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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赫德爵士，第一代从男爵，GCMG（Sir 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字鹭宾，是英国外交官和满清政府官员。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阿马郡波特唐（Portadown），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1854年5月，19岁时来到中国。曾担任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著有《中国论集》等。[2]
英国《名利场杂志》1894年12月号刊登的赫德漫画像
1835年2月20日，赫德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阿马郡波塔镇顿格农街的一幢小房子里。赫德的父亲亨利·赫德（1806-1875）在蒸馏酒厂工作，母亲是拜理布雷（Ballybreagh）的约翰·埃德加之女。亨利·赫德据称“具有有力生动的性格，一定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及发自内心的卫斯理宗教徒性格”。赫德十二岁时，随家人搬迁至内湖畔的米尔顿（靠近马格里），在此居住一年后又搬迁到唐郡的希尔斯堡镇，并在此地入学。他被送入位于英格兰汤顿的卫斯理宗学校，开始学习拉丁语。但由于年底学校允许他独自一人回家，赫德的父亲一怒之下将他转送位于都柏林的卫斯理联系学校（现都柏林卫斯理书院）。[3]
少年赫德学习勤奋，因此被冠以“焖烧锅”（Stewpot）和“远大屁股”（Consequential Butt）的绰号。15岁时赫德的学校课程结束，他的父母决定送他入读当时新创立的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他轻松通过了入学考试，并赢得奖学金（大学第二及第三年又分别赢得奖学金）。他很少有时间参加体育活动，但受到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散文集》的深刻影响，并有诗作在贝尔法斯特报章发表。他成为詹姆斯·麦考士的得意门生，两人毕生保持书信联络。1853年他完成学位考试，在18岁的年纪获得文学士学位，在文学、逻辑及形而上学科目获得奖牌，并以资深学者身份毕业。他决定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但在1854年春被女王学院提名加入驻中国的领事团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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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的赫德来到伦敦的外交部，同外务常务次长埃德蒙·哈蒙德会面后，在1854年5月（咸丰四年）离开英国赴中国。[6]赫德从南安普顿出发，经亚历山大港、苏伊士、加勒、孟买，抵达香港，在港督宝宁离港期间在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署担任见习翻译三个月。宝宁回到香港后，即派赫德赴宁波英国领事馆任翻译官。1855年，英国驻宁波领事与葡萄牙领事发生冲突因而被暂时停职，赫德临时充任领事数月，在工作中处事不惊及善于判断因而得到赞赏。赫德在新领事上任后回到原职，但在1857年6月26日宁波发生中葡海盗大战时赫德仍在宁波。[7]
1858年3月，赫德被调到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担任大英法会理华洋政务总局（Allied Commission）书记官，又被充作香港督署书记官。赫德在政务总局的上司是巴夏礼，赫德对工作“极度的感兴趣”。巴夏礼在广州城内外巡访时经常带着赫德一起出行。1858年10月，赫德改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阿礼国手下的翻译官。1859年，与赫德熟识的两广总督劳崇光请赫德出面在广东建设类似于李泰国的上海江海关的新式海关。赫德自认对海关事务一窍不通，但去信李泰国询问在广州设立海关的提议。李请赫德出任大清皇家海关副税务司，赫德接受邀请，并询问英国政府是否同意他从领事队伍辞职。英国政府回复准许赫德辞职，但告诫赫德不会允许他随意回到英国领事队伍。赫德在1859年（咸丰九年）5月向英国递交辞呈，入职中国海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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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咸丰九年），赫德辞去领事馆职务、加入中国海关后，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1861年（咸丰十一年），在太平军逼近上海的同时，李泰国向清廷请病假，称其1859年7月在一次反英抗议期间受的伤需要返回英国治疗。李泰国离沪期间清廷任命两名署理总税务司：乔治·亨利·菲茨罗伊（曾任额尔金伯爵的私人秘书）与赫德。菲茨罗伊愿意留在上海，而赫德则走访全国各地筹办海关。随着天津条约的签署，中国通商口岸迅速增加，海关系统急需扩张以管理日益增多的国际贸易。[9]1861年，赫德建议总理衙门购买阿思本舰队，此建议获采纳后在英国的李泰国着手购置舰船及招募人手。
