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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德语：Marxismus）是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发展而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世界观。在19世纪中后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建构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基或方法论的写作对现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运动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包含了其独特的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革命意识形态[1]。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一套统一的定义，也因此它在众多的领域和题材上出现多元的发展，导致其门下包含众多明显对立甚至互相冲突的理论[2]。而要验证事物对世界是否利大于弊，便需要实践。马克思说过:“实践才是唯一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检视社会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是架构在其赖以为生的经济活动上。经济组织的架构和生产模式被视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根本来源（或至少发挥了主要的影响），这些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随着生产模式的进步，既有的社会组织和关系变得没有效率并且与经济活动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进而发展为阶级斗争[3]。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由无产阶级劳动操作的高效率机械化生产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替少数持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剩余产品并成为剩余价值，此种剥削关系进而转化为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社会的革命必将发生。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主义会从革命中产生，并将生产工具归还到集体的手上，依据每个人的“实际劳动”分发利润，并且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规划生产。马克思并且称在社会主义之后，共产主义将会诞生，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生产模式，成为一个无阶级、无国界、无货币、无私人产权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众多的分支和流派，不同的流派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往往有不同解读和着重处，有时也会融合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这些理论方法上的差异，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除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态度一致以外，并没有既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4]。也因此，众多从马克思主义衍生的政治哲学，在追求社会主义上所采取的策略常大不相同。
古典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理论，亦即“马克思相信什么”，用以与之后学者或革命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作为对照。即使在马克思在世时，他便曾在1883年写信给法国的工运人士朱尔斯·盖德以及他自己的女婿保罗·拉法格，指控两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搭乘革命的顺风车”，并且说“如果他们那一套是马克思主义，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5]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现，或者称为唯物主义对于历史上社会现象的持续影响和延伸，移除了传统历史研究最重大的两个盲点。首先，传统历史学只检视人类历史行为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忽略了支配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法则…第二，传统历史学忽略了占大多数的“人民”的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自然科学一般的准确性对人民的社会条件和生活进行研究，以及改变这些现况的潮流。
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者列宁，1913年。[6]“社会不是由个体构成的，而是由众多社会关系所建构出的集体，个体的角色是由这些集体关系所定义”
历史唯物主义又被爱德华·伯恩施坦称为是“由经济角度对历史的解读”[8][9]以经济为出发点检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赖以谋生的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色（社会阶层、政治架构、意识形态）是根基于经济的活动上，亦即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公民社会组成了一个社会的底层架构，而政治和法律系统则构成上层建筑，底层架构透过政治活动、宗教和哲学与上层建筑做连结，并且调节上层建筑的运作和社会整体的意识。物质生产模式的发展与既有的生产关系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于是促生社会革命，进而改变经济根基和上层架构[10][11]。
苏联编写的《联共（布）党史》认为这些社会经济的冲突在历史上曾一再透过阶段性的模式发生：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和革命家列宁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骨架来自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1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和经济学家吹捧著“资本家和劳工利益互相连结”的谎言，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透过以“制造工作机会”为借口正当化资本主义下以资本成长效率为最高优先而获利资本家的生产模式[14]。马克思主张 , 当一个人劳动所得没有获得同比例的产品时 , 便构成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于是成了剥削的来源。剥削是每个阶级社会必有的经济特征，某些人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使得他们可以剥削其他人。在资本主义下，劳动价值理论说明了一个产品的价值等同于生产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工生产而没有获得工资报酬的额外劳动价值于是成为剩余价值。
依马克思说法，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对劳工的剥削是透过暴力维持的，而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剥削则要透过更为微妙的方式进行。由于劳工没有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必然需要替资本家工作以换取生活所需。劳工可以自由选择要替哪个资本家工作，在这个层面上雇佣关系是自愿的，然而由于劳工若是不工作便会挨饿，也因此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劳工的雇佣自由只是假象。
异化是人与他们自然本质产生隔阂时的现象，而异化又是资本主义下必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下，劳工生产的成果被雇主侵占，也因此在劳工和其生产产品之间形成异化[15]。马克思认为异化代表了劳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处境，至于劳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困境并不会改变现实。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工具的关系，依据马克思说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阶级分为：
- 无产阶级：贩售自己劳动产力、并且在生产模式中没有拥有生产工具的人。
- 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并且向无产阶级购买劳动力。资产阶级又分为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工具”但又同时进行劳动工作的人，比如小商人、同时为地主的农民、技术人员等。马克思预言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小资产阶级最后会被淘汰，使得他们从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
- 流氓无产阶级：罪犯、无业游民、乞丐等与在经济体系里没有身份的人。
- 地主：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重要的阶级，现在只维持部分财富和权力。
- 农民：缺乏组织的一个阶级，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经济的改变，大部分人会转换为无产阶级，有些会成为地主。
阶级意识主宰了一个阶级对于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意识，同时也决定了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向。也因此，在革命可以成功达成之前，阶级意识的存在是必要的。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定义意识形态，他仍然批评这一词所代表的许多被塑造出的社会假象[16]，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那些号称思想家的人在不自觉被假阶级意识影响下所产生的。有意识形态的人对自己支持某目标的动机是不自觉的，否则我们便不会称它是意识形态。也因此，有意识形态的人，支持的只是假的或不存的目标。”由于统治阶级控制社会上的生产工具和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在鼓吹对统治阶级最有利的思想[17][18]。政治经济学一词原先是描述对于资本主义下经济生产模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广泛使用这一词来描述对于生产工具、资本、以及经济活动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是人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章节，列宁说：“很明显的，马克思从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原理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迈向社会主义的结论。”[19]
