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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赴华传教士（1845—191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原名提摩太·理查德（Timothy Richard），字菩岳[1] ，英国传教士。属于大英浸信会。这一教会在中国先后开辟了三个传教区：山东、山西、陕西。
李提摩太生于威尔斯的一个铁匠家庭。幼年帮父亲种田，还上了几年小学。16岁时在矿区小学任教，18岁即当上了校长。20岁时进入神学专科学习，23岁加入伦敦浸礼会，并自愿到中国传教。[1]
1869年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在1870年12月 (同治九年十一月) 抵达上海，随后去山东烟台、青州传教，并同时学习佛教、儒家和伊斯兰教著作[1]。1876－1879年 (光绪二年至五年) 华北五省发生空前严重的旱灾（丁戊奇荒），他在青州积极赈灾，收养孤儿，后来那里成为大英浸信会山东传教区的中心。现在青州市建有纪念李提摩太之教堂，该教堂为当地最大基督教堂。
1877年(光绪三年)，他又去灾情更重的山西从事赈灾活动，由此在山西太原开辟了大英浸信会的传教区，同时也结交了中国官绅。在太原杏花岭和东夹巷一带修建了教堂和耶稣医院，还设立了小学和孤儿院[1]。
1880年(光绪六年)中俄发生纠纷，李提摩太印发《议和论》的小册子，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同年9月李鸿章约他在天津会面，回到山西后开始为官员等讲学（自然科学方面）。[1]
1886年(光绪十二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写书的工作，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与梁启超、康有为建立了较好的个人关系。[1]
1890年(光绪十六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约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中文版主笔，经常发表中国改革的社论[1]。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年－1916年）。广学会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这家出版社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同时广学会也有一点宣教的工作，不过基本上是一个出版社与文学机构。出版过两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这些著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Modern Education）、《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新政策》等20多种。
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为英国马恳西（Robert Mackenzie）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2]（1851～1921）合译，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出版。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的传教方式类似于利玛窦，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张之洞都有较深的交往，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资助广学会。还结交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李提摩太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影响。
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
据雷家圣《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变史事新探》[3] 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4]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5]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后来，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8年9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上书光绪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6]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7] 雷书指出，慈禧太后于1898年9月19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李提摩太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
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8]”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认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赏给李提摩太加头品顶戴，赐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特命参议教案。李提摩太借此机会提出《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上呈李鸿章，章程中提出要山西省专门罚款白银五十万两，以此设立山西大学堂。他认为庚子事变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话就可以减少类似这样的仇外事件。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西太后因他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巡抚岑春煊聘其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之后他一直往来于太原、上海之间。
李提摩太他一生里面写过很多书，有些是用中文写的，讲到西方的一些思想观念，也包括基督教的教义。所以他在当时宣教士当中是很特别的一位，主要以文字工作为主。
李曾翻译《泰西新史揽要》，介绍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都对此书表示赞赏。梁启超认为，此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此外，李还翻译了吴承恩的《西游记》，并且用英文撰写了介绍佛教的书籍。
杨文会与李提摩太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为英文并流通于国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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