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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法大罢工（英语：The 1884 Strike of Hong Kong）是香港开埠初期历史中一项社会运动，发生于1884年9月至10月。在中法战争的影响下，香港工人拒绝为法国军商业组织提供服务。不合作运动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压制下演变成大罢工，由零星冲突发展成暴动。罢工和暴动期间，香港市面萧条，贸易全面停摆。
促成罢工运动有多个因素，其中包括战争形势在香港的传播、广东政府发出的谕示和香港政府的打压，事件中亦涉及香港华人领袖阶层、三合会工会和低下劳工阶层所作出的不同程度影响。暴动的发生惊动清政府和英国政府，一度成为国家层面的外交问题，加上各方经济利益受损令到各方致力将局势降温，最后结束罢工。
运动的起因、罢工的动机、暴动的责任在中英官方和民间各有不同的描述和观点。此事件并不及20世纪香港其他同类型事件般被留意和研究，亦没有被香港教科书所提及，被大多数香港人所淡忘。直至20世纪末，不少学者从史料当中研究此次大罢工对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政治参与、劳工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等思想的影响。
至1881年，香港已有超过150,000华人定居，占总人口超过90%，其势力足以影响殖民地的日常运作。[1]在洋行担任买办或自立商号的华人精英，建立南北行公所和东华医院等组织，成为香港社会与香港政府及清政府之间的桥梁，从中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低下阶层在各行各业谋求生计的同时，亦开始为个人和群体争取权益。
自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工人已开始组织工会并就抗议恶法实施而罢工，包括1844年反人口登记法罢工、1862年艇户抗议发牌、1863年轿伕抗议发牌罢工、1872年咕喱反对征收咕喱馆登记费、1883年小贩和人力车车伕与警察发生冲突，以及1884年8月反人口登记法罢工。[2][3]这些罢工运动大多集中于某一行业、某一族群。在政治方面，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香港发生沙井练勇和毒面包案等反英事件。但在战事期间，香港市面仍然如常运作，没有工人拒绝为英国和法国人工作。这次大罢工是香港首次发生的大型社会运动。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开始侵入中国传统的属国越南。1883年12月，法军进攻驻扎在越南红河三角洲东京的清军并占领该地，中法战争不宣而起。19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同意清军自东京撤兵，以换取进一步通商来往和边境安定的承诺。6月23日，法军到谅山附近的北黎接防，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但清军要求法军向北京发电要来命令才能执行。法军强硬前进到清军阵地，清军开火，造成“北黎事件”，法军死24人，清军伤亡三百。
法国随即多次照会清廷要求所有清军从越南撤出，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慈禧太后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法方谈判未果，双方重启战端。
8月5日，法国舰队强攻基隆，将战事扩大至越南境外的台湾海峡，但法军登陆基隆后不敌清军而撤退。8月23至26日发生马江之役，驻福建马尾的福建水师主力被歼灭，9艘战舰沉没，30余艘战舰受损，造成1,796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作为英国殖民地和一个位于中国沿海的中立港，香港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所有国家，包括法国和中国都能透过香港索取有用资源。香港是法军的修船补给的中转站，同时是广东军队购买军火及获得银行贷款的来源地。
