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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任天主教教皇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方济各(拉丁语:Franciscus、意大利语:Francesco、西班牙语:Francisco;1936年12月17日—),本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西班牙语:Jorge Mario Bergoglio),是天主教会第266任教宗,耶稣会会士,意大利裔阿根廷人,能说流利的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1]。1958年加入耶稣会,1969年晋铎,1997年晋牧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总主教,并在2001年由时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册封为枢机。他在2013年3月13日获选为教宗,成为首位出身于拉丁美洲、南半球与耶稣会的教宗,也是继额我略三世后1282年以来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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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 方济各 Franciscu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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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主教 | |
当选 | 2013年3月13日 |
就任 | 2013年3月19日-(11年246天) |
前任 | 教宗本笃十六世 |
圣秩 | |
晋铎 | 由雷蒙·若瑟·卡斯特利亚诺 于1969年12月13日晋铎 |
晋牧 | 由安多尼·夸拉西诺 于1992年6月27日晋牧 |
擢升枢机 | 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于2001年2月21日擢升 |
个人资料 | |
本名 | Jorge Mario Bergoglio |
出生 |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 1936年12月17日
国籍 | 阿根廷 梵蒂冈(公民权) |
居住地 | 梵蒂冈宗座宫(法理上) 梵蒂冈圣玛尔大之家(事实上) |
曾任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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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 | MISERANDO ATQUE ELIGENDO(因仁爱被拣选) |
签名 | |
牧徽 |
贝尔戈里奥于1936年12月17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意大利裔移民家庭出生[2][3]。父亲马里奥·何塞·贝尔戈里奥(Mario José Bergoglio)是会计师,母亲雷希娜·玛丽亚·西沃里(Regina María Sívori)为家庭主妇。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长子。
17岁时,他在一次前往传统庆典的途中进了一间教堂举办告解后因有所感而立誓成为神父,但他没马上告诉他人而是继续接受教育。1957年,他因感染而切除了一小部分的右肺[4]。贝尔戈里奥在1958年3月11日加入耶稣会并始发初愿,并在耶稣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德沃托镇(Villa Devoto)的神学院学习;1969年12月13日晋铎[5],并成为圣弥额尔神学院初学师。1973年除了被耶稣会选为该修会的阿根廷区省会长外,1980年更被调任圣米格尔神学院担任院长。1986年,他在德国法兰克福完成了他的神学博士论文。[6][7]
贝尔戈里奥完成博士论文回到阿根廷后没多久就被派往有耶稣会背景的柯多巴教区。不久后他被布宜诺艾利斯总主教安东尼奥·瓜兰西诺找去当助手,并在一年后升任他的首席助理。
