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塞克特[注 1]（德语：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通称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是一位德国陆军将领，最高军衔为大将，以担任魏玛共和国军队——“防卫军”陆军领袖后推行改革而闻名，亦曾为总参谋部之替代机关——“部队室”的主任。
塞克特于1885年加入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东线、巴尔干战区以优异的参谋作业能力崭露头角，还一度做到土耳其军参谋总长。塞克特在战后成为军队的实际领袖。由于战后德国因《凡尔赛条约》而限军十万人，他重新发扬传统的普德学派军事思想、规划精英主义式的新式军队，将每一位军官都培养为未来的高级指挥员，为日后的扩军打下结实的基础。塞克特也将军队从政治势力中排除、超脱于政府，形成“国中之国”，并规避协约国对德国履行《凡尔赛条约》的监督，以各种方式训练军队操作被明令禁止使用的毒气、坦克、飞机等武器，同时大力推动德国与苏联同盟，最终促成两国签署《拉巴洛条约》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由于对“防卫军”建设有深远的影响，塞克特也被称为“防卫军之父”（Vater der Reichswehr）[4]。
塞克特自一次大战起便与当时的名将、后于共和国担任总统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关系不良，并与文人政府的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间存在矛盾，兴登堡的当选也大幅削减了塞克特在德国军队中的影响力。1926年，塞克特在未过问兴氏的情况下，礼仪性质地邀请身份敏感的前德国皇储观赏阅兵式，消息一外漏，旋即引发国内外的恐慌，最终使兴登堡解除了塞克特的职务。1930年代初，塞克特远赴中华民国取代格奥尔格·魏泽尔担任蒋中正第三任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领导人和总顾问，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工业进行建设与改革，后因身体不适而于1935年3月返回祖国，于翌年逝世。
生平
塞克特于1866年4月22日出生在石勒苏益格的一个古老的波美拉尼亚人家庭里，其于十八世纪被封为贵族[5]。家族最早投身军旅者是塞克特的祖父鲁道夫·冯·塞克特（Rudolf von Seeckt）原为瑞典的一名军官，后于1816年转投普鲁士陆军，以求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更快速的晋升，尽管鲁道夫的军事生涯称不上顺利，但他依旧于普军中留任，最终以上校军衔退役[6]，鲁道夫之妻为艾玛·伊色雷斯（Emma Israels），具意大利血统，其祖先于1600年迁居至波美拉尼亚。父亲理查·冯·塞克特也加入普鲁士陆军，在三次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晋升迅速，最终以步兵上将退役，还曾作到波森省的军政总督[7][8][9]，理查后来娶表妹奥古斯特·冯·塞克特（Auguste von Seeckt）为妻[10]，塞克特是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大姐夏洛特·鲁道夫·玛莉（Charlotte Rudolfine Marie，1862年出生）为后来的罗特基希-特拉赫伯爵夫人（Gräfin von Rothkirch und Trach）[11]，兄长弗里兹（Fritz，1863年出生）和弟腓特烈-威廉（Friedrich-Wilhelm，1874年出生）皆夭折[12]。
1881年，塞克特一家搬到斯特拉斯堡定居，塞克特便在当地完成文理中学的学业[11]。1885年，19岁的塞克特加入陆军，以候补军官身份于精锐的“亚历山大皇帝近卫掷弹兵第1团”任职[13]。1887年，塞克特晋升少尉。由于工作勤勉和聪颖，塞克特得以于1894年进入战争学院进修一年。1894年，塞克特晋升中尉，后于1897年调往总参谋部服务。1899年，晋升上尉[10]，调至驻但泽的第18军当参谋军官。1900年参加远征中国的八国联军战争。1904年，塞克特任驻布纶堡的第4师参谋军官。1909年，塞克特再转任第2军参谋军官。1912年，塞克特晋升少校，任巴登精锐掷弹兵第1营营长[10][14]。1913年，塞克特调回柏林，任第3军参谋长[14]，同年4月4日，晋升中校[15]。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塞克特所在的第3军从属于亚历山大·冯·克鲁克大将的第1集团军下，为德军战略进攻计划“施里芬计划”之巨大右翼一部，并参加了马恩河战役。1914年10月底，塞克特还策划了一场对驻于埃纳省法军的攻势，并成功夺占该地，还抓获2,000名法军战俘[16]。1915年春，法军于苏瓦松发动攻势，而塞克特也准备了其反击方案，不仅将其逐回原阵地，还予以大量伤亡，还释放了被法军俘虏到的5,200名德军战俘，此功绩为塞克特崭露头角的开始[17][1][16]。
