是在女性割礼和结婚时，马赛人会举行社区性的庆祝活动，这被视为他们的节日。 现今的马赛人融入了肯尼亚及坦桑尼亚的国定假日，像是劳动节、革命日等等。[25]
马赛以其美丽的珠饰品而闻名，而且在马赛社会中，珠饰品的装饰对于表示身份地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各年龄组的珠饰皆有不同的图案，借此区分以确立阶级。年轻男人经常用赭石盖住自己的身体以增强其外观，甚至会花上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在华丽的发型上工作，而这些发型将在进入下一个年龄组时被仪式化地修剪。[27]
马赛人和其他非洲部落一样，耳垂的穿孔和延展很常见，也会使用各式各样的材料来做耳饰。包含像是用于穿孔的刺、枝条、捆绑的小树枝、石块，或者是象牙和空膜罐的横截面。不过现今越来越少马赛人，尤其是男孩，会遵守这样的习俗[28][29] ，而女性会在耳垂和耳朵顶部较小的穿孔配戴各种形式的串珠饰物。[30][31]
传统上，马赛音乐由节奏组成。一群合唱者负责唱和声，而领唱者（olaranyani）负责旋律。领唱者通常是最能诠释或最能唱这首歌的歌手。不过，有时候也可能由数人同时负责旋律的部分。在马赛音乐中，领唱者以唱一首歌的曲目或标题起头，其他合唱者则以一致的呼喊做出回应，最后领唱者将随着节奏吟唱出一首诗。每首歌根据其呼喊和回应的模式而有特定的节拍，普通节奏是5/4、6/4和3/4拍号的变体。歌词会遵循一个典型的主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字逐句地重复堆叠。马赛人唱歌时颈部会跟着律动，呼气时头部向前倾斜，而吸气时头部向后倾斜，据说是为了呈现某种复音切分的效果[32][33]。不同于非洲其他部落，马赛人广泛使用嘶、嗡等声响来复音。[34]当许多马赛女性聚集在一起时，便会开始唱歌跳舞。[35]而当妇女吟唱摇篮曲、哼唱歌曲，以及歌颂她们的儿子时，经常运用呼喊和回应以重复无意义的短语和单音旋律[36][37]。对自己吟唱的诗歌做出回应和反颂通常是女性唱歌的特征[38][39]。 然而，在马赛多半以声乐为主的音乐类型中存在着一个例外，那就是在仪式Eunoto中会把大捻角羚的角当作号角使用。[40]
马赛人的舞蹈主要体现在仪式中，而 Eunoto 则是年龄组阶级制度里，过度到下一个阶级的其中一项仪式，为期至少十天以上，并且有非常多的歌舞与仪式。战士们会有一种行军式的表演，被外族的人们称为“跳跃舞蹈”。在舞蹈中，战士们组成一个圆圈，一次一个或二个进入中心，在保持狭窄姿势的同时开始跳跃，并且不让脚跟触地。组员们可以根据跳跃的高度来提高声音的音调[41]，而马赛人认为，跳得越高的人，择偶条件也会越好。
在马赛语中，有一个跳舞比赛的名称叫做“Adumu”，过程中每个年轻人都会尽可能地跳得更高，而其他人则围成一圈并唱歌。随着跳跃的增加，男人的声音会变得更高。尽管马赛人特别的跳跃舞蹈是他们最著名的文化资产，但他们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传统舞蹈。马赛人的舞蹈十分讲究，不同的场合会搭配特定的舞蹈。有勇士杀死狮子时庆祝的舞蹈、向牛只祈福的舞蹈，也有在婚礼时跳的舞。唱歌和跳舞普遍地存在于马赛人的生活中，而年轻人间的歌舞则蕴含着一丝调情意味。年轻男性会站一排，有节奏地吟唱"Oooooh-yah"，并且伴随着咆哮和断断续续的咳嗽且下半身会一前一后地律动。女性会站在男性前面，并且唱着“Oiiiyo..yo”。虽然彼此身体非常靠近，但并不会有肢体上的碰触。[42]
在马赛人的口述文化中，谚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代表了社会累积的万千经历、见闻、思想、观察、反思、概念以及世界观的浓缩。马赛人认为，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唯有依赖妇女才能完成，单身的男人无法胜任一切。有一句谚语是：“具备五样东西的男人才是成功的”。而这五样东西的重要顺序分别是：一位老婆、一头牛、一只绵羊、一只山羊和一头驴。马赛人成功地使用这则谚语来解释生活的内涵，阐述著即使一个人家财万贯，如果没有妻子，他并不会被视为是成功的。而马赛人也有指责女人目光短浅的谚语，像是“女人看不到她的手掌”，这同样也反映了非洲传统社会中对妇女的偏见。[43]
马赛人相较于其它东非民族，在殖民主义与内外压力下，成功地保留了大部分的文化，也因此被许多人视为传统非洲的代表。[25]然而，现代化的发展、观光业的兴盛、政府的干预和强势文化的入侵等等，都间接导致马赛部落的传统文化面临消失的危机，如目前已立法禁止女性割礼和掠夺牛只等仪式；马赛人的孩子也慢慢开始接受现代化的教育，部分马赛人已经从他们土生土长的家园搬到他们就业的都市地区……当代，马赛人面临最大的挑战则是要如何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化、如何融合进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土地的被侵犯正威胁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44]