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要能带给更大部分人利益，比如列宁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说：“生产模式的社会化必将导致生产工具回归社会，这种转变将可以带来劳动产能的庞大提升、工时的减少，并且将落后、杂乱、规模又小的资本主义生产转而集体而先进的生产。”[20]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德国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异化、和剥削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并且透过阶级斗争分析历史。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概述了他的理论：“所有社会自古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有相当影响力，并且在他死去后，由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幅度的扩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是与马克思并肩发展出共产主义的德国政治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1844年九月相遇，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对於哲学和社会主义都有相同的热衷，他们一同发表了《神圣家族》一书。1845年1月当法国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搬到了比利时，因为那时比利时是欧洲各国里较能容忍自由言论的。他们在1846年1月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的联络会。
两人在1847年开始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为根基写作《共产党宣言》，最后在1848年2月出版了这本一万两千字的政治宣言。比利时在当年3月将两人驱逐出境，两人于是搬到科隆，在当地出版《新莱茵报》。接着在1849年两人又被迫离开科隆前往伦敦，德意志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将两人驱逐出境，然而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罗素伯爵拒绝了此一请求。
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成为了马克思留下著作的翻译者和编辑者。恩格斯自己也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分析一夫多妻制是男性支配女性的社会制度，就有如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剥削劳工一般。也因此，恩格斯对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女性主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第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国家理念作为基础的政治革命，新的共产政府上台后马上面临反革命、内战和国外介入[21]，列宁解释道“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劳工的联合奋斗。”[22]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靠着向国际扩散革命才能够成功，而不能孤立在俄罗斯。
1917年俄国革命的确促发了之后的一连串革命潮[23][24][25][26]，然而，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成功夺取政权的国家，却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预言革命的第一波先发国家－亦即拥有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国家。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彻底失败，使得苏联必须独自发展。在经过许多辩论和解释办法争论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而他死去之后约瑟夫·斯大林掌权，消灭了他的政敌并且巩固权力，在混乱的1930年代中强硬推行共产工业化，虽然成功达成某些目标[27]，也造成庞大的人民死伤受难，和长期的环境灾害[27]。列夫·托洛茨基的当代追随者则认为如同列宁和托洛斯基在1920年代所预言的，斯大林的“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无法支撑自身。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称苏联在垮台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由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形成的国民党也有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共产主义预言的革命不同，主张中国早已经过了封建时期，而是停留在一种呆滞的经济模式下，也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2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苏联支持的许多共产主义政党在全世界产动了一波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许多这些革命最后导致政权变动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不少这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与彼此维持友好的关系，比如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29]，以及苏联与南斯拉夫在1948年的冲突，当时两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都抱持着一些不同观点[30]。许多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而经济上也呆滞不前。此现象引起有关这些国家是否属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争论，又或者马克思主义是空想而不适用于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尤其列宁主义是导致这些国家种种问题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内的民主派则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托洛斯基追随者则主张这些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世界性的共产革命，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若要成功，必须要夺取资本主义已经开发的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借着七二六运动展开古巴革命，尽管革命最初并非完全是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在上台后套用了列宁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府，并且与苏联结盟[31]。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1950年代至1976年间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主义实验，试图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起初两个五年计划很成功，之后自从1959年刘少奇当上中国国家主席，地位仅次于担任共产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后来改革开始激进化，导致了上千万人因饥荒死亡的大跃进。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认为共产党已经沦为官僚主义大本营，再加上自身在党外的威望上升，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非正常手段拉刘少奇下马，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部分在1978年结束，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下重新回到中共中央，进入国家级领导层。毛泽东去世后，改革派的邓小平得以掌权，清除了借着文革整人上台的干部，包括四人帮，展开了市场经济改革，批判性地继承了毛泽东既有的路线和政策。
到了1980年代，西方阵营在美国总统隆纳·雷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对苏联和共产世界展开强硬的施压，同时在苏联内改革派的政治人物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在1985年掌权，开始抛弃列宁式的经济架构并企图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上苏联本身经济的崩坏，使得苏联于1991年崩解，原本数十个在其联邦下的民族国家则一一独立，并且全都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转而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追随此一趋势，从此苏式社会主义在全球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除，有的话也是被更为温和的派系例如民主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面临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崛起的挑战，虽然有部分环保主义者也提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保护的生态社会主义[32]。
在21世纪初，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透过民选选出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左派政府，由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为首，还包括了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这些国家透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结盟，并且对仍然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古巴持友好态度。许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自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尽管他们本身都没有实行列宁主义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教了我怎么认识社会。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前我就像是一个瞎子，不知道天南地北。如果你没有搞懂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者没搞清楚社会是以有钱或没钱人来划分地位的而且有剥削的存在，那么你就好像在森林里迷路一样，不知道任何东西。”