1915年1月27日，塞克特晋升上校[15]。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于3月9日将他调至东线担任新成立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将军第11集团军参谋长。一个月后，德奥联军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势”，塞克特在本次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战重创俄军，不仅损失40万人，还失去整个加利西亚，德军则在12天内推进80英里，攻至波兰和乌克兰交界的桑河，是德军在一战中最大的一次胜利[18][19]，令塞克特于1915年6月26日晋升为少将，还获得普鲁士陆军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功勋勋章[8][1][5]。整个夏季，第11集团军继续发动其攻势，而东普鲁士的第8集团军也跟着南下进攻，时至8月中，俄军已被逐出整个波兰，且又额外有35万人被俘[18]。1915年9月，塞克特转任至马肯森将军统御的“马肯森集团军群”担任集团军群参谋长，该单位包括德国第11集团军，奥匈帝国第3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旨在对塞尔维亚发动三国联合攻势。1915年10月6日，同盟国联军发动进攻，于11月底攻占塞国全境，后者残部退至阿尔巴尼亚，塞克特的功绩勋章因而加上了“橡叶”[5][18]。“马肯森与塞克特”的组合常为与一次大战的另一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相比，塞克特在给妻子的私信中也提及法金汉将他与马肯森的关系喻为后者的组合[20]，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哪里有马肯森哪里就有塞克特，哪里有塞克特哪里就有胜利。[21]”，不过塞克特的功绩甚为兴-鲁两人所嫉妒，后者自1916年起职掌德国军事最高权力，是塞克特未能在大战中指挥大军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只被配发于次要战场，而非主战场西线的理由，但最终也因此保住其军事声誉、无需为战争后期西线总崩溃负责[21]。
1916年春，“马肯森集团军群”驻扎于保加利亚等待凡尔登会战的结果，塞克特正准备发动对萨罗尼卡的攻势。然而6月4日，俄军抢先发动了该国于整场大战中的最大的战略攻势—“勃鲁西洛夫攻势”，奥军防线已被突破，奥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与法金汉紧急调派塞克特任命为奥军第7集团军司令卡尔·冯·普夫兰策尔-巴尔丁的参谋长，尽管第7集团军成功遏止俄军一次以上的攻势行动，但该单位指挥部中德奥军官的关系十分恶劣，普夫兰策尔-巴尔丁与塞克特亦然，前者称塞克特“傲慢、不可控制”，人只会“过来、观察、下令”，而不咨询他的上司，后者则称其“绝非德国人之友”。“勃鲁西洛夫攻势”达到高潮后数星期，第7集团军总崩溃，全奥军损失近百万人，也让罗马尼亚加入了大战[22]。该年8月，调为名义上由卡尔大公指挥的“卡尔大公集团军群”参谋长，该集团军群为收编各个被俄军重创的各奥国集团军，经过整编和激烈的战斗后，终于将俄军挡在喀尔巴阡山一线。“勃鲁西洛夫攻势”停止后，同盟国军转将重心放到俄罗斯与罗马尼亚连结处，历经两个月的进攻后，奥军于1916年12月6日占领罗国首都布加勒斯特，将其逐出战争[23]。1916年11月下旬，奥皇约瑟夫一世逝世，卡尔继任皇帝，故该集团军群转由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指挥，也易名为“约瑟夫大公集团军群”，塞克特于1917年大半时间都在该单位，最终离任时，约瑟夫大公称他无法想像比这位“史芬克斯”还要好的参谋长[22]。1917年12月2日，鲁登道夫派塞克特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总参谋长[24]，此项任命令当时多位高级军官颇为惊讶，以塞克特的资质和战绩，鲁登道夫竟将他布署到此一次要战场[25]，但这也如同前述，塞克特得以与西线的失败加以切割[24]，更能一直累积以机动战的方式打败占有数量优势的敌军之经验，与历经西线壕沟战的其他德军将领大为不同，对机动战保有其信心[25]。
奥斯曼帝国国力有限，德国很早就派出由奥托·冯·桑德斯将军领导的顾问团主持其军事现代化，塞克特作为土军参谋长，也管辖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引发与桑德斯之冲突，直到塞克特建议土国将后者调至巴勒斯坦前线才解除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塞克特亦与土军的领袖——军部大臣恩维尔·帕夏关系密切，后者一直期望在战争中收回被俄国抢去的外高加索地区，故计划发动对该地进攻的高加索战役，塞克特虽因补给问题而不情愿，但理解土军复仇之心理，故策划了以守为攻的有限攻势，即使失败亦不造成全线崩溃。1918年3月，俄国共产党代表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土军已取得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但恩维尔仍不满足，继续于当地投注兵力以图扩大势力范围，此举对牵制其他协约国的战略有害，且德军亦想占领巴库油田，但塞克特仍支持身为自己长官的恩维尔，德军最高统帅部因而对其感到不满[26]。1918年10月30日，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要求德军于一个月内离境，塞克特便于11月4日离开土国。此时的德国也因军事上已严重失利、国内爆发革命、皇帝已宣布退位并流亡荷兰，以社民党为代表的临时政府于10日宣布成立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在法理上正式成立。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两天后，塞克特回到了德国[22]。