他于1992年5月20日在瓜兰西诺总主教的推荐下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教区辅理主教,领衔西班牙奥卡教区主教;并在翌月27日正式晋牧。由于瓜兰西诺总主教身体不适,因此贝尔戈里奥于1997年6月3日被任命为总教区助理主教,以作为直接的继承人;翌年2月28日瓜兰西诺总主教离世,因此贝尔戈里奥助理主教真除为该总教区总主教[5],并出任阿根廷主教团副主席;他于同年11月6日获委任为阿根廷东方礼教长区教长[5]。
若望保禄二世于2001年2月21日宣布擢陞贝尔戈里奥为枢机,领罗马圣博敏堂区司铎衔。被擢升为枢机后,贝尔戈里奥被教宗先后任命在圣座担任礼仪及圣事部、圣职部、修会部、宗座家庭委员会、宗座拉丁美洲委员会等机构之成员。
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13年2月28日因健康问题辞职后,合资格的115位枢机于同年3月12日进行教宗选举秘密会议;经过5轮投票后,枢机团于翌日获出贝尔戈里奥为新任教宗,名号为“方济各”,之后于同月19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教宗就职仪式后正式成为第266任教宗。其创下多项纪录,包括首位来自美洲、拉丁美洲国家、南半球与耶稣会的教宗,也是继额我略三世后1200年来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宗。
2013年3月28日,方济各首次履行天主教圣周四的洗脚礼,他到罗马一间少年监狱,为12名少年犯洗脚,其中有二名穆斯林,二位少女。这是教宗首次至到监狱履行洗脚礼、教宗首次为女性洗脚、教宗首次为穆斯林洗脚。
2013年4月8日,方济各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正式举行罗马主教的就任仪式[8]。
2013年7月5日,签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及若望保禄二世的封圣文件。同年12月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时代年度风云人物[9][10],《时代》盛赞他是“人民的教宗”,拥抱贫困与生病的教徒[9]。同年12月18日,美国同志刊物《提倡杂志》(Advocate)也将方济各选为“年度人物”,指称教宗是2013年对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LGBT)最具影响力的人[11]。
2014年3月,教宗方济各向媒体谈及曾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互通信件。
2015年,他出访古巴与美国。同年9月24日,他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成为史上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天主教教宗。
2016年2月12日,他在古巴与东正教俄罗斯正教会牧首基里尔一世会面。
2021年3月,他前往伊拉克展开访问,在巴格达的圣约瑟教堂等场所为当地信徒主持弥撒[12],到访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故乡、历史名城乌尔,并在纳杰夫与伊拉克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传达出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信号,他与阿亚图拉共同呼吁穆斯林与基督徒共同为团结与和平而努力[13][14] [15]。在为期3日的行程中,他还访问了加拉格什(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市)、阿尔贝拉、摩苏尔等城市,凭吊与慰问饱受战火摧残的当地社区,并主持了多场弥撒[16],最后在3月8日返回梵蒂冈[17]。
2022年11月7日,他前往乌克兰会见当地的天主教会领导人,这是他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出访,以团结当地教徒和安抚针对梵蒂冈教廷的不满。他因为在冲突期间没有直接谴责莫斯科和普京,也没有直接点名侵略者,并暗示基辅应做出让步以安抚克里姆林宫引起了乌克兰批评。在会面期间,他重申了在祈祷和行动中与乌克兰人民的亲密关系。乌克兰大主教斯维亚托斯拉夫·舍甫丘克也赠送了他一块来自被俄罗斯摧毁的一座教堂的地雷弹片[18]。
