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自治运动[1][2]，是北洋政府时期湖南省出现的一起主张自治的政治运动。湖南左派人士包括彭璜、毛泽东等人曾经受当时湖南省的联省自治以及制宪运动而推动该运动，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同时在上海《时事新报》、长沙《大公报》发表如“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等文章，主张湖南自治，反对统一，脱离中国独立建国观点，欲使湖南脱离中国北洋政府独立[3]。该主张并没有获得足够支持，并随着国共两党在苏联支持下北伐，以湖南省宪法的废除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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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裴士锋认为，湖南自治运动是受到湖南民族主义的启发[4]。民国时期的湖南省自治运动一定程度刺激了地方自治意识的普及和大众化。[5][3]
民国初年，湖南苦于多年南北战争的侵扰，受限于北洋政府以及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以谭延闿，李剑农为首的士绅阶层，极力主张联省自治的地方主义，邀请王正廷在内的13名知名学者组成湖南省宪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中华民国湖南省宪法 ，并于1922年1月1日颁布实施，湖南自治运动由此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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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初年，经过袁世凯称帝倒台后，受联省自治思潮影响，政治家与地方实力军人提出联邦制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张各省自治立宪。[3]
1918年，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与民争利，被人民痛骂为“张毒”。[5]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6]:42-43。8月中旬，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6]:44-45。9月，毛泽东在湖南联合教育界和新闻界发动“驱张运动”。9月5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说《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信中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教育是没有办法的；至于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之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之主力，当即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驱张；二、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三、积极恢复学联；9月21日、9月26日，毛泽东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表同情于师范学生》和《原来是他》两篇短文，对摧残教育、毒打车夫等社会现象表示愤慨[6]:45。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之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月刊发表[6]:46。
10月23日，毛泽东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规定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不涉及“以实行解决问题”；章程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6]:46-47。11月中旬，毛泽东出席新民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之修改会章和改选大会，根据新会章，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会后即进行驱逐张敬尧运动，会友多数外出，会务停顿一年；11月16日，毛泽东领导被张敬尧解散之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于本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营民命，蹂躏民权”[6]:47。同日毛泽东就轰动长沙城之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希望热心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之女青年呼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著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6]:47-48。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学校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工作必须是为生产的、合于实际生活的；要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并说，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须矢志“创造其新”，才能达到[6]:48。
12月3日，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12月4日，毛在楚怡小学出席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12月6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10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12月中旬，毛泽东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
12月18日，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余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之大本营；12月22日，为揭露张敬尧之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之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之消息，加以传布[6]:49。
12月27日，平民通信社印发由毛泽东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之呈文《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发湖南政务厅长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矿师，同美商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行抵押借款之实的罪行，要求政府迅电张敬尧，取消草约，交款退出，并撤惩矿务局长，“以儆官邪而维矿政”；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参加者千余人；12月31日，毛泽东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种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12月，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之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6]:50。
1920年1月23日，毛泽东父亲毛贻昌在家乡病逝，与母亲文氏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湖南奔丧[6]:52。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被张敬尧收买之政客组织“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快邮代电4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6]:56。3月，毛泽东和老师黎锦熙用信件详谈湖南省自治运动的问题，认为湖南至少应该得到联邦制的美国州分的地位：“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4月上旬，毛泽东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之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热心搜寻能够找到为数不多之中文本共产主义书籍；毛泽东较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对社会历史发展有比较正确理解[6]:56-57。
192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6]:59。谭延闿击败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5]。6月12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6月14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6月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6]:59。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主张湖南仿效朝鲜等国，寻求自决：
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成会之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之主张；阐明湖南改造之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20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向打着“湘事湘人自治”旗号之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信6月28日在上海《申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6]:60。毛泽东主张湖南独立，提出了“湘人自决主义”的思想，并将湖南历史追溯到鬻熊开国，将湘军的曾国藩等人奉为湖南的近代先贤：
7月20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虽然，我们此次的牺牲太大，所得的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6]:61。7月22日，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入据湖南，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利用湖南民意，发表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之祃电：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6]:61-62。7月25日，毛泽东与在长沙之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大公报馆开会，商讨改进湘潭教育；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被公推为四筹备员之一，共同负责起草简章；7月27日，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促进会文牍干事；7月30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起草促进会宣言书，由毛泽东主稿[6]:62。8月下旬，毛泽东在湘潭韶山休息；9月1日，回到长沙；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之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6]:63。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之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之主张：“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6]:63-64毛泽东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9]。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6]:64。龙兼公决定推出定期专栏“湖南建设问题”，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观点，由毛泽东、彭璜两人主笔。专栏集中讨论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的中国都缺乏基础，因此必须打破统一的框架与巨响：“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10]
