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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影，请见“纽伦堡大审 (电影)”。纽伦堡审判是由同盟国针对二战中战败的纳粹德国代表所举行的，审判其策划并实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及对其公民的暴行。
在1939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入侵了欧洲多个国家，仅在苏联就造成了2700万人的死亡。对于如何惩罚战败的纳粹领导层，各方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包括苏联提倡的“公审”及英国主张的“即时处决”。1945年中，法国、苏联、英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在被占领的德国纽伦堡召开联合法庭，并以《纽伦堡宪章》作为法律依据。从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国际军事法庭（IMT）审判了纳粹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22位最重要的幸存领导人，以及六个德国组织。该审判的目的不仅是定罪被告，还包括收集不可辩驳的纳粹罪行证据，向战败的德国人提供历史教训，并彻底瓦解传统德国精英的合法性。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支持了检方的观点，将策划与发动侵略战争定义为“最严重罪行”，因为“它本身包含了所有罪恶的总和”。[1]大多数被告同时被指控战争罪与反人类罪，而纳粹在大屠杀中系统性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行为是审判中的重要议题。美国还针对较低层级的加害者进行了十二场后续审判，这些审判更集中于大屠杀。尽管这些审判因追溯性将侵略行为定为犯罪而在当时引发争议，但其创举——追究个人对违反国际法的责任——被认为是“国际法真正的开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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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至1945年，纳粹德国入侵了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和苏联等多个欧洲国家。[4]在占领区，德军的侵略伴随着极端残暴的行为；[5]仅苏联就有270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是平民，约占战前人口的七分之一。[6]这次法律清算是基于纳粹罪行的特殊性，尤其是针对数百万犹太人系统性屠杀的独特性。[3]
审判纳粹战犯的第一步，是由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流亡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特别是波兰。波兰早在1939年12月便设立机构，负责记录德国在波兰犯下的罪行，为日后的起诉做准备。[7]这些努力促成了1940年4月18日波兰、法国和英国的联合声明，将德国定为罪行的责任方，但未明确承诺对其进行起诉。[8]在波兰倡议下举办的会议上，占领国于1941年11月发布了一项声明，其中明确承诺将会对罪行进行起诉。[9]1942年1月召开的另一场会议有苏联、美国、中国和英国的观察员参加。会议通过了一项声明，承诺惩罚直接加害者及其上级，这成为后来纽伦堡审判体系的基础。同时，会议还成立了同盟国战争罪行惩治委员会。[8]美国和英国拒绝支持这项提议，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罪行的起诉未能成功。[10][11]
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压力下，英国开始在起诉德国罪行方面采取具体行动。位于伦敦的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于1943年10月首次开会，但未包括苏联的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因其职权范围而陷入僵局，比利时法学家马塞尔·德·巴尔和捷克法律学者博胡斯拉夫·艾泽尔主张扩大战争罪的定义，将“战争罪行”纳入其中。[12][13]1943年11月1日，苏联、英国和美国发布《莫斯科宣言》，警告纳粹领导层，签署国将“追捕他们至天涯海角以伸张正义”。[14]宣言指出，对于在多国犯下罪行的高阶纳粹分子，将由各国共同处理；而其他罪犯则会在其犯罪地接受审判。[14][15][12]
苏联法学家阿隆·特莱宁提出了“危害和平罪”（发动侵略战争）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纽伦堡审判的核心议题之一。[16][17]特莱宁的理念在西方被重印并广泛采用。[18][19]在所有同盟国中，苏联积极主张将战败的德国领导人以侵略罪和战争罪共同起诉。[16]苏联希望举行一场类似于1930年代莫斯科审判的有预定结果的审判，以证明纳粹领导人的罪行，并为索取战争赔款建立依据，以重建因战争而遭受严重破坏的苏联经济。[20]美国坚持举行一场被视为合法的审判，以此作为改革德国的手段，同时展现西方制度的优越性。[21]美国战争部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拟定了设立国际法庭的计划。而英国政府则仍然偏好对纳粹领导人进行即时处决，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审判失败，以及对法律回溯性的顾虑。[22][23][24]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对纳粹的惩处方式仍未达成共识。[25]1945年5月2日，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总统哈瑞·S·杜鲁门宣布成立国际军事法庭。[26]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宣告欧洲战场结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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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26日至8月2日举行的伦敦会议上，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就审判的形式进行了谈判。在谈判结束前，是否会举行审判仍不明确。[28]
