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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後期和中世紀的帝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东罗马帝国（英语：East Roman Empire）是罗马帝国于公元286年实行东西分治后，于原帝国东部（相对于西部的西罗马帝国）分离出的政权；其被当时的西欧世界视为有别于古罗马的新政权，故其灭亡后西欧学界普遍称之为拜占庭帝国。然而其国祚一千余年期间仍自称罗马帝国（拉丁语：Imperium Romanum；希腊语：Βασιλεία Ρωμαίων；中古希腊语：Βασιλεία Ῥωμαίων 转写：Basileía Rhōmaíōn）、公民皆自认为罗马人（中古希腊语：Ῥωμαῖοι 转写：Rhōmaîoi），而非“拜占庭人”或“希腊人”。帝国位于欧洲东南部，领土曾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的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是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隋、唐时期称其为拂
罗马帝国 Imperivm Romanvm Βασιλεία Ῥωμαίω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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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395年－1453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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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罗马帝国疆域动态演变图 | |||||||||||
| 首都 | 新罗马 | ||||||||||
| 官方语言 | 拉丁语（621年前） 希腊语（620年后） | ||||||||||
| 宗教 | 古罗马宗教（380年前） 基督教/东正教（313年《米兰敕令》后得到宽容；380年后成为国教） | ||||||||||
| 政府 | 君主制 | ||||||||||
| 著名皇帝 | |||||||||||
• 306–337年 | 君士坦丁一世 | ||||||||||
• 395–408年 | 阿卡迪乌斯 | ||||||||||
• 408–450年 | 狄奥多西二世 | ||||||||||
• 527–565年 | 查士丁尼一世 | ||||||||||
• 610–641年 | 希拉克略 | ||||||||||
• 717–741年 | 利奥三世 | ||||||||||
• 797–802年 | 伊琳娜 | ||||||||||
• 867–886年 | 巴西尔一世 | ||||||||||
• 976–1025年 | 巴西尔二世 | ||||||||||
• 1042–1055年 | 君士坦丁九世 | ||||||||||
• 1081–1118年 | 阿历克塞一世 | ||||||||||
| 御前会议 | |||||||||||
| 历史时期 | 中世纪 | ||||||||||
| 286年4月1日 | |||||||||||
• 君士坦丁堡建城 | 330年5月11日 | ||||||||||
• 狄奥多西一世去世 | 395年1月17日 | ||||||||||
• 西罗马帝国名义灭亡 | 476年9月4日 | ||||||||||
| 1204年4月12日 | |||||||||||
• 收复君士坦丁堡 | 1261年7月25日 | ||||||||||
• 君士坦丁堡沦陷 | 1453年5月29日（周二） | ||||||||||
• 特拉比松帝国灭亡 | 1461年8月15日 | ||||||||||
| 面积 | |||||||||||
| 555年 | 3,560,000平方公里 | ||||||||||
| 人口 | |||||||||||
• 4世纪末（公元395年） | 15,500,000 | ||||||||||
• 8世纪（公元780年） | 7,000,000 | ||||||||||
• 第11世纪4 (公元1025年) | 12,000,000 | ||||||||||
• 第12世纪4 (公元1143年) | 1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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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属于 | |||||||||||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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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的起始纪年，历史学界仍存有争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东罗马帝国虽然文化上有变化，但名义上就是原罗马帝国存续下来的政权。主流观点之一认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罗马、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是东罗马帝国开始的标志。另一主流观点认为，395年最后一位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去世，标志东罗马帝国的开始。[3]德国东罗马学者斯坦因以戴克里先皇帝即位（284年；这位皇帝首次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分治）为东罗马帝国的起始纪年。其他观点分别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登基）、7世纪（希腊化开始）和8世纪（希腊化完成）为东罗马帝国起始的标志。
东罗马帝国本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较为崇尚希腊文化。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更逐渐发展为以希腊文化、希腊语和及后的东正教为立国基础，在620年，希拉克略皇帝首次让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使得东罗马帝国成为不同于古罗马和西罗马帝国的国家。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和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后，这个帝国就被外人称为“东罗马帝国”加以区分，尽管其正式国号仍延续着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国号。直到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为了区分其帝国的古罗马时期及神圣罗马帝国而引入了“拜占庭帝国”作为称呼，并被现代史学上所使用。
1204年4月13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曾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和劫掠，直到1261年才被东罗马帝国的流亡政权尼西亚帝国收复。然而虽收复首都，但国力与版图自此再也无法从战争的浩劫下恢复。1453年5月29日，来自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巷战中殉国，历时一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就此灭亡，国祚达1480年的罗马帝国也正式终结。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东罗马帝国的覆灭也被视作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早期的开端。
时至今日，虽然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在现代土耳其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对于今日的东欧各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帝国在其十一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中所保存下来的古典希腊和罗马史料、著作，以及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为中世纪欧洲突破天主教会神权束缚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从地中海战争与贸易中的东西文明交流、东罗马帝国的遗民西迁，间接引发了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该运动的宗旨试图重塑罗马的辉煌文化，并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
东罗马帝国的正式名称是Ρωμανία（Rōmanía，“罗马人的土地”或“罗马尼亚”），或者Βασιλεία Ρωμαίων（Basileía Rōmaíōn，“罗马人的帝国”或“罗马帝国”）。这是拉丁语 Imperium Romanorum（罗马帝国）的希腊语翻译，也是其自称[4]。为了与同样自称为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分开，因此在1453年帝国灭亡前，西欧人将其称为“东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 Orientale）。
尽管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和语言大多数是希腊的，但其皇帝和臣民均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罗马帝国本身，在从330年到1453年这11个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东罗马”或“拜占庭”从来没有成为过这个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名称。帝国的居民亦从未将首都新罗马称为“拜占庭城”，或将自己称为“拜占庭人或“希腊人”过，而是直接叫自己为罗马人。尽管他们的习俗是希腊文化，日常交流的语言也是希腊语，但对于那些以罗马正统自居的东罗马人来说，这并不自相矛盾，因为直到7世纪为止拉丁语仍然是该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5]。他们周围的民族，例如北方的维京人和东方的斯拉夫人均将他们称之为“罗马人”，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哈里发、伊朗的萨珊波斯、以及最终征服了东罗马的奥斯曼帝国则使用阿拉伯语音译而来的“鲁米人”，鲁米的含义也是罗马[6][7]。
一直到17世纪，“东罗马帝国”都是中西各国对这个帝国的官方称呼。在当时，与东正教世界对立的天主教已经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扎根多年，即使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被建立了500年，欧洲人也仍然将东方的希腊化帝国称之为东罗马。而“拜占庭帝国”这个称呼则是到了1557年才出现的，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所发明，首次运用是在他所编纂的《历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手稿（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中，他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同时也为了在名称上割裂东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才引入“拜占庭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8]的叫法，以此塑造出“神圣罗马帝国”的唯一性。在18世纪之后，因为“拜占庭帝国”这个名词在运用上其实非常方便，能瞬间区分出古代的罗马帝国东部和中世纪的希腊帝国，在经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于启蒙运动中的大量使用后，“拜占庭”广泛地被西欧和中欧历史学家所接受[9]。
至于“拜占庭”这个名词的来源，则可追溯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拜占庭城”，这座城市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又和东罗马的首都重合，因此得名[10]。
“拂
此名在《魏书·高宗纪》、《显祖纪》作“普岚”。《北史·西域传》作“伏卢尼”（Fūrūmi）。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剌斯国条所附西方诸国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及所引《梁职贡图》作“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大拂临”[11]，杜环《经行记》、《隋书》、《旧唐书》等均作“拂菻”，各种异译都是伊朗语族的Frwm（粟特语作Frōm）、Purum（安息语作Prom）、Hrōm 或Hrūm（中古波斯语）等的汉字对音。19世纪末在蒙古高原发现的8世纪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作Purum。学者们多方考定，以上各种叫法，都出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名称——Rūm（روم）。
杜环的《经行记》和两唐书西域传对拂菻国的物产、建筑、民俗等情况有详细记载，但两唐书中的记载据认为有一部分系从唐代长安情况类推而来。在唐代，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特别是西突厥曾与它联合对抗波斯的萨珊王朝。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当自该地传来。《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有“弗林”、“拂林”，戴良的《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拂林”，据学者考证，此“拂林”当是Farang 一词的音译，乃当时阿拉伯、波斯人对欧洲的称谓，亦即《明史》之佛郎机，非北魏、隋唐时期的拂菻。
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军队已经征服了许多领土，包括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西南部和北非的沿海地区。一般来说，地中海东部省份的城市化程度高于西部省份，东部地区此前曾在马其顿帝国下统一，受希腊文化影响深刻[12]。已确立的希腊化东方与较年轻的拉丁化西方之间的这种区别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持续存在并变得越来越重要，导致两个世界逐渐疏远[13]。
在罗马帝国发生“三世纪危机”之后，帝国的社会经济正在全面崩溃。城市破败，商业凋敝，农村赤贫化，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这些现象在以奴隶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帝国西部尤甚。整个帝国的政治剧烈动荡，将军自立为帝，军阀混战，内乱不断，各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帝国分裂为东西方的早期事例发生在286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西方的奥古斯都。几年后的293 年，戴克里先引入了四帝共治制，来更有效地管理庞大的罗马帝国。他将整个帝国分为两部分，在亚平宁半岛和希腊分别各自设立一个皇帝，再分别各自设一个副皇帝辅佐他们。每个分皇帝都负责地理区域划分的国的一部分，这个新制度只持续了 20 年，皇帝们很快就开始互相争夺权力。整个帝国最终在324年由君士坦丁一世统一[14]。
君士坦丁在即位后不久采取了两项意义深远的措施，第一是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以挽回因摇摇欲坠的传统多神教走向没落而带来的宗教信仰危机。第二件事是在帝国的东部建造一座新都城，企图在东方为帝国寻找生路。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首都，他选择了古希腊城市拜占庭（今天的伊斯坦布尔）[15]。330年，这个首都建成了，君士坦丁称之为新罗马，但一般人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这个新的首都成为他的管理机构中心。君士坦丁大帝也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在313年的颁布米兰赦令中使得基督教合法化的罗马皇帝。虽然在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这个帝国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东罗马帝国，但基督教信仰是帝国的一个重要特性，也是它与相信多神教的古代罗马帝国的分界线。
东罗马历史的另一个分界线是378年的亚德里安堡战役，这场败仗以及皇帝瓦伦斯之死，可以被看成是古代帝国和中世纪帝国分界的时间。瓦伦斯的继承人狄奥多西一世（有时也被称为狄奥多西大帝）将整个帝国再次分开。395年他将这两部分各交给他的两个儿子阿卡狄奥斯和霍诺里乌斯。阿卡狄奥斯成为东部的统治者，定都于君士坦丁堡；霍诺里乌斯成为西部的统治者，他的首都是米兰。从这个时候开始，东部的这个帝国一般被称为东罗马帝国。
阿提拉南下后，东罗马帝国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而西罗马帝国的情况则因蛮族（尤其是日耳曼民族）不断扩大的迁徙和入侵而继续恶化。西罗马帝国的终结通常定义在476年，当年东日耳曼罗马联邦将军奥多亚克废黜了西方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一年后他又篡夺了朱利叶斯·尼波斯的位置[16]。同年东罗马帝国的利奥一世与西哥特人谈判，前者结束了西哥特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威胁，但他也不再打算重新征服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了。
480年，随着朱利叶斯·尼波斯的去世，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成为帝国皇帝的唯一宣称者。意大利的统治者奥多亚克名义上是芝诺的下属，但行动完全自主，最终为反对皇帝的叛乱提供了支持[17]。
芝诺与定居在默西亚并打算入侵东部的东哥特人谈判，说服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作为意大利军事总长前往意大利，以废黜奥多亚瑟。通过敦促狄奥多里克征服意大利，芝诺摆脱了奥多亚克这个不守规矩的下属并将另一个下属狄奥多里克从帝国的中心移开。在493年奥多亚克战败后，狄奥多里克实际上统治了意大利，尽管他从未被东罗马皇帝承认为“国王”（Rex）[18]。
491年，有罗马血统的年老文官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成为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显示出自己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改革者和一位能干的管理者[19]。他引入了一种新的铜箔造币系统，这是大多数日常交易中使用的硬币。他还改革了税收制度，并永久废除了广义贸易税（chrysargyron）[20]。当阿纳斯塔修斯于518年去世时，国库中已存有320,000磅（150,000公斤）的巨额黄金（今天大约价值83亿美元）[21]。
东罗马帝国基本上避免了西罗马帝国于三世纪和四世纪所遭遇的劫难。这有许多原因。首先，东罗马的城市文化已经相当成熟了。其次，民族大迁徙时，蛮族入侵的主要吸引力在于罗马的财富。5世纪中，西罗马帝国多次被入侵和洗劫，东罗马帝国则往往只要交纳贡献就可以免除劫难了。狄奥多西二世加强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蛮族”攻不破的城市。
查士丁尼王朝由查士丁一世创立，他虽然不识字，但在518年通过军队晋升为皇帝[22]。他的侄子查士丁尼一世在527年继位，他可能在查士丁统治期间已经发挥了有效的控制权。查士丁尼是古典时代晚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23]，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第一语言的罗马皇帝[24]，查士丁尼的统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其特点是雄心勃勃但仅部分实现了罗马帝国复兴的理想[25][26]。
