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深秀

杨深秀（1849年4月24日—1898年9月28日），初名毓秀，同治十三年甲戌改名深秀，字漪邨（会试朱卷作衣纯），又用里名自号仪村，号孴孴子，山西绛州闻喜县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1849年4月24日）戌时，行一，大行二，民籍，以廪生中式同治九年庚午科本省乡试举人第三名，以员外郎分刑部学习，会试中式第266名贡士，著有《晋中国都考》、《山西星度谱》、《闻喜县志疑存文钞》、《雪虚声堂诗钞》3卷（光绪8年刻本）。^[1]

他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12岁为县学附生。光绪八年，张之洞聘为令德堂（用以教全省士以经史考据词章义理之学）院长。光绪十五年考中进士，殿试名列三甲末次。同年五月，任刑部候补员外郎^[2]，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升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因俄罗斯要求中国割让旅顺及大连湾，上疏请联合英国、日本拒俄。杨深秀在上奏中说道：

顷闻日人患俄人铁路之逼，重念唇齿辅车之依，颇悔割台，相煎太急。大开东方协助之会，愿智吾人士，助吾自立，招我游学，供我经费，以著亲好之实，以弭夙昔之嫌。经其驻使矢野文雄函告译署。我与日人隔一衣带水，若吾能自强复仇，无施不可；今我既弱未能立，亟宜因其悔心，受其情意。（收于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p.248。上奏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时人均知杨深秀国学根底深厚，却不知他也明了世界局势，均感惊服。

同年春，参加保国会活动，结识康有为。夏，戊戌变法开始。与徐致靖先后上疏请更改文体，不采用八股文。被盈廷、礼部尚书许应骙多番阻挠。又上书建议设立译书局、派皇室游历各国、派遣留学生，均被采纳。面试京朝官，每日见20人，试用当中人才，罢免老庸愚不通时务的人，引起不满。同时，他积极帮助、赞扬实行新政者，为他们上书或辩白，如湖南巡抚陈宝箴被守旧党弹劾，为杨深秀即为其剖辨。

戊戌政变的前一日，八月初五（9月20日），杨深秀上奏奏请“与英、美、日合邦”，杨深秀说：^[3]

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况值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p.15）

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训政，其后杨深秀深诘皇上被废的原因，固请慈禧撤帘。八月初九（9月24日），在宣武门外闻喜会馆被捕。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同被问斩，合称“戊戌六君子”。是被祸六君子中自正途入仕且为唯一的高官，本不当死，惟因诘问慈禧得咎。

[1]
《杨深秀会试朱卷》。
[2]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光绪十五年。己丑。五月。丙午朔。……○乙卯。引见新科进士。……户部候补员外郎毛庆蕃、著以员外郎即用。内阁即补侍读绍昌、著仍归原班补用。户部七品小京官陈廷鉴、著以原班用。刑部学习员外郎杨深秀、著俟学习报满。作为候补员外郎后。以该部员外郎即补。分发四川道员张华奎、著仍发原省以道补用。余著归班铨选。
[3]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杨深秀的“合邦”构想，是由康有为所指使，而在康有为的背后，则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幕后策划。雷书指出，慈禧太后是在八月初四（9月19日）自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后，发现了这一计划，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阻止了“合邦”的计划。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为的建议，是要中美英日四国将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交给一个“百人委员会”来管理，建立一个比现在欧盟更紧密结合的联邦，藉以对抗俄国，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可能是以合邦为名，诱使中国先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使中国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杨深秀等人对国际知识所知有限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中国各种重要权力交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训政当天颁布的捉拿康有为的上谕中并未提到康有为卖国，只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此外，杨深秀和宋伯鲁都曾上奏倡议四国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定他们的罪中都未提到他们这条罪名；宋伯鲁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声名恶劣”，杨深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雷家圣指出这是因为慈禧当时还不知道英、美、日等国的参与程度，如果贸然指责英、美、日等国，外交纠纷更难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