审判中将追究的罪行包括危害和平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29]在会议上，对于侵略战争是否被现行国际习惯法禁止展开了辩论。然而，不论结果如何，在《纽伦堡宪章》通过之前，并无针对侵略行为的刑事责任法律依据。[30][31]尽管其他同盟国有所顾虑，美国谈判代表兼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威胁如果不对侵略罪进行起诉，美国将退出谈判，因为侵略行为是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理由。[32]然而，杰克逊在“危害和平罪”的定义上作出妥协，因为其他三个同盟国反对，认为这可能削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行动自由。[33]
战争罪在国际法中已被视为违反战争法律和习惯的刑事罪行，但这些规定并不适用于一个政府对其本国公民的行为。[34][35]法律专家寻求途径以审判针对德国公民（如德国犹太人）的罪行。[36]苏联提出的“针对平民的罪行”指控，在杰克逊的建议下被改名为“反人类罪”。[37]这个名称之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责任委员会”报告中出现，也曾用于试图起诉亚美尼亚大屠杀加害者，但未成功。[38]英国提出的反人类罪定义基本上被接受，最终定义为：“针对任何平民的谋杀、灭绝、奴役、驱逐及其他不人道行为”。[39][40]宪章的最终版本将法庭对反人类罪的管辖权限限定于作为侵略战争一部分所犯下的罪行。[41][42]美国担心其“吉姆·克劳”种族隔离制度被认定为反人类罪，苏联则不希望国际法庭对一国政府对待本国公民的行为拥有管辖权，两国因此支持限制管辖范围。[43][44]
纽伦堡宪章颠覆了传统国际法的观点，首次将责任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对违法行为追究个人责任。[45][29]其他三个同盟国提议将罪行定义限于战败的轴心国所犯的行为，但被杰克逊拒绝。最终，宪章将法庭的管辖权限定于德国的行为。[46][47]第七条规定，被告不得以主权豁免为理由进行辩护。[48]是否接受“服从上级命令”的抗辩，由法官裁定。[49]审判是在修改过的普通法上进行的。[50] 谈判代表决定，法庭的永久所在地设在柏林，而审判则在纽伦堡的司法宫举行。[41][51]纽伦堡位于美国占领区，是纳粹集会的象征性地点。司法宫虽然相对完整，但因轰炸受损，需进行修缮以举行审判；司法宫附设有监狱，可用来羁押被告。[52][51]8月8日，同盟国在伦敦签署了纽伦堡宪章。[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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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初，来自四个国家代表团的员工共有一千人余，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美国。[54]除了法律专业人士，还有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心理学家、翻译员和口译员，以及图形设计师，后者负责制作审判期间使用的各种图表。.[55]每个国家任命了一个起诉团队和两名法官，其中一名为副法官，不具投票权。[56][57]
杰克逊被任命为美国首席检察官，历史学家金·克里斯蒂安·普里梅尔形容他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政治家和卓越的演说家，尽管不是伟大的法律思想家”。[58]美国检察官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偏离西方发展道路（所谓的“特殊道路”）的产物，并试图通过审判来矫正这一偏离，该审判既具有报复性也具有教育性目的。[59]作为最大代表团，美国承担大部分的起诉工作。[60]根据杰克逊的建议，美国任命了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和约翰·帕克。[61]英国首席检察官是哈特利·肖克罗斯，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律政司，并由其前任大卫·麦克斯韦·费夫协助。[62][63][64]尽管英国首席法官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上诉法院法官）是法庭的名义主席，但实际上比德尔行使了更多的权力。.[61]
法国检察官弗朗索瓦·德·孟顿（François de Menthon）主持了对维希法国领导人进行的审判。[53]他于1946年1月辞职，并由奥古斯特·尚佩蒂耶·德·里贝接任。[65]法国法官是刑法教授亨利·多内迪厄·德·瓦布尔和副法官罗伯特·法尔科，后者是法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曾代表法国参加伦敦会议。.[66][65]法国政府试图任命那些未曾与维琪政权合作的员工；其中一些任命，包括尚佩蒂耶·德·里贝，是曾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人。.[67][68][69]苏联原本预期这将是一场政治秀审，[70]并任命了曾主持莫斯科审判的伊奥纳·尼基琴科为首席检察官，但他被改任为法官，并由曾参与政治秀审的罗曼·鲁岑科接替。[71][72]苏联的法官和检察官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必须咨询由苏联政治家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领导的莫斯科委员会；这样的延迟妨碍了苏联在设定议程方面的努力。[70][61]苏联代表团的影响力也受到英语能力有限、缺乏口译员以及对外交和国际机构不熟悉的限制。[73]
