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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第16任总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本·奇夫利（英语：Ben Chifley），全名约瑟夫·班纳迪克特·奇夫利（英语：Joseph Benedict Chifley，1885年9月22日—1951年6月13日）是澳大利亚政治家，1945年至1949年担任第16任澳大利亚总理，是对澳大利亚影响最大的总理之一。他领导的工党政府以激进改革著称，在1946年至1949年之间颁布了229部法令，当时创下立法最多的纪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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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夫利政府的重要政绩包括：澳大利亚的战后移民体系、设立分别的澳大利亚公民籍、大型水电灌溉综合工程雪山山脉计划（Snowy Mountains Scheme）、将澳大利亚航空国有化并设立国有的跨澳航空公司（TAA）、改革社会保障[2]、建立联邦就业服务[3]、联邦开始向各州拨款建造公屋[4]、设立大学委员会扩大高等教育[5]、设立药品福利计划（Pharmaceutical Benefits Scheme及免费医院治疗[3]、改革并扩大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设立社会康复服务[6]、建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7]等。
奇夫利政府任内主导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少数成功的修改宪法全民公决，将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障和服务的立法权赋予联邦政府。[8][9][10]
本·奇夫利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8]，父亲是祖籍爱尔兰的铁匠。他有三个兄弟，5岁到14岁期间由祖父抚养。由于祖父在1892年的一场银行危机中失去所有的储蓄，所以奇夫利从小就不喜欢私立银行。他就学于巴瑟斯特的罗马天主教学校，15岁初中毕业后辍学，到新南威尔士铁路局工作，学习成为火车司机，后来还成为“澳大利亚火车司机工会”的发起人之一[11]，并因此成为澳大利亚工党的积极党员。
1914年他与伊丽莎白·麦肯锡结婚；她是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信徒，两人在长老教会教堂举行婚礼。虽然奇夫利继续参与天主教会，但他和非天主教徒的婚姻引起了天主教社群内的非议。1917年奇夫利参与领导一场持久罢工运动，因此被解雇，但杰克·兰（Jack Lang）任州长的新南威尔士州工党政府为他恢复职位。此后，奇夫利在劳资审判处代表其工会发言，并自修了劳资关系法。
1928年奇夫利在第二次参选时赢得澳大利亚国会下院麦觉里选区的席位。此选区包括奇夫利家乡巴瑟斯特，以及利斯戈、蓝山等地。奇夫利基本支持詹姆斯·斯卡林政府的经济政策，1931年被任命国防部长。但工党在同年的大选中失利，奇夫利本人在自己的选区也落选于统一澳大利亚党对手。在接下来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依赖妻家的钱财以及他拥有部分股权的地方报纸《National Advocate》的收益维持生活。
1935年由于他个人的专长，约瑟夫·莱恩斯政府指派他担任关于银行业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他提出了一份少数派报告（即和委员会多数意见报告不同的报告），认为私人银行应该转为国有。
1934年再度失败后，1940年奇夫利终于赢回曾代表的席位，并于次年担任约翰·柯廷工党内阁的财政部长。尽管弗兰克·福德是柯廷总理的正式副手，但是奇夫利成为了总理最倚重的阁员。当时总理的工作重点聚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而奇夫利在总理的信任下，总管多数国内事务。奇夫利主导了战时的政府支出和税务两方面的大幅膨胀；同时他执行的经济资源管制政策引起媒体和工商界怨声载道。
约翰·柯廷在1945年7月在总理任上辞世，弗兰克·福德继任了总理一职，但八天后奇夫利在党内经过票选，当选工党党魁，遂取代了福德出任总理。一个月后，二战结束，国家政治生活恢复正常。奇夫利在1946年的联邦大选中面临了孟席斯所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自由党的挑战，奇夫利以54%的两党择一选票数当选连任，成为第一次当选连任的工党政府。奇夫利在战后时期维持了战时经济管制的政策，包括高油价（抑量）政策，使得社会大众对他颇不谅解。事实上，由于当时澳大利亚的贸易倚赖英国甚深，所以奇夫利推行此政策的目的一部分是帮助缓解英国的战后经济问题。
奇夫利在感觉执政权已稳固之后，认为向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迈进的时机已到。奇夫利政府开始制订政策，以求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达到更广泛的政府涉入和计划，这些政策的目标包括改善工作条件、全民就业、以及改善财富、收入及机会均等。