2024年4月28日,他前往意大利北部威尼斯进行牧灵访问。他首先探望了朱代卡女子监狱的服刑人,随后会见了第6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圣座展馆的负责人和艺术家。教宗也在病人之痊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上会见了青年,并在圣马尔谷广场主持了弥撒和《天皇后喜乐经》活动。随后,他进入圣马尔谷大殿瞻仰圣人的圣髑。[19]。
2024年7月7日,访问意大利的里雅斯特[20],举行弥撒[21]。
2024年9月3日,展开第45次国际牧灵访问活动。首先抵达印度尼西亚[22],6日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23] ,9日前往东帝汶[24],11日前往新加坡[25],13日返回[26]。
2024年9月,教宗方济各展开其第46次国际牧灵访问,目的地为卢森堡与比利时。他此行旨在进行牧灵交流并促进国际和平。[27][28]。
方济各的教宗牧徽主要承继了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作风沿用主教冠、金银钥匙、羊毛披带以及盾徽,但删去了白色肩带;而出任枢机时的牧徽则和一般枢机牧徽无异,都有主教帽、象征枢机的五层红色绳索、护盾及布条。方济各的教宗牧徽以及他的枢机牧徽的护盾大致相同,盾徽底色为蓝色;正上方为太阳、十字架及“IHS”的耶稣会会徽,而盾徽的下方由左至右为一颗八角星及甘松花;盾徽下均写着他的座右铭“因仁爱而被拣选”(拉丁语: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惟颜色由银白色改为金色,五角星改为八角星。八角星喻意童贞的圣母玛利亚、耶稣和地上教会的母亲,而上一位教宗有喻意圣母玛利亚的教宗牧徽是若望保禄二世;而甘松花则喻意地上教会的圣人主保圣若瑟,而巧合的是他的就职仪式也在3月19日,是这位圣人的瞻礼日。
贝尔戈里奥之所以选择“方济各”作为名号,是为了纪念亚西西的方济各[29]。圣座特别澄清新任教宗的名号是方济各而不是方济各一世,一名圣座的发言人指出如果将来出现方济各二世才会将现任教宗的名号改为方济各一世[30]。天主教会有一项重要的传统就是教宗选用以前教宗的名号为自己的名号,若望·保禄一世在1978年打破了这项传统,将两个前任教宗用过的名号合并后用作自己的名号,在若望·保禄一世之前,要追溯到十世纪初的教宗兰铎才选用了一个完全新的名号。《华盛顿邮报》认为贝尔戈里奥选用一个从未使用的教宗名号,或许是要表明天主教会走在变革的路上[31]。
教宗方济各当选后,华人地区出现“方济各”或“方济”等中文译名[32][33][34],部分中国大陆媒体另译为“弗朗西斯”[35][36]。2013年4月底,圣座国务院将官方文件中提到的名号中文翻译正式统一为“方济各”。[37]
2014年10月28日,教宗方济各在宗座科学院发表演说,认为进化论及大爆炸理论是真实的,天主不是魔法师。但他也强调这不违背天主创造万物的理论,因为天主会在背后介入。 [38]
2013年7月,教宗方济各访问巴西,被问到同性恋问题,他回答:“如果有人是同性恋,而能怀善心追寻天主,我有何资格论断?”[39]9月19日,方济各再度表示,希望天主教会宽容慈悲对待堕胎妇女、避孕和同性恋人士[40],但教廷反对堕胎及同性婚姻的立场维持不变。
2013年12月18日,美国同志刊物“提倡杂志”(Advocate)将方济各选为“年度人物”,指称教宗是2013年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LGBT)最具影响力的人[11]。
2020年10月21日,教宗方济各接受采访时表态支持同性伴侣民事结合,他表示:“同性恋有权组成家庭。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有权建立家庭。没有人应该为此被赶出去或是变得悲惨。”同时还表示:“我们需要制定民事结合的法律。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受到法律保护。我支持这一点。”[41]
2023年12月19日,梵蒂冈宣布允许神父为同性未婚伴侣祝福的决策;但同时表示,祝福并不代表教会对同性关系的认可,祝福也不得以祝福婚姻的宗教仪式进行。[42]
在过去的14年中,贝尔戈里奥担任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权益倡导者们认为,在其任职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控告神职人员的性骚扰事件浮出水面时,他没有果断地采取行动保护儿童,或者迅速地做出行动;在他们的不当行为曝光之后,他也没有向司铎虐待的受害者表示歉意和做出补偿。[43]后来,25%的主教会议都没有将正在实施的政策落实到最后日期,来处理投诉和被指控虐待的司铎。阿根廷就在其中。[44][45]