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主席海姆·魏兹曼和波兰国民团结临时政府提出的请求，要求在审判中担任积极角色，并以其代表纳粹罪行受害者为理由，遭到拒绝。[74]苏联邀请了来自其盟国的检察官，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丹麦和挪威也派出了代表团。[75]尽管波兰代表团并未获得干预审判的权力，但它提交了证据和起诉书，并成功引起了对波兰犹太人及非犹太人所受罪行的关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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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的起草工作由各国代表团分工负责。英国负责侵略战争的部分；其他代表团则负责涵盖反人类罪和在西线（法国）与东线（苏联）上犯下的战争罪。美国代表团概述了纳粹的整体阴谋和纳粹组织的犯罪行为。[77][78]英国和美国代表团决定共同起草有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指控。9月17日，各代表团会议讨论了起诉书的内容。[79]
宪章未列入的阴谋罪将各种指控和被告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于起诉纳粹高层领导人，以及那些从未亲手杀人或甚至未直接下令杀人的官僚。这也是绕过宪章对二战前犯罪指控的限制的一种手段。[80][81]阴谋罪在对宣传家和工业家案件中的审理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前者被指控为战争和其他罪行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后者则被指控支持德国的战争努力。[82]这项指控是由战争部律师穆雷·C·伯奈斯提出的，可能受到他此前在起诉证券诈欺案件中的经验启发。[83][84]这项指控由美国主导，但在其他代表团中并不太受欢迎，特别是法国。[85]
由于任务规模庞大且难以招募口译员，特别是在苏联，将起诉书和证据翻译成法庭的三种官方语言——英语、法语和俄语——以及德语成为一大挑战。[86]维辛斯基要求对危害和平罪的指控进行大量修改，尤其是关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87]杰克逊还将整体阴谋罪与其他三项罪名分开，目的是让美国检察官负责整体纳粹阴谋的起诉，而其他代表团则专注于详细阐述纳粹罪行。[88]分工不明以及起诉书准备的匆忙，导致了重复、措辞不准确，以及未能将具体指控归属于个别被告的情况。[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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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最著名的纳粹分子——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已经自杀，因此无法接受审判。[90][91]检察官希望审判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代表性领导人。[92]大多数被告已经向美国或英国投降。[93][53]
这些被告大多并未忏悔，[94]被告中包括前内阁成员：弗朗茨·冯·帕彭（曾将希特勒带上权力巅峰）、约阿希姆·冯·里宾特罗普（外长）、康斯坦丁·冯·纽拉特（外长）、威廉·弗里克（内政部长）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占领东方领土的部长）。[91]还有德国经济领袖被起诉，包括集团克虏伯（Krupp AG）的古斯塔夫·克虏伯、前国家银行行长赫尔马·沙赫特、经济规划者阿尔伯特·斯佩尔和瓦尔特·冯克，以及斯佩尔的下属、强迫劳工计划负责人弗里茨·索克尔。[95][96]虽然英国对起诉经济领袖持怀疑态度，但法国则强烈关注突出德国的经济帝国主义。[97] 军事领袖包括赫尔曼·戈林——最臭名昭著的纳粹幸存者——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埃里希·雷德尔和卡尔·登尼茨。[97]还有宣传家朱利乌斯·斯特赖赫和汉斯·弗里茨切；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他在1941年飞往英国；波兰总统府总督汉斯·弗兰克；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希拉赫；荷兰帝国总督阿图尔·赛斯·因奎特；以及希姆莱的帝国安全总局局长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98]审判的观察者认为被告们平庸且可鄙。[99]
尽管被告名单在8月29日已经确定，[100]直到10月，杰克逊仍要求增加新的名字，但这一要求被拒绝。[101]在被起诉的24人中，马丁·博尔曼缺席受审，因为同盟国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亡；克虏伯因病重无法出庭受审；而罗伯特·雷在审判开始前自杀。[102]前纳粹分子被允许担任辩护律师，到11月中旬，所有被告都已经有了律师。[60]被告的律师联合向法庭提出上诉，声称法庭对被告不具有管辖权，但该请求被驳回。辩护律师认为自己不仅是为被告辩护，也是在为德国民族辩护。[103]最初，美国计划审判十四个组织及其领导人，但最终缩小范围，仅审判六个组织：帝国内阁、纳粹党领导层、盖世太保（Gestapo）、冲锋队（SA）、纳粹党卫军（SS）与安全服务（SD），以及德国军队（国防军，Wehrmacht）的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104][105]目标是将这些组织定性为犯罪组织，以便其成员能够因为参与犯罪组织而迅速受到审判。[105]美国高级官员认为，定罪这些组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既能表明不仅仅是德国高层领导人对罪行负有责任，又不会全盘谴责整个德国人民。[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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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季，各国代表团都在努力收集即将到来的审判所需的证据。[107]美国和英国的检察官更专注于文件证据和宣誓书，而不是幸存者的证词。这一策略提高了案件的可信度，因为幸存者的证词被认为不够可靠且容易受到偏见指控，但也减少了公众对审判过程的关注。[108][109]美国检察官利用了美国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以及犹太研究机构YIVO和美国犹太委员会提供的资料。[110]而法国检察官则呈交了许多从当代犹太人文献中心（Center of Contemporary Jewish Documentation）获得的文件。[111]检方传唤了37名证人，而辩方则有83名证人，这还不包括19名亲自为自己辩护的被告。[109]检方审查了11万份德国被俘文件，并将4,600份文件纳入证据，[112][55]还有30卷（19英里长）的电影胶片和25,000张照片。[113]