德意志帝国在战争中失败，原职掌大权的军需总监——鲁登道夫已流亡瑞典，其继任者威廉·格勒纳将军同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达成协议，镇压国内的暴乱。虽然西线已达成停战，东线则有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起兵反抗德军，还存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塞克特因此在1919年1月10日被任命为北方边境防卫军（Grenzschutz Nord）参谋长[27]，塞克特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对东欧若干战略据点发动一系列攻势，5月便攻占了里加[28]。
另一方面，协约国的代表们自1月起开始在法国巴黎召开战后处置德国的和平会议，是为“巴黎和会”。魏玛新政府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则指定塞克特为德国军方代表参加战后会议[27]。塞克特估计协约国将会限制德国军备，于是自行拟定备忘录，将之后的德军武力编为40万人，还制定大量训练后备军人之计划，但协约国并不让德方进入会场协商，只在其讨论结束后交付《凡尔赛条约》强令德方签字[29]。《凡尔赛条约》要求甚严，德国军队被限制为10万人，其中军官4,000名，全为志愿役，不得征兵，只可采取退一补一制度、不能拥有坦克、飞机、毒气、重炮，并废除了军队运作的中枢组织——总参谋部，由于总参谋长兴登堡认为条件过于严苛、当前德军亦无法再行抵抗而自行请辞，塞克特则于7月7日接任其总参谋长职务[30][31]，同时兼任和平时期军队组织委员会主席，集结500名军官和各领域专家分析讨论上次大战的经验与教训[32]，并规划新式军队以符合条约的要求，即后来的“防卫军”。
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继承帝国时代“皇帝”的军队最高统帅地位者为共和国总统，而国防部长则有总统命令授权、指挥军队的权限，当前总统艾伯特为文人出身，并不具有实质指挥军队的能力，以往的统帅机关总参谋部亦遭废除，故作为总统唯一统帅幕僚机构的国防部地位甚为重要。原先塞克特规划一个高效的平行组织，使国防部下的各部门均有相当的权力，各部负责人直接隶属国防部长，包括帝国时代的陆军署和由于总参谋部遭到废除而设置替代机关——“部队室”。然而塞克特当时罹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只得休养至秋天，这时国防部已完成了全面改组，陆军多新设了“陆军总指挥”（Chef der Heeresleitung）作为直接指挥该军种的实质指挥官，因此原先同陆军署地位相等的“部队室”则变成下属机关，“陆军总指挥”因此成了实质的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陆军总指挥”一职在选派时塞克特与普鲁士战争部长瓦尔特·莱因哈特的呼声最高，而诺斯克不想要具有传统普鲁士军人气质的塞克特，故建议艾伯特选择莱因哈特担任，而塞克特只得担任“部队室”的主任[33]，塞克特为此愤恨不平，认为莱因哈特比自己资浅（受任时军衔仅为上校，塞克特则在1915年6月26日即晋升为少将），而且过于倾向共和，两人时常意见相左[34]。
《凡尔赛条约》签字后，原驻扎于东线的德军被迫撤回国内，加上条约将陆军限额仅十万，魏玛政府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大裁军，早在1918年11月11日至1919年6月期间就已有150万官兵解散，如今又要在1920年3月条约正式生效前裁减30万人，这些退伍军人直接面临失业危机，政府又因为协约国的赔款和物资抵付而令国内货品严重短缺和通货膨胀。导致战后一度协助政府镇压国内暴乱、将因条约而被勒令解散的“自由集团军”暴乱，要求推翻现任政府，是为“卡普政变”。在叛军开往柏林期间，诺斯克、总理古斯塔夫·鲍尔和艾伯特总统要求塞克特发出镇压命令，但后者不愿导致军队内部分裂、扼杀建立新军的可能性，且认为大可等政变势力内哄而瓦解，故拒绝镇压命令[35]，表示“国防军绝不与同事操戈”[36]。陆军总司令莱因哈特虽支持镇压命令，但现行指挥体制下，总司令命令若无参谋长（“部队室”主任）的副署则无法生效[37]。在此情势下，共和政府只得仓皇迁出柏林，之后发动总罢工才平息骚乱。事件过后，诺斯克与莱因哈特请辞，副总理尤金·史菲尔任命塞克特接掌“陆军总指挥”一职[38]，国防部长则由格斯勒接任。此事件中可说明军方对共和政府的立场，塞克特对右翼政变采取默许的态度，却又同时对极左派于鲁尔地区发动的暴乱迅速发兵镇压[39]。
与对苏外交顺利的情况相反，德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关系逐渐恶化，其肇因于赔款问题。德国因条约赔款加重了全国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危机，于1922年底向战胜国提出延缓赔款的要求，英国同意，但法国认为德国蓄意违反赔偿义务，联合比利时，动员10万战时武装的军队于1923年1月开进德国工业心脏地区——鲁尔区。鲁尔人民激愤之余发起罢工、武装抵抗、暗杀等行为，而法军也驱逐公职人员和杀害平民。在此危机中塞克特力主慎重，但也做了可能引发对法全面战争的准备[40]。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各种不满共和政府的密谋集团也积极准备发起叛乱，慕尼黑为大本营的纳粹党声势尤为浩大，在当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塞克特认为有必要与其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接触。1923年3月11日，在鲁登道夫的撮合下，塞克特与希特勒于慕尼黑进行了两人首次的会晤，希特勒在描绘德国未来政治光景和目标时带有颠狂的态度吓到了塞克特，两人对于当前法军占领鲁尔的观点也有分歧，希特勒要求先是将柏林的“马克思主义政府”要员“吊死在街灯上”、将冲锋队编为新的军队和扩军，还要放火烧了国会大厦，最后还对塞克特表示，“当一切都化为灰烬后，我们将会转过来对付你们”，塞克特因此结束了会谈，双方不欢而散[41][42]。