神职虐待的受害者中的幸存者网络(SNAP)呼吁要用行动代替语言。[46][47][48]其他人,包括杰弗里·安德森(Anderson),对方济各将采取行动保护儿童充满了希望。其中,杰弗里·安德森是一位律师,在法庭上,他为受到虐待的受害者打了许多次官司。[44][49]
2007年10月,贝尔戈里奥对容忍儿童虐待表示谴责,其称之为“人口恐怖主义”。在会议中,他说道:“儿童受到虐待,没有受到义务教育或者饥渴乏食。许多儿童被迫成为雏妓,受到剥削。这就发生在位于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些五星级酒店提供雏妓服务:雏妓列在娱乐单中的“其他”标题下面。”[50]
2011年,贝尔戈里奥再次谴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儿童人口贩卖和性奴隶问题:“在这座城市,许多女孩因被拐走、贩卖、出卖等其他情况而停止玩弄洋娃娃,被迫进入妓院。在这座城市,妇女和女孩被绑架,她们不得不使用和虐待她们的身体;她们的尊严被毁坏。对于耶稣渴望得到的肉体而言,其价值低于宠物的肉体价值。我们照顾我们的狗要比对待我们的奴隶好得多,这些奴隶受到踢打,受到伤害。”[51]
方济各告诉格哈德·路德维希·穆勒(Gerhard Ludwig Müller)要果断地采取行动,保护未成年人,帮助过去受到虐待的受害者,并采取必要程序反对那些应该受到惩罚的犯罪者。格哈德·路德维格·米勒为教廷信义部的部长,为教廷各部会中的重要官员。而作为实际行动的成果就是成立了圣座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52]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UNCRC)曾批评方济各领导下的罗马教廷未能将教廷握有的儿童性虐待的相关信息提供给他们,和有效的处置性侵加害者。[53]对此教廷发言人隆巴尔迪神父回应该批评表示教廷在签署公约后就致力于儿童照料的公益事业上,而针对其批判的儿童性虐处置则表示教廷已要求各地主教及同等的教会管理者要遵照各地法律处置相关事件,并表示日后会继续进行儿童保护的事务。而教廷驻联合国观察员托玛西枢机则表示该委员会的报告忽视了近来教廷为此议题做的改变。[54]
2015年起疑似令胎儿患小头症的寨卡病毒在全球扩散,特别在天主教徒众多的拉丁美洲国家,教宗方济各首度发言指以人工避孕防疫情有可原,但仍明确地反对堕胎。方济各指堕胎是“彻头彻尾的魔鬼”,不只在天主教教义上,在人道上亦然,“为了拯救一人而夺去另一人的性命,这是黑手党所为,是犯罪、是绝对的邪恶。”同时他指面对寨卡病毒疫情,避孕并非“绝对邪恶”,更指1960年代时任教宗保禄六世亦曾允许非洲比属刚果的修女预防有系统强暴成孕而避孕。联合国早前呼吁拉美国家放宽堕胎政策,允许胎儿有患上小头症风险的孕妇终止怀孕,当地神职人员则重申教会对堕胎及人工避孕的反对立场。[55]尽管梵蒂冈教廷一贯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的避孕,但方济各暗示教廷针对寨卡疫情愿意放宽这方面的禁制。[56][57]
2012年,时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的贝尔戈里奥枢机表示“英国占领了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即福克兰群岛)[59];而于2013年3月18日在梵蒂冈接见准备出席教宗就职典礼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时,被她要求再次就福克兰群岛的主权问题表态,但方济各并没有就主权问题发表意见[60]。
2014年10月,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大礼弥撒会见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时主动引用手无寸铁地达味王投石打倒全身盔甲、手持利器的歌利亚的圣经故事,形容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和雨伞革命就像大卫挑战歌利亚。教宗笑着说:“啊!啊!这就是用‘投石器’去打仗的那位。”陈日君则回应:“我来自香港的‘战场’,你大概也知道吧!请为我们祈祷,不要让暴力发生。”然后再亲他的手。陈日君相信教宗鼓励他“不要害怕,天主在大卫身边。”他也相信大卫象征着香港学生,教宗的鼓励是指天主会助佑大卫战胜巨人。[61][62][63]