古巴革命家和共产主义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09年。[33]自从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便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尤其是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而两派阵营内也有大量不同的子流派。革命主义的领导人列宁便说：“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政体，是不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的。”[34]而改革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麦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晚年都接受了透过议会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35]。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众多的政治团体和人物分别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们政治和政策的依据，产生许多经常大不相同或互相矛盾地方。“改革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支配了第二国际，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使得共产党人因此与之分裂，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第三国际。
以下的国家在20世纪的某段时间曾经正式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3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贝宁人民共和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尼加拉瓜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人民共和国、格林纳达、图瓦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乔治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希腊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等。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会赞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教合一”式的国家意识形态。除“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外，“政教分离”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传统。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恩格斯在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都处于思想领袖地位，但并没有特殊的组织权力，更无权随意排斥不同政见者。工人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实行的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的方针，即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但是蒲鲁东、布朗基以及各国社会党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不以马恩马首为瞻。即使是列宁，他也一直按“政教分离”的传统扮演思想家角色，终其一生在党内只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尽管他控制党务的能力已远在马、恩之上。[37]
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不完整框架，或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上有过时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有其价值。他们往往会将马克思理论套用到不同的领域或理论框架上，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便是一例。马克思本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是剩余价值的载体，当恩格斯每月向他寄钱时，就已经完成了价值的精确转换。如果由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完成转换，那么单位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劳动的实际成本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而马克思所担心产能过剩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产生的危机，才是马克思所真正担心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期和婴幼儿期，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靠革命。
伴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和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升级，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弊端。20世纪初至末期的社会主义浪潮，缺失了经济技术基础，信息不透明造成了交流错失和权利分级、使得阶级制度可行。因此现代的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缺乏经济基础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与改革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阐述了由无产阶级劳动操作的高效率机械化生产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替少数持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剩余产品并成为剩余价值，此种剥削关系进而转化而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社会的革命必将发生。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主义会从革命中产生，并将生产工具归还到集体的手上，依据每个人的“实际劳动”分发利润，并且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规划生产。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参与自由经济竞争体现资产共有制的优势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并非通过革命的手段。
具体的方针如下： 一、信息平等公开，建立统一的生产计量单位，从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等造成的集权腐败现象。 二、在部分（国有）企业中试行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分配模式，实现以实际劳动分发利润。 三、在试点企业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工业水平，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宏观规划生产。四、参与自由竞争扩大企业规模，进而促进资本市场转变。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自众多的政治流派和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成，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而在经济学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批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市场在分配资源和协调生产上的角色。
卡尔·波普尔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强烈批判，他主张以历史主义方法论是缺乏可证伪性的，也因此根本无法判断其真伪。马克思主义自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命运。卡尔·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38]
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数个世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39][40]。透过边际主义的经济学革命，卡尔·门格尔以主观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并且结合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如理查德·坎蒂隆、劳恩男爵、让-巴蒂斯特·赛伊等人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门格尔后的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并且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包括博姆-巴维克在内和其他众多新古典主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他所提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互相矛盾，如果这种矛盾的确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倚赖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十分重视博姆-巴维克的批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认为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结论性的反驳，[41]。第三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则发起了经济核算问题的辩论，他们主张若是没有调节市场机制的自由价格信号，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会失去效率和意义，米塞斯并且主张“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行为的”[42]。
达隆·阿齐默鲁和詹姆士·鲁滨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试图将经济简化为忽略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后的一般规律[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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