之后随着政治动乱的升级，塞克特电令“防卫军”提高警备，扑灭了数场政变，这些行动使塞克特本人成为希特勒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攻击对象，诬指他将发动独裁政变，连带攻击塞氏之妻为犹太人一事，更使其忍无可忍[43]。不久，巴伐利亚出现新的危机，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冯·卡尔宣布脱离中央政府，成立连同奥地利在内的“多瑙河联邦”，而塞克特下令第7军区司令官——驻于当地的第7师师长奥托·冯·洛索将军去查封《人民观察家报》，但后者并未执行。愤怒的塞克特于10月19日下令解除洛索的职务，卡尔却宣布将后者留任，在“国防军不打国防军”的观念下，塞克特也无法派兵镇压巴伐利亚的叛乱[44]。
11月8日，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为首的纳粹党人发动了“啤酒馆政变”，在慕尼黑以武力威胁洛索和卡尔合作，集结众人朝柏林进发；同时，步兵学校也发生了兵变，宣称效忠希特勒[45]。柏林反应甚为迅速，艾伯特授权塞克特全权处理，后者得知洛索和卡尔已成为纳粹党的俘虏，出兵不再引起非议，下令弗里德里希·克瑞斯·冯·克里森斯汀接管第7师指挥权，配合当地警察镇压暴动[46]。在警察的武力优势下，纳粹党的“政变”迅速被扑灭，希特勒等人逃亡，塞克特随后在“防卫军”中进行反纳粹之整顿，将亲纳粹倾向的军官列入升迁不可名单或强迫其退役，并将被视为纳粹活动中心的步兵学校从慕尼黑迁至德累斯登[45][47]，令其已使其成为纳粹党人的眼中钉，后者激进派曾计划要在塞克特清晨骑马时暗杀，但并未成功[45]。
鲁尔外交与政治危机最终在塞克特的强力介入和8月13日上台组阁的新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对法和谈中解决，施特雷泽曼的私人顾问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曾邀请塞克特组成一个“民族内阁”的独裁政府，但后者力主慎重，于1924年2月结束了他紧急专政权的实施[48]。
塞克特因条约限制不得不将原先数十万常备军缩编为一支仅十万人的新军，而之所以采用全职业军人的编制，有论者认为是因为塞克特深恐德国刚历经革命，不能再让平民接触军事训练、增加武装叛乱的可能，也有论者认为这受到英国军事理论家J·F·C·富勒理论的影响才提倡建立小型的专业军队。在塞克特的理念中，一支规模小的军队有利于现代化，若正规军与征召来的后备役军人相结合将折损其素质，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军队的内在价值将由于普遍义务兵役制度造成的军队数量庞大而受到损害”[49]。塞克特将现时十万人的“防卫军”视为日后重新武装扩军的基础，每一名官兵都将是“种子”，每一位士兵日后都以士官、士官以军官、军官以将官为目标训练著[50]，因此极为重视官兵的教育水准、操作现代武器、熟悉各种通信手段和战术能力，每半年就进行一次演习，精进专业技能、提高军队的职业素养，即便条约限制下没有飞机坦克可用，也要以纸板、木料仿制模拟[51]。
塞克特在战后集结军官团检讨战时经验，并带头指导“战争艺术”的观念，这一度为大战规模空前的“物资战”而被德国军方所抛弃[52]。《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军销毁大量的旧式武器，结果反而使德军抛去了历史包袱，加速了战术思维与装备的现代化。尽管德国军方内部对于未来战争的演进观点多少有所分歧，但塞克特选择继续维护传统普德学派之精要，包括攻势精神、机动战、对敌侧翼打击和包围歼灭，也扫除阵地战的观念[53]。由此，塞克特的建军路线基本分为建立摩托化部队以发挥机动作战能力，以及吸取一战“突击群战术”的经验、突破现代武器所带来的防御优势两点[53]。
塞克特常为人所批评的一点是主张保留骑兵，他在著作中表示“由于火器的发展，大规模和成建制的使用骑兵已成过去式”，但他也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骑兵这种具机动力的兵种依旧大有可为，如用在地面部队和航空部队两者活动范围之间的侦查任务，在一些车辆难以通行的山地、桥梁上也能发挥作用[54]。对于日后大为活跃的坦克，塞克特反而几乎是忽视的，其著作中几乎不曾提到这种武器[55]，有论者认为塞克特与当时大部分的国家一样将坦克视作单纯的步兵支援工具[56]，也有人认为因受到条约的限制，塞克特只能出于政治上的谨慎而在著作中以轻骑兵来暗指坦克，但这种说法却也跟他在著作中直言不讳地提及同样被禁止的征兵制和发展军用飞机等事相互矛盾，显得难以自圆其说[55]。
塞克特对空军日后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早在《凡尔赛条约》谈判时，塞克特就力求协约国能允许德国建立一支与陆海军同为独立军种的空军，但最终未能成事，只能在“防卫军”中建立一支“影子空军”。在战后允许保留的4000名军官中，塞克特力排众议，将这些珍贵的名额分出了180名给一战中具有航空兵经验的军官[57]，并指派曾一同在东南欧作战、与其关系相当密切的赫尔穆特·维尔贝格担任战后“部队室”空军组的组长，奠定未来空军建军方向和检讨上次大战的教训。塞克特在空军建设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在1920年代使民间航空企业与航空工业具备军事化的潜力、为日后诞生的空军所服务，他还运用政治技巧，使一次大战后的退伍军官成为各民航公司和飞机制造厂的领导人，容易与军事当局沟通，政府也能提供资金补助其发展，许多现役军人也能从民航运输中获得飞行的经验[58][59][60]。