2019年开始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间,教宗方济各和梵蒂冈教廷迟迟未对香港局势做出正式表态,陈日君多次对这种沉默提出批评[64][65]。2019年11月26日,教宗结束亚洲访问自日本返回梵蒂冈,在飞机上举行了记者会。在被问及香港局势问题时,他表示游行示威是很常见的事情,在法国、智利、尼加拉瓜、西班牙皆有发生,他暂时无法一一评估,并呼吁各方能透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66]。
2014年8月,方济各在访问韩国时在首尔明洞圣堂主持弥撒,开始时表示“为了由一个个家庭所构成的韩民族之和解而祈祷,这比任何事都来的重要”,还提到天主所赐予的和解、团聚与和平等恩惠,与天父之“会心”恩宠毫无分离,并相互连结。提出让因灾难与分裂而离散的百姓团聚并繁荣其未来是天父所许下的承诺。并且呼吁“作为教徒与韩国人,我现在请求大家断然扬弃猜忌、对立与竞争的思考方式,为努力营造福音教诲社会及立足于韩民族高贵传统价值的文化而迈进”。[67]
2013年9月23日,教宗方济各发表演说,认为现代经济体系不应该继续崇拜钱神[68],称这是“拜金牛犊”(偶像崇拜),呼吁世界领袖将更多的帮助给予穷人。[69]就金融危机,教宗批评放肆的资本主义,称这是“暴政”,是用纯消费能力来论断人类,称这种“拜金”的人十分可悲。[70]“在攻击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时,教宗称社会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由于“绝对自治的市场和金融投机的意识形态,它们拒绝了国家监管的权利,并自己承担了提供公共品的义务。”[71]
方济各说经济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允许金钱对我们的统御,伦理道德却常常被斥为麻烦,以致被无视。[71]“更可悲的是,今天人类认为自己就是消费品,可以被使用、被丢弃。我们开启了一个丢弃文化。这个趋势可以从个人和整个社会层面上看到;而且它被提倡了!在这种环境中,团结,即穷人的财富,常常被认为是反生产的,是与金融逻辑和经济相悖的。当少数人的收入成指数地加增,大多数人却被剥夺了。”[72]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3年5月18日,即当日晚些时候下令对金融市场进行紧缩控制。[73]方济各多次提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备受重创的希腊和南欧天主教国家。[74]方济各认为教堂不应该只是宣称神学,而是去以实际行动帮助饥饿、儿童、无家可归者、被冻死的人。[73]
纽黑文大学的乔治·哈利(Haley)称:“和许多人一样,他认为除非降低收入差距,资本主义无法幸存,就他呼吁一个更欧洲版的资本主义进步而言,我认为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大萧条之后,更多的人需要社保网,(……)将言论转化为行动的一个方式是利用教会的力量(……)如果方济各是认真的话,他可以利用梵蒂冈外交使节团来游说政府,提出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方案。”[75]
罗希特·艾若拉(Rohit Arora)则担心方济各无法提出实际具体的方案来解决收入不公,认为如果教宗是认真的,他应该着手行动。约瑟夫·帕斯托雷(Pastore)天主教会的财富阻止了方济各选择立场,不知道方济各对教会的改革能走多远。[75]
在2013年9月,方济各访问了意大利最贫穷的一个区域,谴责了大企业和“拜金”,他回顾了自己家庭经历,以及在美国的经济危机:“我年轻的父亲去阿根廷,幻想着能想在美国一样,但在二十世纪30年代,他受到危机的可怕打击。他们失去了一切。那儿根本没有工作。”[76]
方济各谴责“市场自治”和“金融投机”,在长达84页的宗座劝谕书《福音的喜乐》中称其为暴政:“正如诫命‘不可杀人’为保护人类宝贵生命所设立清晰界限一样,今天我们对经济排斥和不公说‘不可杀人’。例如,经济杀人……新的暴政诞生了,看不见又常常虚拟,单边地、残酷地自定法律章程。对此腐败频发,逃税普遍,并在全球尺度上蔓延。对权力和占有的欲望是没有边际的。”[77][78]
2007年,在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上,贝尔戈里奥说道,“我们生活在世界最不平等的地方,这里生产得最多,然而减少的穷困最少”,“商品仍然分配不平等,这引起了一种社会罪恶行为,大声抱怨天堂,还限制了我们众多的兄弟过上更加富足生活的可能性”。[79]