现今，因为肯尼亚政府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设立，马赛族的领土与肯尼亚的坦桑尼亚的塞伦盖提平原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以每年发生大型迁徙闻名的地区，每年约有多达100万头动物从平原北端向南移动）重叠，导致马赛人在卡耶亚多郡和纳罗克地区所拥有的土地正减少中。至今，坦桑尼亚和肯尼亚有大约一百万的马赛人生活在东非大裂谷地区。[45]
近代的土地私有权的概念由国外传入马赛地区，在1960和1980年代，英国和肯尼亚政府推行了一项将牲畜和土地商业化的计划。从那时起，土地被细分为集体和个体牧场，在马赛人所属的地区，人们将自己个人的牧场分成小块土地，卖给私人开发商。[26]
新的土地管理制度使人民在经济上呈现两极化，一些马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大幅增加了财富。此外，尽管马赛地区的水资源充足，却因为部落规定只最富有的成员才有资格提取水来满足族人的所有需求，加上大部分水资源被转移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其它地区，导致这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几乎不会为一般的马赛人所用，也都进一步促使经济两极化。[26]
马赛土地在细分之下减少了牲畜放牧的土地面积，减少了每户家畜的数量并减少了粮食产量。结果，曾经是一个骄傲和自给自足的社会的马赛社会现在面临着许多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马赛人已经越来越依赖其他地区生产的食物，如玉米粉、米、马铃薯、白菜（马赛人称为山羊叶）等等。有一部分的马赛人已经将农耕作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因为在这些农业地区，地块大小通常不足以容纳动物群；因此这些马赛人被迫以耕作维生。马赛人越来越依赖市场经济，他们将牲畜产物（如毛皮及乳水）卖给肯尼亚的其他族群以购买珠子、衣服和谷物，母牛和山羊也被卖出作为孩童的学费。在肯尼亚主要城镇和城市中，年轻的马赛男女交易的不仅仅是山羊和奶牛，还有珠子、手机、竹炭、粮食等物品，这对马赛社会是非常新鲜的交易方式。马赛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的贫穷程度超出了预期。这一个有着悠久的骄傲传统的社会，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却成为需要被救济的乞丐。马赛的未来至今仍充满着不确定性。然而，有一件肯定的事，马赛文化正在以牺牲文明为代价迅速式微。[26]
马赛地区的教育需求也同样急需被满足，尽管许多马赛人都愿意接受新的教育和知识，却因为该地区的政府长期忽略他们的需求，以至于马赛部落附近几乎没有学校，而缺乏教育资源。[45]当今，他们除了学习使用母语外，还得学习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官方语言，如斯瓦希里语和英语。[44]
在马赛人的社会文化中，巩固社会的年龄组阶级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过去部分由年龄组阶级所衍生出的禁忌是僵化的，例如不能与异性吃饭。另一个与年龄组阶级如何变迁的例子是在21世纪战士与部落长老之间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正在减弱，同时马赛人社会文化里的战士，角色与重要性逐渐减弱。例如在过去，战士会透过猎杀狮子、搜捕牛只，以提高他们的威望，但这个作法现今也被政府立法禁止。[46]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考虑，肯尼亚政府禁止马赛人猎狮，现在马赛人从“狮子狩猎者”变成“狮子保护者”，开始把一身猎狮的本领，运用到保护和引导狮群安全的工作中。
如前所述，21世纪的马赛人面临着复杂的生存威胁。马赛人正处于“传统信仰”与“强势文化”之间的拉锯，为了在巨大的世代变革之中求生存，他们正致力于应对各种逆境。 目前，一些非政府组织正在与马赛人合作，帮助他们克服现代文化对当地造成的冲击，以期迈向更稳定的生活，同时也企图维护他们的文化。政府近年来也渐渐关注起国家公园、保护区带来的弊害，以及保留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开始制定相关政策。 由于马赛人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式微，后代对于该民族传统文化越来越陌生。现今国家正透过政策，开始帮助马赛部落的领导人找到方法来保存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也试图在现代社会里平衡马赛儿童的教育需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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