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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民(1906年—1984年1月),生于大清帝国浙江省温岭市,油画家、雕塑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之一。他1925年留学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成为第一批留法的中国画家,1929年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和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即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方干民曾经担任浙江美术学院教务长、油画系教授、中华艺术研究会会长,并创立了“长风西画研究会”。方干民与林风眠和吴大羽齐名,是当年浙江美术学院西画系著名的三位教授之一,一生作育英才,画家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罗工柳和王肇民[2]等都是他的学生[3]。方干民深受表现主义影响,是中国及亚洲现代美术史上少数对立体主义进行探索的画家,其独特的艺术创作风格被称为“方派”[4]。
1906年2月15日[来源请求],方干民生于温岭县城横街,父亲方乐(号洵成,笔名仲生)科举出生,专文字学,著有《六书辨》、《六书浅说》等,叔夫方季容是陆军少校副官。有三位兄长:方卫民、方立民、方植民。
1921年,他进入杭州安定中学(现杭七中前身)就读。
1924年夏赴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入二年级,向俄籍画家普特古斯基(V. Podgurisiey)学了一年素描。
1925年底,方干民离开上海赴法国留学,到法国后进入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学习。
1927年,方干民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并进入皮尔·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画室学习,与颜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学,并认识了同在巴黎留学的苏爱兰(后改名苏兰)。
1928年8 月,“艺苑绘画研究所首届美术展览会”举办,参展画家有王道源、方干民、王济远等。
1929年,在巴黎,与苏爱兰女士结婚(又名苏兰)。苏爱兰出身安徽太平县望族,其姐姐即后来活跃于海外文坛的苏雪林教授(原名苏小梅)。
同年,他回国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和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并创办“长风西画研究会”,与林风眠、 林文铮等同为当时以杭州为基地,倡导现代艺术而且卓有成效的艺术家集群的核心人物,[5][6]并进入上海市教育局任视察。[7]
1931年,创作油画《白鸽》,参加中华独立美协展览。同年创作《秋曲》。
1933年,创作《节日里的西湖》。
1936年,完成大型历史画《孙中山先生授嘱图》(该画曾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11月日军在浙东登陆,随杭州艺专师生西迁。
1939年,被委任为教务长(主任),主持学校的教育行政工作,颇见成效。同年,方加聘留日雕塑家肖传玖、留法画家及艺术评论家唐隽等为教授。
1940年,由于校内人士矛盾,该年暑假末被续聘,引起学生不满,攘成严重学潮,滕固、常书鸿均被解职,数名学生如丁天缺等被迫离校。该事件后被称为“安江学潮”。
同年秋,方干民为天主教神父雷鸣远绘制大幅油画像,及为梵蒂冈中国天主教会总主教于斌画像,于斌回赠一张自己的照片留念。[7]
1941年,会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张继,建议设立一史画部门,得张氏允许,并担任专员、总干事、整理科长等职。方在三年内完成十多幅肖像以及巨幅历史画《邹容著革命军团》、《肇和军舰起义之时》、《陈英士被刺图》。
1944年,杭州艺专奉教育部令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潘天寿出任校长,立刻聘方干民回校。
次年,国立艺专创建西画画室制,分设了林风眠、方干民、李超士和吕霞光四个画室。
1945年,国立艺专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了为期四天的“现代绘画联展”,方干民、林风眠、庞薰琹、赵无极、关良等13人参加,共展出作品83幅,提倡“现代中国绘画艺术与现代世界艺术合流”。方展出作品包括《陪都炸后之春》。
同年6月1日,第一届“中华独立美展”在战时陪都重庆举办,方干民、胡善余、丁衍镛、朱德群、汪日章、李可染、倪贻德、林风眠、赵无极参展,八大山人、吴昌硕、齐白石也在附展部分一并参展。[8]
1946月,国立艺专复员完成,10月10日在杭州正式开学,学校分设两种学制,西画科实行画室制,李超士、林风眠、方干民、倪贻德分别主持各画室。[9]
1949年,中华艺术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方干民担任会长。成员包括闵希文、冒怀苏等。[10] 方干民又曾在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史画部门任职。
1954年,任南京政协委员。
1958年,调浙江美术学院,担任油画系教授。