529年，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卡帕多西亚人约翰担任主席的10人委员会来修订罗马法并创建新的法律集合和法学家摘录，这被称为《民法大全》或《查士丁尼法典》[27]。534年，《民法大全》再次修订，并与查士丁尼在534年后颁布的法令一起，形成了拜占庭时代其余大部分时间使用的法律体系[28]。 这一法典构成了许多现代国家的民法基础。
532年，为了保卫东部边境，查士丁尼与波斯的霍斯劳一世签署了和平条约，同意每年向萨珊王朝支付大量贡品。同年，他在君士坦丁堡的起义尼卡暴动中幸存下来，这巩固了他的权力，他在镇压暴动时下令杀死了30,000至35,000名抗议者[29]。533年，查士丁尼派他的将军贝利撒留夺回了自429年以来一直被汪达尔人控制的前阿非利加行省，开启了他对西方的征服[30]。他们的成功来之不易，但直到548年，当地的主要部落才被制服[31]。
535年，拜占庭对西西里的一次小规模远征取得了轻松的成功，但哥特人很快加强了抵抗，直到540年贝利撒留成功围攻那不勒斯和罗马后才取得胜利[32]。 535-536年，狄奥达哈德派教皇阿加佩图斯一世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将拜占庭军队从西西里岛、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撤出。尽管阿加佩图斯未能与查士丁尼签订和平协议，但他在此过程中谴责了君士坦丁堡的一性论宗主教安提穆斯一世[33]。536年末，东罗马军队收复了达尔马提亚和南意大利，狄奥达哈德再次请求和谈，他和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彼特发生了如下对话：
“这些条件不能令皇帝满意，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国王问。
“你可能将面临战争。”彼得说。
“这样合理吗，我亲爱的大使？”
“为什么不？”彼得回应，“这很合理，因为每个人都要诚实扮演自己的角色。”
“你的意思是？”
“你感兴趣的部分在哲学，”彼得说，“然而查士丁尼是一个优秀的罗马皇帝。两者的不同是，哲学家不会造成他人的死亡。然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试图收复自己旧有的领土是很合理的。”
546年，东罗马人光复了罗马。544年被送回意大利的贝利撒留最终于549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34]，但此后哥特人再度反叛。551年，亚美尼亚人，大太监纳尔塞斯率领35,000人的军队抵达意大利，这标志着哥特命运的又一次转变。哥特人领袖托提拉在塔吉纳亚科（Taginae）战役中被击败，他的继任者泰亚（Teia）也在芒斯拉科忒瑞亚斯战役（Mons Lactarius，552年10月）中被击败。551年，来自西哥特西班牙的贵族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 ）反抗国王的叛乱中寻求查士丁尼的帮助，皇帝派出一支军队，由一位成功的军事指挥官利比留斯率领。尽管有来自一些哥特式驻军的持续抵抗以及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随后的两次入侵，东罗马已完成了光复意大利的使命[35][36]。
在东方，罗马-波斯战争一直持续到561年，当时查士丁尼和霍斯劳的使者同意达成50年的和平[37]。到550年代中期，查士丁尼在大多数战区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受到斯拉夫人和格皮德人的反复入侵[38]。之后在赫拉克略统治期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部落后来被重新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查士丁尼将赋闲的贝利撒留重新征召，并让他率军击败了新的匈人威胁[39]。
6世纪时，东罗马在同多个民族的战争（中古波斯地区的萨珊王朝（224—651年）、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都取得了胜利。东罗马帝国同时收复了它在西部丧失的部分总督区：亚平宁半岛、利比亚、突尼斯、今阿特拉斯山脉以北的阿尔及利亚和今天摩洛哥的丹吉尔和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40]。尽管至少从4世纪的君士坦丁时代起，多神教就被国家镇压，但传统的希腊-罗马文化在6世纪的东方帝国仍然具有影响力[41]。希腊化哲学开始逐渐融入新的基督教哲学。除了基督教思想和经验主义之外，约翰·费罗普勒斯等哲学家还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由于其教授的异教主义，查士丁尼于529年关闭了新柏拉图学园。其他学园在君士坦丁堡、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继续存在[40]。530年代，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圣索非亚大教堂开始动工。这座教堂后来成为东罗马宗教生活和东正教的中心[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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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士丁尼时代，最早的斯拉夫人（542年）、阿瓦尔人（557年）就已经穿越了多瑙河。由于帝国的重兵集结在东部边境，以对抗萨珊王朝，因此他们得以从帝国的西北部趁虚而入。斯拉夫人打垮了驻扎在伊斯特拉半岛上的帝国军队，并夺取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所有主要城市，摧毁了多瑙河以南的帝国防务体系[43][44]。此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蛮族起义的威胁。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哥特人（418—711年）对帝国属地发动全面进攻，624年将罗马的力量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伦巴底人于568年入侵亚平宁半岛并建立了伦巴第王国，只给帝国留下亚平宁半岛南端的一部分，以及拉文纳与罗马之间一块不安全的地区。
几场猛烈的瘟疫也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领土。541春天的大瘟疫给帝国造成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瘟疫起自尼罗河沼地，消灭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逾半数公民死亡。按照东罗马史官的记载，当时甚至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埋葬死人：
成堆的尸体被丢进埋尸坑，公主与太监埋在一起，教士与妓女埋在一起，卫兵与乞丐埋在一起。公用墓地很快被填满，于是皇帝下令掀开加拉塔城墙上所有塔楼的屋顶，从上面把尸体扔进去，装满一个就封一个顶。不久，所有的塔楼也被尸体塞满了，于是死者被葬于海中。有些尸体已经腐烂得与席子粘在了一起，金角湾上浮着一层黄褐色的脓水。海船穿梭的速度赶不上市民纷纷离世的速度，海葬也来不及了...[45]
542秋天，瘟疫消失了，然而在此后70年里又多次爆发，毁掉了东罗马帝国的赋税和兵员来源，使东罗马帝国的货币处于崩溃的边缘。
查士丁尼一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国库，而他的继承人也无法对付所有边境上突然出现的新敌人。查士丁尼于56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拒绝向波斯人支付大量贡品。与此同时，来自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人大举南下。到本世纪末，意大利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还保留在拜占庭手中。查士丁二世的继任者提比略二世在他的敌人之间进行选择，在对波斯人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向阿瓦尔人进攻。尽管提比略的将军莫里斯在东部边境领导了一场胜利，但未能抑制阿瓦尔人扩张的步伐，他们在582年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色米姆要塞，而于此同时斯拉夫人开始入侵多瑙河[46]。
615年，阿瓦尔汗国的军队风卷残云般攻入了帝国境内，并一直进逼到离君士坦丁堡仅数里之遥的地方。在亚洲，东罗马帝国则遭到了中古波斯地区的萨珊王朝（224—651年）的进攻。611年，萨珊王朝占领了卡帕多细亚，接着占领了东罗马帝国东部的黎凡特地区最富庶的叙利亚，以及帝国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并且在618年入侵了巴勒斯坦，619年占领了埃及，并于621年将埃及完全占领，将最神圣的基督教文物“真十字架”残片掳掠而去[47]。领土的丧失也很快导致了君士坦丁堡粮食供应的减少，公元618年，向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公民”分发面包的政策终止了[43]。此时原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已经丧失掉了：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埃及、利比亚和除开北段和南段的小亚细亚已落入依兰沙赫尔的霍斯劳二世之手，色雷斯大部、希腊、意大利分别被斯拉夫人、阿瓦尔人和伦巴底人占领。阿瓦尔人和依兰王国人的军队虎视眈眈，准备一举灭亡东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破产，但仍在君士坦丁堡城苦苦支撑的东罗马帝国政府请求教会，为了帝国的生存交出其所拥有的金银财宝、金银餐具以及法器，以向陈兵于首都城外的蛮族缴纳“保护费”。
到626年，东罗马帝国收集了大约20万磅的黄金。阿瓦尔可汗听说罗马皇帝又搞到一批黄金，于是强迫东罗马人把保护费加倍，甚至把军队开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金门，把城墙外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了，并且一度破墙而入，洗劫了布拉基奈宫和教堂，差一点在城中会师。当时的形势如此危急，以至帝国政府甚至考虑迁都至迦太基城[43]。只是由于帝国海军拥有制海权，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运来粮食，帝国的命运才得以延续。
在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610—641年），东罗马帝国完成了从古典的罗马帝国向希腊化的中世纪君主制国家转变的进程。他改革了军事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行军人领地制，即向农民出身的军士颁发土地，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履行军人职责。这种做法巩固了东罗马帝国的国防力量和军力。在希腊、色雷斯、马其顿等地区，希拉克略推行军区（塞马州）制度，建立一系列由军人将领统辖的行政单位，州的长官由皇帝直接指派。随着塞马州的建立，帝国巩固了对饱受斯拉夫人、匈人和阿瓦尔人冲击的巴尔干半岛领土的统治，巩固了帝国的疆土。
赫拉克略即位后，萨珊王朝的推进深入黎凡特，占领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并将真十字架移至泰西封[47]。赫拉克略发起了具有圣战性质的反攻，基督的形像被作为军旗携带[48]。在拜占庭-萨珊战争持续了二十余年（602-628），其中的高潮就是626年阿瓦尔、萨珊波斯和斯拉夫的联合部队在对君士坦丁堡的联合围攻，但此次围攻没有成功。此后，萨珊王朝的军队被迫撤退到安纳托利亚。赫拉克略斯的兄弟狄奥多西在对波斯将军沙欣的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49]。此后，赫拉克略进行战略反攻，率军入侵了萨珊王朝的美索不达米亚。
627年，萨珊王朝的主力部队在尼尼微被摧毁，629年，赫拉克略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将真十字架归还耶路撒冷[51]，同时他进军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由于持久的战争，波斯帝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和内战。最终波斯人被迫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并返还拜占庭此前夺走的埃及、黎凡特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全部领土。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拜占庭人和萨珊人都筋疲力尽，使他们在面对随后几年出现的穆斯林军队的攻击时显得脆弱不堪[52]。拜占庭人在636年的耶尔穆克战役中惨败于阿拉伯人，而泰西封则在637年陷落[53]。
希拉克略一世时代，帝国希腊化终于完成，使用人数寥寥无几的拉丁语不再是官方语言之一，希腊语被指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他不用古罗马的皇帝头衔“奥古斯都”（拉丁语“Augustus”，意为“至尊”）为主头衔，而使用“巴西琉斯”（希腊语“Basileus”，意为“君主”）。在宗教上，东罗马帝国与西欧的区别已经不可忽视了。不过，东罗马帝国内也有不小的区别，在其东方和南方的省区里一般多是东方正统教会，或是二性分离的东方亚述教会，而非东正教与天主教同属的迦克墩派。这些区域沦陷后，东正教在剩余的总督区域里相对来说更加强大了。希拉克略将全国分为几个军区来对付外来的侵扰。在其他地方的城市不断衰退的同时，君士坦丁堡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阿拉伯人试图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失败了。东罗马帝国当时的海军势力非常强大，而且他们拥有海洋之火。阿拉伯人最初的进攻被击退后，曾属于帝国的亚美尼亚地区开始得到恢复。
出身阿非利加的皇帝希拉克略后来收复了这些东部总督区，但当时刚刚在由穆罕默德创制的伊斯兰教下统合起来的以贝都因人为主体的的伊斯兰哈里发之突然出现是希拉克略无法意料到的。
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于634年在约旦附近摧毁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军队，并迅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642年完全占领埃及，并出兵波斯地区彻底灭亡萨珊王朝。虽然东罗马帝国几次派军试图去收复埃及，但是最终失败而返，东罗马帝国永远失去了这些疆土。并且同时于632－651年间，阿拉伯军队彻底灭亡了萨珊王朝。670年左右，阿拉伯人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建立了一支咄咄逼人的舰队。不过东罗马海军凭借其秘密武器仍然掌握着制海权，这个秘密武器就是后来令阿拉伯人闻风丧胆的“海洋之火”。678年，阿拉伯舰队直扑君士坦丁堡城下，结果近三分之二的舰只毁于海洋之火。在退却中，又先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和东罗马海军的追击，几乎全军覆没[43]。阿拉伯军队遭到“圣战”开始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被迫与东罗马帝国签订了三十年和约[54]。
到希拉克略王朝末期，帝国再度出现内乱，从695年到717年的22年间，皇帝更换了6次。到8世纪初期，帝国的情况已经濒于无政府状态，北非全部落入穆斯林手中，帝国的疆域也只剩下到君士坦丁堡城及其周围地区、东色雷斯、希腊的几个港口、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在前两个地方，聚集了成千上万来自巴尔干和希腊的难民，以及从叙利亚、埃及、迦太基逃出来的几十万天主教难民。像一百年前的情况一样，海权是在8世纪初使东罗马帝国免于灭亡、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权维持了昔日帝国政治统一时留下来的东西，它保持了地中海上的商业活动不受威胁。在此期间，大量军队从巴尔干撤出以对抗波斯人，随后是东部的阿拉伯人，这为斯拉夫民族逐渐向南扩张进入半岛打开了大门[55]。与小亚细亚一样，许多巴尔干城市缩小为小型设防定居点[55]。在670年代，保加尔人因可萨人的到来而被推至多瑙河以南。680年，派去消灭这些新定居点的拜占庭军队被击败[56]。
681年，君士坦丁四世与保加利亚可汗阿斯巴鲁赫签署了一项条约，新的保加利亚国家对之前至少在名义上承认拜占庭统治的几个斯拉夫部落拥有主权。在687-688年，希拉克略王朝末任皇帝查士丁尼二世率领远征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事实上，他不得不疲于奔命的从色雷斯战斗到马其顿显示了拜占庭的势力在巴尔干北部已经衰落[57]。
查士丁尼二世试图通过严厉的税收和任命外省人担任行政职务来打破城市贵族的权力。他在695年被赶下台，先是在可萨人那里避难，然后在保加利亚人那里避难。705年，他与保加利亚可汗特尔维尔的军队返回君士坦丁堡，重新夺回王位，并对敌人实施了恐怖统治。随着他在711年的最终推翻，在城市贵族的再次支持下，希拉克略王朝结束了[58]。
717年，倭马亚哈里发围攻君士坦丁堡，持续了一年。然而，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的军事天才、拜占庭人对希腊之火的使用、717-718 年的寒冷冬天以及拜占庭与保加利亚可汗特维尔的外交共同促成了拜占庭的胜利。这使得阿拉伯人元气大伤，数年内不敢对东罗马用兵。在718年利奥三世击退了穆斯林的进攻后，他开始着手重建小亚细亚的防务。740年，拜占庭在阿克罗伊农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再次摧毁了倭马亚军队。
利奥三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在叙利亚北部赢得了可观的胜利，同时也彻底削弱了保加利亚的实力[59]。746年，趁着马尔万二世统治下倭马亚哈里发的国内动乱，君士坦丁五世入侵叙利亚并占领了日耳曼凯亚。而在凯拉迈亚战役中，拜占庭海军对倭马亚舰队取得了重大胜利[60]。再加上哈里发国在其他战线的军事失败和内部不稳定，其军事扩张走到了尽头。
但是，此后东罗马帝国仍是危机不断。746年，近东发生的大瘟疫蔓延到帝国全境，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死亡人数甚为巨大。于是空出来的地方听任从巴尔干半岛以北来的斯拉夫人争先恐后地迁移进来定居。东罗马皇室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洛格尼图斯就曾说：“当瘟疫吞没万物的时候，广阔大地都斯拉夫化了，都蛮族化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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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三世于725年下令教会不得在崇拜中使用图像。在726-730年间，两度宣布反对供奉圣像的诏令，是为破坏圣像运动。首先他在726年，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中止了君士坦丁堡及各省的一切关于偶像崇拜的活动，同时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充公，剩下的土地亦必须交税，教会被取缔，大批修士还俗，恢复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征用教会产业，宣布没收意大利南部什一税，730年，他召开宗教会议，撤换了反对运动的大教长日耳曼努，代了是拥护运动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此运动提供了宗教上理论的依据[61]。从一个立法者的角度来看，利奥三世先后颁布了经过改革的民法和刑法，以及农业法、商业法，对传统的、无伸缩性的罗马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使其适应改变了的社会状况，同时他还吸收新崛起的伊斯兰教的长处，对宗教进行大幅度改革，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出卖神符的命令，发动“破坏圣像运动”，从而在天主教中树立了高度的精神力量，遏止了教会产业的急剧膨胀和国家财力的流失，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由于这些改革措施，东罗马帝国在718年之后终于顶住了伊斯兰哈里发军队的入侵。
在伊琳娜女皇的努力下，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于787年召开。在该会议上，再次确定了圣像可以被尊敬，但不能被崇拜的原则，圣像破坏运动的第一阶段结束。9世纪初，利奥五世重新引入了破坏偶像的政策，但在843年，西奥多拉皇后在牧首美多德的帮助下恢复了对偶像的崇拜[62]。偶像破坏在东方与西方的进一步疏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分裂被称为佛提乌分裂（以时任君堡普世牧首佛提乌一世命名）[63]。