宪章允许所有被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包括证人陈述。[114]由于证据规则较为宽松，照片、图表、地图和电影在使难以置信的罪行变得可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09]在美国检察官在审判初期提交了大量文件后，法官要求所有证据都必须进行朗读并记录在案，这使得审判进程变得缓慢。[115][116]指控的结构也造成了延迟，因为相同的证据在涉及阴谋罪和其他指控时被重复朗读多次。[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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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开始审判，[118]在苏联检察官提出的延期请求被驳回后，该请求是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案件。[119]所有被告均认不成立。[120][121]杰克逊明言，这次审判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定罪被告。检察官希望收集不可辩驳的纳粹罪行证据，确立个人责任以及侵略罪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给战败的德国人上一课，剥夺传统德国精英的合法性，[122]并使同盟国能够与怀柔政策划清界限。[123]杰克逊强调，尽管美国“并不寻求将整个德国定罪”，但审判也“并非用来使整个德国免于责任，除了法庭上的21名被告”。[124]然而，辩护律师（尽管大多数被告并未参与）辩称，检察官试图推动“德国集体罪责”，并强烈反驳杰克逊的立场。根据普里梅尔的说法，阴谋指控“邀请了辩护性诠释：绝对的、极权主义的独裁叙事，由社会的疯狂边缘运行，德国人是首批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合作者或跟随者”。[125]相反，关于大屠杀的证据使一些观察者相信，德国人在大屠杀发生时必定是知道这一罪行的。[126]
1945年11月21日，杰克逊为检察官发表了开场演说。[127]他形容战败的纳粹分子接受审判是“权力对理性所表达的最重要的敬意之一”。[128]杰克逊专注于侵略战争，并将其描述为其他罪行的根源，推崇纳粹国家及其整体犯罪阴谋的意图主义观点。这次演讲得到了检察官、法庭、观众、历史学家甚至被告的好评。[129]
美国方的案件大部分集中在二战爆发前纳粹阴谋的发展。[81]在试图提供关于第一次侵略行为——对奥地利的侵略——的证据时，美国方检察官的工作陷入困境。[130]11月29日，检察官无法继续展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证据，于是播放了《Nazi Concentration and Prison Camps》影片。该片从纳粹集中营解放的影像中编辑而成，震惊了被告和法官，审判因此休庭。[131]未经筛选的证据和未能将其与具体被告对应的证据展示，妨碍了美国检察官在提出关于反人类罪的阴谋指控方面的工作。[132]美国传唤了别动队指挥官奥托·欧伦多夫，他证实了自己指挥下杀害了80,000人的事实，还有SS将军埃里希·冯·德姆·巴赫-泽列夫斯基，他承认德国的反游击战争实际上只是掩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手段。[133][134]
英国方检察官负责对危害和平罪的指控，这与美国方的阴谋案件大部分内容重复。[80]12月4日，肖克罗斯发表了开场演说，该演说的大部分内容由剑桥大学教授赫施·劳特帕赫特所撰写。[135][136]与杰克逊不同，肖克罗斯试图将侵略指控的新颖性降到最低，详细阐述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国际联盟公约、洛迦诺条约、以及凯洛格-布兰条约。[137][138][139]英国方使用了四天时间来进行辩论，[140]麦克斯韦·费夫详细列举了德国违反的条约。[141]12月中旬，美国方转而展示对被指控组织的案件，[142]而在1月，英美双方则展示了针对个别被告的证据。[143]除了起诉书中提到的组织外，美国和英国检察官还提到德国外交部、国防军与海军共谋。[144]
从1946年1月17日到2月7日，法国陈述了其指控及支持证据。[145]与其他检察团队不同，法国检察官深入探讨了德国在十九世纪的发展，并认为德国由于泛德意志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与西方发展脱节。他们主张，纳粹意识形态源自这些早期的思想，是本次审判中罪行的犯罪故意（mens rea）。[146]法国检察官比英国和美国的同僚更强调许多德国人的共谋。[147][81]他们几乎没有提及侵略战争的指控，而是将焦点放在强迫劳动、经济掠夺和大屠杀上。[148][149] 检察官埃德加·福尔将德国的各项政策，如德国并吞阿尔萨斯-洛林，归为“德国化”的范畴，并认为这是一种反人类罪。[150]与英国和美国检察官专注于使用德国文件来支持案件的策略不同，法国检察官采取了受害者的角度，提交了战后的警察报告。[151][144]共有十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纳粹迫害的受害者；抵抗运动战士、奥斯威辛幸存者玛丽·克劳德·维扬-库图里耶作证，讲述了她所目睹的罪行。[152][151]除了处决人质的指控外，法国提出的战争罪被法庭接受。[153]由于宪章对反人类罪的定义较为狭隘，法官唯一接受的反人类罪指控是将犹太人从法国和其他西欧地区驱逐的行为。[150]