总体而言，塞克特在动荡不安的共和国初期顶住沉重的社会压力，在有限资源下重建军队和维持普鲁士军事传统，使其在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61]，日后在二次大战横扫欧洲的“国防军”，其1939年与1940年的“闪击战”的各种教范、精神和战术几乎都是在1920年代初便已打下基础。1940年5月，德军在西方战役以装甲部队大胜英法联军，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即称“（今天）有这种结果我们必须归功于施里芬和塞克特。[62]”，而美国历史学家赫伯特·罗辛斯基则评价：“他在作为一位政治领袖、军事组织家、教育家，而尤其是作为一位卓越的战略家来讲，其优越性是无可争辩的。[63]”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高登·亚历山大·戈兰则称这支军队“从一个有着忿恨不满、士气沮丧的军官团、种类不同、缺乏协调的各种部队的集合体变成一支品质纯一、严格训练的部队，至少在素质上来看，欧洲无有匹敌者。[64]”
塞克特对共和国时代“防卫军”的政治立场有着决定性影响力[65]，他本人虽为君主主义者[66]，但如今也理解以武力复辟皇室或保守主义的专制政权已有违时代潮流。因此尽管塞克特对共和体制没有多少好感，但作为国家利益保卫者的军队之领袖，若对德国国内的不稳态势持续置之不理直至爆发内战，将对其本身之存续造成威胁，因此塞克特决定支持共和国、透过合法的权力机关维护国内秩序、压制国内所有打算以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共和国之极端主义份子[67][47]。
为达其目的，塞克特对“防卫军”内部进行整顿，将其彻底脱离可能被政治派别用为内战工具的角色[68]。换句话说，即使组织内个人对社会制度的变迁态度各有所别，但身为军队这个组织的一分子，必须对任何政治纠纷处于超然态度、不得受时代潮流感染或与其同流合污。塞克特明令“禁止任何现役官兵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和组织”，包括宪法赋予的选举权力。任何军官只要被发现与政治家有着往来过密之行为，将立即被勒令退伍[69]，他也连带要求军队保持着界定分明的阶级隔阂，不仅军官的结婚对象需要门当户对，甚至连军官被邀请去士官家饮酒都有被否定升迁的例子存在[69]。这种与不同阶级和政治绝缘的作法使“防卫军”成为一个纯粹的专业集团，全军只能透过塞克特一人与政府（政治）形成关系，“防卫军”因此成了共和国中一个相对于议会政府的自治地位、在政治立场中保持中立及半独立政治菁英地位的特殊存在，即“国中之国”。塞克特曾表示军队效忠的对象为“永恒存在之国家”，而非“暂时性的政体”[70]，在这方面，塞克特时代的“防卫军”虽已成为一支“国军”（国家的军队），却非“共和国军”（支持共和政体的军队）[71]。
虽然塞克特要求军队政治中立，其本人却并未放弃参与政治运动。艾伯特总统于1925年2月28日去世后，塞克特便派出熟悉政界动向的部属——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去打探自己参选总统的可能性，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将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却出马参选，塞克特便放弃竞选的念头[72]。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总统，该人为大战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威望甚高、远胜过塞克特，由于兴登堡成为了国家元首，一向与共和政府保持距离的右翼政治团体与军方开始与其合作，而对军队而言，兴登堡相当于帝国时代皇室的替代物[45]，进而使塞克特影响力开始削弱[73]。
与此同时，塞克特手下的施莱谢尔开始架空其权力，该人是一位善于政治操作的将军，深知军队与政治密不可分，并一直以来都在鼓动塞克特实施独裁政权，但后者一直秉持观望态度，从而引起施氏的不满（一方面也是嫉妒塞克特在军中的崇高地位[74]），之后与和塞克特发生矛盾的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走到了一起，后者于1926年5月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之际，要求国防部组成一支裁军委员会，以配合此时正于日内瓦举办的国际裁军会议，塞克特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德国重新武装乃是必然发展之事，但就格斯勒来看，在德国还不够强大的条件下，军队势必还是政府用来获取更大利益的筹码，因此身为军队领导人的塞克特和文人领军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双方嫌隙日深[75]。
刚诞生不久的魏玛共和国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是“波兰问题”，其与德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纷争由来已久，塞克特因此主张联合苏联，一方面压制国内共产份子的活动，一方面又可制两国之共同的敌人——波兰之背，他在著作《东西之间》中称：“施里芬伯爵在临终前曾呼吁‘加强右翼’，而我们应呼吁政治家们‘保障我背后的自由’。[76]”在战后的大环境下，德国与俄国（后为苏联）皆被西方国家所敌视、在国际上备受孤立，波苏战争后，塞克特本人展开与苏俄方面接触，并由此成立了“俄罗斯特殊组”（Sondergruppe R），负责工农红军与“防卫军”的联络，其一战的时期老友恩维尔也作为德俄中介活跃着[77]。1922年4月16日，德俄两国正式签署《拉巴洛条约》。