8世纪最大的问题是对圣像破坏运动的争论。利奥三世下令禁止圣像，这个命令受到很大的反对，整个国家到处都发生暴乱。787年，在伊琳娜女皇的领导下，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决定圣像可以被尊养但不可以被崇拜。伊琳娜还有与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大帝结婚来实现统一东西帝国的计划，但这些计划未能成功。9世纪初圣像破坏运动重现，843年再次被制止。这些争论使得当时西部的天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未能重新与东罗马帝国统一起来。
在中世纪的基督徒看来，罗马帝国是不可分割的，其皇帝拥有最高的统治地位，即使对于生活在国境之外东基督徒也具有效力。自古典时代晚期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东罗马帝国（代表其在东部幸存的省份）已被其自身、教皇和整个欧洲的各种新基督教王国承认为合法的罗马帝国。公元797年，君士坦丁六世皇帝被废黜并被刺瞎双眼，并由他的母亲伊琳娜女皇取代统治，但是西欧诸国并不不接受她的统治，最常被引用的原因是她是女性。800年，教皇利奥三世没有承认伊琳娜，而是根据皇权转移（拉丁语：translatio imperii）的概念宣布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为罗马皇帝。此举影响重大，使西方帝国有了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借口[64]。此外，皇帝尼基弗鲁斯（802-811年在位）在与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普利斯卡战役中被杀，头盖骨更被保加利亚酋长克鲁姆做成了酒杯。
马其顿王朝（867年－1056年）的诞生开创了东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二个最辉煌的时期[65]。马其顿王朝开国皇帝巴西尔一世生于亚美尼亚，幼时全家被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俘虏，发配到马其顿去开垦土地。长大后，他成为皇宫马倌，貌美而多力，受到阿莫利王朝末代皇帝迈克尔三世（842－867年在位）的注意和宠爱。迈克尔任命他为宫廷侍卫长，并于866年把他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和共帝。867年，巴西尔发觉自己有失宠的迹象，于是在9月23日晚上发动了政变，他先用手拧弯了皇帝寝室的门闩，然后在半夜带着亲信杀入皇帝睡房，迅速制服卫兵，并杀掉了迈克尔三世。
虽然皇位为篡夺而来，但巴西尔一世很快以自己的英明行为让大家刮目相看。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其跻身于东罗马帝国帝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之列。他严格贯彻希拉克略王朝时开始的军事制改革，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新军事州（塞马州），向这些地区迁入新移民，并凭借不断增强的君主制国的国力巩固国防建设，不仅在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沿岸北部设立边境要塞，成功阻挡了斯拉夫人南下，而且在小亚细亚扩充军队并反击了阿拉伯人的侵略，在意大利南部，也收复了原属于东罗马帝国的领地[66]。
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在9世纪末期、10世纪和1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在这段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几个世纪里[67]，东罗马帝国抵抗了圣座撤消佛迪奥斯为教宗的要求，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占领了亚平宁半岛的一部分和攻占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大部分。1014年，巴西尔二世（绰号为“保加利亚人屠夫”）彻底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并最终于1018年占领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同时东罗马帝国还获得了一个新的盟友（不过有时也是敌人）：在东欧平原的基辅罗斯（862/882—1223/1236），为东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支重要的雇佣军。
智者利奥于912年去世，随后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一世率领一支大军向君士坦丁堡进军[68]，敌对行动很快重新开始。虽然城墙坚不可摧，但拜占庭政府一片混乱，西美昂被邀请进城，在那里他被授予保加利亚巴西流斯（basileus，皇帝）的王冠，并让年轻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娶了他的一个女儿。但此后，他再次入侵色雷斯地区并征服了阿德里安堡[69]。帝国现在面临着在距君士坦丁堡几天行军距离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的问题[70]，并且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71]。
利奥·福卡斯和罗曼努斯一世发起的远征行动以拜占庭在917年的安捷洛斯战役中再次惨败而告终，第二年保加利亚人自由地蹂躏希腊北部。923年阿德里安堡再次遭到掠夺，924年保加利亚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然而西美昂在927年突然死亡，保加利亚的势力随之瓦解。保加利亚和拜占庭进入了长期的和平关系，帝国现在可以集中在东部前线对抗穆斯林[72]。968年，保加利亚被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的统治下的罗斯人占领，但三年后，约翰·一世齐米克斯击败了罗斯人，并将东保加利亚重新纳入拜占庭帝国[73]。
976年约翰一世去世，罗曼努斯二世的儿子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继位，后者对于政事几乎完全不过问。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帝国再度进入黄金时期。它在军力、商业和政治方面的实力都达到了顶峰，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贸易兴旺，学术和艺术发达，宗教的影响扩及所有斯拉夫人的君主制国家。巴西尔将消灭保加利亚人视为首要任务[74]，然而其第一次远征保加利亚并不成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皇帝忙于安纳托利亚的内部叛乱，而保加利亚人则在巴尔干扩大了他们的领土。战争拖了将近二十年。拜占庭在斯佩尔切奥斯和斯科普里的胜利决定性地削弱了保加利亚军队，随后巴西尔有条不紊地消灭保加利亚人的据点[75]。
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自查士丁尼一世之后从未有过的规模，主宰了亚美尼亚、南意大利，整个巴尔干半岛也重新成为帝国的领土。他于1018年灭亡了保加利亚，这次战争使他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的称号：在巴西尔的命令下，14000多名保加利亚俘虏被剜掉了眼睛。保加利亚沙皇萨缪尔见此惨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到1018年，保加利亚最后的据点投降，该国成为了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76]。此后一个半世纪里，保加利亚人都臣服于东罗马帝国之下。这次胜利恢复了自希拉克略皇帝以来丢失的多瑙河边界[77]。
在820年代初期，利用斯拉夫人反叛的时机，阿拉伯人重新出现并占领了克里特岛。他们还成功地攻击了西西里岛，但在863年，彼得罗纳斯将军在拉拉卡翁战役（Lalakaon）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奥马尔·阿尔-阿克塔（Umar al-Aqta）。在克鲁姆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多次南下入侵东罗马，但在815-816年，克鲁姆的儿子奥穆尔塔格与利奥五世签署了和平条约[78]。
在830年代，阿拔斯哈里发开始了军事远征，最终在阿莫利乌姆之劫（Sack of Amorium）中取得胜利。拜占庭人随后反击并洗劫了埃及的杜姆亚特。后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再次派兵进入安纳托利亚进行洗劫和掠夺，直到他们最终在863年的拉拉卡翁战役中被拜占庭人歼灭。
在巴西尔一世统治初期，阿拉伯人对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袭击和对拉古萨的围攻（866-868）被击败，该地区再次处于拜占庭的安全控制之下。这使拜占庭传教士能够渗透到内地，并使塞尔维亚人和现代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公国皈依基督教[79]。相比之下，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地位逐渐巩固；到873年，巴里再次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仍留在帝国境内[80][81]。在更重要的东部战线上，帝国重建了防御并继续进攻。
963年，罗曼努斯二世皇帝去世后，由于王子年幼，名将尼斯弗鲁斯·弗卡斯与皇后提奥法诺结婚，然后自立为皇帝。士兵皇帝尼基弗罗斯二世（963-969年在位）将帝国扩展到叙利亚，并击败了伊拉克西北部的埃米尔。962年，尼基弗罗斯占领了阿勒颇。963年，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克里特岛，这结束了阿拉伯人对爱琴海的袭击，让希腊周边再次繁荣起来。 塞浦路斯在965年被永久收复，尼基弗罗斯的成功在969年达到顶峰，他围攻安提阿并重新夺回，并将其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省[82]。他还发动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战役，击退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和基辅罗斯人的攻击，然后出兵进攻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但是当年年底，他被皇后收买的部将齐米斯克斯刺杀。齐米斯克斯随后称帝，号称约翰一世·齐米斯克斯（969-976年在位）。约翰一世斯重新夺回了大马士革、贝鲁特、阿克里、西顿、凯撒利亚和提比利亚[83]。
在1021年到1022年间，经过多年的紧张局势，巴西尔二世领导了一系列对格鲁吉亚王国的胜利战争，导致格鲁吉亚的几个省份被帝国吞并。巴西尔的继任者也在1045年吞并了巴格拉提德亚美尼亚。但重要的是，拜占庭政府的重税政策大大削弱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实力，而这种衰弱在1071年拜占庭在曼齐克特的失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4]。
在850到1100年间，东罗马帝国与横跨黑海北部出现的新的国家基辅罗斯发展出了一种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在东斯拉夫人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5]。帝国迅速成为基辅的主要贸易和文化伙伴，860年，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第一次进攻，掠夺了城市的郊区。 941年，他们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但这次被击溃。这表明907年之后拜占庭的军事力量有所改善。巴西尔二世不能忽视罗斯的新兴力量，并以他的前任为榜样，将宗教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期望达到真正的基督教普世帝国[86]。在988年安娜·波菲罗格内塔 (Anna Porphyrogeneta) 与弗拉基米尔大帝联姻，此后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随后罗斯也被基督教化[87]。拜占庭的牧师、建筑师和艺术家被邀请在罗斯周围的众多大教堂和教堂中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力，而许多罗斯人在拜占庭军队中担任雇佣兵，最著名的即是瓦兰吉卫队[88]。
然而，即使在罗斯基督教化之后，关系也并不总是友好的。两个大国之间最严重的冲突是968-971年在保加利亚的战争，但也记录了俄罗斯对黑海沿岸的拜占庭城市和君士坦丁堡本身的几次突袭。尽管大多数人被击退，但它们之后往往会签订普遍有利于罗斯的条约，例如在1043年战争结束时缔结的条约[89]。
巴西尔二世被认为是最有能力的拜占庭皇帝之一，他的统治是中世纪帝国的顶峰。到1025年，也就是巴西尔二世去世的日期，拜占庭帝国从东部的亚美尼亚延伸到西部的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90]。从征服保加利亚到吞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再到重新征服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重要城市安提阿，帝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不是暂时的战术收益，而是长期的重新征服[91]。
利奥六世完成了对希腊拜占庭法律的完整编纂。这部60卷的不朽著作成为后来所有拜占庭法律的基础，至今仍被许多学者研究[92]。利奥还改革了帝国的行政管理，重新划定了行政区划军区的边界，整理了等级和特权系统，并规范了君士坦丁堡各个贸易行会的行为。利奥的改革大大减少了之前帝国的分裂，帝国从此拥有一个权力中心，君士坦丁堡[93]。然而，帝国在军事上的日益成功极大地丰富了地方贵族，并赋予了地方贵族对农民的更大权力，东罗马基本上沦为农奴制国家[94]。
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君士坦丁堡蓬勃发展，成为欧洲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在9世纪和10世纪人口约为40万[95]。在此期间，拜占庭帝国雇佣了一支由称职的贵族组成的强大的公务员队伍，负责监督税收、国内管理和外交政策。 马其顿王朝的皇帝还通过促进与西欧的贸易，特别是通过出售丝绸和金属制品来增加帝国的财富[96]。
帝国的疆域东起亚美尼亚，北到多瑙河下游平原，西至亚得里亚海，南至幼发拉底河和美索不达米亚。自从查士丁尼一世以后，这个帝国的国威从来没有如此时之盛者，但是也和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之后的帝国一样，成功的因素已经耗尽。巴西尔二世曾经担心两方面的危险，一是外敌的进攻，二是内部敌人侵蚀帝国的国力。他的这两个担忧在随后的50年里成了现实。
马其顿王朝时期还包括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事件。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罗斯人改信东正教，这构筑了现代欧洲的宗教版图。西里尔和美多德是来自塞萨洛尼基的两个传教士，他们对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在此过程中设计了格拉哥里字母，即西里尔字母的祖先[97]。
1054年，东西方在迦克顿基督教下的传统关系达到了最终的破裂，这标志着东西教会大分裂。1054年7月16日，三个教皇使节在周六下午的神圣礼仪期间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98]，并在祭坛上放置了一头被逐出教会的公牛时，东方和西方达成了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直至千年后的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才得以消弭[99]。
巴西尔二世去世后，东罗马帝国的皇权开始陷入混乱。巴西尔二世共帝君士坦丁八世的女儿佐伊皇后与其情人迈克尔一道将罗曼努斯三世皇帝溺死在澡盆中，然后将迈克尔立为皇帝，号称迈克尔四世。迈克尔死后，佐伊又将他的侄子纳入自己的后宫，将其封为迈克尔五世。4个月后，迈克尔五世试图将佐伊皇后废黜，结果政变未遂，反被爱戴佐伊的君士坦丁堡市民推翻，用烙铁弄瞎了眼睛，扔进修道院。62岁的佐伊随后又与一位老情人结婚，是为君士坦丁九世。1050年佐伊去世，5年后君士坦丁九世也死了，他留下的遗产之一是1054年东西教会的永久分裂。随后13年里，迈克尔六世、伊萨克一世（科穆宁王朝始祖，1057－1059年在位）、君士坦丁十世（伊萨克的远亲，杜卡斯王朝始祖）、罗曼努斯四世和迈克尔七世相继继承皇位[100]。
政局的混乱只是帝国衰落的表象，隐藏在贵族们争权夺利的现实是，他们拥有着地方大量土地资源作为其党同伐异的后盾，而这些大量占有土地的世袭军事贵族打乱了塞马州的制度，破坏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这个长久以来帝国税收和征兵的基础。假如东罗马帝国只需要对付它的旧敌神圣罗马帝国和阿拉伯的伊斯兰哈里发的话，它可能还可以支持下去，但新的敌人根本不为它的声威所吓怕，而不断对外强中干的帝国进行冲击：诺曼人征服了南意大利，而更致命的是突厥语族的塞尔柱帝国在1070年代几乎占领了小亚细亚[101]。
1071年8月，塞尔柱帝国在亚美尼亚凡湖以北的曼齐克特击败东罗马帝国军队，并迅速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亚洲领土的丧失标志着东罗马帝国丧失了最大的兵力来源地，此后只能雇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包括法兰克人、诺曼人、瓦良格人、基辅罗斯人。雇佣兵的到来，并没有对崩溃的帝国军事带来多少良性影响，反而又催生了一连串的宫廷政变：1078年迈克尔七世被废，军界元老、80岁的尼基弗鲁斯取而代之。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又在1081年推翻了尼基弗鲁斯三世，将皇权夺回科穆宁一系[102]。
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时，由于多年的内乱与大量的领土沦丧，帝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已经频临崩溃，军事组织也几近于无。所幸的是，阿莱克修斯与皇后伊琳娜·杜卡伊娜的婚姻意味着在这半个世纪间一直争斗的新旧军事贵族最终达成了和解，而阿莱克修斯在早年的军事行动中也为他积累下足够的声望让他进行挽救帝国的改革。阿莱克修斯登基时最大的外患，除了与君士坦丁堡一衣带水的突厥人，便是占据南意大利的诺曼人霸主罗伯特·吉斯卡尔[103]。出身海盗民族的罗伯特正如其绰号“吉斯卡尔”（意为“狡诈者”），是一个军事专家。1081年，即在阿莱克修斯即位之初，吉斯卡尔便在都拉齐翁击败的阿莱克修斯亲率的帝国亲卫队，进而占据了帝国重要的贸易站科孚岛，更进逼帝国重镇帖撒罗尼迦。阿莱克修斯只得放下罗马皇帝的架子，亲自前往西方，向威尼斯人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求援。这次外交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果：一直为诺曼人海盗活动所苦的威尼斯人对帝国提供了装备精良的舰队，而早已对诺曼人多次进犯教宗国和北意大利不满的亨利四世决意出兵干涉南意大利，导致吉斯卡尔在1083年被迫回兵西西里，直到2年后才有机会再战东罗马。而这次，他征服巴尔干半岛的企图被早有准备的阿莱克修斯彻底挫败，而自己也热病身死。此后诺曼人陷入了继承纷争而无暇征战，帝国西边的边患暂时解决了，尽管留下了两个当时看起来并不严重的隐患：一个是从此介入东地中海贸易，对帝国敲骨吸髓的威尼斯商人，另外一个是与帝国终生为敌的一代名将，吉斯卡尔的长子，后来的十字军主要领袖与安条克大公博希蒙德。
边患解决之后，阿莱克修斯着手改革拜占庭政府机构和贵族等级，建立以科穆宁家族和杜卡斯家族为核心的贵族执政联盟，终结了贵族纷争；仿照西欧的采邑制度推进普罗尼亚制改革，以极短的时间挽救了频临崩溃的帝国行政，以较低的成本重建了运作良好的行政系统与健全的军队体系[104]。此外，阿莱克修斯还在1092年推展了币制改革，恢复了因杜卡斯王朝的滥发劣币而破产的帝国货币信用，重建了以帝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在国力逐渐恢复之后，帝国在军事上又先后挫败北方佩切涅格人与库曼人的南侵，并对塞尔柱帝国进行了有力的抵抗。但由于塞尔柱帝国的军力依然强大，阿莱克修斯的兵力不足以与其完全正面对抗。在1095年的皮亚琴察会议上，阿莱克修斯的使者向教皇乌尔班二世讲述了东方基督徒的苦难，并强调如果没有西方的帮助，他们将继续在穆斯林统治下受苦[105]，故而请求罗马教宗号召西方各国出兵帮助东罗马帝国去收复原属东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的领地。这个请求立即得到了教宗乌尔班二世的回应，但出乎阿莱克修斯意料的是，他所获得的援军并不是预想中的，如同瓦兰吉卫队一般的由少数精锐西欧骑士构成的佣兵团，而是一柄难以操持的，在以后对帝国的内政与外交都造成极大挑战的双刃剑：1096年出现了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大批骑士和平民离开西欧，向近东进军[106]。