2009年9月30日,阿根廷城市研究生院(EPOCA)在阿尔韦阿尔皇宫酒店组织会议,标题为“Las deudas sociales de nuestro tiempo”(“我们时代的社会债务”)。贝尔戈里奥在会上发言,他引用了1992年召开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上的“Documento de Santo Domingo”[80],即“极端贫困和不公平的经济结构造成了极大的不平等”,这违背了人权。[81][82]他继续将社会债务描述为“不道德的、不公平的和不合法的”。[83]
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务员罢工的48小时期间,贝尔戈里奥注意到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穷人被迫做吃力的工作”,而“富人却受到避开公平的称赞”。[84]2002年,在发生经济危机期间,贝尔戈里奥强烈批评掌权者,说道,“我们不要忍受令人悲痛的表相,在这表相之下,那些人一直寻找着新的撒谎方式,不承认自己紧紧掌握着他们的特权、贪婪和利用卑劣手段挣来的财富。” [85][86]2010年5月,20位主教在卢汉大教堂前面组织集会,纪念阿根廷成立二百周年。其中,卢汉主教座堂是天主教重要的机构和朝圣目的地。贝尔戈里奥批评道,“那些拥有充足的财产生活下去的人”(los suficientes),“那些不关心最贫困的人的人”,并劝告卢汉的圣母玛利亚“关心我们的祖国,特别要关心那些最容易被忘记的人”。[87]2011年,贝尔戈里奥使用非正式的语言说道:[88]“每天都麻木得活着,这座城市非常明白如何进行贿赂,在麻木之下,人们的良知都入睡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贿赂的城市。”[51]他补充道,学校讲授奴隶制已经被废除了,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cuento chino):“在这座城市,每天上演着各种形式的奴役生活。在这座城市,工人们在暗中运营的血汗工厂里受到剥削,如果是移民,就被剥夺了脱离的机会。在这座城市,许多儿童已经在街上流浪数年……这座城市没有并且仍然没有将他们从结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即无家可归。”[51]
2001年,为响应天主教会深切关心艾滋病受害者的行动,他去了一家收容所。在那里,他为12位艾滋病患者洗脚并亲吻了他们的脚。[79]
方济各大胆地讲出了2013年4月倒闭的拉纳广场服装厂,该工厂杀死了一千多人,并谴责工人收到的微薄的工资,说道:“在孟加拉国发生悲剧那天,一个标题真地打击到了我,即‘每月靠38欧元生活’。那就是死去的人们每月收到的工资。这就叫做奴隶劳动。在当今世界,这种奴隶制违背着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创造、工作、拥有尊严的能力。多少兄弟姐妹感觉自己处在这种情况下!不公平地支付工资,不提供工作,因为你们只看资产负债表,只看如何赚钱。那就违背了上帝!”[89][90][91]
方济各呼吁同情难民、流离失所的人和人类拐卖的受害者。他说这样的人需要特殊的教牧关怀,帮助他们融入主方社会之中。[92]
他就职后不久,据说当提到政治或者经济时,很难将方济各归为保守派或者自由派,部分原因是,与其前任比起来他写得很少。他来自一个“社团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和差不多法西斯主义者”的国家。神父西里科(Sirico)说,尽管他认为教宗会支持福利国家,但是他同样能“充分理解工作和支付工资的重要性。”[93]
在向罗马天主教世界和平日发出的信息中,他批评了“拥有更多的人和必须同意吃面包屑的人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号召国家缩小财富差距。[94]
方济各认为浪费食物就像偷窃饥饿的人。他说: 这种浪费的文化甚至使我们对浪费和处理食物感到无动于衷。不幸的是,当全世界有许多人和家庭在遭受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时候,这种行为显得更加卑劣。曾经,我们的祖父母会非常认真地不会扔掉任何剩余的食物。消费者主义已经使我们习惯每天过度地浪费食物,对此,有时我们再也不能给出一个公正的价值。扔掉食物就像偷窃穷人和饥饿的人的餐桌。[95]
方济各说,在21世纪,人们仍然遭受着饥饿并会死于饥饿,这是可耻的,他号召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食物,确保食物资源充足,但是食物分布不均匀: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并且必须做,以便代表穷人重新唤起国际活动,这些活动是因更多的东西而被激发起来,而不仅仅是因为善意、更坏的事情或者经常没有遵守的承诺而被激发起来。当前的全球危机也不能继续用作托辞。对于有人性的人和人的尊严而言,只要各种情况和生活条件没有通过检查,危机就不会彻底结束。[96]