《拉巴洛条约》规范“俄国放弃德国在战争中造成的所有伤害的赔偿，两国也承诺维持着友好关系”，而塞克特再另外起草其他条款，让德军得以在俄国领土上建立军事据点，而作为回报，俄军得以参与德方的军事演习、学习军事文化和每年的“物质回馈”，这项附加条款最终在8月11日于莫斯科签署[78]。塞克特认为，苏俄是许多难以获得、德国又极为需要的战争物资提供国，又能让德方为《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军备进行试验，之后的合作主要是围绕在三个方案：一、设立利佩茨克战斗机飞行员学校，培训了飞行员和机师，也测试了航空设备和实验新战术，最终训练了500名空军人员，其中120名为战斗机飞行员[79]；二、于萨马拉州设立汤姆卡毒气实验场，进行散布与净化毒气之试验；三、于喀山设立喀马坦克学校，实施坦克战理论的演训、验证坦克的机动性和计算弹道，为德军设计其战术教范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80][81]。
时至1920年代末期，红军领袖已发展自己的军事思想，并有过河拆桥之意，德方也不愿见其过分强大，两国军事交流范围逐渐缩小，至希特勒时代正式结束[82]。
1926年1月1日，塞克特晋升为大将，这是“防卫军”中的最高军衔[83]。同年2月，塞克特答应前皇太子妃翠西利亚女公爵让其长子威廉参加“防卫军”的秋季演习活动（9月13日至21日），这件事并未向总统兴登堡或国防部长盖斯勒报备过，塞克特的幕僚们也没有达到其要求低调、隐蔽皇储身份的命令[84]。
同年9月27日，南德地方报纸报导前皇储威廉身着全套军装参加第9步兵团的秋季大演习活动[85]，消息很快地便传遍了全国，并引起了轩然大波，外国媒体称霍亨索伦皇朝将复辟，国内左派的新闻媒体则攻击塞克特的行动违反宪法、对现有政权构成威胁，要求其为此负责下台。10月1日，塞克特与格斯勒会谈，起先前者表示对此一无所知，但很快就被迫承认与事实不符，格斯勒便要求塞克特为此下台负责[86]。约哈希姆·冯·史图尔普纳格上校曾对此事做了评论：“王储一事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塞克特事前便告知格斯勒（王储参加演习），以后者平日掩盖许多秘密之身份，相信也能立即抚平此事，然而塞克特平时对待该人的态度太过粗鲁，后者便不会对此容忍……[86]”除了与格斯勒之间的纷争，外长施特雷泽曼也终于表态与塞克特的矛盾，连同各部首长一同围攻该人，有能力摆平争议的施莱歇尔选择袖手旁观，塞克特只得去寻求兴登堡的支持。兴登堡对此事的态度居于关键，但此人平日便与塞克特间存有嫌隙，首相威廉·马克思在塞克特之前便告知兴登堡，若其不辞职将可能引发内阁倒台的危机，使得塞克特的形势更加险恶。塞克特的部属威尔纳·冯·弗里奇中校原建议塞克特发起武装政变，但后者无意将问题扩大到跟总统作对。10月8日中午，兴登堡召见塞克特，后者原仅是做一种表态，提出了“陆军总指挥”的辞呈，但出乎其预料的，兴登堡予以接受，塞克特因此就被解除了职务[84][87][88][89][74]。
离职后的塞克特主要从事写作和政治运动，约瑟夫·维尔特原邀请塞克特加入德国中央党，但后者拒绝“党的标签”加之于其身。在1930年的议会选举里，塞克特代表了中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参选，塞克特全心投入竞选活动中，在全国范围内旅行，一天发表一到两次的演说，最终成功当上其议会代表，不过在这两年的任期中并未有特别亮眼的表现[90][91]。同为中右翼的“德国人民党”后于1920年代后期与1930年代初期与希特勒的纳粹党合作，致力于反共和政府的活动，塞克特也受其政治观点影响，为反对兴登堡，塞克特曾在1932年德国总统选举时于致其胞妹之信件中建议选希特勒“以让年轻一代解决当前德国之难题”，这种与希特勒走近的关系也使若干学者穿凿附会地相信塞克特日后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为受其所指派[92]。
1926年11月，中国广州国民政府领袖蒋中正曾委托留德的中山大学朱家骅博士寻求鲁登道夫和马肯森元帅组织德国顾问团来华，然而两人的地位过于显赫，来华很可能引起政治问题而未能谈妥，鲁登道夫随后改为提供一份高级军事顾问的名单予朱家骅参考，其中便有塞克特的名字。只是当时塞克特才被免职不久，心情尚未平复而拒绝[93][94]。1932年，是时在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的格奥尔格·魏泽尔将军与蒋中正关系紧绷，前者过度重于作战事务，对于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处理相当粗暴与固执，且无法为中国取得与德国工业界的合作门路，故蒋希望在德国军方中地位崇高者来华任职以“压制”魏泽尔，或至少能予以疏导与调解[95]。起初，蒋邀请的是前德国国防部长威廉·格勒纳将军，但被拒绝后转而联络塞克特，魏泽尔对于蒋的意图浑然不知，认为塞克特来华有助于壮大自己的势力，便于1933年8月底邀请塞克特访华[96]。塞克特出于逃离国内不利的环境和取得经济上的利益而答应来华，于5月8日抵达上海，于5月22日至庐山与蒋会面[97]。塞克特本次的访华之行曾引起许多臆测，至今有许多学者仍有其参与国军第四次与第五次围剿战争、协助发展“碉堡战术”等说法，实为误传[注 2]。