1946年2月8日，苏联检察官由罗曼·鲁岑科开庭陈述，涵盖了四项检控指控，强调德国占领者在其摧毁性且无理的入侵过程中犯下的各种罪行。[154][155]鲁岑科试图强调与其他同盟国的共同立场，同时否认纳粹与苏联统治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155]随后的一周，苏联检察官提出了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被俘的德国场军元帅——作为证人，并询问他关于入侵苏联的准备情况。[156]保卢斯指认了他的前同事，将凯特尔、约德尔和戈林列为对战争最负责的被告。[157]
相比其他代表团，苏联检察官展示了德国暴行的可怕细节，尤其是德国占领者对300万苏联战俘和数十万列宁格勒居民的饥饿屠杀。[132]尽管苏联检察官主要处理的是东欧犹太人的系统性屠杀，有时他们将犹太人的命运与其他苏联民族的命运混为一谈。[158]尽管这些方面已经由美国方检察官处理，苏联检察官仍引入了来自特别国家委员会的报告和对敌方高级军官的审讯所提供的新证据。[159]列夫·斯米尔诺夫呈交了关于利迪策大屠杀的证据，并补充说德国侵略者在东欧大规模摧毁了数千个村庄并屠杀了居民。[160]苏联检察官强调了政策中的种族主义方面，如将数百万平民强行迁往德国进行强迫劳动，[149]杀害儿童，[161]系统性的掠夺被占领地区，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盗窃或摧毁。[162]苏联检察官还试图捏造德国对卡廷大屠杀的责任，实际上该事件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犯。尽管西方检察官从未公开拒绝卡廷指控，以免对整个审判过程产生质疑，但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163]辩方提供了苏联的责任证据，[164]最终卡廷并未在判决中提及。[165]
| 外部视频链接 | |
|---|---|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German Fascist Invaders in the USSR, 57 分钟; 上映于1946年2月19日 | |
| Testimony of Abraham Sutzkever, 1946年2月27日 |
受到美国方展示的影片启发，苏联委托制作了三部审判相关的影片：《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人民文化财宝的摧毁》、《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苏联所犯的暴行》和《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城市的摧毁》，影片使用了苏联电影制作者的素材和德国新闻片的镜头。[166]第二部影片包含了马伊达内克灭绝营和奥斯威辛的影像，并被认为比美国方的集中营影片更具震撼性。[167]苏联证人包括数名德国暴行的幸存者，其中包括两名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平民、一名在反游击战争中其村庄被摧毁的农民、一名经历过多个战俘营的红军医生[168]和两名大屠杀幸存者——萨穆埃尔·莫根施特恩，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幸存者，以及诗人亚伯拉罕·苏茨克维尔，他描述了数万名来自维尔纳的犹太人被杀害的情况。[144][169]苏联检察官的案件普遍受到好评，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展示了苏联人民的苦难和苏联对胜利的贡献。[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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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3月到7月，辩方提出了反驳论点。[120]在检察官结束之前，显然他们的总体案件已经得到证实，但仍需确定每位被告的个人罪责。[171]没有被告试图声称纳粹的罪行未曾发生。[172]一些被告否认参与某些罪行，或不合理地声称对其不知情，尤其是“最终解决方案”。[173][174]一些辩护律师反转检察官的论点，主张德国人因为具有集权主义心态和对国家的服从，应当免于个人罪责。[175]大多数人拒绝德国偏离西方文明的说法，认为很少有德国人能支持希特勒，因为德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175]
被告试图将他们的罪行归咎于希特勒，在审判过程中，希特勒被提及了1200次——这个数字超过了前五名被告的总和。其他缺席和已故的纳粹人物，包括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阿道夫·艾希曼和博尔曼，也被归咎于此。[176]为了反驳有关保守派被告促成纳粹崛起的说法，辩护律师将责任推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会和其他与德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177]相反，大多数被告避免互相指责。[178]大多数被告辩称自己在纳粹体系中的微不足道，[179][180]但戈林采取了相反的立场，他预期自己将被处决，但在德国人民眼中将得到昭雪。[179]
宪章并未承认反指责辩护——以同盟国也犯下被告所指控的罪行为由要求免责。[181]尽管辩护律师多次将纽伦堡法与其他国家的立法等同，将纳粹集中营与同盟国拘留设施相比较，并将犹太人驱逐与德国人驱逐等同，法官驳回了他们的论点。[181]阿尔弗雷德·赛德尔多次试图披露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议；尽管他最终成功了，但这在法律上无关紧要，法官驳回了他提出的凡尔赛条约问题。[181][182]六名被告被指控德国入侵挪威，辩护律师辩称这次入侵是为了防止英国入侵该国；但由于掩盖行为，辩方未能利用这一论点。[112][183]联合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作证，称美国海军也在太平洋对日本使用了无限制潜艇战；登尼茨的辩护律师成功辩称，这意味着这不可能构成犯罪。[184][185]法官禁止大部分关于同盟国不当行为的证据进入法庭。[186]
