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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日本在中国旅顺制造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旅顺大屠杀(英语:The Port Arthur massacre,日语:旅順虐殺事件),也称旅顺惨案,是指大日本帝国军队于1894年11月甲午战争期间在清朝旅顺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与战俘的事件,因为旅顺口之战的挫折,在山地元治师团长的指挥下,第1师团下的伊瀬知好成联队长率领的步兵第2联队,连同河野通好联队长率领的步兵第15联队第3大队等一些部队在旅顺报复性的屠杀。遇难者的遗体被焚化后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今称“万忠墓”。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是北洋水师重镇。1894年11月,日军攻陷中国旅顺,对撤退至市内的清兵连续四天进行扫荡。扫荡过程事后经由市内的一间红十字会医院,美国人克里曼、英国法学家胡兰德、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世界报》等相继记载报导。[1][2]
依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旅顺大屠杀起因有二:“其一,自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日本国内报导日清战事一直是连战连胜、各战大捷、清军不堪一击,夸耀日军所向披靡的战果。可是11月18日旅顺口周边土城子战斗,日军遭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挫折,重创了第一师团长山地将军的自尊心,山地将军因此恼羞成怒。”;“其二,19日双台沟附近,山地师团长接到报告:‘我骑兵侦察兵约20名在土城子被清兵俘虏,侦查队长中万德次中尉和随同士兵,首级被清军砍下并断肢割除睾丸。’还亲眼看到卫生兵担架上,被虐杀后肢体残缺不全的日本士兵尸体。
满清酷刑的野蛮之举再次激起山地复仇的怒火,在日军攻入旅顺口时,下达了‘除妇女老幼之外,一律格杀勿论’的命令。在强烈复仇心的驱使下,日军开始疯狂的报复行动。在街市内搜索发现,逃亡的清兵换装改扮成当地住民混杂在百姓中间难以辨认,躲藏在民家的清兵继续开枪负隅顽抗。司令部接到报告后随即下达第二道命令:‘凡穿着平民服装,疑为清兵的青壮年者一律诛杀。’之后旅顺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杀人的现场,不论清兵与否皆视为清兵,百姓中老幼妇女也成为虐杀的对象。”[3]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东亚第一堡垒”的旅顺后,对逃窜到市内各处的清兵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扫荡行动,根据英国《旗帜日报》战地记者维利尔斯的报导,短短4天市内就有2万人遇害,只有埋尸的36名华人幸免于难,而这36人的帽子上还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5]。
在现场的美军观察者奥布莱恩中尉说,被杀戮的包括俘虏和平民,并且还看到了断肢,但他又说道:“在那种情况下,很多军队都会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在日军身上会发生奇迹。”[6],不过在那个从封建向文明过度的十九世纪,还是引发了那个年代欧美社会的很多反弹声,当时美国《世纪》报刊刊登的评论:“日本是披着文明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天已经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7]
据《旅大史话》记载,尸体运了1个月才抬完,花沟张家窑堆积2万多具尸体,形成一座尸山。日军下令浇油点火,烧了十几天才烧完。烧成骨灰后,草草装了4口大棺材,埋在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8][9]。
英国美国等外国对甲午一战纪录颇为详细,包含插画等在当时的报纸已经很常见,故能生动地传递消息[10]。船员詹姆斯·艾伦自称随美国货轮哥伦比亚号(Columbia)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他被困于旅顺口。他的著作《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描述了战前他沿途看到日军士兵被虐杀后肢体残缺不全的尸体。[11]但是该书的真实性遭《字林西报》、Japan Weekly Mail、《士蔑报》质疑,认为他并非目击者,书中的人名、船名都对不上号。[12][13][14]戚其章认为该书虽有错误,有关旅顺大屠杀的内容与其他史料吻合。[15]