两广总督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广东巡抚倪文蔚等人因担忧法军即将进攻广东，为了鼓动海外华人与国家站在同一阵线对抗外敌，对法军造成破坏，并增添舆论压力，在8月至9月中发出多项谕示，包括8月21日的《严禁汉奸示》、8月30日的《悬赏示》、9月9日的《谕沿海居民出洋华人立功优奖示》、9月12日的《禁汉奸受雇当兵及为法人修船示》，警告向沿海居民、出洋华人不得帮助和接济法军，不可为法军工作，并对破坏法军船只物资、毒杀法军的人予以奖赏，否则视为汉奸，以谋叛罪惩治，亲属一并连坐处分。[4]
8月23日马江之役，福建水师大败的消息很快传至香港，亦有从福洲等地逃到香港的难民作亲身见证战况。广东政府驱逐在粤法人，上海、广东多地发生多宗反法冲突事件，教堂遭到破坏，不少广东人民因担忧法军准备进攻广东而走难，船票一扫而空。[5][6][7]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曾建议清政府悬赏法军的人头，遭香港政府警告。[8]
广东政府的谕示被香港多间华文报纸刊登，包括《循环日报》、《华字日报》、《维新日报》、《中外新报》、《新华日报》、《卫生日报》和《文摘周报》等。[9]由于港澳华人与清国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很多人在广东有家室、财产和业务，谕示对他们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香港政府担心谕示会对香港华人社会产生不良作用，要求张修改谕示措词，但张拒绝并作出辩护。[10]9月25日，香港政府针对清政府谕示鼓吹华人毒杀法国人一点，以“煽动谋杀”罪名起诉登出谕示的华字日报的主编，但政府最后败诉。[11][12][13][14]
9月3日，因参与炮击台湾和福建沿岸而受损的法国军舰拉加利桑尼亚号（La Galissonnière）抵达九龙黄埔船坞作维修，英军鸣礼炮迎接。[15][16]9月7日，法军将领利士比登岸办公，在广东政府的悬赏令威胁底下，香港政府因担心其人生安全而安排警员护送。[17][18]9月11日起，船坞工人拒绝修理军舰。[19][20]9月14日，法国军舰亚爹兰号（Atalante）在长洲海面截停往来香港和台山的广海号轮船，并以怀疑该船是海盗船为由，将原用作防卫海盗的八尊旧枪炮掉进海中，同日抵达黄埔船坞，同获英军鸣炮迎接。香港工商界对法军非法搜查香港船只表示震惊，担心海港会被法军封锁，影响香港日常供应。[21][22][23][24][25]油漆工亦拒绝为另一艘属于法国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的邮船和路加号（Volga）髹油。法军于9月18日收到消息，指有船坞工人计划破坏拉加利桑尼亚号，于是寻求英方保护，政府派出两艘消防轮在船坞通宵戒备。[26][27][28]
船坞工人的罢工行动激起其他行业仿效，自9月中起，有咕喱集体拒绝为法船运煤。有多间华商拒绝向法国人出售煤炭和军火。[29][26][30][31]
9月22日，法商云顺诺（Francis Vincenot）在中环海傍欲租用驳艇将牛只等物资运上法国军舰，遭多家艇户以船太小或已被雇用为由拒载。[32][33]他控告五家艇户拒绝提供服务，其中四家艇户于9月26日被罚款港币五元，金额差不多等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34][35][36][37]9月26日，11家艇户拒绝为法国轮船公司邮船地毡拿号（Djemnah）卸货，其中8家艇户同于9月29日被罚款五元。[34][38][39][40]在法庭内，有船伕作供指他被广东的政府人员以对其于广东的亲人不利作要胁，逼迫他们拒绝为法国船只工作。在法庭外，香港政府的无理惩罚被视为是对反法行动的强烈打压，工人的怨气急升，各帮派组织联合筹划更大型的罢工行动，将针对法国船只的行动升级至针对所有外国船只。
9月30日，香港艇户发起大罢工，包括洋行雇船在内的船艇集中开往对岸华人聚居的油麻地停泊，港岛岸上的码头咕喱亦响应加入罢工。平日车水马龙的维多利亚港顿时变得死寂一片，所有载人载货活动停摆。有数艘艇户仍然继续接单，拒绝罢工。下午，近千名群众聚集于西营盘海傍，向拒绝罢工的艇户掷石，并将船艇驶走，中区警署的警察到场驱散滋事份子。在中环毕打码头和林柏码头（现今安乐园大厦和大昌大厦），只剩下包船停靠，其他舢舨不见其踪。晚上，有人在云顺诺位于中环砵甸乍街街口的商铺外贴上告示，恐吓炸毁该铺，并警告华人员工尽快离开。另外，在皇后大道西则有告示控诉政府对拒绝为法国人工作的艇户罚款不合理。[41][42][43]