1962年,国立艺专油画系实行画室制,担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负责法国画派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第一、第二、第三画室分别由方干民、黎冰鸿、倪贻德主持教学。[11]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干民遭到残酷批斗。
1978年,方干民重拾画笔,主要以风景题材为主。
1984年,方干民与世长辞。次年,苏爱兰去世。
1925年底,方干民离开上海赴法国留学,到法国后进入法国里昂美术学院学习,在校期间成绩出色并结识了蔡元培之女蔡威廉,这也是促成方干民与蔡元培交往的重要原因。方干民后来于1929年为蔡元培画了一幅小幅油画肖像画。
1927年,方干民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并进入古典学院派大师让·保尔·洛朗斯(Jean-Paul Laurens)和其儿子皮尔·洛朗斯(Jean-Pierre Laurens)的画室学习,与颜文梁、周碧初、汪日章同学。他一方面在学校训练写实基础,一方面在外研究刚兴起现代主义绘画,在业余时还选修了雕塑。
1930年3月方干民得到蔡元培的推荐担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院西画系教授,亦迎来人生重要的黄金时期。在当年的国立杭州艺专,他是著名的三位西画教授之一,与林风眠、吴大羽齐名。方干民在这一时期探索著自己的艺术风格,画风近似立体派,创作了几幅重要的作品如《白鸽》、《秋曲》和《节日里的西湖》。[12]
随着日军的侵略,中国油画运动陷入了低谷,国立杭州艺专的老师们始终不被人理解,都开始了画风的调整。抗战一开始,林风眠关注与自己的水墨研究;蔡威廉用毛笔纪录学校西迁沿途的山水;常书鸿直接去敦煌考古;关良去画他的京剧国画;庞薰琹转向工艺美术。而方干民也结束了他早期的西方现代绘画创作,迎来了写实的风格。
方干民随学校西迁,并带领学生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吴冠中在自传《我负丹青》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李超士老师画了一个人正在撕毁日旗,题名《日旗休矣》;方干民老师画一个穿木屐的日本人被赶下大海;吴大羽老师画一只血染的巨手,题款为:‘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岗,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上。’绘画系同学分成小组,在杭州大街墙上画抗日宣传画……”
抗战开始后,方干民不大顾得上现代主义艺术的探求与实验,开始转向用写实风格来创作现实题材的作品。 1939年2月1日贵阳《中央日报》上,有一则署名朱乃的报道,文中说到:“在民教馆3个宽大的陈列室内,我们看到的数百幅绘画作品。没有一幅不流露着时代的血痕,复仇的怒焰, 我们看的不是画幅,而是大师的战斗武器在陈列著。首先得提出的,是该校教授方干民先生所作的《游击队之袭击》、《孙中山遗嘱像》、《委员长像》那3幅惊人的巨制。《游击队之袭击》刻画出我活跃于敌人后方。英俊勇猛的雄姿。其余两幅,色彩的紧密,技巧的成熟与老练,不愧为出于名人之手。尤其是《总理遗嘱像》那一幅,寓意之深,是非笔者所能深述的。”[13]
1939年因为教学思想和人事纠纷而离任,但方干民深得学生的拥戴,他的离去引发了一场学潮。此事在郑朝撰写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的“方干民教授与安江村学潮”一章有详细纪录[14]。
国立艺专迁至四川呈贡县安江村,过了短暂时期的平静学习生活。时方干民任教务主任,与原北平艺专书鸿在教学思想上时有相违背。滕固校长在艺术上主张“切戒浮华、新奇、偏颇、畸形”,自然支持常书鸿的观点,因而决定免去方干民教务主任的职务。国立艺专主张融合西方现代派的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或离去或亡故,传承此派的仅方干民老师,在感情上、学术思想上原杭州艺专的学生不能接受,于是发生学潮,请求校长收回成命。滕固不允,闹成僵局,学潮扩大,甚至发生学生殴打维护校长立场的教员,并封锁安江村的所有出口,逼迫滕校长收回成命。滕固坚持不许,并从昆明调来武警部队,卫护滕固去了昆明,同时公布方干民鼓动学潮予以解聘,并开除两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这次学潮延续时间较长,大伤元气,方干民、常书鸿、滕固相继离开学校。[15]
1944年7月,潘天寿出任国立杭州艺专校长,回聘方干民任西画系教授。
1946年,汪日章担任校长,因人事矛盾和学术见解的不同,方干民于该年8月再次离开学校。
1958年,方干民回到浙江美术学院执教,并自1962年起担任第一工作室主持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方干民遭受残酷打击。在杭州艺专早期西画教授中,方干民是唯一在浙江美术学院时期仍然执教的一个,也是当时学院里仅有的两个正教授之一。他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遭到残酷批斗。
批斗会上方干民被连踢带打,欺凌辱骂,并被长期关禁在在牛棚。据卢炘著的《大笔淋漓:潘天寿传》 记载,那时“潘天寿、吴茀之、方干民同关一室。方干民被踢得全身乌青,实在忍受不住,服大量安眠药自尽。幸亏发现得早,总算救活了。潘天寿和吴茀之也都全身浮肿,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的房间经常更换,以后又日夜加锁。”