《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中写道:“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16]日军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17]艾伦又写道:“我站在一处高地,离我不远处有一个池塘,池塘边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将一群难民往池塘赶,不一会池塘里便塞满了人。只见难民在水里乱成一片,池塘边的日本兵,有的拿枪射击,有的用枪上的刺刀刺。池塘里断头的,斩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水变成通红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里少数活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满身血污。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发出凄婉的哀求。岸边的日本兵竟拿刺刀来捅,当胸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又捅那个孩子,只见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到刺刀上,他高高的挑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那女人伏在地下,尚未捅死,用奄奄一息的力气,想要起来看看那个孩子,刚挣扎了一下,又趴下了。日本兵就照屠杀别人的方法,也将这个女人斩成几段。”[18]
《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写道:“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19]
此事件对日本社会也引起极大反响,《自由新闻》发文称《旅顺陷落的大捷报已化为万钧之雷砸向吾人头顶》,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随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亦面晤陆奥,谈及旅顺口屠杀事件时,“虽所言与美国公使略同,然其口气冷淡,令人可怕”。
丑闻传开后,陆奥不敢怠慢,急电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20]之后由陆奥宗光亲自去美国发布声明,大意为所杀的都是脱掉军服的逃跑清军,屠杀是对之前土城子战斗中被杀的日军俘虏的报复行为,在旅顺被俘的清军355人现在在日本受到很良好的对待等。并且收买媒体如中央通讯社,对率先进行报道事件的《时代周刊》进行攻击。之后给各国驻日公使发去辩解书并致歉,通知他们说:“关于占领旅顺口之际所发生的事实,因来自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声誉,且使外国人往往怀有不快之感,对我甚为不利。为此而起草了关于上述误传之辩解书。”[21]但随军采访的两名西方记者都认同有屠杀发生,一个是《纽约世界报》的克里曼,他的数字是几万人遇害,[19]另一个报道平民被杀的维利尔斯则是《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记者,不过当时媒体业没有监管,“黄色新闻”很多,比如南北战争时战事报导都有灌水的状况,大清保守与封闭的风格在当时与日本比舆论战中吃了不少亏。[22]
首先报导大屠杀的是《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他起初报导给出的数字是6万人被屠杀之谱,因为克里尔曼描述日军屠杀的具体死亡数字太夸张,所以结合曾经有些被证伪过了的消息,当时人们来看确实逻辑不太说得通[24][25][26],后来克里尔曼也广受批评为夸大煽情的误报[23]。而目前学术上比较常见的几种说法,由大往小开始算的话,首先是孙宝田事后调查的说法,他声称受害者有达到日军宣传杀敌一万的两倍,不过即使是中国学者,也承认人数超过两万多有争议,可能是需要加上郊区这个前提数字才能达到,按事后36人扛尸队点算,认为是要统计整个地区清军战俘1200人,加上市民有一万八千三百余人[27],因为当时旅顺中心已知不到2000户,按房舍容纳能力记顶多只有6,000到10,000左右[28],清军在添兵后人口也只增至约2万人的小村镇[29][30],所以基于这个史实数字与事件持续约4天的现实,日本历史学者则基本认为杀戮过万是不严谨考证,不相信当时还未现代化单靠刀具与旧式步枪可以做到这个数量,一些右翼更只认为是报复清军野蛮在先导致的战争罪行[31],而即使是大屠杀承认派比如秦郁彦等人则也分析,按这样合理推估大约死亡几千人就到顶了[32],刘含芳密派亲兵,乔装赴旅顺口调查后报称:“所杀民人实有二千六七百人,以大坑收埋,各山兵民被杀尤多,皆未掩埋。”[33],若采取现代西方著作如《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 - 1989》则一般认为人民部分不超过三千为下限。[34]
此事件仍对于日本暂时放弃进占东北具有作用,2001年埃尔曼(Elleman)总结道:“由于旅顺屠杀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哪怕是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获得的,却在各国中产生了同情中国的倾向,这也使得日本放弃了很多苦战得来的东西,特别是辽东半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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