1862年（同治元年），在赫德与恭亲王的倡议下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成立，并在广州设分部。同文馆旨在培养中国未来的外交及其他人才，学生学习外语、外国文化以及科学，经费来自海关税收，负责人也由总税务司推荐。同文馆的早期教职人员包括一个所谓“方根拔男爵”（假名），赫德对方根拔不满意因此将其解雇，方根拔在英国在华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赫德诽谤，此案一直上诉到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10]，最终法院裁定赫德有权决定解雇方根拔。[11]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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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同治二年），李泰国回到上海销假，但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发生矛盾，加上中方认为李泰国傲慢且难与共事，因而李泰国被解职，11月30日李泰国去职，同日赫德正式接替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徙驻上海。赫德的任命也获得英国赞许。
作为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国政府收取关税，同时负责将新式海关制度推广到帝国各处的海、河港口及内陆关口，将海关的运作制度化，并提高海关的效率和诚信度。[12]赫德任内建立的新式海关包括1864年（同治三年）所置台湾南北新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的胶海新关、1886年（光绪十二年）赴香港、澳门，置关九龙、拱北、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等。
赫德从中国的各贸易伙伴国招募海关的高层。赫德对清廷提出的建议改进了中国的诸多港口和航运设施，包括自1869年（同治八年）起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
1864年（同治三年），赫德还驻京，加按察使衔，成为清朝的正三品大员。1865年（同治四年），总税务署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赫德居住在北京40多年。1869年（同治八年），晋布政使衔，官阶从二品。
在海关任内赫德一直利用他对清廷的影响推动本职外的近代化改革。赫德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新建了沿海港口的灯塔、气象站，为北京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逐渐增长的新的税收来源，不但比旧式衙门清廉，甚至也是当时全球最清廉的海关；赫德主持的海关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1865年赫德回国完婚时上书恭亲王，题为《局外旁观论》，列举改革建议，并且劝说清政府第一次派员出国考察。清廷上谕将赫德文与署理英国驻华使臣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赫德文中对中国积弱状况表述率直，例如“自四海各国观之，竟莫弱于中国”，因此引起广泛争议。[13]最终清廷将建设现代邮政系统及监督国内税收也加入赫德的职责之内。在此文中赫德也写到：“止有国政转移，无难为万国之首，若不转移，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虽然此文经过与总理衙门讨论才定稿，因此反映了清朝高层的改革意愿，但许多建议要到30年后才引起中国改良派的共鸣。他还利用关税的抵押担保，直接参与中国举借外债的活动。
在外交方面，赫德鼓励清朝在其他国家设立使领馆。赫德本人也富有外交才能，与中西官员建立友好关系，并利用这些关系来保证海关在风波中继续运作。由于中国各处被列强割据，赫德时常需要利用他的外交能力与列强使节协商设立海关和征收关税事宜，并在本职工作之外为中国外交服务。1876年（光绪二年），赫德协助签订《烟台条约》，其美国籍税务司认为赫德阻止了一场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越南冲突爆发后，赫德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不久，法国转而攻击台湾，海关关舰“飞虎”号在台湾海域为灯塔补时被俘。赫德派遣驻伦敦的中国海关官员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巴黎协商释放关舰，同时试探议和解决冲突，1885年初金登干会见法国总理茹费理，同时赫德说服总理衙门同意在赔款和越南问题上做出让步，最终由金登干代表中国与法国议定合约，中法双方在天津签署《中法新约》。[14]
赫德同时身为英国人和中国官员，力求平衡双方利益。对于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赫德力求维持19世纪中的“利益均沾”局面，对19世纪末英国随同其他列强开始谋求更大的权利感到忧虑，因此与英国驻华使节关系并不完全良好，在《烟台条约》谈判中与英国使臣威妥玛发生冲突，而英国在租借九龙新界后亦关闭了赫德的新关。赫德认识到自己中国雇员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人民的“同胞”，是中国政府用来对付外国商人的外籍雇员。1885年威妥玛退休，英国政府请赫德出任驻华、韩公使，在犹豫四个月后赫德拒绝了任命。他对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说他在中国海关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和英国都有好处，而转换职位的结果却不清楚。[15]而他对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则说由于他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作为公使任何决定都会被英国舆论视为袒护中方、姿态软弱。1886年（光绪十一年），赫德获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1889年（光绪十五年），升为正一品，1893年（光绪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