许多辩护律师对审判程序的各个方面表示不满，并试图使整个审判过程失去公信力。[173]为了安抚他们，允许被告自由传唤证人，并听取了大量无关紧要的证词。[187]被告的证人有时成功地为他们辩护，但其他证人——包括奥斯威辛前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和德国抵抗运动成员汉斯·贝恩德·吉塞维乌斯——则支持了检察官的案件。[188]在审判过程中，西方法官允许被告更多地指责苏联，最终这揭示了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共谋者。[189]在冷战的背景下——例如，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讲[112]——此次审判成为了谴责不仅是德国，还有苏联的手段。[190]
1946年8月31日，结案辩论开始。[191]在审判过程中，反人类罪，特别是对犹太人的罪行（犹太人作为纳粹暴行的受害者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常被提及），最终超越了侵略战争指控。[192][193]与开场检控陈述相对，所有八位结案辩论的发言都强调了大屠杀；法国和英国的检察官将此视为主要指控，而非侵略罪。除美国检察官外，所有检察官均提到了由波兰犹太法学家拉斐尔·莱姆金最近创立的种族灭绝概念。[194]英国检察官肖克罗斯引用了证人证词，讲述了来自乌克兰杜布诺的一个被谋杀的犹太家庭。[195]在结案辩论中，大多数被告因作伪证和否认犯行令法官失望。斯佩尔有道歉，但并未承担个人罪责，也未提及除德国人民以外的任何受害者。[196]9月2日，法庭休庭；法官们退隐至私人场所开始讨论裁决与判刑。判决草案由英国副法官诺曼·伯基特起草。所有八位法官皆参与了讨论，但副法官无法投票。[197][198]
国际军事法庭同意检察官的看法，认为侵略是对被告最严重的指控，并在判决中指出，因为“战争本质上是一种邪恶的事物”，“因此，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国际罪行；它是最高国际罪行，与其他战争罪的区别在于，它包含了整体罪恶的积累”。[1][199]由于《纽伦堡宪章》中列举的罪行范围广泛，法官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200]法官未试图定义侵略罪[201]，也未在判决中提及指控的追溯性问题。[202]尽管一些法官仍有疑虑，[203][204]国际军事法庭的官方解释认为，所有指控均有坚实的国际惯例法基础，且审判程序是公正的。[205]法官们意识到，同盟国和轴心国都计划或犯下过侵略行为，并小心撰写判决，以避免对同盟国政府或法庭本身造成损害。[206]
法官裁定，存在一个预谋的阴谋，旨在犯下危害和平罪，其目标是“颠覆欧洲秩序”和“建立一个超越1914年边界的大德国”。[199]与杰克逊认为阴谋始于1920年纳粹党的成立不同，判决将侵略计划的起始日期定为1937年的霍斯巴赫备忘录。[165][207]阴谋指控在法庭上引起了重大分歧；多内迪厄·德·瓦布尔（Donnedieu de Vabres）希望取消该指控。经过英国法官提出的妥协，阴谋指控被缩小为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208][209][210]只有八名被告在该指控上被定罪；所有这些被告也被判犯有危害和平罪。[211]所有22名被告均被指控危害和平罪，12人被定罪。[212]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指控得到最大支持，只有两名被告因这些指控被无罪释放。[213]法官认为，关于1939年前德国犹太人的反人类罪并不属于法庭的管辖范围，因为检察官未能证明这与侵略战争有关。[214][215]
四个组织被判定为犯罪组织：纳粹党领导层、纳粹党卫军（SS）、盖世太保（Gestapo）和安全总部（SD），但一些较低级别的成员和子组织被排除在外。[216][217]判决仅在能够证明自愿参与和对犯罪目的的知情的情况下才会对个人负刑事责任，这使得去纳粹化工作变得更加复杂。[218]冲锋队（SA）、帝国内阁和德国总参谋部及最高指挥部未被判定为犯罪组织。[216]尽管国防军（Wehrmacht）领导层未被视为《宪章》意义上的组织，[216][219]判决将其误表示为免责，是洁净国防军神话的基础之一。[220][221]尽管如此，审判仍然促使德国媒体对国防军的战争罪行进行报导。[222]
判刑经过了长时间的辩论。1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罗森堡、法郎克、弗利克、绍克尔、约德尔、施特莱歇尔、赛斯-英夸特和鲍曼）。[223][211]10月16日，十名被告被绞死，戈林在前一天自杀。七名被告被送往斯潘道监狱服刑。[224]三名被告因法官间的意见僵局而被无罪释放；这些无罪判决令大众感到惊讶。尽管被指控犯有相同罪行，绍克尔被判死刑，而斯佩尔则被判入狱，因为法官认为他有改过自新的可能。[225]尼基琴科针对所有无罪释放发表了异议，并呼吁赫斯应被判死刑，同时判定所有组织有罪。[217][226]
| 图 | 姓名 | 反和平 密谋罪 |
侵略 计划、 实行罪 |
战争罪 | 反人道罪 | 判决 | 执行 | 注记 |
|---|---|---|---|---|---|---|---|---|
 |
赫尔曼·戈林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执行前自杀 （原第一位执行绞刑） |
前希特勒接班人、国会议长、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四年经济计划全权负责人。 |
 |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一位执行绞刑 | 外交部长。 |
 |
威廉·凯特尔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二位执行绞刑 | 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陆军元帅。 |
 |
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 | 起诉 | 不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三位执行绞刑 | 盖世太保总监，刑事警察总监。 |
 |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四位执行绞刑 | 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 |
 |
汉斯·法郎克 | 起诉 | 不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五位执行绞刑 | 波兰占领区总督。 |