方济各将童工描述为瘟疫,它剥夺了儿童正常的健康童年;儿童本应该拥有时间来玩耍、学习和成长。教宗说许多女孩不得不做家务劳动,但是她们做这些劳动的情况可以比得上奴役,许多还受到虐待。[97]2011年,在参加选举之前,他就已经强烈反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剥削无家儿童的“结构奴隶制度”。[51]
在罗马之外,方济各第一个拜访的地方是意大利的蓝佩杜萨岛,许多非法的穆斯林移民登陆的地方。一些是难民,其他的是经济移民。他反对面对他们处境的“全球中立”,呼吁“苏醒良知”,解决这个问题。方济各将花圈扔进大海,纪念那些试图到达欧洲却溺死的人。他说这些逝者是“心中的一根刺”。教宗讲道,“我们已经失去了承担兄弟责任的意识,”“已经忘记如何哭泣”那些在路上死去的移民,还有“我们已经习惯其他人的痛苦,这与我们无关,我们对这没有兴趣,这不关我们的事!”。教宗还谴责了人口贩子,他们依靠使用不安全的船只运送绝望的移民获利。[98]
谈及皮诺·普吉立斯(Pino Puglisi)在接受选福礼之后的一日,有组织犯罪集团西西里黑手党奉命杀死了一位神父,方济各谴责了黑手党。他请求天主转变这些人的心,将参与黑手党的男女都能皈依天主。“我想起了如此多的黑手党剥削过的男人、女人,甚至儿童经受过的巨痛,”方济各说,他进一步谴责黑手党,“让他们做使他们成为奴隶、妓奴的工作。”[99][100]英国广播公司的大卫·维利(Willey)说,在过去,天主教会受到指责,因为它与黑手党组织“我们的事业”保持着模糊不清的关系,数十年来,他控制着西西里岛上的有组织犯罪。透过对殉道神父普吉立斯(Pino Puglisi)的宣福礼,教会强烈反对黑手党犯罪-已经获得缄默法则的保护[101]。
2014年6月21日,方济各参访深受黑手党光荣会之行动影响的意大利卡拉布利亚,并前往小城西巴里探访了于年初因黑手党枪击使一对祖孙遇害的一户家庭,方济各在此宣布该地区所有黑手党成员都将自动被绝罚。
2022年2月,当俄国对乌克兰进行侵略并发动这场俄乌战争后,方济各访问了俄罗斯驻罗马教廷大使馆,这被描述为“前所未有的举动”。[102]方济各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在梵蒂冈努力寻找“谈判空间”的同时,他“很难过”[103]。“圣座愿意竭尽全力为和平服务,”教宗在3月初宣布他将派遣两名枢机主教带着援助去乌克兰时说[104]。这些特派使者是教宗赈济所所长康拉德·克拉耶夫斯基枢机主教,以及圣座负责处理移民、慈善、正义与和平事务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切尔尼枢机主教。这一使命涉及数趟行程[105][106],被认为是梵蒂冈一个极不寻常的外交举动[107]。教宗方济各于2022年3月25日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举行奉献礼。[108]
方济各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拒绝明确谴责的立场,同时他在战争期间多次引起俄乌双方的争议[109]。
2022年4月耶稣受难日期间,梵蒂冈组织了一次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象征性和解活动——在罗马剧场上让一名乌克兰妇女和一名俄罗斯妇女背负着十字架。方济各的尝试结果激怒了许多乌克兰人[110][111]。
2022年5月,方济各在对意大利《晚邮报》一次采访中暗示,乌俄战争可能是因挑衅引起,并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部分行为归咎于西方,并对武器贸易表示谴责,但表示无法回答向乌克兰人提供物资是否正确的问题。同时,尽管他呼吁乌俄结束战争和表示想访问莫斯科的意愿,但拒绝谴责普京的战争行为[112]。
2022年6月13日,方济各在5月接受天主教杂志的采访内容被公开,他再次声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被挑衅的,并拒绝将乌俄战争正在进行的冲突简化为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区别。他也提及曾与一位身份不明的国家元首的谈话,对方在战争开始前与他交谈,表示对北约在俄罗斯门口的扩张表示担忧[113][114]。