十字军从塞尔柱帝国人手中收复了尼西亚，但救兵很快成了仇兵。阿莱克修斯一世担心这些好勇斗狠的骑士危及东罗马帝国，因此要求其对自己宣誓效忠。然而当十字军进入小亚细亚、正与塞尔柱帝国作战时，阿莱克修斯却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结果与十字军首领们，特别是此前就与帝国多次交战的南意大利诺曼人领主们种下矛盾[107]。而在阿莱克修斯因为担心自己兵力不济而决定对撤走前往救援困守中的安条克城的援军后，十字军骑士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安条克防卫战的主帅博希蒙德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的煽动下，纷纷违背先前的誓言，在近东建立了4个独立的十字军国家。但最终，阿莱克修斯以及他的后继者：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仍凭借出色的外交手腕，使得十字军首领们依旧保持与帝国的盟友关系，甚至通过数次成功的军事征讨，让其中的亚美尼亚大公国和安条克公国成为帝国的附庸。
东罗马帝国虽然借十字军的力量，夺回了西安纳托利亚，一度消除了塞尔柱帝国的军力威胁，但北部佩切涅格人与匈牙利王国的不断南侵、西部塞尔维亚人的持续叛乱，以及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仍是东罗马帝国的大患，甚至后来，自诩为“正统罗马皇帝”的霍亨施陶芬王朝也加入到对东罗马帝国的敌对同盟中。为此科穆宁皇帝们在通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暂时安稳住佩彻涅格人和塞尔维亚人后，决定将反帝国同盟的核心，始终敌视帝国的诺曼人赶出西西里，为此引发了与诺曼人的海上冲突（1147－1158年），但最终消灭诺曼人王国，重建帝国在南意大利统治的战略意图仍以失败告终，只能迫使诺曼人在相当一段长时间无法进犯帝国。此外东罗马帝国还对匈牙利王国发动了两次战争，虽然结果令匈牙利国王臣服，并使帝国获得对克罗地亚地区的直辖权，但耗费了大量的军力，以致帝国近东的小亚细亚国防防御再度出现空虚。1176年，在相继逼迫诺曼人和谈、羁縻匈牙利、取缔威尼斯贸易特权，并通过资助伦巴第同盟拖住红胡子腓特烈的“帝国统一”后，自觉西方边疆已经稳固的曼努埃尔一世率军征伐罗姆苏丹国首都科尼亚，以期完全收复小亚细亚[108]，是为密列奥塞法隆战役，结果遭到重创，尽管在稍后的门德雷斯河谷战役勉强挽回劣势。这些称不上非常成功，甚至在纯军事的角度上可以说是失败的战争直接消耗了东罗马帝国的有限的军力和财力[109]。曼努埃尔死后，帝国再度陷入宫廷政变频发的困境，于是东罗马帝国从阿莱克修斯一世之后的中兴局面迅速跌落下来。到12世纪后期，原来雄踞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其军力、国力和人力已不足以应付四面受敌的局面，令边境防线濒临崩溃。
贯穿在整个科穆宁王朝时期的一个隐忧，就是不断向东罗马传统势力圈渗透的西方势力。11世纪和12世纪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以及来自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不断攻击帝国，因此，东罗马对源源不断经过其领土的罗马天主教十字军的意图很持怀疑，因为这些十字军正是主要由德意志人和诺曼人构成的。另一方面，阿莱克修斯给予贸易专权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尤其成为反西情绪的对象。他们成为“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代表。尤其迅速崛起为东罗马最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威尼斯人特别受反感，尽管威尼斯的船只是帝国舰队的骨干。
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之初，盘踞西西里岛的诺曼人首领罗贝尔·吉斯卡尔对巴尔干半岛及爱琴海岛屿虎视眈眈，而东罗马海军的军舰此时早已破败朽烂，因此只好与威尼斯共和国达成一笔交易：威尼斯人派出一支海上舰队对付诺曼人，东罗马则允许威尼斯商船自由地出入帝国境内所有港口，免去一切海关税收。在这样丰厚的条件下，威尼斯舰队于1085年在亚得里亚海击败了诺曼人。东罗马从此在军事上摆脱了诺曼人的威胁，但在经济上受到威尼斯的挟制。东罗马与威尼斯的同盟不仅使其国库失去了海关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帝国在商业方面的垄断地位也逐渐丧失，东罗马商人在东地中海地区开始让位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而另一个致命的影响是，东罗马的经济结构为此倾向单一，逐渐演化成严重依赖意大利城邦出口贸易的经济作物农业经济，这同样严重阻碍帝国民力军力的恢复。
出于上述原因，当诺曼人的威胁解除后，科穆宁王朝的皇帝曾几经努力，试图取缔威尼斯人的特权，但是其强大的海上势力使东罗马望而却步。1122年，约翰二世·科穆宁皇帝取消了威尼斯的特权，后者立即以强大的舰队劫掠爱琴海诸岛，并占领了科孚岛和凯法利尼亚岛[110]。从此，威尼斯人更肆无忌惮地在东罗马海域和君士坦丁堡城横冲直撞。在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各主要港口，停泊着威尼斯的大批商船，在首都郊外的加拉塔和佩拉居住着无数威尼斯富商大贾，他们自恃财大气粗，耀武扬威，骄横无比，东罗马臣民对这些“拉丁人”无不恨之入骨[111]。
东罗马与威尼斯的第二个斗争回合发生在约翰二世的儿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时期。虽然曼努埃尔一世是十字军的朋友，但双方都不能忘记他们互相革除了对方的教籍。为了压制威尼斯人的气焰，他把贸易特权授予热那亚、比萨等城市，试图以此牵制威尼斯人，两国关系为此更加紧张。1171年，在曼努埃尔一世的诏令下，东罗马全国发生了驱逐威尼斯人的行动，全部威尼斯侨民被逮捕，他们的货物和商船被没收。威尼斯舰队迅即入侵东罗马水域，但很快被曼努埃尔成功重建的东罗马海军击败。东罗马帝国籍此一度摆脱威尼斯的经济控制，但其代价是帝国与威尼斯不再有重建友好关系的可能，埋下了1204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的祸根。
与此同时，突厥依然是一个威胁，1176年他们击败了曼努埃尔所率领的东罗马、匈牙利与十字军国家的四万大军。这次军事失利对东罗马而言，与此前的诺曼人战争、匈牙利战争相比，并不算伤筋动骨，因为死伤的万余人中，绝大部分是匈牙利和十字军国家的仆从兵，东罗马的主力部队基本保存完好[112]。但是就往后的发展而言，仍然是一个转捩点：东罗马浪费了唯一一次西方边境安稳而能专心东方事务的机会，因此本以为必胜的曼努埃尔一世为此意志消沉，不久去世，留下年幼的孤儿阿莱克修斯二世与不得人心的摄政皇太后安条克的玛丽，而小阿莱克修斯的皇位很快就为堂叔本都总督安德洛尼卡·科穆宁篡夺。科穆宁王朝100年间的稳定发展宣告终结，又一个政变频发的时代来临了。
科穆宁王朝的权力，原来是依靠地主贵族和威尼斯友谊的支持，但安德洛尼卡一世改变了策略，转而依靠那些憎恶威尼斯商业优势的君士坦丁堡居民和商人阶层。他残暴地削减贵族的力量，杀害无辜，建立了恐怖统治，同时将阿莱克修斯一世以来，东罗马持续的对西方势力友好的外交政策破坏殆尽，而这项政策的良好成果正是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维持东罗马的地中海霸权与经济稳定繁荣的关键。安德罗尼库斯曾经试行改革，比如制止贿赂、整顿赋税、采取省长定薪制等等，但这些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都被他树立的敌人——不管是国内的罗马贵族还是国外的十字军附庸——打消了。甚至当他由于害怕诺曼人的进攻而再度向威尼斯人请求缔结同盟的时候，威尼斯对他仍未释然于怀。
安德洛尼卡一世在1185年被民众暴动推翻。暴动的发动者、皇室的远亲伊萨克·安吉洛斯（伊萨克二世）即位，开始了安吉洛斯王朝的统治。伊萨克二世执政10年，对内虽然任命了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增加了税收，但却把搜刮来的钱用于扩建和翻修皇宫，以及搜集圣像和珍宝。他的对外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北方保加利亚人再度揭竿而起，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目的是为了收复1187年被萨拉丁占领的耶路撒冷）也给拜占廷城乡造成极大祸害。1195年，伊萨克二世被亲兄弟阿列克修斯三世推翻，刺瞎双眼，投入监狱。
伊萨克二世的儿子小阿列克修斯在其父被废后侥幸逃出牢房，辗转流亡到神圣罗马帝国投奔其姐姐、士瓦本王后伊琳尼，随后又求助于教宗英诺森三世，请其协助复位。他向教宗发誓，一旦复位成功，他将使希腊教会归属于拉丁教会。这个计划与威尼斯的利益不谋而合。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诱使十字军将东征的矛头转向了威尼斯的竞争对手[113][114]。
1202年，小阿列克修斯与十字军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十字军将进入君士坦丁堡，帮助伊萨克与阿列克修斯父子夺回皇位，事成之后，拜占廷将支付20万马克银币[115]，向巴勒斯坦派出勤务部队，并承认教宗对东方教会的控制权[102]。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企图征东罗马帝国，但给东罗马帝国带来毁灭的却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定目的是占领阿尤布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但威尼斯共和国的船舰总督恩里科·丹多洛获得了领导权。在东罗马王子阿列克修斯四世的请求和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的怂恿下，十字军于1203年攻打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沿海一面是马尔马拉海上的峻峭陡壁，只有金角湾沿岸地势平缓，是优秀的港湾，但是湾口拦上铁索。陆地一面的城防更是牢固无比，实际上十字军在陆地一面的进攻也的确被东罗马皇帝近卫军打退了。但是，威尼斯人长期在君士坦丁堡经商，对这里的防御措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们并不直接攻打金角湾，而是绕至博斯普鲁斯海峡色雷斯一岸的另一端，夺占了热那亚人移民区加拉塔，然后从这里砍掉铁索，进入金角湾。在湾内，威尼斯战舰烧毁了大批东罗马舰只，然后用船上的投石机和云梯攻打君士坦丁堡城墙，夺取了沿海城墙上的25座塔楼，又纵火焚毁了城墙附近的建筑。东罗马军队人数不少，但装备很差，而且多由雇佣军组成。这些雇佣军本来就纪律松懈，又长期得不到军饷，因此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东罗马军队彻底被打散。阿列克修斯三世从陆上一面逃出首都，进入色雷斯地区避难。
十字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向复位的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索取报酬，以继续东征。但二位皇帝两手空空，既没有钱来还愿，也没有办法去弄钱，万般无奈下，伊萨克只好下令没收皇族的私人财产，并搜刮了君士坦丁堡城内各教堂的金银珠宝祭器，凑了10万马克白银送给十字军。1204年2月初，双方正在继续谈判时，城内又节外生枝。君士坦丁堡各阶层都对阿列克修斯四世招来第四次十字军的做法极为反感，对教堂的搜刮更是火上浇油，城中不断发生希腊人袭击“拉丁人”侨民的事件，有一次严重的冲突竟然导致城东地区失火，这是5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最大的一次火灾，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两夜，从奥古斯都广场到提奥多西广场的精华区全部化为灰烬，公共建筑、住宅和古典艺术遗产遭到巨大的损失[43]。火灾后，拉丁侨民不敢再停留于君士坦丁堡，纷纷出城，投入十字军营内，连一向与东罗马交往甚密、少有冲突的比萨人也逃了出去。于是，城中希腊居民的愤怒全都转移到皇帝父子身上。他们认为灾难全是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造成的。于是，愤怒的市民于1204年2月中旬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聚集起来，把贵族和僧侣赶到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在这里宣布废黜安吉洛斯王朝，另立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女儿欧多齐娅的情人阿列克修斯·杜卡斯为帝（阿列克修斯五世）。暴民随后冲入皇宫，把伊萨克二世投入监狱，并绞死了小阿列克修斯[43]。
阿列克修斯五世上台后立即着手巩固城防，关闭城门，把在城外安营扎寨的十字军拒之门外，同时宣布拒绝履行阿列克修斯四世对十字军许下的诺言。威尼斯总督丹都洛清楚地认识到，夺取君士坦丁堡城的时机来临了。4月8日，他下令发动总进攻。经过断断续续4天的战斗，第四次十字军的在金角湾和加拉塔的靠近君士坦丁堡城墙的海岸船舰的抛石机和攻城锤在1204年4月12日在金角湾和加拉塔附近的海岸轻易突破击毁君士坦丁堡的几处城墙之后，最初是70个拉丁法国贵族骑士攻入君士坦丁堡，之后总共有大概几百个第四次十字军的骑士攻入君士坦丁堡，并四处谋杀、强奸、抢掠、破坏了三天。
9个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世界中，对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质文明一脉相承的唯一城市。这里聚集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无数珍贵艺术品和古代图书手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金银锦缎。这些都是对财宝如饥似渴的十字军洗劫的对象。皇宫、教堂、府邸、浴场、墓地、修道院、国家图书馆、公众会议厅、大赛车竞技场都成了劫掠的对象，目击这场劫难的军队指挥官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在其《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中写道：“所有的战利品，多得不得了。没有人能告诉你究竟有多少。黄金、白银、器皿、宝石、锦缎、银线布匹、长袍、貂皮、灰鼠皮、银鼠皮以及各种最精致的东西，散乱堆放在地上……自从世界创造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战利品。过去的穷汉，现在又富又豪华了。”[43]许多参加十字军的领主把战利品运回本国，所有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军队的国家被这些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珍宝和艺术品装饰一新。大部分西欧教堂都得到了抢来的拜占廷宗教圣物，其中法兰西王国教会收获最大。威尼斯共和国也因为分得的拜占廷文物而变得雍容华贵起来。君士坦丁堡竞技场上的装饰物——镏金的铜驷马被运回威尼斯，成为圣马可教堂正门的装饰物。
1204年3月，在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前，丹都洛总督和十字军的统帅们签订的合同上有如下的规定：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战利品平均分配；由6个威尼斯人和6个法兰西人组成的选举团将推举一个新的“拉丁”皇帝，他将获得君士坦丁堡的两座宫殿和原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剩下的四分之三领土中，威尼斯获得一半（八分之三或37.5%），剩下的按照西欧封邑的模式分配给十字军将领们[116]。经过选举，来自佛兰德的鲍德温伯爵被选为东方帝国的皇帝，管辖一个幅员不大的“拉丁帝国”，其疆域包括马尔马拉海两岸地区和附近一些岛屿，以及5/8的君士坦丁堡城（威尼斯得到八分之三多）[117]。
由于对拜占廷地理的熟悉，威尼斯掌握了可以保证其海上优势的领土——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摩冬港和科龙港（以出产品红闻名），两地扼守爱琴海和黑海入口，被称为“威尼斯的右眼”。此外威尼斯还获得了伊庇鲁斯沿岸、爱奥尼亚群岛、科孚岛、克里特岛、爱琴海中其他几个大岛和色雷斯的港口，以及内地的阿德里安堡。蒙费拉侯爵博尼法斯二世获得了萨洛尼卡港、马其顿和希腊中部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萨洛尼卡王国（1204－1223）；勃艮地贵族奥东·德拉罗什获得了提佛和雅典，建立了雅典公国（1205－1460）；《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作者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的侄子承继了占据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的亚该亚侯国（1205－1432）；爱琴海中大部分岛屿原来是交给威尼斯的，但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却决定把这些占领地交给私人，于是丹都洛总督的侄子带领几个同伙，在这些岛屿上建立了阿希佩戈拉公国（1207－1566）。凯法利尼亚岛成为特殊伯爵领地，罗得岛起初还被东罗马贵族牢牢占据，但很快被一伙意大利冒险家占领，1309年落入圣约翰骑士团手中，成为抵抗奥斯曼人的巨大要塞。
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前夕，许多拜占廷贵族高官纷纷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逃离危在旦夕的首都，来到海峡对面的小亚细亚地区。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另一个女婿，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提奥多雷，而后仓皇从海路撤出君士坦丁堡，先在普鲁萨城暂避风头，后得到担心拉丁人势力东扩的塞尔柱人苏丹的支持，在尼西亚定居下来。提奥多雷以这个繁荣城市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希腊人帝国，仍自号“罗马帝国”，史称尼西亚帝国。尼西亚帝国公开宣布继承拜占庭帝国的法统。它在建国之初受到拉丁帝国的在1205年的进攻追击，西欧骑士追击流亡朝廷，直至小亚细亚。只是由于后方发生了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色雷斯人的入侵（1207年），迫使拉丁帝国军队回师，尼西亚帝国才获得喘息的机会[118]。1205年，希腊-保加利亚联军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全歼拉丁帝国军队，鲍德温皇帝被俘虏，尼西亚帝国起死回生。1242年至1243年蒙古入侵后，罗姆苏丹国的衰弱使许多贝伊人和加齐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公国，这削弱了拜占庭对小亚细亚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个贝伊人奥斯曼一世创建起了奥斯曼帝国[119]。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也让尼西亚暂时摆脱了塞尔柱人的攻击，使其能够专注于对抗北部的拉丁帝国。
另外，原拜占廷皇室后裔和贵族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米海尔·科穆宁·杜卡斯夺取了伊庇鲁斯地区，建立了“伊庇鲁斯专制国”（1204－1336），该国后来被塞尔维亚人吞并。在黑海东南岸，有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之孙大阿莱克修斯建立的，定都特拉布宗的特拉布宗帝国，与尼西亚帝国竞争拜占庭帝国的法统[120]。
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入侵拜占庭帝国的行为，教宗意诺增爵三世虽然威胁要把丹都洛和第四次十字军的领袖——蒙费拉公爵博尼法斯革出教门，但他私下里也感到高兴，认为这是征服了一个不服从管制的东正教徒，并使东西两教会合而为一[121]。不过，这次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对圣座和整个十字军运动都是绝对有害无益的。它不但不能使欧洲免于穆斯林世界的威胁，反而自毁长城。拜占庭帝国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堡垒，足以使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罗姆苏丹国在欧洲的大门前望而却步。然而经过这次巨大的毁灭之后，这个帝国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军力和声威。
1211年，尼西亚帝国击败拉丁帝国和突厥人的联军，活捉了罗姆苏丹，一直把边界推进到安卡拉附近。向西则兼并了爱琴海上的好几个繁荣岛屿，并夺取了拉丁帝国的亚洲领土。不久，它还收复了在欧洲的土地，灭亡了伊庇鲁斯专制国和萨洛尼卡王国，北方与保加利亚接壤，西边直抵亚得里亚海。1259年，大贵族迈克尔·巴列奥略被提升为拉斯卡利斯王朝（尼西亚帝国）共治皇帝。1261年，一支800人的尼西亚部队在希腊居民帮助下混进君士坦丁堡，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城市，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闻讯乘小船逃走。1261年8月15日，迈克尔举行了入城典礼，随后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加冕为罗马皇帝米海尔八世，开始了巴列奥略王朝的统治[122]。