他的学生郑胜天回忆道:“我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亲眼目睹的一个场面。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一天下午,方先生和往日一样,衣冠整齐,略显凝重的地步入校园,走上油画系大楼的梯阶。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一群狂热而充满恶意的红卫兵。他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墨水,颜料汁从方先生的头上淋下,泼染到他的全身。一顶纸糊的高帽子被粗暴地塞到他头上。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只有在酷烈的烈日下听凭这些狂热份子的侮辱。”
方干民深受立体主义所影响,人称“方派”。他在1930年代的作品表现了空间建构的逻辑,明显展现了“切面立体主义”的风格。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方干民创作多产,且逐渐显现“方派”面貌。[16]
李婷在《国立艺术院早期艺术立体主义倾向》一文中指出,方干民的作品清晰地表明了其与西方立体主义的吸收和再创造的文化联系。方干民抛弃了透视,强调平面效果和线与色的组合,点明了“方派”体现了“中国化了的立体派”的基调,在几何形体、肌理笔调和空间构成等语言等方面逐渐自成特色。方干民这个时期的作品,如《白鸽》、《秋曲》和《西湖》,都是“方派”的代表性作品。
方干民主张绘画不能停留在表现自然表面效果,要去表现自然中坚实与本质性的内容,强调“建筑性的形的确实”和“音乐性的色的旋律”,从而强调绘画不应该只局限于对自然表面的写实,而应该像现代艺术家那样,表现丰富的世界。
彦涵回忆道:“他在课堂上常常讲,须知现代审美意识是现代建筑、绘画诸种因素的综合、提取、运用而成,亦达单纯、高雅之美;在色彩上先要忠于物体原本的色相,再加自然的观感而摄取光与色的幻变效应,要始终把握整体色调,求其沈稳、着实,力戒浮躁、任意涂鸦。”
方干民在1936年《亚波罗》第15期《近代艺术之父塞尚》的文章中说道自己对色彩与造型的理解:“绘画,不是作线,也不是表型,只是一种对照。这里所谓对照,不是素描上黑白的对照,而是求之于色素间互相的光辉 -- 色调的对照。当相邻接的某两种色素的对照,有着协调,再进而推移下去,及于全幅的协调的时候,这作品已经完成了。这样,塞尚的色调,有着音乐性的旋律,是非偶然的。彩色画绝不能离开单色的成分,我们先后的敷涂色彩,同时经营单色;使色彩至于协调,由协调进求光的绚烂;单色至于明确,由明确至于形的完善;有色调的对照,色波之表出,这才是画图的秘诀,摹写的真注。”
虽然方干民在学术主张上非常重视现代主义思想,但他教学方式中极力推行严谨的写实绘画作为基础练习,他说:“现代派绘画的简练、变形看来像是粗制滥造,实质上包容著画家的功力和严谨的素描,只是他们具有新的观察方法,才产生不同的作画方法罢了。”艺评家李宝泉在1933年将方干民与倪贻德、关良等一起归入“新写实派”。[17]
方干民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许多杭州艺专时期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他在国立杭州艺专任教时期创作了著名的《白鸽》(1934)、《秋曲》(1934)和《节日里的西湖》(又称《西湖》)。
李婷在《国立艺术院早期艺术立体主义倾向》中对这几幅作品作了以下评论道:《白鸽》是主情的,采用现实因素和诗意美感。《秋曲》则从主情向主知转变,已非眼之所见,而是画家的主观构造,否定了固有色。而《西湖》几乎是纯理性的产物,是一种纯绘画世界的创造,已显示了与抽象的接近。
抗日战争即将丌始,方干民创作了一幅《驱逐日寇》,这幅画开始他从以前的立体派和现代主义风格转向写实绘画风格,暂时结束了他早期的西方现代主义的探索。
自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末,方干民创作了一系列篇幅巨大的历史画作品,如《孙中山先生授嘱图》(1936)、《肇和军舰起义之前》、《邹容与革命军团》、《陈英士被刺图》、《五四运动》、《国家考试》、《敌人不投降便消灭它》等。他的题材涵盖了上世纪中国两大政党的一部分史实。
《孙中山先生授嘱图》依据孙中山遗嘱里作为证人的签名者为图中人物,自右至左依此是张继、何香凝、孙科、汪精卫、邵鲁、吴稚辉 、宋子文、戴恩赛、邵元冲和戴季陶。1935年3月决定题材,6月完成。 这幅画曾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 。1937年 学校西迁,此图存于学校、后毁于战火 。
《国家考试》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第一届毕业考试。监考人学院院长刘伯承(中排单座),主考人学院教育长陈士渠(左排中座),应试人员杨德志回答的出色(右排站立者),博得在座首长注目(杨德志考第一名)。
方干民在1951年编绘了《奇袭北峯山》(新图书故事丛刊)(中华书局出版)。
方干民在晚期创作了一系列的表现沪杭地区和浙南家乡的风景,如《秋光丽色》(1983)、《拱宸桥北河道风光》(1983)、《西湖黄龙洞》(1981)、《西子湖边夕照明》(1982)、《江南水乡》(1983)、《东湖即景》(1981)、《西泠印社》(1982)等。
郑胜天对这时期的画作评论道,这些作品具画家的含蓄和沉静,色彩和造型上可以看到早年受表现主义感染的回声,表现了江南特有的朦胧雾气和水光山色,使它十分有中国味。幸运地,这批作品现在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2005年5月1日,方干民的油画作品《浙江温岭》(1981)在香港苏富比以58万港币拍出。除此以外,鲜有方干民的作品出现在拍卖场。[18]
方干民的学生包括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罗工柳、闵希文、赵春翔[20]、彦涵、丁天缺、林达川、王肇民、董希文、徐君萱、凃克、庄华岳、郑为、朱膺、韩樾 、金一德、张功悫、刘依闻、王劼音、吕洪仁、李长白、罗宝珊、顾秉松[2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