2022年8月24日,方济各在谈及乌克兰的战争中,将俄罗斯极端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女儿达里亚·杜吉娜称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她在莫斯科附近被汽车炸弹炸死。乌克兰驻梵蒂冈城大使安德烈·尤拉什(Andrii Yurash)批评方济各将已故的俄罗斯宣传员达里亚·杜吉娜描述为“战争的无辜受害者”的声明“令人失望”[115][116]。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随后也召见梵蒂冈驻基辅大使抗议,表示对方济各的言论感到心碎。8月30日,梵蒂冈教廷新闻办公室为方济各没有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指控发表辩护声明,强调教宗方济各明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117]。教廷内有观点认为,方济各频频发表亲俄立场的评论,表明他需要更换其顾问和重新考虑教廷自冷战时期一直主张的东方政策。同时也批评乌克兰媒体过度关注方济各的言论,而忽视了他对乌克兰战俘的倡导[118]。
2022年9月,方济各指出,乌克兰拥有自卫的合法权利,即使在很糟糕的情况下,与侵略者对话也是必要的,后来又表示乌克兰人是野蛮、怪物和酷刑的受害者,是高尚的人民[119][120]。
2022年10月2日,方济各向普丁和泽连斯基喊话,呼吁普丁制止暴力和死亡的螺旋式上升,并表示核升级将带来无法控制的全球后果,亦要求泽连斯基对“严肃的和平建议”持开放态度,同时方济各承认乌克兰遭受了“侵略”,并且“对乌克兰人民的苦难感到痛苦”[121]。
方济各后来在11月28日耶稣会出版物采访中,首次明确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中“最残忍”的行为参与者归咎于车臣人、布里亚特人等少数民族。他在受访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表示“因为有很多关于军队的残酷行为的信息,一般来说,最残忍的也许是那些属于俄罗斯,但不属于俄罗斯传统的人,比如车臣人、布里亚特人等等。当然,入侵者是俄罗斯。”尽管这是他在进行了10个月战争后首次明确表达谴责立场,但也被视为试图避免俄罗斯人军队受到批评而进行了区分。俄罗斯随后指责方济各区分俄罗斯民族团结的言论,并向教廷发出了外交抗议[122]。一些代表俄罗斯境内非俄罗斯族裔的非政府组织也向教延致信,要求就方济各发表具有冒犯性和未经证实的言论作出澄清和道歉[123]。教廷随后于12月15日向俄罗斯发表道歉声明,称双方已进行了外交接触[124]。
2023年8月30日,方济各呼吁俄罗斯年轻人要记得自己是彼得大帝等俄罗斯帝国君王的子孙[125]。方济各的这一言论遭到乌克兰和立陶宛的谴责,立陶宛立即召见梵蒂冈大使表达抗议。俄罗斯方面表示方济各的话“非常令人满意”。[126]
2024年2月,方济各接受瑞士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拿出“举白旗”的勇气,并透过谈判终结与俄罗斯的战争[127]。3月9日,瑞士法语广播电视播出采访内容引起舆论哗然,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等国家和宗教领袖接连回应,将侵略者和受害者放在相同地位上并称之为‘谈判’的人相当于鼓励前者的暴行,并谴责教宗的言论[128]。教廷随后对此澄清表示,方济各的意思是呼吁与俄罗斯停火,而“举白旗”意味着“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勇气谈判达成休战”,而不是指投降,并指“白旗”一词,是教皇引用了采访提问记者用词[129]。
2024年8月25日,方济各谴责乌克兰于8月24日通过一项禁止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宗教机构在乌克兰境内活动的法律,称这一举动可能会侵犯宗教信仰自由,还表示他将继续悲痛地关注乌克兰的战斗[130]。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对方济各的批评做出反应,指出各种宗教机构都受到来自国外信息空间的影响,即使在梵蒂冈也不例外,他强调俄罗斯在信息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并希望设置一个适当的机构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宣传工作,以免信息的缺乏被俄罗斯的宣传所填补[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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