迈克尔·巴列奥略虽然恢复了帝国，但巴列奥略王朝皇帝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忘了他们在亚洲的敌人。为了维持他对拉丁人的战争，米海尔从小亚细亚撤军并对农民征收严重的税收，引起了极大的不满[123]。早在13世纪初的时候，罗马人完全有能力清除突厥人这个未来的隐患，但是他们并没有预见潜在的威胁，而是任其发展，而后更是将凶猛剽悍的突厥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更加迅速。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约在其首都迁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立即开始缩小了。突厥人的几种势力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使它只剩下沿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长地带。
在塞尔柱人的几股势力中，有一支乌古斯人的分支卡耶部落的成员奥斯曼人部落由于大蒙古帝国的哲别和速不台、以及绰儿马罕、拜住、野里知吉带和阔里吉思的入侵而从其在罗姆苏丹国故土西迁，进入了小亚细亚最西部。1281年，奥斯曼·加齐成为这个部落的首领，该部落遂被称为“奥斯曼人”或“奥斯曼苏丹国”。1301年，在巴菲翁（Baphaeon）附近，奥斯曼帝国首次与东罗马帝国发生直接冲突。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士气轻而易举地盖过了基督教徒的士气，他们将安德洛尼卡二世皇帝的军队打得大败。
这时他们幸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分裂。当奥斯曼帝国站好阵脚后，除一些港口城市外，拜占庭帝国几乎所有的其他地方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向西方求救，西方提出的条件是两个教会必须统一。巴列奥略王朝虽然颁布法律统一教会，但东罗马帝国的人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帝国内，但西方大多数人宁可看着东罗马帝国灭亡。
奥斯曼之子奥尔汗加齐把一批批骑马牧民改编为从突击队到正规骑兵和步兵的作战单元，并着手实施一个多方向的扩张计划：先向南、向东控制塞尔柱人的穆斯林诸国，把它们拉过来作为盟国，或者变成附庸国，或者干脆兼并他们。1362年，穆拉德一世继位，此后奥斯曼苏丹国使用武力向欧洲发动了主动进攻。在穆拉德即位后18个月内，就占领了整个色雷斯地区。奥斯曼人约在1369年占领阿德里安堡并将它作为首都。1371年，奥斯曼军队在马里查河击败了塞尔维亚军队，后来东罗马帝国约翰五世皇帝被迫承认奥斯曼帝国是他的宗主国，并将次子曼努埃尔送去作为人质。
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战胜了波兰、匈牙利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阿尔巴尼亚联军。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的女婿假意投降，在下跪时用一柄短剑将年已70的穆拉德苏丹刺穿，他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雷电”之意）继位。1390年，奥斯曼军队到达多瑙河。但是正当他们在巴尔干进行战争的时候，帖木儿的军队出现在其亚洲领土上，迫使其回师抵挡。当奥斯曼军队离开欧洲后，东罗马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向教宗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受此请求，教宗波尼法爵九世组织了最后一次十字军远征。1396年9月28日，最后一支十字军队伍在尼科堡战役中被打败。巴耶济德正准备回师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遭到帖木儿进攻，巴耶济德于安卡拉之战战败被俘，使奥斯曼帝国陷入空位时期。东罗马帝国于1403年与巴耶塞特一世次子苏莱曼·切莱比签订《加里波利条约》，取得尼科米底亚等地区。
政治上的分裂和中央集权的瓦解，使末日的东罗马帝国四分五裂。帝国内部政治动荡，皇室斗争激烈，共帝之间先后爆发了“两安德洛尼卡战争”、“两约翰之战”、“约翰祖孙之战”。巴列奥略王朝的分封习俗加剧了帝国的分裂，分散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几个残余省份几乎都成了独立国家，除了承认东罗马帝国的宗主地位外，不对中央政府承担任何义务，既不纳税也不提供士兵，朝廷的政令几乎不出京城。尼西亚帝国时期一度恢复的军区制度再次瓦解，残存的几个富庶的农业地区全部被奥斯曼人占领，国家几乎没有收入，依靠变卖皇室财产土地和借高利贷度日。这个国家也失去了所有兵员来源，陆军只得聘请加泰罗尼亚人、法兰西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塞尔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奥斯曼人充当雇佣兵。这些人名为士兵，实为匪徒，稍有不满即大动干戈，洗劫当地居民。东罗马海军也同时衰落，只能依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队保卫海上通道。
为了换取和平，或者筹措现金，东罗马帝国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奥斯曼人屡次割让土地，甚至连色雷斯和加拉塔等对首都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也被割让，使帝国丧失了最后的屏障。
1451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中风去世，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他决心夺取君士坦丁堡，完全消灭东罗马帝国。1451年9月，他与威尼斯人订立协议，以不介入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为代价换得了威尼斯的中立。同年11月，他又与当时的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亚诺什签订一个条约，以不在多瑙河上建立新要塞的承诺换得了匈牙利的中立。这些条约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说他在这3年里将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攻打君士坦丁堡。
与此同时，拜占庭皇帝向西方寻求帮助，但教皇只会考虑派遣援助以换取东正教教会与罗马教廷的统一。教会的统一被讨论过，偶尔也通过帝国法令来实现，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强烈地憎恨罗马和拉丁礼的权威[125]。一部分西方军队抵达以加强对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防御，但大多数西方统治者都忙于自己国内的事务，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另一个原因奥斯曼帝国将拜占庭与西欧和中欧分隔开来使得难以直接支援[126]。
以往奥斯曼帝国认为攻击君士坦丁堡代价太大。君士坦丁堡的城墙非常坚固，除十字军外，上千年中没有人能够克服它。但随着火炮的出现，这堵墙再不能保护这座城市了。匈牙利工程师乌尔班为其提供了巨大的臼炮，其威力足以击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严重崩溃，城市破败不堪。曾经宏伟的皇都现在的人口仅与散落的村镇相似。
1453年3月初，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将攻城臼炮运到君士坦丁堡城外。1453年4月2日，苏丹穆罕默德率领的80,000名士兵和大量非正规军包围了这座城市[127]。守城的基督教军队只有约7,000人（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128]。4月5日，星期四，奥斯曼军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的平原上。第二天是穆斯林的主麻日，穆罕默德下令解开大炮。开始了与东罗马帝国的最后决战。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击退了多次进攻，但是经过两个月的炮轰，城墙多处被轰垮，在这期间，奥斯曼内部亦发生了一定分化，一方面是受当时小亚细亚的卡拉曼侯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是担忧届时的欧洲天主教国家救援君士坦丁堡。在5月29日的总决战中，奥斯曼军队冲入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战斗中殉国。5月30日上午，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当日，东罗马帝国灭亡。
穆罕默德二世将自己看做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1461年，东罗马帝国末代王族统治的特拉布松帝国也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了。到15世纪末，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都已落入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
此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宣布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将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他的继承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罗马。一直到20世纪初覆亡时为止，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认为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东罗马帝国在将经典知识传递给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影响却是他的教会。早期东罗马帝国的传教士将东正教传给了许多斯拉夫人。到今天为止，大多数斯拉夫人以及希腊人信奉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的建立年代和灭亡年代——395年和1453年，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定义为中世纪的开始和结束。由是，持续1480年的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拜占庭帝国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掌握。皇帝是整个帝国的象征，也是最高政治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最高的司法裁判者和和宗教的最高主宰[129][130]。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有三种称呼。Βασιλεύς（Basileus）是最常见的称呼，来自古代希腊人对君主的称呼。在629年之前，罗马帝国的希腊语地区已经长期使用此称呼来揶揄皇帝是个“披着共和制元首外衣的东方式专制君主”，甚至萨珊王朝的霍斯劳二世也在其致莫里斯的希腊语国书中也称呼罗马皇帝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Ῥωμαίων”，但东罗马帝国官方一直避免此称呼。公元629年，希拉克略皇帝基于基督教神学理论，正式启用“虔信基督的皇帝”（希腊语：Πιστὸς ἐν Χριστῷ Βασιλεὺς）作为皇帝的官方称号，以昭示皇帝是“万王之王”（希腊语：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Βασιλεων）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自此Βασιλεύς代替帝国拉丁时期的那种冗长的皇帝兼衔，成为东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9世纪前，东罗马皇帝因自诩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皇帝而仅使用Βασιλεύς称号，但在9世纪查理曼加冕后，囿于国势相当，也承认法兰克人君主为基督教世界里的Βασιλεύς，故为表自己方为罗马正统自称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Ῥωμαίων”（“罗马人的皇帝”），而将法兰克君主，以及日耳曼的神圣罗马皇帝称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Φράγκων”（“法兰克人的皇帝”）。至15世纪时，东罗马皇帝为向西方求援，故自降位格自称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Ελλήνων”（“希腊人的皇帝”）。除了东罗马皇帝外，其他大国（如波斯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君主也被东罗马人称为Βασιλεύς。小国君主则被称为Ρήγας（Regas，来自拉丁语“Rex”，即国王）。
东罗马皇帝的另外一个称呼是Αυτοκράτωρ（Autokrator），这是希腊语对罗马皇帝的称呼“Imperator”的直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自我统治者”，强调“军事首脑”的意义，与罗马的“imperator”意义相同。此称号由于也经常授予一些具有全权的军事统帅（例如贝利萨留担任意大利大元帅时的官衔στρατηγός αυτοκράτωρ），故在希拉克略以后，Αυτοκράτωρ一度不用作皇帝的称号，但在查理曼加冕以后，东罗马皇帝重新启用了这个称号，作为首帝称号 “Βασιλεύς καὶ Αυτοκράτωρ”（皇帝与独裁者）的一部分，以昭示对法兰克人的基督教皇帝名义上的普世宗主权。而相应地，共治皇帝（皇储）只能使用“Βασιλεύς”而不能使用“Αυτοκράτωρ”，全权军事将领则允许使用“Αυτοκράτωρ”但不能使用“Βασιλεύς”（如巴西尔二世时代的保加利亚总督大卫·阿里安特斯）。
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在东罗马帝国同样沿用，而在希腊语中，则意译作Σεβαστός（Sebastos（或音译作Αύγουστος/Augoustos）），但两者在使用上逐渐产生差别：前者在科穆宁王朝以后沦为高等贵族的封号，而后者则始终作为皇帝正式称号的一部分，比如巴列奥略王朝时期皇帝的标准称号：虔信基督上帝的罗马人皇帝与独裁者，永恒的奥古斯都（希腊语：ἐν Χριστῷ τῷ Θεῷ πιστὸς βασιλεὺς καὶ αὐτοκράτωρ Ῥωμαίων καὶ Αεὶ Αύγουστος）
东罗马皇帝的其他称呼还有Κοσμοκράτωρ（Kosmokrator，宇宙的主宰）和Χρονοκράτωρ（Chronokrator，永久的主宰）、Σεβαστοκράτωρ（Sebastokrator，至尊陛下）、Καίσαρ（Kaiser，恺撒）、Πανυπερσέβαστος（Panhypersebastos，至全至高至尊之人）等等。
东罗马皇帝被神化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皇帝可以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在这一点上，拜占庭帝国与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皇帝的居所被称为“神圣皇宫”或“圣宫”。高级官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低级官员只能吻皇帝的脚。外国使节以跪姿行礼。他们都没有权利先开口跟皇帝说话，只能等皇帝通过侍官发问时才可作答。每当官员觐见完毕，领受皇帝旨意、倒退着走出大殿时，礼仪大臣和宫廷仪卫高唱“诚如是！诚如是！诚如是！”
帝国的神学观也表现在宫廷生活之中：宫廷是一场豪华的神秘剧，皇帝在剧中努力扮演着基督的角色，在他的餐桌上接待12名宾客，在某些场合也会为精挑细选出来的穷人洗脚。在模仿基督事迹时，皇帝邀请最重要的显贵到皇宫的黄金餐室与他同桌。在非常盛大的节庆日，宾客数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12位。因为如此，贵族会花钜款购买进入墙上覆满黄金镶嵌画的这间餐室的权利。在黄金餐室宴请宾客时，依据各人阶级排行的高低，而被安排坐在离君主远近不同的位置。拜占庭人尊崇这个支配皇宫生活的严格秩序，所以说，爵位是一种荣誉，而且是分了等级的荣誉。[131]
紫色是皇帝的专用颜色，皇帝的皇权标志包括皇冠、权杖和宝球（象征地球）。太阳则被视为皇帝的象征，每年12月25日，皇帝要头戴象征太阳的金光环，参加太阳节（光明节）的庆祝活动。1月6日的圣诞节、5月11日的君士坦丁堡建城节、8月25日的丰收节，以及大型的竞技、庆典活动，也要由皇帝亲自主持。
皇帝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皇后之外没有其他嫔妃。皇位的主要继承方式为血亲继承，尤其是长子继承。拜占庭帝国的12个王朝、93位皇帝中，有24位是作为皇帝长子（包括养子）继承皇位的，11位是作为皇帝的其他儿子继承皇位。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皇帝的兄弟、侄甥、姐妹、女儿、父母、孙子和配偶都有权继承皇位。东罗马法律承认女性的继承权。威胁东罗马皇帝帝位的主要因素是政变。皇帝的施政措施招致首都市民不满时，也可能会在群众暴动中失去皇位（例如532年尼卡暴动中的查士丁尼一世、1042年的迈克尔五世、1185年的安德罗尼库斯皇帝、以及1204年的父子皇帝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
紫色是皇室专用的颜色，皇宫寝室中悬挂紫色丝绸装饰，因此东罗马皇帝的子女被称为“紫衣贵族”意为“在紫色帷幕中出生的人”。拜占庭帝国的贵族等级包括Πρινκεπζ（亲王）、大公/大督军（Μέγας Δουξ，此头衔通常授予海军统帅）、Δουξ（督军/公爵，常用于地方最高军职）、μεράρχης（分区将军/侯爵，作为军职领二千四百人或一支联合舰队）、δρουγγάριος（司令/大伯爵，作为军职领四百人或一支舰队）、komes（长官/伯爵，作为军职领两百人或一支分舰队，作为文职则为京城各官司长官）、apokomes（副长官/子爵）和Kentarchos（百夫长/舰长/男爵，作为军职领百人或一艘战舰）等级别，这些头衔实际上是帝国各级机构长贰的正式官号，西方封建国家借用帝国军制后逐渐演变为贵族等级。由古罗马元老职位派生出来的荣誉头衔包括Illustris（杰出者）、Spectabiles（显赫者）、Clarissimus（显赫者），这些头衔只能终身享用，不得世袭。
宦官在东罗马宫廷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世纪时的著名军事将领纳尔塞斯，其身份就是宦官。君士坦丁一世设立了宫廷大总管（希腊语：Πραιποσιτοζ τον ενσεβεστατον κοιτωνοζ），其职责是总管皇帝内宫，并安排大臣觐见皇帝的时间表。到5世纪时，这个职位已经上升到与司法大臣平级的地位。此外，皇宫内还有掌管皇室衣物、马匹、食品、猎鹰、御船、音乐、医药……的宦官官员。这些官员构成了非世袭的宫廷贵族，替皇帝发号施令，握有很大的权力。
早期的拜占庭帝国采取了类似于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设立元老院、执政官和各大区长官。随着时间推移，元老和执政官逐渐变为荣誉性头衔。
东罗马皇帝的辅弼机构为御前会议，其成员包括行政总理官、大区总督、军队司令、司法行政官和君士坦丁堡市长等高官。
行政总理官（拉丁语：Magister officiorum/希腊语：Μάγιστρος των οφφικιωζ）是帝国早期最重要的高级官吏，其职权包括指挥禁军、巡视部队、监督各级官员、签发官方文件、主持外交活动、缔结条约、参加审理重大案件、掌管皇宫内外事务等重要职责。行政总理官的人选不以出身和等级为依据，而是依照其实际能力、干练程度和对皇帝的忠诚度来选择，由皇帝直接任命。7世纪后，行政总理官也逐渐成为虚职，其职掌为诸多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记下言语者”）所瓜分替代，这些大臣大致有：
君士坦丁堡市长（希腊语：Επαρχοζ τηζ πολεωζ）也属于高级官吏，地位仅次于执事长官，其职责与外地的大区总督类似，总掌首都的行政和司法权，并且负有治安责任，掌握一定的军事指挥权。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国家金矿、银矿、铸币厂、国库由圣库随从官（拉丁语：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希腊语：κόμης τῶν θείων θησαυρῶν）掌握，皇家财政（包括皇室土地）由私产随从官（拉丁语：comes rerum privatarum，希腊语：κόμης τη̑ς ἰδικη̑ς παρουσίας）掌管，大区总督掌握地方金库。以上的财政官员在7世纪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税收与出纳用度等全国核心财务由财政大臣管理，地方财政由于军区制与农兵制的产生而自然地由军事大臣管理，特殊大臣则负责诸如生产、仓储等理财庶务，原本的财政官演变为通称诸大臣（希腊语：βέστης）的宫廷荣誉头衔。
东罗马的法律属于罗马法系统。司法行政官（希腊语：Κναιστωρ）由君士坦丁一世设立，最初相当于皇帝的法律秘书，为皇帝起草法律和法令，6世纪后成为最高法官。