这些改革包括立法建立全民公费医疗。大英医学会（其澳大利亚分会是澳大利亚医学会的前身）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控告此法违反《澳大利亚宪法》并胜诉。奇夫利转而组织了澳大利亚历史上少有的成功修宪全民公决。经此修正后，《宪法》加入一条新的第51条第xxiiiA款，不仅允许联邦政府就医药福利立法，还包括了家庭补助、学生及医院福利、儿童福利、遗孀救济金、失业金以及产假补助等。奇夫利政府依据此权再度立法设立医药福利计划，此计划下囊括的必须药品都经由政府资助免费提供，高等法院裁定医药福利计划符合宪法，此后成为澳大利亚福利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这一成功的基础上，奇夫利成功领导澳大利亚的战时经济转型为和平经济，并同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更公平的养老金、遗孀救济金、失业金和医疗福利，建造新的大学和技术学院，以及1945年至1949年之间建造的200,000栋新住房。1941年至1949年之间奇夫利政府和之前的柯廷政府新增的社会福利使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社会设施方面的支出翻了10倍。具体的政绩包括：
史学家评论认为奇夫利政府有效管理了澳大利亚的战时经济，成功将战后债务减到最小。在退伍军人政策上也取得成功，总体避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退伍军人经受的经济和社会困难。此外，奇夫利政府的自由化经济政策也在50、60年代的经济复苏中显露成效。一位史学家评价奇夫利政府：“以收敛和管控把握了经济发展及福利保障之间的平衡，并为澳大利亚的战后经济繁荣构筑了框架”。
但在1947年奇夫利政府又提出进行银行业国有化的政策。这项政策招致了媒体中非常巨大的的反对声浪，使中产阶级总体不再支持工党政府。最终，澳大利亚高等法院裁定相关法令违宪。奇夫利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政策中唯有《1945年银行业及联邦银行法令》成功保留，此法令将货币政策归为联邦政府职权，并设立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为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和国有银行。
1949年六月开始，煤矿业爆发了一场持久而且激烈的罢工，造成失业率上升以及经济困难。奇夫利将这场罢工视为澳大利亚共产党试图争夺工党作为工人阶级代言政党地位的举动，因此调动军队解决罢工。虽然奇夫利立场强硬，但对手孟席斯利用冷战恐惧，指控工党软弱对待共产党。
由于这些因素，加上选民总体认为奇夫利政府执政后期越加傲慢、日益孤行，导致1949年大选中工党大幅失利。在这次大选中下院新增加了47个席位，但工党席位仅增加了四席，而孟席斯的自由党及其联盟政党则增加了48个席位。
当时的奇夫利已年届64岁，健康不如从前（他和约翰·柯廷一样，也是烟瘾很重的人），不过他拒绝就此退休。工党在上议院仍保有席位上的优势，于是奇夫利作为反对党领袖充分利用这个舞台，使孟席斯政府的提案皆遭驳回。孟席斯因此提出取缔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法案。孟席斯预期奇夫利会再于上议院将此案驳回，根据《宪法》这样孟席斯就可同时解散两院（double dissolution）进行国会两院全额改选（普通大选中参议院每届仅有一半席位改选）。但是出乎孟席斯预料，工党在修正此草案后通过了此法案（后来高等法院裁定此法令违宪）。但几个月后奇夫利否决孟席斯的《联邦银行业法案》后，孟席斯即以此为为由解散两院，与1951年四月举行两院全额改选。虽然在奇夫利领导下工党夺回众议院五个席位，但在参议院失去六个席位，联盟党得以控制两院。
同堪培拉初建时的许多其他联邦政治人物一样，奇夫利从政期间没有落户堪培拉，需要在堪培拉办公时长期寓居堪培拉库拉君饭店（Hotel Kurrajong），甚至在当选总理后也不愿搬入总理府。大选过后几星期后，奇夫利就在库拉君饭店房间里心脏病发。虽然刚开始他不认为是大问题，所以不愿让秘书叫医生，但秘书发现他情况恶化后叫来医生，医生要求立即送医院。奇夫利在去医院途中在救护车上去世。[12]消息报送到总理孟席斯时，孟席斯正在国会大厦国王厅参加国会舞会（奇夫利受邀但没有参加）。孟席斯非常悲痛，一改平时波澜不惊的外表以断断续续的低沉嗓音向与会者宣布奇夫利去世的消息。他说“虽然我们是政敌，但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是一个好澳大利亚人。”他宣布舞会立即结束，在再次谈到他和奇夫利的友谊后又说“奇夫利先生多年以来为这个国家做出了优秀的贡献”。[13]
澳大利亚以奇夫利命名的事物包括：
位于悉尼的西悉尼大学在1987年规划时新南威尔士州工党政府原定名为“奇夫利大学”，1989年自由党在新南威尔士州执政后改现名，在1997年工党再度执政时以“对具有永久重要性的机构以‘西悉尼’冠名”的政策理由维持了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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