 |
威廉·弗利克 | 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六位执行绞刑 | 内政部长。 |
 |
弗里茨·绍克尔 | 起诉 | 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七位执行绞刑 | 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 |
 |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八位执行绞刑 | 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陆军大将。执行六年后获平反。 |
 |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 | 起诉 | 不起诉 | 不起诉 | 有罪 | 死刑 | 第九位执行绞刑 | 反犹太人刊物《冲锋报》主编。 |
 |
阿图尔·赛斯-英夸特 | 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第十位执行绞刑 | 奥地利总督，荷兰占领区总督。 |
 |
马丁·鲍曼 | 起诉 | 不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死刑 | 判决缺席，生死未卜，1973年时确认死亡 | 希特勒秘书。 |
 |
鲁道夫·赫斯 | 有罪 | 有罪 | 起诉 | 起诉 | 终身监禁 | 1987年上吊自杀 | 纳粹党副党魁，不管部部长。1941年单独飞往英国。 |
 |
瓦尔特·冯克 | 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终身监禁 | 1957年因病获释 | 政府新闻总署和宣传部负责人，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德国国家银行总裁。 |
 |
埃里希·雷德尔 | 起诉 | 有罪 | 起诉 | 不起诉 | 终身监禁 | 1955年因病获释 | 海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成员，海军名义总监。 |
 |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 | 起诉 | 不起诉 | 不起诉 | 有罪 | 有期徒刑20年 | 全德青年领导人，驻维也纳总督。 | |
 |
阿尔伯特·斯佩尔 | 不起诉 | 不起诉 | 有罪 | 有罪 | 有期徒刑20年 | 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 | |
 |
康斯坦丁·冯·纽赖特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罪 | 有期徒刑15年 | 1954年因病获释 | 外交部长，不管部部长，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督。 |
 |
卡尔·邓尼茨 | 起诉 | 有罪 | 有罪 | 不起诉 | 10年有期徒刑 | 潜艇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希特勒指定的元首继承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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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里切 |
起诉 | 起诉 | 起诉 | 不起诉 | 无罪 | 宣传部国内新闻司司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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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冯·巴本 | 起诉 | 起诉 | 不起诉 | 不起诉 | 无罪 | 德国总理，内阁副总理，驻奥地利、土耳其使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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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尔马·沙赫特 | 起诉 | 起诉 | 不起诉 | 不起诉 | 无罪 | 国家银行总裁，战争经济全权委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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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克虏伯 |
起诉 | 起诉 | 起诉 | 起诉 | （健康理由，不追诉） | 重工业企业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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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莱伊 | 起诉 | 起诉 | 起诉 | 起诉 | （判决前自杀） | 德国劳动战线和纳粹党组织领导人。 | |
最初计划为德国工业家举行第二场国际法庭审判，但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分歧，这场审判并未举行。[227]十二场军事审判仅由美国在与国际军事法庭同一法庭举行。[228]根据联合控制委员会法令第10号，美国军队逮捕了近10万名德国人作为战犯。[229]战争罪行首席律师办公室识别了2500名主要战犯，其中177人受审。由于后勤或财务原因，许多最严重的罪犯未被起诉。[230]
其中一系列审判聚焦于德国专业人士的行为：医生审判集中于纳粹人体实验和纳粹德国安乐死谋杀，法官审判则聚焦于纳粹德国法律中法官在纳粹罪行中的角色，部委审判则针对德国政府部门官僚的罪责，特别是外交部。[231][232]工业家也受审——在弗里克审判、IG Farben审判和克虏伯审判中——因使用强迫劳动、掠夺纳粹受害者的财产和资助纳粹党卫军的暴行。[233]党卫军成员在波尔审判中受审，该审判聚焦于监督党卫军经济活动的党卫军经济和行政总局成员，包括纳粹集中营；[234]RuSHA审判处理纳粹种族政策； 别动队审判则对行动队成员进行审判，这些行动队在东线后方谋杀了超过一百万人。[235]德国空军将军艾尔哈德·米尔希因使用奴隶劳动和驱逐平民而受审。在人质案件中，数名将军因处决数千名人质和战俘、掠夺财物、使用强迫劳动和驱逐巴尔干地区的平民而受审。其他将军则在高级指挥部审判中受审，因策划侵略战争、发布犯罪命令、驱逐平民、使用奴隶劳动和在苏联的掠夺行为而受到起诉。[236][237]