东罗马的法官必须接受5年以上的专门法律教育，全面掌握罗马民法并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领取资格证书，方可从事司法工作。早期的法官还兼管商业仲裁、税收、行政等业务，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司法改革要求法官专职化，并将法官与立法者区分开来。执事长官、大区总督和君士坦丁堡市长握有比法官更高一级的法律仲裁权，而东罗马皇帝则始终握有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帝国早期沿袭戴克里先时代的三层式地方行政制度，即将全国分为若干个总督大区（拉丁语：praefectura praetorio，希腊语：ὑπαρχία τῶν πραιτωρίων），每个大区分割为管区（拉丁语：dioecēsis，希腊语：διοίκησις），地区包括了罗马时代的若干行省（拉丁语：provincia，希腊语：επαρχία）。早期帝国设立了四个大区：
帝国东西分治后，拜占庭帝国只统治其中的东方大区与伊利里亚大区。在查士丁尼收复意大利大区后，又在收复领土上设立行军总管府（希腊语：ἔξαρχία）以统领新领土的诸管区。其中，以旧意大利大区的欧洲部分为意大利总管府（首府拉文纳），非洲部分为阿非利加总管府（首府迦太基）。大区总督是皇帝的全权代表，行使行政和司法职权，但不负责军务，行军总管辖区略小但统管军民政务[132]。由于大区总督权力极大，因此自君士坦丁一世后的历代皇帝逐步削去其权力，将部分权力分给省区总督。拜占庭帝国在重要省份和战略要地还设立直属帝国中央政府的地方总督。
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方省区的丢失和拜占庭帝国军事形势的严峻，大区总督一职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军区（塞马州，希腊语：θέματα）将军（希腊语：στρατηγός）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帝国衰亡。这些军区面积远小于本来的大区，甚至比行政地区还小，8世纪初时仅小亚细亚半岛上即有八军区（包括一个海军军区）。但是军区将军兼管辖区的军民司法，权力远比原本的大区总督大。军区以下，各级行政单位被重新组织，以往的行省制度被废止，形成了军政一体的行政序列：基本单位为县（=百人队，Kentarchia），长官为百夫长/男爵（Kentarches），管理一县并指挥一百人队计100员农兵；两县/百人队为一旗（Bandon），长官为旗长/伯爵（Komes），管理一旗并指挥两百人队计200员农兵；两旗为一郡（=团，Droungos），长官为团长/大伯爵（Droungarios），管理一郡并指挥两旗计400员农兵；六郡/团为一分军区（=师，Tourma），长官为师长（tourmarchēs），一般兼分区将军/侯爵（Merarchēs）衔，管理一分军区并指挥六团计2400员农兵；三至四分军区/师构成一军区（=军），长官将军一般兼督军/公爵（Doux）衔，管理一军区并指挥一军约9600员农兵。
军区制虽然与后期的行军总管制类似（事实上军区制正是希拉克略在非洲行军总管任上以行军总管制为蓝本的军制改革试验的推广），但设计理念上有本质的不同：在内忧重于外患的戴克里先时代，总督大区制实施军政分离的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以免再度陷入三世纪危机的帝国分裂状态；然而六世纪以来，帝国受到了诸多强大外敌的冲击，军政两套班子互相掣肘已成为严重隐忧，因此固守旧制已无必要。此外，帝国的去城市化也是军区制出现的要因：与古典时代相比，帝国的城市遭受了严重的军事打击，最严重时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整个帝国竟没有一座能称之为“城市”的城市，以至于“城市”一词居然专指君士坦丁堡。城市的大量荒废，大量的城市公民流入乡村变成农民的现状，决定了古老的公民军制已无法施行。为了确保兵员而产生的农兵制，亦即农民纳入国家的税收户籍统计系统，并需要为帝国所授田产而服兵役，并自行负担个人军事开支的新军制，则使得行政事务与军队管理高度一体化。于是结合了军政两方权力的将军，以及诸如军区这样的行政单位即军事单位的新型行政制度便应运而生[133]。
事实上，军区制-农兵制体系抑制了七世纪以来帝国的军事衰退，并引领帝国在十世纪走上黄金时代，然而与此同时，军区制也造成了地方世袭军事贵族的产生，从而引发了逐渐严重的土地兼并，反而破坏了帝国赖以自保自强的农兵制。进入了农兵制完全崩溃的科穆宁王朝时，地方上各方贵族割据，朝廷则沦为各地贵族争权夺利的战场，因此帝国在十字军和塞尔柱突厥人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即便科穆宁诸位贤君发挥了极为巧妙的统治手腕，仍然无法逆转帝国一蹶不振的趋势。
拜占庭帝国末期，安纳托利亚及巴尔干地区的封建领主向农奴征收近乎残忍的重税。这一趋势直到帝国灭亡才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改善[134]。
拜占庭帝国的主宰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语不但是日常用语，而且是东正教会、文学和商业的共同语言。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今天对“西部的拉丁帝国”和“东部的希腊帝国”的区分，拜占庭帝国并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并不重要。罗马帝国是一个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并不例外。
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构成拜占廷帝国的文化主体，但是在这个国家里还有瓦拉几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利里亚人和斯拉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希腊文化从帝国的都市如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以弗所、帖撒罗尼迦和亚历山大港传向全国。
拜占庭帝国继承君士坦丁大帝的精神，确信基督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325年5月25日至8月25日，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宗教会议，确立了东罗马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即《尼西亚信经》。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431年以弗所公会议、451年迦克墩公会议、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的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也得到确认，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仅次于罗马教区。伊斯兰教兴起后，受其“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发生了破坏圣像运动。787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宗教会议阐释了圣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区别，东罗马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至此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这一派宗教后来发展为希腊正教，即东正教。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据说是由上帝通过皇帝来统治的。詹妮弗·弗莱特兰·凡沃斯特（Jennifer Fretland VanVoorst）认为，“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神权国家，因为基督教价值观和理想是帝国政治理想的基础，并与其政治目标密切相关。” 史蒂文·朗西曼（teven Runciman在）他关于拜占庭神权政治的书中说：
拜占庭帝国的法律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它是天国在尘世的复制品。就像上帝在天上统治一样，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皇帝应该统治地球并执行他的诫命……它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遍的帝国。理想情况下，它应该包含地球上所有的人民，理想情况下，他们都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会，它自己的东正教教会的成员。正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在地上的王国也是按照天国的形象造的[135]。
按照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设定的模式，拜占庭人将皇帝视为基督的代表或信使，特别负责在异教徒中传播基督教，并负责宗教的“外部”，例如行政和财政。正如西里尔·芒戈（Cyril Mango）所指出的，拜占庭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神、一国、一教”[136]。
君士坦丁堡通常被认为是“东正基督教文明的摇篮”[137]。帝国在教会事务中的角色从未发展成一个固定的、法律定义的系统[138]。此外由于罗马的衰落和其他东方宗主教的内部纷争，君士坦丁堡教会在6世纪至11世纪之间是基督教世界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中心[139]。即使当帝国沦为昔日的影子时，教会仍然在帝国边境内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正如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的那样：
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仍然是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拥有下属的都主教和大主教，同时也影响着高加索、俄罗斯和立陶宛。教会仍然是拜占庭帝国最稳定的元素[140]。
官方的国家基督教教义是由前七个大公会议决定的，当时皇帝有责任将其强加给他的臣民。 388年的一项帝国法令后来被纳入查士丁尼法典，命令帝国人口“以天主教徒的名义”，并将所有不遵守法律的人视为“疯狂和愚蠢的人”和“异端教条”的追随者[141]。
除了正统教派外，由于拜占廷帝国包括了希腊、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具有不同文化的领土，因此各种异端思想在这些地方兴起，包括阿里乌教派，兴起于帝国东部）、聂斯脱利教派（又称景教，兴起于叙利亚地区）、马其顿尼教派（Macedonius）、基督一性论教派（兴起于埃及）、基督一志论教派、保罗教派（兴起于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波格米勒派（兴起于保加利亚）等异端教派。
当利奥三世下令摧毁整个帝国的圣像时，基督徒之间发生了另一次分裂。这导致了一场重大的宗教危机，该危机在9世纪中叶随着圣像崇拜的恢复而告终。同一时期，巴尔干地区出现了新一批异教徒，主要来自斯拉夫人， 但他们这些逐渐被基督教化。
犹太人在其历史上一直是拜占庭国家的重要少数群体，根据罗马法，他们构成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宗教团体。在拜占庭早期，他们普遍被容忍，但随后出现了紧张和迫害时期[142]。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大多数犹太人发现自己置身于帝国之外。从10世纪起，那些留在拜占庭边界内的人显然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
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关系十分复杂。在帝国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教会和皇帝能够联合，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教会与皇帝则发生激烈斗争。总的来说，在9世纪以前，由于拜占庭帝国严厉的法律和富于效率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东罗马教会被剥夺了参与国事活动的空间，教会事务成为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东罗马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控制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最大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从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职，在罗马的大主教（后来成为教宗）在8世纪中叶前也要听命于东罗马皇帝，同时，任何教职人员都无权开除皇帝的教籍。
9世纪以后，帝国皇帝的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的实力则逐渐增强。教会开始插手帝国的管理事务，包括审理世俗法庭经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税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但是，与罗马教会不同，东罗马教会始终没有摆脱皇帝的控制，始终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存在。
拜占庭帝国的文学包括小说、故事集、诗歌等形式。拜占庭帝国的讽刺散文和杂记源自古希腊文学[143]，其讽刺散文寓严肃主题于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中，10世纪的《祖国之友》、12世纪的《马扎利斯》和《庄园之主》都是东罗马讽刺散文的代表作品。同时代的医学、哲学作品也仿照这种讽刺散文风格。拜占廷的杂记代表作是6世纪商人哥利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小说则主要翻译古印度故事。
东罗马诗歌以礼拜仪式所用的宗教诗歌为主，讲求韵律，并从应答对唱的诗歌中发展出了两重唱的音乐形式。东罗马音乐源自古希腊和罗马音乐，在宫廷典礼、重大仪式、节日庆典、民间婚宴等场合都要用音乐营造热烈气氛。但是，世俗音乐所留下的完整乐谱很少，因此对其乐理、音阶、旋律、音调所知甚少。目前保留下来的东罗马乐主要是东正教的宗教音乐，尤其是希腊阿索斯山（圣山半岛）的宗教音乐。这种音乐以复调音乐为主，反复出现相同的乐调、变调和和声，分为声调高亢华丽的高音部和舒缓平和的低音部，各段歌词注重韵律，不注重节律。
拜占庭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其装饰性、抽象性和宗教寓意。现在存世的东罗马美术作品大多是教堂中的镶嵌画、壁画和绘画手卷，题材包括耶稣、圣母与圣子、天使和天使长、历代圣人、历代皇帝和主教，以及天堂和地狱的题材。镶嵌画多为装饰性的，平面构图公式化，善用光辉耀目的颜色，主色为金色和蓝色，间以白、紫、蓝、黄、粉红、绿、红、黑等颜色的图案。同时，基督教仪式在教堂内部举行，外部通常几乎没有装饰[144]。
拜占庭帝国的圣像大多用木头制成，上面用小块马赛克或颜料拼出图案，加以金银、珐琅、象牙装饰，镶嵌珠宝。东罗马圣像艺术对后来罗斯、希腊等东正教国家的宗教美术有很大影响，波斯的细密画技术也来自拜占庭镶嵌画圣像的细密镶嵌技术。
除了宗教主题外，还有一些拜占廷绘画手卷反映了军队、战役、日常生活、动植物和其他题材。
东罗马文化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其精湛的奢侈品和金银制品工艺。现存于世的东罗马珍宝（大多是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掠夺到西欧的文物）反映了东罗马工艺的高超水平，其中包括镶嵌金丝的丝绸地毯、玛瑙和雪花石膏的黄金圣餐杯；圣餐用的金盘子和餐具；黄金和红蓝宝石封面的福音书；象牙和珐琅做成的镶板及法物箱；金银大烛台；护身符和刻有宗教故事的挂件；丝绸织造的绣金法袍；黄金和镶嵌画的圣像等[145]。
东罗马人相信，上天的力量显示在皇帝和教会的金银珠宝上。皇宫和圣索非亚大教堂越是豪华，就越能证明每位基督徒所期盼的来世生活的高贵，因此皇宫和索非亚大教堂成了巨大的珍宝库。1204年，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在圣索非亚大教堂里面发现了1700多座黄金、珍珠、宝石和珐琅做成的小型圣坛，40000多个金银香炉和圣物盒，以及堆积如山的其他财宝。[146]
在存世的东罗马工艺品中，最精致的是现存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帕拉多霍祭坛组雕（Pala D'Oro），由黄金、珐琅、珍珠和宝石制成。976年，威尼斯总督委托东罗马工匠制作了祭坛的中心嵌板，1105年又订购了更多的珐琅嵌板。1204年4月13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威尼斯军队将圣索非亚大教堂和许多修道院的圣像劫到威尼斯，添加到祭坛上。
东罗马的丝绸制品也是帝国最贵重的商品之一。拜占庭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550年）由粟特商人从中国走私而来的，随后在希腊南部建立了国营的养蚕工业。丝绸生产和纺织由政府严格控制，严禁进行价格投机，或将丝绸专用的紫红色染料出口到国外。紫色丝绸服饰和地毯为皇族专用，其他的丝绸织物则用刺绣技术织出精致的图案。查理曼大帝下葬时身穿的寿衣就是用东罗马丝绸制成的。到14世纪，随着纺织工艺进一步改进，又出现了图案更加复杂的锦缎，上面织满金丝和银线，被做成礼服、圣坛罩布、帷幔、窗帘、壁毯、地毯，并成为拜占庭帝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贡品。
东罗马人继承古希腊人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习俗。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被东罗马人视为“四艺”，哲学、修辞学、古希腊语也是学童的必修科目。神学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但是普通民众对神学的关注程度非常高，经常可以看到贩夫走卒之间进行激烈的神学辩论[149]。在应用科学中，与筑城相关的土木工程学，与军事相关的冶金学和地理学，以及制作“希腊火”所需的化学知识都得到了高度发展，不过这类知识并不向公众普及，而是作为机密课目向特定的学生传授。
君士坦丁堡帝国大学有时被称为马格瑙拉宫大学（希腊语：Πανδιδακτήριον τῆς Μαγναύρας），是东罗马的一所教育机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25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创立的大学校（希腊语：Πανδιδακτήριον，Pandidakterion)。大学校于1046年由君士坦丁九世重建[150]，他创建了法律系（Διδασκαλεῖον τῶν Νόμων）和哲学系（Γυμνάσιον）[151]。同时各种经济学院、理工学院、图书馆和美术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和运营。一些学者甚至将君士坦丁堡帝国大学称为世界上第一所“大学”[152]。
古典时代的著作在拜占庭得到保存和发展。因此拜占庭科学在各个时期都与古代哲学、形而上学密切相关[153]。帆拱式建筑是一种在上角支撑圆顶的形制，是拜占庭的发明。尽管第一次实验是在200年代进行的，但在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它的潜力才得以充分发挥。
一个由拜占庭人制造的由复杂齿轮组成的机械日晷装置已被挖掘出来，这表明安提基特拉机械的构造原理在拜占庭一直没有失传[154]，英国科学家J·R·帕廷顿（J. R. Partington）说：
君士坦丁堡到处都是发明家和工匠。塞萨洛尼卡的“哲学家”利奥为帝奥菲罗斯（829-842）皇帝制作了一棵金色的树，它的树枝上带着人造鸟，它们拍打着翅膀，唱着歌，旁边咆哮的狮子以及一位行走的发条女士栩栩如生。这些机械玩具延续了拜占庭人所熟知的亚历山大港的希罗的著作中所代表的传统[155]。
东罗马医学是在古希腊医学体系上发展起来的，希波克拉底的体质理论被东罗马人广泛接受，认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学分类的基础，所有的疾病都出于干、湿、冷、热这四气失调。4世纪时朱利安皇帝的私人医生欧利修巴斯编纂的《诊断学》，7世纪时保罗（姓失传）编纂的《妇科学》、《毒物学》、《处方》，以及11世纪时西美昂编纂的《食物》、《保健手册》都是以希波克拉底理论为基础的。东罗马的草药学非常发达，放血、推拿、按摩、烧灼等方法也被用于治疗病患。在东罗马军队中有军事医护团，大修道院通常也设有医院，接收并治疗平民患者。沐浴习惯和对街道的定期冲刷是主要的城市公共卫生手段。
第一个已知的分离连体双胞胎的例子发生在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当时一对来自亚美尼亚的连体双胞胎来到君士坦丁堡。许多年后其中的一人死亡，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外科医生决定将死者的尸体移走。结果是部分成功的，因为幸存的双胞胎在在术后存活了三天。这个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个半世纪后历史学家提到了它。直到1689年，德国才有了下一个连体双胞胎分离的案例[156][157]。