赫德在中国任官长达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赫德与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合作密切，擅长幕后的“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问题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甚至封疆大吏的人事任命，有时也要咨询他的意见。恭亲王奕䜣说：“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同时也与李鸿章合作，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后，赫德与李配合参加《辛丑条约》谈判，尽力维护中国利益以求达到中国能够承受的议和条件。此后晋太子少保。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
赫德的其他外交成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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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中国开始建设新式海军，总理衙门委托赫德通过金登干购买四艘舰艇，1879年（光绪五年），赫德又协助清帝国购买八艘军舰，后来成为北洋水师的起源。1879年赫德向总理衙门提议试办海防条例，组装南北两洋海军，并自荐出任总海防司，总理衙门决定任命赫德出任此职。但李鸿章幕僚、道员薛福成向李呈文反对，称赫德“阴鸷而专利”、“内西人而外中国”，认为如授赫德予海防司职权，“数年之后，恐赫德不复如今日之可驽也”。[2][16]受此影响，总理衙门要求赫德在总税务司与总海防司之间选择其一，赫德选择继续担任总税务司、放弃总海防司职位。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73岁高龄的总税务司赫德因病休假离职回国，并在办公室留下一张意味深长的便条：“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此后他仍然挂着总税务司的头衔直到1910年。离开中国三年后，1911年9月20日赫德因肺炎发作后心脏衰竭病逝于英国白金汉郡芬格斯特。清廷追赐优恤、加尚书衔、太子太保[17]。赫德离开中国后由其妻弟、副总税务司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一职，1910年由安格联接任。
赫德工作勤奋，但在感情生活方面并不完美。赫德年轻时，虽然受卫斯理宗教义熏陶，但不时发生杂乱感情。1857年他在中国纳了妻妾“阿姚”，并与她生了三个儿女，两人之间有“真诚的感情和尊重”。1863年出任总税务司后，赫德决定要为他的属下树立良好榜样，他认为为此需要与（留在南方的）阿姚分离，并找一个符合身份的英国妻子。1864年12月他到访香港及广州，为阿姚作了慷慨的安排，并准备把两个孩子送到英国，但这一计划显然被推迟，因为在进行道别时他又使阿姚怀上第三个孩子，同时他寻求帮助的一个人当时离开了广州。赫德日记1865年1月15日篇：“我最焦急想要安排的私人事物未能了解，只好放下。”1866年5月他第一次休假赴英，似乎由随身的中国副官带了三个孩子（安娜、赫伯特、亚瑟）同船赴英，并由他的律师为他们找到了寄养家庭。[18][19]
赫德安顿完孩子们觉得可以自由寻觅符合身份的英国妻子。他的姑妈为他联系了她的医生的女儿。赫德在5月25日到达，31日随同姑妈去探访18岁的海斯特·布莱顿（Hester Bredon）和她新近丧偶的母亲。赫德对她快速追求，6月5日两人第三次见面时赫德就向她求婚并获接受。他们在8月22日在都柏林结婚，9月离开爱尔兰赴北京。[20]赫德与海斯特育有三个子女：伊芙琳、罗伯特和梅贝尔，但并不经常见到他们。赫德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赫德夫妇两人都尝试维持良好婚姻关系并找到共同兴趣，但北京生活有其难处，最终海斯特在1876年携两个大儿女回到英国。1878年他第二次休假返英时两人团聚，但赫德经受了一次崩溃。海斯特估计发现了赫德的私生儿女，以及为他们的教育花费的费用。她随赫德回到北京，并生下两人的第三个孩子梅贝尔。慈禧太后曾送给赫德小女儿一枚戒指[21]。但1882年起海斯特和三个孩子长期住在伦敦。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书信维系。赫德经常写信给妻子和他的婚生儿女。两个大儿女在1890年代短暂赴京探望赫德，但此次访问并不令他满意，他对三个婚生儿女的成人生活表示失望，但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也承认他是疏忽的父亲，没有在他们的生活里竖起榜样，但说中国是他的首要职责。[19]
阿姚何时去世并不清楚。赫德日记在1870年和1872年5月记录收到她的信，并写道“这难道不会终止吗？”[22]虽然赫德与三个私生儿女并无直接联系，但他通过他的律师以及朋友和同事金登干对他们的成长保持关切。[23]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赫德通过法律文件承认了他们是他的儿女。[24]
1882年后赫德维持独身生活，但与许多女性有过深刻的友谊，其中包括卡拉尔（Carrall）家族的三代女性。[19]他的男性下属认为他既是严格的上司也是支持的朋友。[25]他与所有在北京在他眼前学习汉语的有希望的青年，他认为说写汉语的能力是担任各埠税务司的必要条件。
