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英语: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mack vee),简称为美国军援越南司令部或美军援越司令部,是越南战争期间,驻扎在越南共和国境内所有美军部队的指挥机构。1967年战势升级后的规模高峰期,是在北越发动春节攻势期间,美军援越司令部在全南越下辖的美军总数达到53万6千1百人[2]。1973年巴黎和平协约签订后,驻越美军全数撤离,该司令部裁撤,美军在越业务转交新成立的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国防武官办事处(Defense Attaché Office Saigon,简称武官处、DAO)专责。
历史
1962年2月8日,为因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给越南共和国造成的威胁日益增大,美国政府成立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以支援先前已经存在的美军驻越顾问团(MAAG),1964年5月15日,美军顾问团并入美军事援越司令部。
1973年3月29日,根据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解散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撤离驻越美军,美军成立了武官办事处用以取代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的部分职能,至1975年越战结束前全部撤离。
司令官
美国军事援越司令部的领导人职位称作“美军援越司令官”(Commander, U.S.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简称“COMUSMACV”(/ˌkɒm.juːɛsˌmækˈviː/,“com-U.S.-mack-vee”)[3],从某意义上来说为美军驻印度支那半岛所有部队的最高指挥者。但实际上美军太平洋司令官、美国驻南越大使、驻老挝大使和驻高棉大使在其他战略层面上也被视为具有“最高负责人”的地位[4]。
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第一任司令是保罗·哈金斯,同时兼任驻越美军顾问团的团长,1964年6月,威廉·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成为第二任司令,1968年7月,克雷顿·艾布拉姆斯成了第三任司令,1972年6月,弗雷德里克·卡尔顿·韦安德成了第四任及末任司令。
- 美军援越司令官
陆军上将 哈金斯 | 1962年-1964年 |
陆军上将 威斯特摩兰 | 1964年-1968年 |
陆军上将 艾布拉姆斯 | 1968年-1972年 |
陆军上将 韦安德 | 1972年-1973年 |
下辖主要部队
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下辖的主要部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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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越海军(Naval Forces, Vietnam)在作战上由美军援越司令官指挥,这与航空母舰、两栖登陆艇、海军炮火支援队和1965年初由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直辖的沿岸巡逻队不同。初期,驻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透过海军顾问组组长运作这条指挥链,但之后基于战争情势,必须排除原先的顾问团本部,使海军部队更加直接的接受指挥。故在1966年4月1日成立了驻越海军,管制部署在西贡及以北的南越第2、第3、第4战术区内的海军单位。之后驻越海军辖下的主要单位有:
- 海岸监视队(Coastal Surveillance Force,115特遣队)
- 河上巡逻队(River Patrol Force,116特遣队)
- 沿河突击队(Riverine Assault Force,117特遣队),主要于西贡以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活动,且是陆海军机动沿河部队(Army-Navy Mobile Riverine Force)的海军部分。
驻越海军司令(COMNAVFORV)同时也管理西贡海军支援设施(Naval Support Activity, Saigon)以供应2、3、4军区内的海军部队相关服务,同样由其运作的岘港海军支援设施(NAS Da Nang)则给予第1军区内各军种的美军单位后勤支援,尤其是在当地占有优势的海军陆战队驻兵。在作战上,岘港海军支援设施则接受第3陆战两栖部队司令(Commander III Marine Amphibious Force)的指挥。
同样由驻越海军司令管辖的其他单位如下:
- 海军顾问团(Naval Advisory Group)
- 海蜂工兵队第3海军建设旅(3d Naval Construction Brigade)
- 驻越军事海运勤务室(Military Sea Transportation Service Office, Vietnam),负责协调东南亚规模庞大的海上运输活动
- 驻越建设官(Officer in Charge of Construction, Vietnam),指挥民间承包商进行乡村建设
- 驻越海军研发队(Nav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nit, Vietnam),试验战场新装备
- 美国驻越海岸防卫队司令(Commander Coast Guard Activities, Vietnam)。
总部所在地
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的总部最开始是在西贡的巴斯德街137号(137 Pasteur,10°46′58.25″N 106°41′35.94″E),1964年迁至堤岸(华人区)的陈兴道街606号(606 Trần Hưng Đạo)[5],1966年7月2日又搬到了新山一机场东南侧(10°48′45.62″N 106°39′57.49″E),并和越南共和国军建立了联合参谋本部。由于该设施规模庞大,因此得到了“东方五角大厦”(Pentagon East)的绰号。
1973年3月29日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撤消后,新山一机场旁的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总部成了美国驻西贡武官处的办公地点[6],用地及设施称作“武官处馆区”(DAO Compound)。
驻西贡武官处(DAO)