希腊火，一种甚至可以在水上燃烧的燃烧武器，也由拜占庭人创造。它是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期间对抗阿拉伯人的产物[158]。这一发现归功于来自叙利亚的赫利奥波利斯的卡利尼库斯，他在阿拉伯征服叙利亚期间逃离。然而也有人认为，没有一个人发明了希腊火，而是“由继承亚历山大港化学发现的君士坦丁堡化学家发明……”[155]。手榴弹的第一个例子也出现在拜占庭帝国，它们由装有玻璃和钉子的陶瓷罐组成，里面装满了希腊火的爆炸成分，并被应用于战场[159][160][161]。
配重投石机是在科穆宁王朝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期间（1081-1118年）在拜占庭帝国发明的，当时拜占庭人使用这种新开发的攻城武器来摧毁城堡和防御工事。这门攻城炮标志着攻城武器在使用大炮之前的最高点。欧洲和亚洲的军队此后从拜占庭人那里学习并采用了这种攻城武器[162]。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推动了后来的文艺复兴[163]。在此期间，拜占庭流亡学者主要负责亲自和书面将古希腊的语法、文学研究、数学和天文知识带到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他们还带来了有关植物学、医学和动物学的经典知识和著作，以及迪奥斯科里德斯和约翰·费罗普勒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批评的著作[164]。
东罗马建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4世纪至6世纪）、中期（7世纪至12世纪）和后期（13至15世纪）。前期是东罗马建筑的兴盛期，建筑作品大多仿照古罗马式样，主要的建筑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城门、宫殿、广场、拱门、高架水道、公共浴场和蓄水池，以及教堂。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东罗马的教堂建筑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至公元6世纪，最终出现了空前壮观的圣索非亚大教堂。
东罗马中期建筑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家特征，即蛮族外敌相继入侵，领土丧失，国力下降。这一时期的建筑缩小，规模也不如从前。这一时期的东罗马教堂建筑特点是占地少、向空中发展，没有了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的中央大穹窿，代之以若干小穹窿，并注重内部装饰。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包括君士坦丁堡的Acatalepthos修道院、Chora修道院，以及帝国之外的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基辅的圣索非亚教堂。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屠杀之后，拜占庭国力大受损失，无力再兴建大型公共建筑和教堂。这一时期建造的东罗马建筑数量不多，也没有创新，在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廷帝国后大多破损无存。君士坦丁堡的圣玛利亚教堂为晚期东罗马建筑的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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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建筑为砖石结构，局部地方加以混凝土。从建筑元素上看，东罗马建筑包含了古代西亚的砖石券顶、古希腊的古典柱式和古罗马建筑规模宏大的尺度，以及巴西利卡的建筑形式。东罗马建筑的拱券和穹窿多采用小料厚缝的形式，以减轻拱顶重量。从现存遗址上看，拜占廷的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中，某些个体建筑存在中轴对称，但整个建筑群则由各时期随意添建的建筑组成，呈现为平面不规则的自由布局。此外，拜占庭建筑与古典希腊罗马建筑意趣上也有很大差距：古典建筑更追求内观和外观的整体协调，宗教建筑中不会出现外观极为朴素，视觉上打破几何平衡感的作品，而拜占庭建筑基本放弃了建筑外观审美的追求，即便是圣索非亚大教堂，从外观上而言不过是一个毫无装饰臃肿庞大的红砖形体，只有进入了内部，才能为其穹隆与穹顶的巧妙搭配带来的轻盈感与壮阔感，以及绝妙的采光与色彩斑斓的装饰所构成的辉煌璀璨所震撼。
东罗马的教堂格局分为三类：会堂（巴西利卡）式（如圣索非亚教堂）、集中式（平面为圆形或正多边形）以及希腊十字式。就历史沿革而言，最早出现的是用以布道的传统会堂式教堂（如老圣彼得大教堂），以及作为圣祠的集中式教堂。而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创造性地在会堂中加上穹顶以后，这种融合了会堂式和集中式两种教堂形式的穹顶会堂开始在各地流行，最后演变为中晚期流行的希腊十字式教堂。教堂多用花岗岩和大理石修建， 内部装饰则采用彩色云石、大理石、马赛克和琉璃砖。东罗马建筑对东欧的宗教建筑有很大影响，在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等国都可以见到东罗马风格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此外，东罗马建筑对萨珊王朝和伊斯兰建筑也产生过影响，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萨珊王朝的建筑和各国清真寺中常见的东罗马式中央穹窿，以及清真寺内部对于光线的处理手法。
拜占庭帝国位于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带，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罗马人的饮食和服饰习惯。根据一位佚名东罗马作家的《论食物》记载[165]，不同地区的东罗马人饮食略有不同，但主食基本都是面包、豆类（加入汤或菜中）。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肉价昂贵，普通人的主食是面包、橄榄、洋葱、小扁豆、奶酪和鱼类。外地则广泛食用牛、羊、猪、马、鸡、鸭、鹅等禽畜肉类。君士坦丁堡人喜食海鱼，淡水鱼通常用来喂猫狗。其他拜占廷史料中提到的蔬菜有萝卜、卷心菜、大蒜、洋葱、南瓜、莴苣、韭菜、黄瓜，调料包括芝麻、芫荽、胡椒、丁香，水果则以苹果、无花果、西瓜、杏和葡萄为主。饮料为家酿的葡萄酒和啤酒。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加入橄榄油。各地生产的粮食主要满足当地的需求，首都和萨洛尼卡、安条克这样的大城市则依靠进口粮食，以及政府的粮仓调拨。7世纪初期帝国丧失埃及、利比亚、阿特拉斯山脉以北的阿尔及利亚、阿非利加和叙利亚等行省后，谷物产量减少，肉类消费量开始增加，羊毛和亚麻也取代产自埃及的原棉，成为纺织的主要原料。
东罗马人的服饰也因地区而异，冬季阴冷多雨的马其顿和多瑙河边境地区与干旱炎热的埃及地区服装样式有很大差别。丝绸为皇家垄断的原材料，丝绸生产被集中在希腊南部地区，丝绸的买卖也由官营商人严格控制。没有皇室的许可，平民不得随意穿戴丝绸服装。紫色的丝袍为皇帝和皇后专用的服装，高级教会人士则穿着织金绣银的锦缎教袍和法衣。普通人的服饰多由棉布和亚麻织成，从现存的东罗马绘画手卷来看，在帝国1100年的历史中，服装样式基本上为轻快、单薄的地中海风格，主要的服装样式包括长袍、披肩、腰布、皮靴。
东罗马人的首要娱乐活动为观看竞技比赛，比赛的项目包括双轮马车赛、狩猎、摔交、斗兽、杂技和小丑表演。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古罗马时代那种残酷的、以参加者生命为代价的斗兽和奴隶角斗表演已经绝迹。其他的娱乐方式包括赌博、音乐、郊游、观看喜剧和滑稽剧。查士丁尼一世的皇后提奥多拉就曾经是一名滑稽剧演员，她的父亲是一名驯熊师。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商业都会的色情服务业也十分发达。不过，拜占庭帝国普遍按照基督教教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男性的最低婚龄为14岁，女性为12岁。
在东罗马文化中，不同于当时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占星术、星象和预言的迷信。这也充分反映了拜占庭帝国受古代希腊、西亚、印度、埃及等东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东罗马的一个古老预言曾经被广泛传播，并在帝国灭亡之时得到验证：拜占庭帝国开国的皇帝是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帝国灭亡时的皇帝也将是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是海伦娜·德拉加斯）。此外，天象也被用来解释皇位的变动和国运的兴衰。1453年5月，在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星象学家曾预言说，君士坦丁皇帝将不会战败，除非满月给他以预兆。5月22日，夜空中出现月食，满月的形状变成了新月（伊斯兰教的象征）。第二天傍晚日落时，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巨大圆顶发着红光，仿佛弥漫着不断上升的血浪。这些现象都被解释为帝国即将灭亡的预兆，导致守城军民士气衰落[166]。
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拜占庭帝国并不知道或使用西欧意义上的纹章。各种标志（希腊语：σημεία, sēmeia；σημείον, sēmeion）用于官方场合和军事目的，例如显示各种图案的横幅或盾牌，如十字架或拉布兰旗。官员的印章也证实了拜占庭帝国使用十字架和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各种圣徒的形象，但这些是个人的而不是家庭的象征。拜占庭帝国的象征主要有以下几种：
除了宫廷、行政和军事之外，甚至在西罗马帝国衰落之前，东罗马各省使用的主要语言是希腊语，希腊语的使用比拉丁语早了几个世纪。在罗马征服东方之后，它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包容主义的政治实践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希腊语在东方的进一步传播和巩固。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希腊语已成为教会、学术和艺术的通用语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省之间和与其他国家贸易的通用语。希腊语一度成为口语的双层语言，这被称为通用希腊语（最终演变为通俗希腊语），与较旧的书面形式（阿提卡希腊语）一起使用，直到通用希腊语胜出并成为口语和书面标准语言[168]。
戴克里先皇帝试图重塑拉丁语的权威，使其成为东方罗马政府的官方语言，他企图使拉丁语成为当权者的语言（ἡ κρατοῦσα διάλεκτος，hē kratousa dialektos）。在5世纪初期，希腊语在东方作为官方语言获得了与拉丁语同等的地位，从色雷斯人利奥一世统治开始，皇帝逐渐开始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立法。最后一位强调拉丁语重要性的东方皇帝是查士丁尼一世，他的《民法大全》几乎完全用拉丁文写成。他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皇帝[24]。
使用拉丁语作为行政语言持续了几个世纪，尽管它越来越多地被希腊语取代。学术拉丁语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迅速被废弃，尽管该语言在一段时间内至少仍然是帝国文化的礼仪部分[169]。 此外拉丁语仍然是帝国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半岛、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半岛（特别是远离海岸的山区），他们使用的口语拉丁语最终发展成各种罗曼语族语言，如达尔马提亚语或罗马尼亚语[170]。
在多民族帝国中存在许多其他语言，其中一些语言在不同时期在其省份中被赋予有限的官方地位[171]。值得注意的是到中世纪初期，叙利亚语在东部省份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同样，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对于他们所在省份受过教育的人中也很重要[172]。后来的外交接触使得古教会斯拉夫语、中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内变得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10世纪拉丁语研究得到了复兴，到11世纪，拉丁语知识在君士坦丁堡已不再罕见[173]。亚美尼亚语和各种斯拉夫语被广泛使用，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变得更加明显[174]。
除了这些语言，由于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几乎所有已知的中世纪语言在某个时候都在帝国使用，甚至是汉语[175]。随着帝国进入最后的衰落，帝国的公民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同质化，希腊语成为他们的身份和宗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76]。
拜占庭帝国所控制过的最大领土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查士丁尼一世去世时的565年），人口颠峰值则为3400万（公元4世纪末期）。帝国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并拥有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在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中，东罗马一直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货币苏勒德斯长期以来是欧洲和西亚的国际流通货币[177]。
尽管亚美尼亚的金矿和巴尔干的丰富银矿为东罗马提供了贵金属的来源，但帝国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商业贸易中征收的关税和贸易税（此外还包括过境税、入城税、不动产转手税等名目）。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处于欧洲、亚洲交汇点，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发达的国际转口贸易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额的财富[178]。萨洛尼卡、特拉布宗、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也是帝国的重要贸易港口。东罗马的进口物资主要包括丝绸、毛皮、奴隶、粮食、贵重木材、香薰料、染料、象牙、宝石、珍禽异兽和其他奢侈品，出口物资则有玻璃、马赛克镶嵌画、高级丝织品和锦缎、武器、葡萄酒、金银货币、珠宝首饰和工艺品[43]。东罗马的通货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1磅黄金铸造72个名为“诺米斯玛塔”（Nomismata）的金币，一个诺米斯玛塔等于12个银币，1个银币等于12个铜币。一个工人一年工作280天，大约挣25个诺米斯玛塔的年薪，就可以维持衣食所需[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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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后，拜占庭帝国的国际贸易因与萨珊王朝和阿拉伯的战争而受到影响，传统的经过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商路中断，迫使东罗马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路贸易和通过黑海、可萨汗国、里海、咸海的陆路贸易路线。至9世纪，帝国的国际贸易达到最高峰。
1071年，突厥人攻占了小亚细亚，虽于1143年基本收复，但是拜占庭帝国逐渐丧失了黑海沿岸的商业据点。与此同时，由于威尼斯的兴起，以及热那亚、加泰隆尼亚商人的竞争，东罗马的商业开始衰落。诺曼人则入侵希腊南部的底比斯和科林斯等丝绸工业中心，将大批养蚕技师和丝织工匠带到西西里，打破了东罗马对丝绸的垄断地位。数次十字军运动，尤其是1204年4月13日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带来的破坏，严重地毁坏了帝国的商业地位，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180]。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若干次皇室斗争中，为了获得资金，东罗马皇位争夺者屡以商业贸易特权为抵押，致使本已遭到严重毁坏的本国商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181]。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不再是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地位被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据点夺去。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甚至在东罗马本土取得了商业特权，在君士坦丁堡郊外的加拉塔建立了商业殖民区。到14世纪，拜占廷的商业已经完全萎缩。
除了商业税收外，拜占庭帝国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还包括向元老阶层征收的地产税和向城市工商业主征收的货币税。此外还向城市工商业主征收马匹、布匹等实物税。城市公民还要交纳公证税、印花税、司法税等间接税。富有的市民还要负担路灯燃油、节日赛马、慈善机构、城市卫生和救火等费用[43]。
东罗马的农业税按照田亩面积向村庄集体征收，逃亡农民所抛下的荒芜农田所需缴纳的税收，由其所在的村庄代缴。每年5月和9月，帝国的巡回法官和税收官吏下乡征税，每3年普查一次土地状况，确定税收额度。
在7世纪初期丧失主要的农业省叙利亚后，拜占庭帝国加大了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农垦力度。当这些地方的领土也在1071年－1185年落入斯拉夫人和突厥人之手、而帝国的商业贸易又极度萎缩时，拜占庭帝国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财政困难的状况。在14世纪，为了筹措开支，安娜·德·萨伏伊皇后曾下令熔化宫中的金银器皿，铸造货币。一位记录了约翰五世加冕典礼的拜占廷史官曾哀叹道：“皇帝的大多数皇冠和冕服只是看起来像黄金珠宝，其实都是染上金色的皮革，饰以彩色玻璃冒充宝石。前朝皇帝用来品尝美酒的、缀满红绿宝石和珍珠的高脚金杯，已经被换成了白锡杯或陶土杯。……到处可以看到类似具有天然美丽的宝石和多彩绚丽的珍珠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些都骗不过众人的眼睛……罗马帝国的繁荣和辉煌竟然颓败到这种程度，昔日的荣光完全消失了……[182]”
至巴列奥略王朝末期，拜占庭帝国已经完全依靠出售皇室财产土地和借高利贷来维持必要的开支。为了筹措现金，帝国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奥斯曼人屡次割让土地，甚至连色雷斯和加拉塔等对首都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也被割让，使帝国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1423年，当曼努埃尔二世将第二大城市萨罗尼加卖给威尼斯后，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君士坦丁堡城内少许工商业税收残度余日。这一状况无疑对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3]。
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拜占庭，尤其是其历史后期的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帝国统治者和贵族对本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毫无远见的摧残。自耕农无法独自在横征暴敛下生存，而土地则遭到贵族兼并，他们被迫依附于东正教会和修道院，成为佃户而勉强过活，无法给帝国政府提供收入。工商业者在严苛的法律下无法发展，且对外国商人毫无竞争力，只能投靠威尼斯商人打下手，同样如自耕农一般，在制度层面上受限。厉以宁强调了自耕农与工商业者在客观上对拜占庭帝国运转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他们有能力维持自身，他们才有能力对帝国做出贡献，而这正是拜占庭帝国政府忽略的一点[183]。此外，帝国后期的贵族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十分薄弱，在天主教会和奥斯曼突厥人的利诱下，许多贵族直接变节投降，导致帝国的经济来源近乎完全枯竭[183]。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总体来说呈现守势状态。拜占庭的军事守势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帝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滑、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帝国人口数量下降、相对于周围民族的文化优势等等。尽管并未沾染罗马帝国末期重文轻武的恶习而影响来自本国人兵源，与其周边的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等众多民族相比，拜占庭人并不算极端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拜占庭帝国将军事看作一门艺术，更重视作战的完美性和双方的智慧较量。
