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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年12月5日—1890年8月28日）是一名苏格兰来华传教士，最初由伦敦会派遣来华，以学术研究、翻译工作和创建同文书会著称。他是李提摩太的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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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12月5日，韦廉臣出生在苏格兰Falkirk。他是七兄弟中的长子。年轻时任职于一个大型商业机构，后来为了到中国传教进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获法学和神学学位后，于1855年被伦敦宣道会按立为牧师，并接受伦敦会之差派，偕夫人伊丽莎白(Isabelle)一道来华宣教，于1855年9月24日抵达山东烟台[1]，成为最早到达烟台的基督教传教士。
韦廉臣夫妇在烟台以西的通伸村购买了13亩土地，建造了一座英式教堂和住所，除开荒布道外，还在烟台市和通伸村各建一所医院，并开办学校，成为烟台现代医疗与文化事业的开端。韦廉臣常常骑马到烟台附近城乡传道，因其满口胡须，人皆呼他为"韦大胡子"。韦廉臣夫人在烟台为穷苦女孩子开办了一所女校，招女生30余人，由教会提供食宿。韦夫人待这些女孩爱如己出，她为人又极和善，每遇穷人，必行周济；每遇孤儿寡妇，必施以援手。故教会教友及其学生，皆视她如慈母一般。韦廉臣和夫人只生有一个女儿，名叫麦琪。
韦廉臣在中国传教7年时间，研究中文，并且旅行。他的健康受到损害，于是在1858-1863年回到苏格兰修养。
1863年，韦廉臣代表苏格兰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回到中国，在山东烟台，并到处旅行（包括北京、蒙古和满洲），散发中文圣经。1866年，韦廉臣从烟台乘船出发，在东北牛庄（今辽宁营口）登陆，再一路北上，先后到达双城（今黑龙江双城市）、阿什河（今阿城市）、三姓（今依兰县）等地宣教。
1867年，韦廉臣到达中国东北与朝鲜边境，“朝鲜的大门”，把基督教书籍卖给边境的朝鲜商人。韦廉臣到达黑龙江的具体时间是1868年5月，这是有史以来基督教进入黑龙江的最早记录。
1869年8月，他的弟弟和助手James Williamson（伦敦会传教士）在天津附近被杀。同年他回到英国。
1871年，韦廉臣在英国期间写作并出版了《华北、满洲及东蒙旅行记》，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头衔。
从1871年到1883年他回到烟台苏格兰圣经会，1874年他又同时加入苏格兰长老会。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韦廉臣以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身份，到济南销售圣书，因此成为第一位进入济南的基督教传教士。
1883年，他因为健康原因回到苏格兰。成立“Book and Tract Society for China”，1887年更名为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后来又更名广学会。
1886年，韦廉臣回到中国，驻在上海，妻子去世。
1890年5月7-20日，韦廉臣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仅三个多月后，即于1890年8月28日，韦廉臣病殁于山东烟台，享年61岁[2]。韦廉臣与妻子合葬于烟台毓璜顶西侨公墓。
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是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的，是中国第一个编译出版机构。该馆最初任务是为教会出版圣经和福音书册；自1850年起，墨海书馆开始翻译、出版和印刷西方的科技书籍，范围涉及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各个领域，声誉与影响日增，有些书籍甚至被引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墨海书馆从1843年创办到1863年停办，历20年之久。
韦廉臣于1856-57年间参加墨海书馆的译述工作，时间大约二年左右。
韦廉臣与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译了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y）所著的《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以《植物学》为中文书名，于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此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译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对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专用名词，如"植物学"、"科"等词由此确立。《植物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了解西方植物学最好的入门书。中国植物学界认为此书面世之后，近代西方的普通生物学才算传入中国。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读过这本书。梁启超说："动、植物学，推其本原可以考种类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植物学》、《植物图说》皆其精。"《植物学》出版后不久就被传入日本，1875年，日本学者根据中译本，转译为日文出版，随即被日本植物界视为近代植物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六合丛谈》月刊是由墨海书馆发行的综合性杂志，于1857年1月26日创刊，由伟烈亚力担任主编。其内容包括科学、文学、新闻、宗教等大量科学知识，成为近代上海的第一份综合性杂志。
韦廉臣是《六合丛谈》的撰稿人之一，曾撰写多篇有关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章，因为韦廉臣来华后很快察觉到，单纯直接地传播基督教信仰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可与接受，所以他藉传播科学的同时也传播基督福音。比如在其连载于《六合丛谈》上的《真道实证》里，韦廉臣介绍了化学元素的概念及其组成定律，论述了有机物的结构。当时他所介绍的化学元素已达64种，意在说明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从而使中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了自基督教入华70年来的第一次宣教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传教士对教会办学模式进行了热烈的反思和探讨，不论是属于哪个宗派，在文化教育活动中，都感到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其中最迫切的主要有学制的规范和教科书的编写、新学译名的确定等，这些都需要统一考虑。韦廉臣提议在上海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教科书编写与出版事宜。于是，大会通过了同意韦廉臣的提议，成立了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称定为"益智书会"。委员会由7名传教士组成，包括: 韦廉臣、丁韪良、狄考文和傅兰雅等人。
在益智书会的初旨中，基督信仰的地位是高于科学的，传播科学是为了传福音，韦廉臣尤重这点。他曾明确指出："科学与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大灾难"。如果实行分离，学生们"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圣贤和祖宗，"那将会使中国陷入崩溃，只有把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够拯救中国。
