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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日本在中国旅顺制造的大规模屠杀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旅顺大屠杀（英语：The Port Arthur massacre，日语：旅順虐殺事件），也称旅顺惨案，是指大日本帝国军队于1894年11月甲午战争期间在清朝旅顺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与战俘的事件，因为旅顺口之战的挫折，在山地元治师团长的指挥下，第1师团下的伊瀬知好成联队长率领的步兵第2联队，连同河野通好联队长率领的步兵第15联队第3大队等一些部队在旅顺报复性的屠杀。遇难者的遗体被焚化后葬于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今称“万忠墓”。
旅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门户，是北洋水师重镇。1894年11月，日军攻陷中国旅顺，对撤退至市内的清兵连续四天进行扫荡。扫荡过程事后经由市内的一间红十字会医院，美国人克里曼、英国法学家胡兰德、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世界报》等相继记载报导。[1][2]
依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旅顺大屠杀起因有二：“其一，自日清战争开战以来，日本国内报导日清战事一直是连战连胜、各战大捷、清军不堪一击，夸耀日军所向披靡的战果。可是11月18日旅顺口周边土城子战斗，日军遭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挫折，重创了第一师团长山地将军的自尊心，山地将军因此恼羞成怒。”；“其二，19日双台沟附近，山地师团长接到报告：‘我骑兵侦察兵约20名在土城子被清兵俘虏，侦查队长中万德次中尉和随同士兵，首级被清军砍下并断肢割除睾丸。’还亲眼看到卫生兵担架上，被虐杀后肢体残缺不全的日本士兵尸体。
满清酷刑的野蛮之举再次激起山地复仇的怒火，在日军攻入旅顺口时，下达了‘除妇女老幼之外，一律格杀勿论’的命令。在强烈复仇心的驱使下，日军开始疯狂的报复行动。在街市内搜索发现，逃亡的清兵换装改扮成当地住民混杂在百姓中间难以辨认，躲藏在民家的清兵继续开枪负隅顽抗。司令部接到报告后随即下达第二道命令：‘凡穿着平民服装，疑为清兵的青壮年者一律诛杀。’之后旅顺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杀人的现场，不论清兵与否皆视为清兵，百姓中老幼妇女也成为虐杀的对象。”[3]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东亚第一堡垒”的旅顺后，对逃窜到市内各处的清兵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扫荡行动，根据英国《旗帜日报》战地记者维利尔斯的报导，短短4天市内就有2万人遇害，只有埋尸的36名华人幸免于难，而这36人的帽子上还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5]。
在现场的美军观察者奥布莱恩中尉说，被杀戮的包括俘虏和平民，并且还看到了断肢，但他又说道：“在那种情况下，很多军队都会如此，我们也不能指望在日军身上会发生奇迹。”[6]，不过在那个从封建向文明过度的十九世纪，还是引发了那个年代欧美社会的很多反弹声，当时美国《世纪》报刊刊登的评论：“日本是披着文明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今天已经摘下了文明的假面具，暴露了野蛮的真面目。”[7]
据《旅大史话》记载，尸体运了1个月才抬完，花沟张家窑堆积2万多具尸体，形成一座尸山。日军下令浇油点火，烧了十几天才烧完。烧成骨灰后，草草装了4口大棺材，埋在白玉山东麓的安葬岗[8][9]。
英国美国等外国对甲午一战纪录颇为详细，包含插画等在当时的报纸已经很常见，故能生动地传递消息[10]。船员詹姆斯·艾伦自称随美国货轮哥伦比亚号（Columbia）赴华为正在同日本作战的清军运送军火。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他被困于旅顺口。他的著作《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描述了战前他沿途看到日军士兵被虐杀后肢体残缺不全的尸体。[11]但是该书的真实性遭《字林西报》、Japan Weekly Mail、《士蔑报》质疑，认为他并非目击者，书中的人名、船名都对不上号。[12][13][14]戚其章认为该书虽有错误，有关旅顺大屠杀的内容与其他史料吻合。[15]