1920年9月6日、9月7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6]:65。9月13日，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企图包办“制宪”，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并组织“自治研究会”；9月23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宪法会议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后因舆论反对和湘军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召开[6]:65。
而彭璜在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湖南的独立计划，认为湖南共和国应该建立为“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11]，并指出中文中的“国”字既可以指大一统帝国，也可以指自决之国。他解释说：中国是大一统帝国，但湖南国是自决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政体只能让湖南亡国和战乱：
在19和20世纪之交，部分湖南革命者一直以“民族”等词语来描述湘人，以“民族主义”一词表达自己对湖南的忠诚和热爱之情。在毛泽东基础上，彭璜的湘独理论更加地激进，为了肯定湖南自中国独立，他认为汉族的“名目”只是逼迫湘人顺服中国统一、压迫湘人独立的工具，他从而将湖南人排除出汉民族之外，强调只有湖南民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
在《怎么要立湖南“国”》的最后一期中，彭璜则如此作结：“中国的湖南，简直是英国的爱尔兰了？凡是主张正义人道的人，哪个不赞成爱尔兰独立……湖南人的精神果犹未灭绝！就应当趁此晨光万丈的时代……大呼精神独立！民族独立！湖南独立！”[14]。9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6]:65-66。9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释疑》一文：“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哪一部法典，或哪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6]:66。后来的共青团领袖，当时的新民学会成员张文亮则将反对湘独的言论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世界大同废除国家的人士，另一类则是认为中国当属一国的“抱狭义的爱国主义者”。他写道：“对于第二派（爱中国）的爱国志士可以视同狗屁。严格点说来，简直可以不齿他……我更希望把‘中国’二字远抛东海……欲谈湖南国，绝不容再所谓‘中国’存在！”[15]张文亮认为，如果民族国家应该存续，其主体应该是湖南，而不是中国。9月30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时评，批评谭延闿提出之“湘人治湘”论调：“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我们主张是“湘人自治”，乡、县、省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6]:66-67。
毛泽东认为，主张“湖南国”的人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起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广东人所欲的广东（理想的广东新的广东）……我于“湖南国”一个问题，尚有极长的理论……先述大意于此。”[16]10月5日，毛泽东与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应邀参加各界合署发起之自治运动联席会议，龙兼公、毛泽东相继发言，说湖南处此稍纵即逝之局势下，应将自治宪法于最短期内实现，“由湖南革命政府（谭延闿政府）召集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6]:67。在9月和10月上旬，长沙《大公报》的社论充斥了湘独支持者对中华民国的反感。10月5日、6日，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377人签名（几天后增至436人）之《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之政府“确是一个革命政府”；在这千载难逢之机会，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免乱生枝节，比较现实；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之平等之普通之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之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6]:67-68。龙、毛、彭等300余人认为湖南“应该要主张‘全自治’，而不要主张‘半自治’”，“绝不要顾及什么中央，和什么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内要自治，绝不要瞻前顾后，自馁其气，弃‘全自治’而主张那不痛不痒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的自治者，湖南人为自由而战，所不惜也[17]。10月6日，省学联发出致各团体和各校信，请选派代表于10月7日开联席会议，并订于10月10日举行市民游街大会：“湖南自驱张成功以后，政府所筹划，人民所仰望，报纸所鼓吹，咸集中于地方自治一点。诚以不能达到完全地方自治，则政治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减，新湖南即无由建设。顾欲达到完全自治目的，此际实是唯一又最好之时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一次，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10月7日，毛泽东参加学联召开之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以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名义呈省长请愿书；同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说湖南自治运动能否成功，首先决定于长沙30万市民：“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10月8日，毛泽东出席在省教育会举行之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之各界建议人400余人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会议同意“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推举方维夏、陶毅等15人为代表，将“要点”和请愿书送交谭政府；10月9日，谭延闿接见15名代表，称“诸君所说，兄弟很表赞成，会同起草，兄弟意思就本诸君请愿书，即日函知各团体”；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长沙各界约2万人之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到湘军总司令部要求谭延闿接见，谭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群众对包办“制宪”不满，有人将议会旗子扯下[6]:68。在10月10日的中华民国国庆日，更是引起了当时湘独支持者的直接嘲讽。湖南《大公报》副主笔李景侨发表社论：“我们不庆祝过去的中华民国，应庆祝将来的湖南‘国’，不可吗？……中华民国骗了我九年的‘庆祝’，不又被湖南‘国’连本带利都骗去了。那么国庆日的时评我还是不作！”[18]张文亮写的致辞则是：“又是照例的九年国庆到了！哈哈！同胞！‘国庆’！怎么叫做国庆？国中一年来有何可庆？说来你们不要痛心吗……那么，今日的国庆岂不成了国丧吗？”[19]毛泽东则向《时事新报》投稿《反对统一》，断言中国的问题源于统一本身。[20]同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之双十节增刊，发表《反对统一》一文，坚持“大中国”没有基础必须促成各省自治之论点，反对南北军阀之和议与统一[6]:69。
1920年10月11日，毛泽东同龙兼公起草之湖南省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之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组织法和选举法提出六点要求，认为人民宪法会议“应采革命精神，打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6]:69。10月11日，《大公报》在题为《国庆日的游街活动》的新闻稿中刊录了国庆日时湖南社会请愿召开人民宪法会议的请愿书，亦提到长沙近万人于10月10日冒雨在省教育会坪召开自治运动大会，会上宣读请愿书，会后游行，行进到总司令部时，将《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谭延闿。其中请愿书为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毛泽东等人联合起草[21]：
10月21日，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之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6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6]:69。
1920年11月23日，因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11月25日，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6]:70。11月25日，南方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计划北伐，邀请谭延闿出兵协助，遭到谭延闿的拒绝，孙中山随后派遣周震麟及其部属讨伐谭延闿。12月11日，湖南省人民投票《湖南省自治宪法》并且获得通过。与孙中山的部队交战中，谭延闿战败，其部下赵恒惕接受孙赐予的职务“湘军总司令”。[5]赵恒锡与谭同样热衷于制宪运动，并向湖南省议会表达了“联省自治”的主张。
1921年4月21日，湖南省长赵恒惕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6]:82。4月25日至4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省宪法草案的第一个最大缺点，是对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应增加三项极重要的条文：一、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二、人民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三、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文章强调女子要有财产权和婚姻自决权；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文章说，尤其紧要的是要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这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得宪法的保障；省宪法草案第二个最大缺点是，规定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关于劳动之事项完全没有规定；关于劳动问题，文章认为宪法应规定劳动者的工时、工值、红利、教育等项[6]:83。
1922年9月，赵恒惕当选为立宪后湖南首位省长。直至1926年，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北伐下，湖南省宪法废除。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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