这些审判强调了在德国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238]审判听取了1300名证人，提交了超过30,000份文件作为证据，并产生了132,855页的记录，判决总共有3,828页。[239]在177名被告中，142人被定罪，25人被判处死刑；[240]判刑的严重性与被告与大规模屠杀的关联程度有关。[241]法律史学家凯文·琼·赫勒认为，这些审判的最大成就“是它们对国际刑法的形式和实质的无法估量的贡献”，这一领域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42]
总共有249名记者被授权报导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55]，并发放了61,854张旁听票。[112]在法国，对鲁道夫·赫斯的判决和对组织的无罪释放引发了媒体的愤慨，尤其是对于流放者和抵抗战士的组织，因为这些判决被认为过于宽容。[243]在英国，尽管报导显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但很难保持对漫长审判的兴趣。[244]在检察官对一些判决感到失望的同时，辩护方则可获得某种程度的满意。[245]
当时许多德国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食物和住所上。[246][247]尽管如此，多数人仍阅读了有关审判的报导。[248]在194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8%的德国人认为审判公平，但四年后，这一比例降至38%，其中30%认为审判不公平。[247][249]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认为这些审判是不合法的胜利者的司法，并认为这是强加集体罪责的行为，他们拒绝接受这一点——反而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250][251]随着冷战的开始，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开始影响审判的有效性。[252]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教育目的未能达成，部分原因是德国社会对战争罪行审判的抵制，也因为美国军队拒绝将审判记录翻译成德语，担心这会削弱对抗共产主义的努力。[253]
德国的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强烈支持大赦。[254]在1949年成立的西德，对于战犯的赦免也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255]美国方面为了将西德与西方集团结盟，[256]开始在1949年早期就释放纽伦堡军事法庭的被定罪者。[257]1951年，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推翻了大多数判决[258][259]，最后三名囚犯，均在行动队审判中被定罪，于1958年获释。[260][261]德国公众将这些早期的释放视为确认他们所认为的审判不合法。[262]纽伦堡军事法庭的被告需要苏联的许可才能释放；斯佩尔未能获得提前释放，赫斯则一直在监狱中，直到1987年去世。[263]到了1950年代末，随着政治文化的更大开放和对纳粹罪行的新揭露，包括在西德法院对纳粹加害者的首次审判，西德对释放的共识开始动摇。[264]
国际军事法庭及其《宪章》“标志着国际刑法的真正开始”。[2]审判的反应从正向到谴责不一。[265]初期反应主要是谴责，随着时间推移，反应变得更加正面。[266]
对于仅选择起诉战败的轴心国和所有四个同盟国的伪善行为，这些问题收到了最强烈且长久的批评。例如德苏互不侵犯条约、[267][268]数百万德国人从中东欧被驱逐、[269]强迫劳动、[270]以及对反殖民起义的暴力镇压，根据《纽伦堡宪章》中对国际罪行的定义，这些行为本应被视为非法。[271]另一个争议来自于起诉那些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犯罪的行为，[272]特别是危害和平罪。[272][34]同样新颖但争议较小的是反人类罪、阴谋指控和对个人违反国际法的刑罚。[273]除了这些批评，审判还因将历史事件强行纳入法律范畴而遭到指责。[27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从纽伦堡审判借用了许多理念，包括四项指控，并且由杜鲁门政府计划借此加强纽伦堡审判的法律遗产。[267][275]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了“纽伦堡审判宪章所认可的国际法原则及法庭判决”。[276]1950年，国际法委员会起草了纽伦堡原则，以便编纂国际刑法，尽管冷战阻碍了这些原则的采用，直到1990年代才得以实施。[277][278]1948年的种族灭绝公约比伦金最初的概念更加有限，并且其效力受冷战政治的进一步限制。[278][279]到1990年代，国际刑法的复兴包括为南斯拉夫（ICTY）和卢旺达（ICTR）建立的特设国际刑事法庭，这些被广泛认为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遗产的一部分。1953年提议的永久国际刑事法院（ICC）于2002年成立。[280][281][282]
这些审判是首次使用同声传译，这促进了翻译方法的技术进步。[283][284]纽伦堡宫殿法庭拥有一个关于该审判的博物馆，并且该法庭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2005年吸引了13,138名游客。[285]纽伦堡军事法庭是历史上研究最多的审判之一，并且成为了大量书籍和学术出版物的主题，以及像《纽伦堡大审》（1961年）和《正义的记忆》（1976年）这样的电影。[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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