《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中写道：“在我周围都是狂奔的难民。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16]日军击毙所有遇见的人，在街道上行走，脚下到处踩着死尸。天已经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丝毫没有停息的迹象。枪声、呼喊声、尖厉的叫声和呻吟的声音，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17]艾伦又写道：“我站在一处高地，离我不远处有一个池塘，池塘边站着好多日本兵，拼命将一群难民往池塘赶，不一会池塘里便塞满了人。只见难民在水里乱成一片，池塘边的日本兵，有的拿枪射击，有的用枪上的刺刀刺。池塘里断头的，斩腰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水变成通红一片。日本兵在一旁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池塘里少数活人，在死尸上爬来爬去，满身血污。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朝日本兵发出凄婉的哀求。岸边的日本兵竟拿刺刀来捅，当胸捅了个对穿。第二下又捅那个孩子，只见刺刀一捅，小孩子被捅到刺刀上，他高高的挑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那女人伏在地下，尚未捅死，用奄奄一息的力气，想要起来看看那个孩子，刚挣扎了一下，又趴下了。日本兵就照屠杀别人的方法，也将这个女人斩成几段。”[18]
《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写道：“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19]
此事件对日本社会也引起极大反响，《自由新闻》发文称《旅顺陷落的大捷报已化为万钧之雷砸向吾人头顶》，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对陆奥宗光说：“如果此时日本政府不采取一定的善后措施，那么迄今日本获得的名誉将完全毁掉。”随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亦面晤陆奥，谈及旅顺口屠杀事件时，“虽所言与美国公使略同，然其口气冷淡，令人可怕”。
丑闻传开后，陆奥不敢怠慢，急电伊藤博文说：“此等事实如最终不能否定，应有一定善后之考虑。”[20]之后由陆奥宗光亲自去美国发布声明，大意为所杀的都是脱掉军服的逃跑清军，屠杀是对之前土城子战斗中被杀的日军俘虏的报复行为，在旅顺被俘的清军355人现在在日本受到很良好的对待等。并且收买媒体如中央通讯社，对率先进行报道事件的《时代周刊》进行攻击。之后给各国驻日公使发去辩解书并致歉，通知他们说：“关于占领旅顺口之际所发生的事实，因来自误传而毁坏我军之声誉，且使外国人往往怀有不快之感，对我甚为不利。为此而起草了关于上述误传之辩解书。”[21]但随军采访的两名西方记者都认同有屠杀发生，一个是《纽约世界报》的克里曼，他的数字是几万人遇害，[19]另一个报道平民被杀的维利尔斯则是《伦敦新闻画报》的战地记者，不过当时媒体业没有监管，“黄色新闻”很多，比如南北战争时战事报导都有灌水的状况，大清保守与封闭的风格在当时与日本比舆论战中吃了不少亏。[22]
首先报导大屠杀的是《纽约世界报》记者詹姆斯·克里曼，他起初报导给出的数字是6万人被屠杀之谱，因为克里尔曼描述日军屠杀的具体死亡数字太夸张，所以结合曾经有些被证伪过了的消息，当时人们来看确实逻辑不太说得通[24][25][26]，后来克里尔曼也广受批评为夸大煽情的误报[23]。而目前学术上比较常见的几种说法，由大往小开始算的话，首先是孙宝田事后调查的说法，他声称受害者有达到日军宣传杀敌一万的两倍，不过即使是中国学者，也承认人数超过两万多有争议，可能是需要加上郊区这个前提数字才能达到，按事后36人扛尸队点算，认为是要统计整个地区清军战俘1200人，加上市民有一万八千三百余人[27]，因为当时旅顺中心已知不到2000户，按房舍容纳能力记顶多只有6,000到10,000左右[28]，清军在添兵后人口也只增至约2万人的小村镇[29][30]，所以基于这个史实数字与事件持续约4天的现实，日本历史学者则基本认为杀戮过万是不严谨考证，不相信当时还未现代化单靠刀具与旧式步枪可以做到这个数量，一些右翼更只认为是报复清军野蛮在先导致的战争罪行[31]，而即使是大屠杀承认派比如秦郁彦等人则也分析，按这样合理推估大约死亡几千人就到顶了[32]，刘含芳密派亲兵，乔装赴旅顺口调查后报称：“所杀民人实有二千六七百人，以大坑收埋，各山兵民被杀尤多，皆未掩埋。”[33]，若采取现代西方著作如《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 - 1989》则一般认为人民部分不超过三千为下限。[34]
此事件仍对于日本暂时放弃进占东北具有作用，2001年埃尔曼（Elleman）总结道：“由于旅顺屠杀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哪怕是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获得的，却在各国中产生了同情中国的倾向，这也使得日本放弃了很多苦战得来的东西，特别是辽东半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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