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遗嘱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蒋中正遗嘱，官方称先总统 蒋公遗嘱，也称蒋介石遗嘱，中国国民党内称为总裁遗嘱[1]，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的遗嘱。据考证，蒋中正年轻时就已留有遗嘱，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至少写过9个遗嘱（其中3个具体内容不详）[2]。其逝世遗嘱目前刻在中正纪念堂大厅里的蒋中正坐像之正下方。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1920年3月，当时他在援闽粤军中任职，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
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记载是1922年，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另有一个内容完整的遗嘱，写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当时感到“内忧外患相逼”，怕自己“万一不测”。
1934年7月5日，蒋称：“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四、农民银行之资本金，与公记户存款，皆为国家公款，本为发展航空之用，如余死后若能仍为建设空军更好，否则当加作遗族、武岭、政治三学校基金各一百万之外，其余应并入中央银行，作为农村复兴永久之基金，家庭私人不得参加干预其事也。”[3]:174
1936年12月，蒋在西安事变时写下遗嘱，均为毛笔所撰；一份是蒋给全国国民同胞的信，一份是蒋致宋美龄的私人遗嘱，一份写给蒋经国和蒋纬国[4]:274：
余乃 国父中山先生之忠诚信徒，自投身革命以来，无时不为三民主义在中国之胜利竭诚努力。然自三省陷敌以来，国事日蹙。共匪猖獗之势无日不堪其忧，虽数次进剿，然皆因吾党吾军贯彻领袖意志不力致功败垂成。党纪不严，国法不张，领袖亦无威法可言。各派政治势力，阳奉阴违，皆欲趁此敌犯北疆之际谋私图利。或割据为政，或以收复失地为由妄图不轨。学生民众亦受邪党异说之煽惑，助纣为虐。余深感有负 国父嘱托，现陷于叛军之手，致全党全国蒙羞。在此九死一生之际，余决心殉国，切希吾党吾民珍视团结，举国一心，以 国父三民主义为矢志不渝之救国谋略，上下精诚，务期早日实现国民革命之伟业。剿除共匪，铲除叛乱，则余死于九泉而无憾也！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美龄吾妻：
- 吾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经国、纬国吾儿：
-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4]:275
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的宋子文日记中，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蒋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叛乱”，必须严惩，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讨伐。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写了三份遗嘱。
1971年6月蒋中正在日记写道：“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当年底，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中正12月23日”。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代。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逝世时，根据侍从翁元口述：“老先生归西时，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5]:188。 总统蒋公遗嘱于3月29日“预立”[6]:145。此遗嘱由秦孝仪代笔[4]:274。并且直至蒋过世后，五院院长才签名以为旁证[7]。内容如下：
总统蒋公遗嘱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
总理革命，无时不以 耶稣基督与
总理信徒自居，
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
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
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
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
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
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
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
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
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
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
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仪承命受记
蒋宋美龄 严家淦 蒋经国 倪文亚 田炯锦 杨亮功 余俊贤 [8][4]:274
遗嘱代笔人秦孝仪指出，蒋遗嘱首句本为“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耶稣基督”是由宋美龄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10]。对于蒋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蒋早年即随母信奉佛教，并非真正相信西方基督教，蒋于基督教受洗是因为其妻宋美龄家族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蒋确实信仰基督教。[11]。该遗嘱存在纰漏和矛盾，一则蒋“自束发以后追随总理革命便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信徒自居”不符事实，蒋早年颇信佛教，时常到佛寺中礼佛、求签，能读诵《金刚经》，并为母亲抄写了《楞严经》、《维摩诘经》[12]，不但常常与母亲讨论《楞严经》、《法华经》佛理，论及禅宗、净土宗；还曾经礼聘太虚大师为他讲解《般若心经》，并捐助太虚大师3,000银元[13]，四十多岁方接触基督教；一则以耶稣基督信徒和以总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孙中山晚年亦否定基督教，颇反对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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