益智书会后来在编译教科书的同时，也在统一科技术语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包括数学术语、天文术语、机械术语、各恒星的名称，以及科学地理和历史的术语的统一；也包括圣经新旧约全书文理译本所用的人名地名，以及道教和佛教的名词和成语等。虽然所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毕竟为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益智书会所出版的各种教科书和科技译著，对晚清社会和教育界的影响相当广泛，这些书籍为中国人培养了自编教科书的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人自编新式教科书比益智书会晚了20多年，而且在许多方面是从益智书会中吸取了有益的成分。
在1890年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宣教大会上，决议将"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将其影响扩大到教会之外，以囊括整个"中华教育"。韦廉臣提出以基督教信仰来吸引并塑造中国青年，他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未来的中国就在于他们如何把它建立。因此，我们的努力应当大部分着眼于他们。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如果我们忽略或是不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所显示的神奇事实传授给他们，感动他们的良知，净化和提高他们的心灵，我们将失去一切。"
1883年，韦廉臣因为健康原因回到苏格兰。1884年他在英国组织成立了"中华圣教书会"（Book and Tract Society for China，后称为"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译为"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又于1887年11月更名为"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关于广学会建立的宗旨，韦廉臣在他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指出："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可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由此可见，韦廉臣创立广学会，旨在出版适合中国文人学士和官员阅读的高档书籍，再借由他们影响其家人和朋友，并最终影响到中国人民大众，以达到中国接受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目的。
韦廉臣用他在英国所募捐来的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他联络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林乐知和慕维廉等人，于1887年11月在上海创立了广学会，此时离韦廉臣去世只有三年时间。会员主要是在华西方传教士，会长由赫德担任，韦廉臣为协理兼任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事实上，他是广学会的实际决策者。
广学会在上海设立书刊发行中心，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赠书；另一方面在中国各省会和主要城市设立代销点售书，并且每逢各地举行乡试、省试、会试等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考场外面送书；而且还不时以举办有奖征文等手段来吸引士大夫阶层。
韦廉臣执掌广学会直到1890年8月因病去世，其继任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广学会进一步推向鼎盛时期。
《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机关报，每个月出刊。《万国公报》的前身是创办于1868年9月的《教会新报》，主编是林乐知，初衷是为了联络教会和造就信徒，内容多注重在基督福音方面。从第三年开始，教会和教义内容大为减少，而世俗消息、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则明显上升。1874年9月《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Globe Magazine）；到1883年7月，《万国公报》曾一度停刊。
广学会创立之始，韦廉臣就想要创办一份期刊，故于1889年2月，他和林乐知等人决定将《万国公报》复刊，仍由林乐知担任主编，此后《万国公报》就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成为其喉舌和舆论阵地了。除主编林乐知外，韦廉臣、慕维廉、艾约瑟和花之安（Ernst Faber）等传教士都分任有关职位，将《万国公报》办成一份向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杂志。
韦廉臣一生著述颇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停刊前复刊后都有。即使在他去世以后，其很多遗稿还继续被刊载在《万国公报》上。
《东洋载笔》发表于1874年《教会新报》。韦廉臣特别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介绍。日本过去在文化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它的教育制度也是基本上因袭中国的。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明治政府在文化教育上锐意改革，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求知识于世界"，废除以传统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推行全民普及教育。韦廉臣曾两次去过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变。回到中国后，记下了日本的见闻，集成为《东洋载笔》一书，发表于1874年《教会新报》上。这篇文章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描写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文章。可惜被介绍到中国后，根本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
《格物探原》连载于1874-1876年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主要介绍了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和人体构造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韦廉臣将基督教神学与信仰融汇在科学知识中，以自然科学来说明上帝的全能与全智，以及基督教的优越性，整本书都贯穿着对上帝智慧的无限崇敬。他介绍科学知识就是为了向读者展示上帝创造的精妙的万物、上帝的仁爱之心，以及上帝的智慧与伟大。他把《格物探原》中所介绍的科学知识几乎都最终归因于上帝的安排，书中不少篇幅是直接的弘扬上帝，传扬福音，规劝人们信奉上帝，并以圣经的标准劝人为善。总体来说，《格物探原》一书以基督信仰为体，以科学知识为用。格物，即是自然科学；探原，则将一切归于上帝。该书独特之处还在于，世俗之人可以将它作为科学书籍来阅读，而基督徒也可以将它作为宗教书籍来阅读。
历数韦廉臣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格物探原》，最能代表韦廉臣传播科学与传播基督教信仰并重这一宗旨。1876年，上海美华书局出版了《格物探原》单行本；1889年，墨海书馆又出版了六卷本的《格物探原》。该书发行量大而且广，不仅在近代中国，而且在日本也受到相当的重视，曾在日本天皇特许下，一版再版此书。
韦廉臣在《万国公报》上对中国的教育非常关注，发表《治国要务论》一文，文中强调女子接受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 “Natural Theology”
- “Journeys in North China”，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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