赫德身后留下妻子和三个婚生子女，他的从男爵勋位由儿子埃德加·赫德爵士，第二代基莫里亚蒂从男爵（1893-1963）继承，埃德加死后勋位传到其子罗宾·赫德爵士，第三代基莫里亚蒂从男爵，罗宾1970年去世后勋位中止。
赫德本身就对音乐有极大的兴趣，自己也会弹奏大提琴与小提琴，不过他的演奏能力仅是业余程度。根据赫德的侄女斐丽珠为他所写的传记，赫德在1885年左右从天津海关督员处得知雇员中有一位洋人会训练乐队，赫德便了有建立私人乐队的想法，自己出钱买乐器、乐谱、并召募中国青年开班授课，1888年赫德的信件中提及“我组织了一个乐队，十二个人，由新来的邮务司比格尔（Bigel）训练。他以前是个乐队队长。”[26]信中所提到的比格尔可能是斐丽珠所指的雇员，不过之后作为赫德乐队的教练闻名的应是葡萄牙人恩格诺，1889年，另一封信件中则有“我的北京乐队（全部纯北京种，十六到十九岁，十四人）演奏的很好。这是除了工作以外我仅有兴趣的事。”[26]，通过这两封信可以肯定，赫德的乐队在1888年已初具规模，并且全都由中国当地人组成，1890年，赫德寄往伦敦的信中就要求他的业务代理人替他“留意一个好的铜管乐器人才”，并列出了一整套的乐器“第一及第二短号、第一及第二中音号（alto）、第一及第二次中音号（tenor）、第一及第二细管上低音号、第一及第二低音号（bass）、鼓和小鼓”[26]要代理人购买，由此可知其乐队为管乐队、初期编制有十二件乐器，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伸缩号与小号等乐器，同年赫德又在信件中提到他“要二支小提琴和二支大提琴”，可见乐队已加入、或至少开始学习弦乐器，1899 年赫德信件中有“我德乐队现在不仅是管乐队，而且也是弦乐队。”[26] 一年后义和团事件发生，赫德的财产受到破坏，乐队因此而结束。
1901年夏天，赫德重组他的乐队，大量订购管弦乐谱与乐器，此时他对乐队投注的心力相当多，因为这支乐队已不再仅作为赫德的私人娱乐，其当时所购买的乐谱多是管弦小品，非常适宜作为社交活动的背景音乐，具斐丽珠的记述，赫德会定期在他的大花园中举办游园会、聚餐与舞会，这是北京洋人社交界的盛事，而乐队便会在此演出。赫德乐队亦曾进宫献演，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太后为改变她的形象，会在宫中招待驻京外国使节与他们的家眷，有时会要求乐队在此时进宫演出，由此可见赫德乐队在这个时期除了赫德私人的需求── 工作、宴会演奏，也在北京社交圈中有不少任务，赫德对此相当满意，曾表示“这支乐队为这些刻板的送往迎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现在北京如果没有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26]1908年赫德返回英国，乐队在北京车站演奏《友谊万岁》（Auld Lang Syne）与《可爱的家园》（Home! Sweet Home!）为他送行，并随其返英而结束这段历史。赫德乐队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并间接促成或影响到日后的管弦乐团及军乐队[27]。
关于组成赫德乐队的成员，他们本来的职业几乎都是中国经济基础较薄弱的低层劳工阶级，并且在加入乐队之前毫无音乐背景，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和有钱人不会去当“吹鼓手”。赫德离开中国、乐队解散的15年后，萧友梅在北京大学成立音乐传习所管弦乐团，其中便有一大部分成员是赫德乐队的队员，如曾指导过第一位加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中国小提琴家谭抒真的穆志清，赫德建立乐队时其实并没有要将西洋音乐传授给中国人、在中国发展音乐教育的想法，但他培养出的这个乐队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管弦乐人才，并影响了西式军乐队的普及[27]。
由于赫德对中国海关和中外外交的贡献，赫德成为了世界近代史上获各国勋赏最多的个人之一，共受封四个世袭勋位、十五个一等骑士（爵士）勋位，及众多其他名誉学术及市政荣誉。赫德所受封赏包括中国政府授予的一品顶戴、花翎、双龙二等一品宝星、三代一品封典、太子太保衔；[28]英国授予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同袍勋章、爵级司令勋章、爵级大十字勋章、从男爵位（封邑是阿马郡的基莫里亚蒂（Kilmoriarty））；普鲁士的一级皇冠勋章、[29]以及丹麦的丹麦国旗大十字勋章等。
纪念赫德的事物包括：
- 铜像
- 道路命名
为了纪念赫德，在中国一些地方有以他命名的道路。
- 学校
- 在其故乡北爱尔兰波特唐有赫德爵士纪念小学（Sir Robert Hart Memorial Primary School），1935年建立。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Essay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由英国《双周评论》杂志刊登，1901年4月3日成书出版[31]，1903年再版[32]。收录了6篇文章：
- The Peking Legations: A National Uprising and International Episode(《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插曲》)，发表于 The Fortnightly Review（《双周评论》）1900，11； Cosmopolitan（《世界杂志》）1900，12
- China and Her Foreign Trade (《中国和她的对外贸易》)，North American Review (《北美评论》)1901，1；
- China and Reconstruction （《中国与重建》），《双周评论》1901，1；