10月1日，罢工持续，只有在东角有数艘船艇营业。[44]身处香港的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林梅（Maurice Lemaire）准备前往越南就职，香港大酒店的员工拒绝为他服务，船艇拒绝接载，香港政府唯有派出政府驳船送他上船。[45][46]下午，政府在行政局会议中商讨应如何平息事件，其中有官员提议退回罚款，但署理港督马师否决了这方案，认为不应干涉巡理府的判决。另一方面，署理华民政务司骆克多次接见艇户及艇户头人，实行软硬兼施，希望说服艇户复工。[47]
10月2日，罢工持续。艇户坚持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并要求政府退还罚款。毕业于拔萃书室、懂英语的工人代表赖忠到水警处及船政厅向警察争取释放被捕的艇户，但警方指被捕者违反商船条例为由，拒绝放人。在罢工组织的基础下，赖忠当时联合香港其中12个工人帮会成立和合图，组织运作至今。[48]
10月3日清晨，停泊在九龙华界附近的艇户准备复工，重新为法国人以外的船只工作，警队早已在场戒备。艇户驶近西营盘时，遭岸边大批码头咕喱掷石、砖头和杂物，以阻止他们泊岸，连垃圾船亦被波及，艇户唯有驶回九龙。警察拘捕一名掷石者，但他的队伍被大批群众包围和殴打，试图救出被捕者，警察带同被捕者撤至西区警署。
这群咕喱随即到西区的主要道路上将轿子、人力车翻倒，阻止轿伕、车伕为洋人抬轿拉车，在西营盘至上环一带袭击在街上遇到的洋人、轿伕和车伕，洋人酒吧被迫关闭。在上环，有两名洋人包围殴打，两名坐轿的督察和卫生帮办被示威者掷石和殴打，他们需躲进皇后大道中332号 Land We Live In 酒店避难。一名警长上前协助拘捕一名示威者，但亦被其他示威者包围殴打。在广东码头（现今林士街停车场）外，英国货轮宁波号一名轮机工程师被群众拉出人力车追赶，他躲进一间店铺避难，群众在门外叫嚣和掷石。他被群众拉出店外殴打和夺去财物。
早上8时，一名警长率领6名锡克警察，到掘断山街驱散示威者。示威者向警察掷石并向西推进，警察向示威者员开枪约二十发还击。由于警力不足以应付群众数量，加上有警察被抢去枪支和弹药，遂撤退至西区警署（现今西区裁判法院），向中区警署要求增援。冲突中有一名年约16岁的示威者中枪死亡，脑浆遍地，另外有5名锡克警受伤。英国海外传道会医生何达（Dr. Edward George Horder）在皇后大道西被一群示威者掷石和殴打，差点被勒死，示威者们争夺他口袋里的金钱，身负重伤的他乘机向东面逃去，在掘断山街交界的获增援的中区警署警员拯救并护送到国家医院救治。[49]
早上11时，西区警署集合尚余的警察再次出动，向东驱散示威者。中区警署派出大量警员增援，经阁麟街和皇后大道西向西扫荡。冲突再起于皇后大道西和掘断山街交界，警队把示威者驱散上掘断山街，但群众占据水坑口大笪地高地和附近唐楼的骑楼叫口号和掷石，在大笪地附近，一名印籍骑警堕马，他立刻跳上马围绕奔驰，向群众挥舞佩刀。有一名黄埔船坞工人见到他把一名袭击者的头斩掉，但在官方报告没有此纪录。暴动形势在下午1时左右受到控制，警察在大笪地拘捕28名示威者，其他示威者往山上华人区域逃去，躲藏于多所咕喱馆里。事件中估计有多人受伤，中区警署有两警受伤，一名华人更练受重伤。
同于11时，马师收到消息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军部支援，并决定对被捕示威者立即进行审判。两队驻扎在美利兵房的英军带备刺刀枪支在皇后大道西巡逻但没有严重冲突发生，有人在屋内和街角向军队掷石和吐口水。[50][51] 午间，大道两旁店铺的外墙遗下告示，号召洋行旗下的艇户和咕喱加入罢工，有人威胁会于当晚烧毁城内三个地方。港岛西区一带的店铺大部分全日关闭。[52]
下午4时，28名被补者在巡理府受审，首8名被告被定罪，6人判监禁12个月，另外两名青年被判监禁6个月。警察搜查皇后大道西的华人店铺，将藏于店内的火药充公，有渔民惯用火药作爆破捕鱼，有三人因非法管有火药被罚款三元。[53]
晚上，100名英军驻守东华医院，警员在街上巡逻，水警监视海面，防止混乱持续。[54]政府禁止中秋节巡游活动，但有些地方仍照旧举行。[55][56][57][58]
身处广州的张之洞被指一直透过东华医院领导何昆山、罗寿嵩观察香港形势和接收汇报，彭玉麟被指亦与港九三合会组织有联系。[59]当日，张之洞担心事情失去控制，影响广东的军需运输，急发电报指示东华医院领导层“适可而止”。[60]
香港政府透过英国驻北京领事白加士照会清廷抗议广东当局的谕示，总理衙门颁布一篇诏令责广东当局为香港局势所带来的影响。[61][62][57][49]张之洞回应总理衙门质询，指出他自己并没有在香港发布谕示，官员亦不会要求工人罢工而令他们失去收入。相反，罢工行动纯粹出于爱国，而且是自发的。[63]翌日，香港政府贴出告示指张之洞的谕示无效，希望工人尽快复工。
