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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又称普世伦理[1]，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此后对普世价值的一种阐述是：“普遍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法治、正义、平等和不歧视的世界；一个尊重种族、族裔和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一个公正、公平、宽容、开放和具有社会包容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得到满足。”[2][3][4][5][6] 《国际人权法》亦将《世界人权宣言》和普世价值作为基础[7]。还有观点认为，普世价值是一种源于西方的价值观与伦理主张[8][9][10]。亚洲各地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不一，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对普世价值持抵制态度[11][12][13][14]，中国大陆也曾爆发“普世价值论争”[9][15][16][17]，而中华民国政府及部分台湾政党则支持普世价值[18][19][20][21]。
即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有益的事物就有价值，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也叫普适价值。普世价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发现”的普世价值。以赛亚·柏林的定义是“普世价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22]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价值。阿马蒂亚·森认为当莫罕达斯·甘地认为“非暴力”是普世价值时，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并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23]许多不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24]和民主[25]等。
归结主义（英语：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26]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内在价值的事物。
施瓦茨（Shalom H. Schwartz）与一些心理学同事们对普世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调查普世价值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是哪些。施瓦茨定义的“价值”是那些“影响人们选择行为和评价事件方式的令人向往的观念”。[27]他假说的普遍价值将涉及到三个不同类型的人类的需要：生理需求，社会统筹的需要，以及与福利和群体生存相关的需求。包括在44个国家对不同文化的超过25000人问卷在内的一系列的研究，施瓦茨的结果是，存在着十种不同类型的56种具体的普遍价值：[28]
- 安全：强壮的肉体以避免疾病和天敌的伤害以及更高效地获取物质、繁殖后代。清洁，家庭安全，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报恩，健康，归属感。
- 享乐：拥有生存必需的物质，如食物和财富，作为快乐享受生活的保障。
- 权力：权威，领导地位，主导地位。
-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影响力，智慧，自尊。
- 刺激：大胆刺激的行为，多样的生活，精彩的生活。
- 自主：创造力，自由，独立，好奇心，选择自己的目标。
- 普世性（道德）：博大胸怀，才智，社会公正，平等，和平，美丽，与自然的融和，对环境的保护，内心的和谐。
- 慈善：乐于助人，诚实，宽容，忠诚，责任，友谊。
- 传统：生活中的自我定位，谦让，虔诚，尊重传统，平和。
- 社会整合：自律，服从。
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30]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规则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语：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语：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31]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32]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类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争具代表性，而第二类争议是哪些该算作普世价值[8][9][10]。
2013年6月1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李世默说：“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33]
2013年8月，香港《明镜月刊》第43期刊出了据说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全文，内文宣称“在西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长期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论调（宣扬普世价值）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欺骗性，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我们宣导的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4]
201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普世价值是“在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的事物，提出普世价值来论证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设定一个‘普世价值’的框子，然后按照这个框子来设计改革方案”，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设置一个诱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陷阱”[35]。
2016年2月，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指西方文明“以成功者自居，审视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贬损、冲击其他非西方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共荣，而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压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这种狭隘的理念和偏执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受到极大伤害。”[36]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在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文章称，自由主义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历史终结论炮制的一种说辞，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优越论是同一个性质；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37]。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一文，提到，有人在热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同时，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劲地妖魔化。这种被政治利用的“普世价值”等为错误思潮，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38]。
2022年6月，《求是》杂志刊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宣传普世人权、人权高于主权，陷入政党恶斗、政府失信、社会失序、疫情失控的困境，导致政治极化、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不断加剧，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大行其道，人权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说明中国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推动自己的人权事业发展[39]。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徐胜（Sung Suh）说，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权和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意识，彻底清理日本对东亚民众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并追究其责任，才能完成东亚民众去殖民的课题，实现东亚民众共同的和平未来，实现有普遍意义的东亚人权[40]。徐胜指普世价值为“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法，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合理化对外侵略所提出的论调，“美国一口说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在这些地区蹂躏人权”；他主张：“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价值”[41]。
2015年12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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