蒋与塞克特于28至31日进行了长谈，内容包括许多建军的战略和问题，会谈结束后，蒋中正表示希望塞克特能作他的高级顾问，后者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但答应在华考察期间整理出一份建议书予蒋中正，作为回应中方期待之回报[103]。塞克特于6月6日北上华北访问国民政府要人、视察国军驻长城部队，6月30日，塞克特交付其所编撰的《陆军改革建议书》（原名为《致蒋介石元帅之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hall Chiang Kai-Shek），其内容主要为：一、军队要置于蒋中正的绝对控制之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能建立起权威；二、必须建立一支人数少、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当前的中国军队人数过多，建议仿效德国军队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教导旅；三、中国兵工厂的产能远不足其军队所需，应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工业，可在“欧洲军火公司”的帮助下进行；四、需增加在华德国顾问的人数，为提高其组织效率，需要进行必要的组织变动[104][105]。不久后，塞克特便启程取道南京至上海，返回德国[106]。途中，塞克特一度停留于广州与陈济棠会面，并任由其随员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易谈判、发展地方武力，埋下日后不愉快之关系的种子[107]。
蒋中正对于塞克特的建议书称“敬佩不已”，请求其于德国帮忙物色各类顾问，并告知魏泽尔的总顾问职位保留，但该人不在时亦可由一位“高级顾问”代理，这实际上也暗示塞克特，蒋中正希望由后者出任此职，并赋予其比魏泽尔更大的权力[108][109]。1933年11月2日，塞克特返回德国不久，朱家骅便代表蒋致函给塞克特，正式邀请他来华担任顾问[110]。然而当时德国夹在关系已很紧张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处于既想扩大在华影响力、又想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设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中获得利益的尴尬境地，因此对华政策十分谨慎，在德国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要求下，塞克特便以年事已高为由谢绝中方的邀请，同时也推荐两名退役军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与威廉·福贝尔赴华担任蒋的顾问[108]。从德国军方来看，与中国密切交往对自身重整军备有直接性的好处，包括对华军火输出有助于国内兵工厂的发展，以及取得德国急需的战略原料，如钨、锑（这些原料在欧洲都被英国严格控制着），还能强化德国顾问团的影响力，然而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受外交部影响，最初亦颇迟疑[111]。最终，蒋坚持要塞克特本人来华，并透过中国驻德大使馆向德国外交部施压，不惜语带威胁地称将聘请法国顾问、解聘当前所有的德籍顾问[112]。德政府为顾及在华整体利益，最后于1933年11月同意塞克特来华之要求，但要求该人只能逗留数个月，也不得签订任何合同[113]。
塞克特的到来使外界猜测其用意，进而使原为自己壮大声势和凝聚军官团而极力邀请塞克特的魏泽尔心生怀疑，反认为其前来抢工作，塞克特原也未有取代之意，但现德国顾问团与中方关系形成僵局，已非单纯魏塞两人间的交情问题、必须亲自介入，因而询问魏泽尔是否愿意在与其共同工作，后者甚感恼怒，最终辞去总顾问职务[114][115][注 3]。
塞克特于1934年4月4日再度抵达中国[113]，他第二次来华时间虽然不长，仅约一年（1934年4月至1935年3月），但期间主要巩固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运作、整编中国军队的教导部队与初步建设中国本身的军工业，虽各自遭遇不同障碍，仍有一定成果。蒋中正授予塞克特“总顾问”和“委员长委托人”双重头衔，并给予极为优厚之待遇，前者为塞克特对全体德籍军事顾问的统筹管理，后者则由塞克特作为蒋的代理人，与各级军政部门首脑谈话，并能以其名义签发文件、召集高级会议、视察部队，参谋总长、军政部长、陆军教育总监等多处机关首长亦须向其报告工作情况[116][117]，其月薪也高达2000美元，是前任总顾问魏泽尔的三倍，还配有专车、专机、侍卫和仪仗队[118]。历史学者傅宝真称此特权与地位非先前几任总顾问所能享有，在现代中国史上也无第二位外籍人士能被国家元首如此重用[116]。
以教导部队一事而论，塞克特认为虽剿共战争结束，中国内部尚不稳定，各方制度（如征兵）仍未能确实，故不可贸然裁军，而想用有限的5000万元预算先新编6个“模范师”，配备新式武器、以现代化方式训练，日后再扩充为18个师，然而与以陈诚为代表的中方军官却提出应装备30个旧军师的方案，在塞克特看来此计划不可行，不惜以辞职为要胁，最终蒋中正同意此案，在江西剿共结束后便开始进行，军官重新受训、原部队按比例压缩、一部分旧军也更新了装备，这些“模范师”后来在1934年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的行动中有不错的成绩，也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的“淞沪会战”发挥重要作用[119][120]。塞克特也为中国建设自主国防工业做出贡献，他要求中方提供准确的后勤供应需求表，以使德方能有力的配合、引进曾在1920年代德俄合作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奥托·沃尔夫公司公司的资本与技术来华投资、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和兵工署长俞大维制定6至18个师的每月所需军火数量、军工厂、钢铁厂、汽车厂的建设进度计划，此后在有关企业的帮助下，在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南宁和广东等地都新建了兵工厂。汉阳和巩县地区的旧式兵工厂也获得改建，能生产马克沁机枪和德式迫击炮[121]。另外塞克特也负责长江流域的防御工事之建设，后来这些工事以中国的“兴登堡防线”而出名[122]。