10月4日，大部分工人继续罢工，大街上有大批警察和军队巡逻，昨日的冲突地点掘断山街和大笪地变得水静鹅飞。有舂米工、湾仔运煤工亦罢工，米价随即上涨。坚尼地城屠房（现今坚尼地城游乐场）工人收到三合会份子的警告，一度准备停工，直至西区警署派队来保护才能开始工作。普遍地区的轿伕和车伕已全面复工，但市面仍然有零星暴力事件发生，包括多宗向艇户和洋人的掷石事件。[64][7]华商登报劝喻艇户和咕喱复工，认为不做生意对谁也没好处。早上，一批咕喱聚集，准备破坏位于中环街市旁、卖煤给法国船只的荣记商号，警察闻讯赶至驱赶人群。有人从兴隆街冲出皇后大道中袭击私家人力车的车伕和乘客，有两人被捕。在西营盘，有车伕被数人殴打，遭洋人乘客鸣枪警告驱散。[55]当日和10月6日，有华商不为从基隆来港补给的的法国军舰提供物资。[65][66]法国传道会难以从华商处取得食粮和物资。[67][58]
当日，东华医院领导何昆山和李德昌召集约20名街坊领袖在南北行与组织罢工的咕喱头和艇户头人开会，希望劝导艇户和咕喱复工，他们承诺向政府要求取消罚款，并保证不会强迫工人为法国人工作。他们亦有邀请署理辅政司史钊域出席会议，但被拒。史钊活认为骆克已可以直接接触到艇户，无须倚靠华人领袖势力。[68]
史钊活在下午召开另一个会议，邀请华籍太平绅士和东华医院董成事局成员出席，他们没有向官员转达取消罚款的要求。仁记洋行买办、东华医院创院人梁安为政府起草了一份公告，并提议东华医院董事在医院大门外劝喻工人复工，被史钊活拒绝，认为东华医院在事件上没有角色可扮演，亦不应再组织公众集会，增添混乱。与会者认为可以直接用东华医院的名义发出公告，史钊活强烈反对，批评东华医院试图从政府手上夺取管治权力。经多番商讨，史钊活最后同意华人领袖以非官方名义和在没有任何承诺下发表公告，劝喻工人复工。[69][70][71]
同日下午，马师亲自出动会见艇户头人，并向他们保护艇户复工后的人身安全，他们表示仍感担忧。马师暗自认为他们只是借词推搪，似乎是在等待某个指令去决定是否复工。[72]他亦透过骆克向工人转达，愿意复工的人经上诉后可能获取消罚款，但无人理会。[73] 马师在事后推论，可能已有组织将罚款退还给艇户，而香港每日杂报则推测是东华三院董事会为了平息事件所为。 [74][7][75]在事件期间，律政司和政府内部官员曾多次就罚款的合法性向马师表达担忧。根据1858年第8号条例的第17节，在没有合理理由下，艇户拒绝以正常收费水平为客户工作会遭罚款（…and no such person shall refuse, without reasonable and sufficient cause, to accept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his scale…），但艇户罢工的理由并非出于服务收费的问题。[76][77][78]马师在事件后亦向英国外交大臣承认港币五元的罚款高得不合理，外交部更强烈建议将罚款退还。[79][80]
10月5日，海傍出现大批由“众街坊”署名的告示，指经过与众商号商讨后，所有艇户应在即日早上复工。英国货船汉口号由广州抵港，船伕和码头咕喱拒绝为其搬运货物，有警队在场戒备以防事端。[81]太古洋行五名华籍员工中到油麻地游说他们的艇户回港岛复工，承诺警方会派队保护船艇户。正午，大批艇户从九龙驶往港岛，有大批群众聚集在海傍，原驻扎在东华医院的一队英兵立即转到船政厅外驱散群众，有数名掷石滋事者被捕，局势逐渐缓和。[47]在湾仔，500多名咕喱手持竹棍聚集海傍，威迫今日复工的荣记商号工人罢工，其中一名被捕咕喱头曾指“未得到南北行或东华医院领导的指示前，工人不得复工”。[70]一名洋人乘人力车经过海傍亦受袭。警察随即逮捕两名滋事者，驱散人群。晚上，有群众在大笪地聚集叫口号，向到场驱散的警察掷石，最后警方拘捕三人，形势再次平静起来。[58]
10月6日，有零星暴力事件发生，包括多宗掷石事件。早上，一名轿伕在西营盘被十数人袭击殴打，当中三名咕喱和一名小贩被捕。晚上，一名警员在皇后大道中313号附近被人从屋内掷石，五人被捕。[70]有两人因在船政厅东面的店铺天台向艇户掷石被捕。[82]
10月7日，市面大致平静，警队在街上巡逻，军队仍然驻扎在东华医院。有人在皇后大道西海员之家（现今西区警署）附近向乘人力车的洋人掷石被捕。晚上，九龙三合会会众集合船坞工人和咕喱，以“舞龙”为名，从红磡游行至油麻地，警察到场驱赶被示威者辱骂，因无法制止游行而请求增援。游行队伍往华界深水埗进发，但被华官警告将以武力驱逐。稍后，尖沙咀警署援兵到场并宣读法例，群众散去。[83][84][53][85]
10月8日，市面大致平静，警队已停止特别巡逻行动，军队只在晚上驻扎在东华医院。有人在多处地方贴出告示，要求香港政府释放被补示威者，否则对洋人不利。[53]