早期拜占庭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边防军、野战军和驻扎于皇宫内的哥特人卫队。边防军驻扎于河流和陆地边界，服役24年；野战军驻扎在内地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地区，他们和皇宫卫队需要服役20年。在帝国边境的蛮族向帝国提供后备部队，由皇帝直接指挥。
拜占庭帝国的边防军采用军区制，军区（塞马州/军事行政州）由边防总督指挥。6世纪时，帝国有东方、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三大军区，528年设立了亚美尼亚军区，537年又设立了海上军区。边防军士兵不再是帝国的公民兵，而是兵农合一的农兵：他们从政府那里领取农田，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提供自给自足的军粮，为此他们将负担服役的义务。边防军和野战军的最基层单位为队，每队5人；两队为一连（Kontoubernion）；10连为一营（Kentarchia，因此营长又称百夫长）；4营为一团（Droungos）；6团为一师（Tourma）；3至4师组成一个军团（Thema），一军团即为一军区所应提供的兵员总额。这些军事单位同时也是兵源地的地方行政单位，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早期古罗马帝国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复活。
希拉克略皇帝时期，在帝国东部领土上普遍推广军区制，凡是被东罗马人收复的土地，都建立新的塞马州。到9世纪，在东罗马的欧洲领土上，从爱奥尼亚群岛和伊庇鲁斯经马其顿直到黑海，以及亚得里亚海滨的若干岛屿和沿海城市，普遍设立了军区。
自11世纪以后，东罗马传统的军区制度瓦解。由于多次发生军事将领插手皇族内部斗争的情况，巴西尔二世之后的历任皇帝开始解散军区和世袭部队，以遏制军事贵族的发展。他们以雇佣兵取代职业军队，同时削减军事经费，以限制军人势力。这些措施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军事贵族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造成了内部的恶性循环，而这一内部恶性循环又使拜占庭帝国在外敌的攻击面前无力抵抗，于是国势愈发衰弱，军事开支进一步削减，形成外部的恶性循环。
科穆宁王朝的皇帝力图恢复军区制，但是没有成功。至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屠杀时，东罗马军队的颓败已经达到了全面瓦解的程度。尼西亚帝国复国之后，巴列奥略王朝已经只能完全依靠外国雇佣兵（早期是突厥雇佣兵，在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战中是威尼斯和热那亚雇佣兵）了。
东罗马军队包括步兵、骑兵、辎重部队和后勤人员。步兵所用的武器包括刀剑、战斧、长矛和弓箭，骑兵使用弓箭。大型攻城武器包括抛石机、攻城槌、云梯和攻城塔楼。在守城战役和海战中，希腊火也被广泛使用。东罗马的武器生产由国家严格控制，尤其是希腊火的制作，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
由于海上贸易是拜占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拜占庭海军在帝国的早期阶段受到重视。678年，拜占庭海军使用希腊火在马尔马拉海击退了阿拉伯舰队，挫败了穆阿威叶哈里发征服拜占庭的企图。717年夏天阿拉伯军队在莫斯雷马萨统率下出动了2560艘船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海军的打击下，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军舰只剩下5艘。
但是，在外来威胁解除后，东罗马皇帝就采取了限制海军的政策。这一做法的主因是698年海军统帅提比略发动政变、出动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及711年黑海舰队发动起义、迫使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退位。10世纪后东罗马皇帝分散军权和削减军事经费的措施也影响到东罗马海军的战斗力。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后，东罗马丧失了位于小亚细亚的大部分海军基地，此后转而采用雇佣外国舰队的方式应付海上威胁。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隆尼亚人都为东罗马提供过军舰和水手。到1449年，新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从伯罗奔尼撒前往首都的时候，东罗马舰队破坏殆尽，拿不出一艘像样的船来，皇帝只能乘坐加泰罗尼亚人的商船前往首都。
由于拜占庭帝国采取军事守势，因此其筑城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拜占庭帝国的军事防御建筑中，君士坦丁堡的城防体系是最具代表性的防御工事。5世纪前期，由于君士坦丁堡人口迅速增长，因此狄奥多西二世皇帝在君士坦丁修筑的城墙边增筑了狄奥多西城墙，将城市面积扩大了两倍。由于城外就是一马平川的色雷斯平原，因此这段城防系统被设计得复杂无比。狄奥多西城墙从外向内依次为外护墙、护城河、护城河内墙、陡坡护壁、外城台（Peribolos）、外城墙、内城台（Parateichion）、内城墙，外城墙和内城墙上耸立着三百多座塔楼、角楼和碉堡，形成强大的火力支援系统。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如贝利撒留、纳尔塞斯、狄奥斐卢斯等，许多东罗马皇帝也是军人出身，具有出色的军事领导才能，例如被称为“保加利亚人屠夫”的巴西尔二世。甚至连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也在威尼斯人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的协助下指挥了君士坦丁堡的保卫战，并亲率部队抵抗敌人，在战斗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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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外交包含了他们施政的原则以及方法，是拜占庭帝国整个运作体系的环节之一，其要旨在于实践其国家的目标与落实外交政策，历史学者迪米特里·奥博连斯基曾写道：“在东欧保护人民是政府首要任务，需要凭借拜占庭外交的各种技巧和资源，维持一个统一的拜占庭最终影响了欧洲和中东的历史”[199]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关键挑战在于与其虎视眈眈的邻边诸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含了乔治亚人、伊比利亚人、日耳曼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匈牙利人、阿瓦尔人、法兰克人、伦巴底人以及阿拉伯人等民族，换个角度想这是体现以及维持帝国的动力，几乎每个周边民族都握有该地重要的资源，这些关键的资源是拜占庭帝国能否振兴罗马帝国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实上帝国终究只能成为名义上的地区形式结构，当帝国有能力设置正式外交机构，这些邻国就会前来依附帝国，有鉴于古典作家建构出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差距，拜占庭的外交手段可以说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根据马基维利、克劳塞维茨的研究，专研拜占庭的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归纳出：“从各式各样的战争中，从最初然后走向最终的胜利，在当中的任何一次战役其实都相差无几。”在七世纪后拜占庭的正规军不曾超过十四万，皇帝体系的维持主要是凭借著外交活动，拜占庭政府中的蛮族事务局（Bureau of Barbarians），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单位，借由收集帝国内部民族的重要消息来提供正确的外交决策判断[200]。
拜占庭的外交决策是由国际情势以及邻边诸国的关系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不过通常主导权是由帝国掌握[201]，然而这个过程只是尝试解决周围的问题，专研拜占庭的史学家伊万杰罗斯·克里索斯（Evangelos Chrysos）归纳出外交工作的三个过程：
为了主导这些过程，拜占庭会避免这些成员加入决策过程，例如君士坦丁堡会有各国设置的大使馆，一些皇室的成员会在其中担任要职，所以他国只能握有部分修改的权限，而大权为皇族牢牢掌控，以至于拜占庭可在外交场合中想有压倒性的胜利，君士坦丁堡当局可以胜利的因素还有他们控制了宣传系统，因而感化外国人的外交态势[203]。当古代的历史学家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收道位于拜占庭首都大使的信函，大使表示在帝国如此的款待之下难以担当重任，豪华的美食以及各种杂技娱乐，照顾其面面俱到的生活－视觉、听觉，味觉，每当在外交的场合上必身着华服[204]。 事实上拜占庭在外交的战场上的胜利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他必须面对两方的强敌，在南方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然而最后还是被土耳其人所灭），在北面有斯拉夫人和各个游牧民族－众所皆知的战争是相当耗费人力与金钱的[199]，而拜占庭巧妙的把外交当成一种武器，假设保加尔人意图威胁，拜占庭为试图以相当代价予以基辅罗斯要求协防，当基辅罗斯尝试骚扰边境，就会请求佩切涅格人（突厥人的一支）帮助，当佩切涅格人进攻，可能由库曼人和其他民族一起防御，帝国总是可以在敌人入侵后寻求到陌生的其他民族合作，所以帝国境可能的善待任何可以合作的其他民族，1282年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受到挑战，西西里国王卡罗一世阴谋推翻他的地位，最终爆发了西西里晚祷战争，另外皇帝希拉克略曾经联合西突厥汗国联合打击波斯国王霍斯劳二世[200]。
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拜占庭帝国仅存的领土是摩里亚专制国，由末代皇帝托马斯·帕莱奥洛格斯和德米特里奥斯·帕莱奥洛格斯的兄弟统治。专制国通过每年向奥斯曼人进贡，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其未能持续进贡且发动叛乱，穆罕默德二世率军于1460年5月入侵莫里亚[205]。
莫奈姆瓦夏的守军坚持了几个月并拒绝投降，该岛最初由阿拉贡海盗统治。阿拉贡的势力不久就被当居民赶出，他们随后获得了托马斯的同意，在1460年底之前将自己置于教皇的保护之下。摩里亚南端的马尼半岛在当地部落的松散联盟下进行抵抗，随后归附威尼斯的统治。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是格拉兹亚斯·巴列奥略（Graitzas Palaiologos）指挥下的摩里亚西北部的萨尔梅尼科。格拉兹亚斯和他的驻军以及一些城镇居民在城堡中坚守到1461年7月，随后他们逃离到了威尼斯领土[206]。
特拉比松帝国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前几周与拜占庭帝国分离，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个残余国和最后一个事实上的继承国。1461年夏天，特拉比松皇帝大卫招募欧洲列强参加反奥斯曼十字军的努力引发了奥斯曼帝国与特拉比松之间的战争。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大卫于1461年8月14日投降。特拉比松帝国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西奥多罗公国又坚持了14年，于1475年12月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
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子安德烈亚斯·巴列奥略声称继承了拜占庭皇帝的头衔。他一直住在莫里亚直到1460年沦陷，随后逃到罗马，在罗马教皇国的保护下度过余生。由于皇帝的职位从未世袭，因此根据拜占庭法律安德烈亚斯的主张实际毫无根据。然而帝国已经消失，西方国家普遍遵循罗马教会认可的世袭主权原则。安德烈亚斯在西方寻求生活，自封为君士坦丁堡皇帝，并将继承权卖给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
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任者继续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这种声称持续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灭亡。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像君士坦丁以前所做的那样改变了其宗教基础，并继续将他们被征服的东罗马居民（东正教基督徒）称为罗姆（Rûm）。与此同时，多瑙河公国庇护了许多东正教难民，包括一些拜占庭贵族[207]。
在欧洲的北方，拜占庭帝国给予斯拉夫民族的文字、礼拜仪式和教会使他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产生强大的精神联系。东罗马末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非亚嫁给了俄国的伊凡三世。帝国灭亡之后，俄罗斯以继承拜占廷遗产的名义，宣布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这一称号一直延续到1917年俄国革命时为止[208]。
俄国皇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企图。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设想以君士坦丁堡为俄国的新首都，以圣索非亚大教堂为自己的皇宫，[209]并把自己的一个孙子命名为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帕夫洛维奇）[210]。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这些俄国皇帝都曾发起一系列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拜占庭经常被认为是专制主义、正统精神、东方主义和异国情调，而“拜占庭”和“拜占庭主义”则被用作颓废、复杂的官僚主义和镇压的代名词。东欧和西欧作家都经常将拜占庭视为与西方相反的宗教、政治和哲学思想的集合体。即使在19世纪的希腊，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古典时期，而拜占庭传统则与负面的内涵相联系。
这种对拜占庭的传统方法已部分或全部受到现代研究的争议和修正，现代研究侧重于拜占庭文化和遗产的积极方面。艾薇尔·卡梅隆（Averil Cameron）认为拜占庭对中世纪欧洲形成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211]，卡梅隆和奥博连斯基（Obolensky）都承认拜占庭在塑造东正教方面的主要作用，而东正教又在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拜占庭人还保存和复制了古代手稿，因此他们被视为古典知识的传播者、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贡献者，以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斯拉夫-东正教文化的先驱[212]。一些学者关注拜占庭文化和遗产的积极方面，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这样描述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创造了一种辉煌的文化，可能是整个中世纪最辉煌的文化，无疑是11世纪之前基督教欧洲唯一存在的文化。多年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欧洲唯一的宏伟城市，其辉煌程度首屈一指。拜占庭文学艺术对周围的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留下的纪念碑和雄伟的艺术品，向我们展示了拜占庭文化的全部光彩。这就是为什么拜占庭在中世纪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213]
在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夜中，有一些人趁乱登上拉丁人的战舰，逃到了克里特、摩里亚、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一艘热那亚商船保留了它在那最后一夜的乘客名单，上面有六名巴列奥略皇族的人，两个科穆宁皇族，两个拉斯卡利斯皇族，以及一些次要的贵族。这些人和其他许多东罗马人携带着古代的珍贵文献流亡到西欧各国，使得生活在天主教神权世界的人们重新看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恺撒，以及其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光辉思想（但事实上，这些知识和思想大部分保存在西欧修道院中，少部分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阿拉伯王国进入西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学术早在数个世纪前便已在欧洲的天主教经院中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了[214]）。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性战胜了神性，希腊人的理性光明照穿了教宗和封建制度所构成的重重帐幕，给西欧带去了文艺复兴之光[215]。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西欧的新世界。
许多拜占廷学专家都认为，拜占廷文化在古典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之间起到了传承者的作用，拜占廷帝国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453年，拜占廷灭亡了。但是其精神永存。其巨大影响，不仅在曾经是拜占廷领土的那些国家，而且在拜占廷帝国旧疆界以外的国家中仍然存在。拜占廷文化在其国土之外的东欧和西欧甚至具有更深远和强大的影响。”[216]，“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欧洲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在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217]。”
作为中世纪欧洲唯一长期稳定的国家，拜占庭将西欧与东方新兴势力隔离开来。它不断受到攻击，却西欧得以使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塞尔柱土耳其人以及奥斯曼人保持距离。保证了西欧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期没有受到强大的东方势力的攻击，这为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的文化和宗教遗产至今仍然可以在俄罗斯、保加利亚、希腊等国家看到。在希腊的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的20个自治修道院和拔摩岛的圣约翰修道院上，作为拜占廷帝国的象征，帝国的金底黑色双头鹰旗至今仍飘扬在这些修道院的上空中。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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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巴列奥略王朝时期的皇家旗帜，早期用拉布兰旗[1]](#/media/File:Byzantine_imperial_flag,_14th_century.sv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