由于巴黎和平协约签订后的需求,在美国军援越南司令部裁撤前的1973年1月28日,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太平洋司令部和驻越美军成立了简称为“DAO”的武官处(Defense Attaché Office)[7]以接收美国军援司令部废止后的机能和职务。该组织的任务较为独特,除执行传统驻外武官机构的职责外。还管理在越南的美军事务、对南越军的军购事项、及和平协约签订后美国驻越人员的住房事项等。此外也向美国汇报战场资讯,例如当地对停火协议的违反事件。它亦负责替美国军援计划、美国在东南亚利益的相关决策搜集情资。除了从原美军援越司令部接收的雇员、官员和新山一的总部外,也在岘港、波来古、归仁、芽庄、边和、隆平、茹𦨭、同心(Dong Tam)、平绥和芹苴设有小型野战办公室。
武官处之下派有五名专业武官-陆军两人、空军两人及海军一人,并在西贡市区的美国大使馆设有办公室。五人中的资深者是军衔为陆军上校的助理武官,上隶华府的美国国防情报局。这些武官时常赴战区出差、视察南越部队及活动情形,再向上汇报。
武官处辖有作战企划处(Operations and Plans Division)、通讯电子处(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Division)等单位,作战与企划处之下最大的单位是情报组(Intelligence Branch),组长负责美国在南越的军事情报活动,并直接向驻越大使和武官报告,也与南越军情单位、美国情报机构驻越办事处在业务上有所合作。而通讯与电子处同样也支援美军活动及南越军队,同时替武官处、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机构提供通讯服务。该处也透过承包商对南越的军用通信提供技术协助、担任美国与南越联参本部、通信部门的联络机构。
尽管业务范围广大,驻西贡武官处实际上只获准拥有50名军职雇员和1,200文职雇员。之后更应上级要求、及早策划自身的人员裁减及规模缩编。由于在这样的情形下又必须完成任务,武官处被迫将许多机能交由承包商执行。在取代美军援越司令部后,执行的合约不下383件,总额约2亿5,500万美元。南越承包商的雇员中约5,000人为美国籍、16,000人为南越籍,其余雇员则为美越之外的第三国国民。1973年中之后雇员人数已经减少了一半,美籍雇员中又有过半负责南越军的训练项目,当中多半是参与军机维修、通讯和电子业务,其他则在战术区负责军车维修、舰艇翻修等。尽管大部分的承包商雇员都在西贡周边就业,但在岘港空军基地、第2军区内的波来古、符吉、潘郎等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第4军区内、芹苴附近的平绥空军基地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员。
驻西贡武官处在停火协议及“越南化”政策后缺乏美国军事顾问的越南,仍对南越政府军扮演显著的角色。尽管南越军不再能直接获得作战、战术等方面的建议协助,但武官处的美军官兵及高级文职官员依然给予南越部队技术上的支援。
- 驻越武官
陆军少将 莫瑞(Maj Gen John E. Murray) | 1973年1月-1974年8月 |
陆军少将 史密斯(Maj Gen Homer D. Smith) | 1974年8月-1975年4月 |
随着1975年4月北越军朝西贡进发的步伐加快,新山一机场旁的武官处馆区(DAO Compound)便在美国发动的人员撤离行动——“常风行动”中被选定为美国公民和越南难民的撤退地点,而西贡市区的美国大使馆被划为大使馆雇员的撤退地点[8]。
1975年4月29日凌晨03:30,一发突如其来的北越炮火击中了武官处馆区内的1号岗哨,当场炸死麦马汉与贾基两名值班的海军陆战队卫兵,他们成为最后一批在越战中殉职的美国军人。下午13:50,2架UH-1休伊直升机载着第9陆战两栖旅(9th MAB)旅长凯利准将(Brig Gen Richard E. Carey)和陆战队第4登陆团(RLT4)团长葛雷上校(Colonel Gray)飞至DAO馆区。两人从空中目睹了北越军地面炮队、火箭和炮兵对新山一机场的开火。他们快速建立了克难的临时指挥所,以替海军陆战队CH-53直升机和地面警备部队的进场准备[9]。
15:06后,首批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462直升机中队的12架CH-53海种马直升机、海军陆战队4团2营的A、B两指挥队(command groups "Alpha" and "Bravo")、F连和增援的H连到达DAO馆区,陆战队员迅速建立起防卫机制。第二批直升机则是15:15飞抵、隶属于463直升机中队的12架CH-53,把其他部队送到现场。随后到达的第三批包含了463中队的两架CH-53、美国空军的8架CH-53C和2架HH-53(从中途岛号航空母舰起飞)[10]。
部署在DAO本部大楼(最后防线)及临近着陆区的部队有A指挥队、两个步枪连、81mm迫击炮排,海陆战队E连和F连则分别负责DAO本部楼和附楼中间的北区块与南区块。由两个步枪连、一个106mm无后座力炮步枪排组成的B指挥队负责戍卫DAO附楼和附近的降落区。G连派驻在附楼东部,H连则负责西部[11]。
下午15:40,462中队的CH-53直升机载着一群难民飞离新山一,是常风行动中首批运出的难民[12]。17:30,凯利准将命令4月25日进驻武官处新山一馆区的陆战队C连3排(9团1营所属)改至美国大使馆协助使馆卫兵[8]。晚上19:00至21:00间,4团2营第3排的130名陆战队员也被调往美国大使馆以进行增援和保安[13]。
19:30,凯利准将指示所有守卫附楼的部队全部撤入武官处本部大楼,而末批难民则等待直升机接驳。动作完成后,美军防线便缩小至DAO本部和36号着陆区。20:30,末批的难民已全部登机[14]。22:50,在附楼和最后防线的降落管制部队完成疏散后,凯利将军命令DAO馆区内的地面部队跟着撤出[14]。
23时40分,海军陆战队破坏了武官本部内的卫星接收器,美国驻越武官处自此和外界断了通讯[15]。4月30日半夜00:30,点燃了特定建筑内的铝热手榴弹,同时两架CH-53直升机载着4团2营最后留守的陆战队员从武官馆区的停车场起飞离开越南[14][16]。
参见
- 越南战争
- 美军援越司令部研究观察团(MACV-SOG),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军方合办的一个特种部队。
- 约翰·保罗·范恩,美国陆军中校,曾任驻越美军顾问,后来成了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的批评者,电影《冲出越战》(A Bright Shining Lie),就是讲他的事迹。
- 乔治·史密斯·巴顿四世曾在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工作过。
- 越南共和国军(南越军)
- 驻越韩国军司令部
- 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
注释
扩展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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