10月9日，定例局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临时法例《维持治安条例》，条例草案在前一日的下午才草拟完成，议员在开会时并未获得条例草案的复印本。条例禁止华人携带或藏有军火、禁止所有人末经准许在公众地方张贴中文文告。警察可在没有逮捕令之下逮捕疑犯。条例亦授权港督未经定罪可把被认为是嫌疑分子和危险分子的人，驱逐出香港，五年内不得入境。条例有效期至翌年3月止。[86][87][88]根据条例，政府要求递解38人出境，但警方只找到其中7人，政府相信其他人已自行离境。几日内，总共有16,000件不同类型的军火被充公。[89][90][91]
10月10日，再有暴动被捕者上庭受审，大部分由大律师何启代表，然而有报道指出部分被告并不知道他们有律师代表。[92]他们仅被判罚港币20元或三个月苦工，比10月3日的判决为之轻。[93][94]10月15日，再有多名于10月3日至10月5日被捕的示威者受审。[82]
事件在随后数天起已告一段落，艇户无须警察保护，驻扎在东华医院军队于12日晚撤走，但艇户和码头咕喱对法国船只的杯葛至少持续至11月。在《维持治安条例》下，有过百名三合会成员被逐出境。[95]张之洞向英国驻广州领事汉斯表示无意破坏香港稳定。[96]1885年1月，香港政府严格限制经常前来香港的法国战舰的停靠次数。
在罢工运动期间，香港政府和英文报章认为工人受到来自广东政府和本地三合会工会的威逼利诱，加上社会上的排外思想影响而组织罢工和暴动。[97][98][57][53][49]署理港督马师指，运动得以结束并非因为政府，而是出于某个背后指令，而该方亦是引起混乱的始作俑者。[47][99] 香港行政和立法当局意识到华人领袖组织试图透过事件在华人社会中扮演管治角色，政府对此加以阻止。[88][93]在英国，外交部和国会均质疑香港政府对艇户罚款的必要性，认为此事是引发罢工的主要原因。[100][101]
港督宝云事后向英国外交部总结事件，他表示无论向工人、咕喱和艇户提供多少工资，都没有人愿意为法国船只工作。[102] 他指10月3日的暴动对香港整体没有永久或重大的政治影响，但他亦认为在本土报章和电报的传播等因素下，此事件成为大众民族主义思想的开端，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捩点。[103]
从广东政府的谕示，上海、广州以至香港华文报章的报道看来，他们认为工人是基于爱国思想而进行不合作运动和罢工，事实上成功影响到战争中法国军队的后勤和补给。[104]华人领袖组织的介入证明华人领袖除了商业和慈善活动外，对华人社会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学者认为事件引证中国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诞生、亦是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重要事件。当时仍是学生的孙中山认为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为法国人工作非常勇敢，他亦知道米铺和茶庄的成功抗争故事，启发到他投身革命活动。[105]
本地学者认为，广东政府的谕示、华文报章传播的爱国思想和英政府对艇户的惩罚，均是事件发生的起因。工人除了有广东政府和三合会的影响，群众自身的爱国思想才能令罢工大规模发生。而事件是基于香港政府、广东政府、香港华人领袖、商号、低下阶层生计等的共同经济利益而结束。学者亦同意中法战争和罢工运动令香港从排外思想中孕育出国家民族主义。[106]
根据香港警察情报和华籍警察证词，彭玉麟曾在广州与13名三合会头目接触，悬赏三合会在香港破坏法军船只，并查出有哪些商号与法方交易货物。[107][108]由于三合会已渗透香港各工人阶层，包括咕喱头、咕喱馆负责人在内都可能是领导罢工的单位。而广东政府有否直接指令罢工和暴动则众说纷纭，被捕工人之中并没有人是三合会会员，但一名被驱逐出境的青年被指收取3,000元到港挑起反法事端，伦敦当局曾因此照会北京。[109]1887年4月，定例局通过《第八号三合会和非法团体条例》，取代1845年的条例。在新例下所有工人组织均属非法团体，一律予以取缔，并加重刑罚。条例亦授权警察及太平绅士可以随时进入被疑为正在举行非法集会的任何屋宇和地方，逮捕所有与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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