- China and Non-China(《中国与非中国》),《双周评论》1901，2；
- The Boxers:1900（《义和团：1901》）,《德国评论》《世界杂志》1901，3；
- China,Reform and the Powers（《中国，改革和列强》），《双周评论》《当代评论》《巴黎周报》《德国评论》1901，5
关于这些文章的内容，赫德自己做过这样的概括：“第一篇文章是呼吁人们注意：将来会有一天，武装起来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强国；第二篇文章是请大家在进行商务谈判时，更加注重各省的政府；第三篇是建议在解决现存问题时，要慎重从事，以使中国将来念及我们的好处，而不是进行报复；第四篇谈的是治病的问题，提出了医治的方法，不论人们是否同意，早晚不得不使用这个方法；第五篇是第四篇的摘要展开。”第六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把我曾写过的内容归纳一下，给那些可能不完全理解我的文章的批评家们，提供一把正确理解的钥匙。”[33]
该书中译名为《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在此书中，1900年的赫德如此描写与预言中国的未来：[34]
今天的这一事件（义和团运动）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幕，是远东未来历史的基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民族感情是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这是必须承认的，在研究一个民族世纪状况时，决不能排除这个因素，而在中国，唯一普遍存在的感情就是对中国制度的自豪和对外国一切的蔑视 .......
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种族，冷静、勤劳，有自己的文明，无论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是中国式的，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疆域内，在他们所繁衍的的国度里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江河，有千姿百态的高山和平原、丘陵和溪谷，有各种各样的气候和条件，地面上生产着一个民族所需要的一切，地底下埋藏着从未开发过的无穷的宝藏，这个种族，在经过数千年唯我独尊与闭关自守之后，已经迫于形势和外来者的巨大优势，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所以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昔日的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一切外来的干涉和入侵，用睡眠来形容，这个民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现在他已经苏醒，他的每一个成员身上都激荡着一种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是中国的，把外国人赶出去！”
义和团无疑是官方煽动的产物，但是这个运动已经吸纳了群众的想象力，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中国各个角落。简单说来，它是一个纯粹的爱国的自发运动，其目标是使中国强盛起来--以实现中国人的计划。通过武力来达到它所预期的目的，即根除外国宗教和驱逐外国人的目的，它的第一次实验并不是十分成功，但是，作为一次对志愿行动是否可行的试探，或者作为将来所要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一次试验，它并不是一次失败。他证明了广大民众会如何齐心协力的响应号召，也进一步表明原来谨小慎微的官方有意限制义和团只使用大刀长矛，这是不够的，必须要用毛瑟步枪和克虏伯大炮来代替他，将来的爱国者将拥有金钱所能买到的最好武器" ..........
“危及世界未来”这几个字无疑将引起哄堂大笑，好吧，让他们去笑吧，但愿他们会一直笑下去，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的、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又被爱国（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拿去的一切，将额外加价的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
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它将鼓励（而这样鼓励是很对的）支持并发展这个中华民族运动；这个运动对世界其余各国将是不祥之兆，但是中国有权这样做，中国将贯彻她的民族计划！" ..............
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它的军事力量，而且，既然它必须拥有，它必将拥有最好的--最好的武器，最适当的训练，最高级的教育，士兵的数量将视人口的允许和情况的需要而定，士兵的质量将会一代胜过一代，今天，为了义和团在去年的所作所为而惩罚中国，西方在禁止向中国出口的物品中包括武器，关于这一点，一位贵胄子弟曾对我说：“很好，这将迫使我们成为生产者，且请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出口商，不仅那样，而且还会比现在的制造商卖的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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