塞克特的工作成就受蒋中正的高度赞赏，但并非完美无缺，两人比较显著的争执是即上节提到的广州问题。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威胁下，身为地方政府的广州以抗日为号召，积极发展自身的武力，又适逢德国重整军备，急需大量钨，德国政府也在军火商汉斯·克兰虚报下一直误以为广东地区出产大量钨砂，因此积极以军备、机械和技术同广州政府交往以交换取得该战略物资，此项贸易为中德关系的主要核心之一[注 4]。克兰此人原为德属东非的投资者，后成为塞克特在德俄合作时期的重要合作对象，两人关系匪浅，塞克特的来华也受其一定程度的影响，蒋中正请塞克特来华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解决德国政府对广州军售问题。克兰不但一边以“合步楼公司”和南京中央交易，一边又在德国军方的支持下与广州交易。起初塞克特没有意识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微妙关系，但随着其任职时间一久，心态上逐渐以中央利益为重，而后虽与克兰分道扬镳，但因支持该人的德国军部为塞克特一手扶持，仍是有为其立场着想，因此他从不主动跟蒋中正讨论广州问题，基本采取观望的态度，而蒋最后在1934年底要求塞克特提出一份意见书处理此事，但后者的态度避重就轻，甚至可说是推卸责任，蒋中正对此甚感不悦，直到1935年2月12日，塞克特才发表一声明，郑重与克兰的地方贸易行为划清界线[124][123]。
顾问工作繁重远非塞克特的年纪与健康状况所能负担，在1934年底一次全面健康检查中，医生建议其不宜过度工作，后者便即时向蒋中正表达辞退之意。蒋中正不愿塞克特在此时离去，建议先在杭州或是莫干山休养，但塞克特依旧谢绝。临行前，塞克特以“最诚挚之心情”向蒋中正推荐其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蒋亦立即表示接受[125]。1935年3月6日，塞克特在中方代表王鸮少将的陪伴下搭乘飞机离开南京，结束第二次使华任务[126]。塞克特离任后，蒋依旧保留了他的总顾问头衔，而法氏则一直为“代理总顾问”，直到1937年4月23日，塞克特已离华两年后，法肯豪森才被蒋正式任命为总顾问[2]。
希特勒闻塞克特即将返国，特派一名将军前去德国与瑞士边境迎接。希特勒于总理府听取塞克特的对华工作经验，后者建议德国应有对华固定友好政策，希特勒当下笑然接纳。历史学者傅宝真认为，由于当时兴登堡总统逝世不久，希特勒尚无法完全控制陆军，故多与塞克特和其他将领有所联络，争取其好感以利巩固纳粹政权。塞克特亦发挥影响力，让中德外交关系从公使馆升为大使馆，并将德驻华使馆自北平迁至南京，此为中国国民政府多年要求却未成功者[126]，也时常为中方代表团引介希特勒，为中德间重要联络人[127]。
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于柏林逝世，葬于柏林荣军公墓。1937年初，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因蒋中正正刚经历“西安事变”尚须休养而未出席，由何应钦将军代表致悼词，而塞克特的著作《士兵的思想》也成了中国军人的必备读物，也广泛被引用[126]。
个人生活
塞克特与一般普鲁士军人对文官蛮横跋扈不同，风度翩翩、趣味高雅，因此有了个“史芬克斯”（狮身人面兽）的绰号[21]。与当时一般视野狭隘的德国军人不同，塞克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休假时周游列国，在一次大战爆发前其足迹便踏遍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见多识广[16]，而有助于日后在东方国家（中国与土耳其）服务[128]。塞克特还爱好阅读萧伯纳和约翰·高尔斯华绥的著作[16]，并与镇压苏丹叛乱著名的英军指挥官赫伯特·基奇纳将军熟识[128]。
塞克特的妻子多萝西·雅各布森·法碧昂（Dorothea Jacobson Fabian）为德意志-犹太人混血、中产阶级出身，两人于1893年结婚，膝下无子[10]，有时为历史学家引用为塞克特对犹太人看法的引子，如部分著作认为纳粹党在撰文攻击塞克特受犹太人妻子影响时，塞克特恼怒是因为侮辱其妻子，但亦有资料称其深受德国国家人民党这类极右翼、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政党的影响，例如在塞克特于1919年5月19日给妻子的书信中就有歧视普鲁士邦新总理保罗·赫希犹太人身份之言论：“在我来看，他（赫希）没那么糟，是个老议员。就这个职位来说，他显得不太适合，特别是他犹太人的身份，除了这本质上就具挑衅意味，犹太人天生就爱吹毛求疵和处世消极，永远不会对国家的建设有益。这不是件好事。[61]”
塞克特著作颇丰，包括《现代骑兵》（Neuzeitliche Kavallerie）、《东西之间的德国》（Deutschland zwischen West und Ost）、《一个士兵的思想》（Gedanken eines Soldaten）、《毛奇——一个典范》（Moltke. Ein Vorbild）、《国家的未来：评价与主张》（Die Zukunft des Reiches. Urteile und Forderungen）、《德国外交政策之路》（Wege deutscher Außenpolitik）、《国防》（Landesverteidigung）[129][130]。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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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31]
注解
注脚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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