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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作为一绘画技术，早在明朝就已由欧洲传到中国，在宫廷的圈子内绘制皇族、显贵人物肖像。一百多年来，油画艺术跟随中国社会经历了风风雨雨，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油画的发展。中国油画百年也正是中国的近现代发展之缩影。
中国油画历来有“本土说”与“外来说”之争。“本土说”者，以周礼、汉书等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为佐证，说中国二千多年前就有用“油”绘画的历史。“外来说”者认为，油画是欧洲十五世纪荷兰画家休伯特·范·艾克与扬·范·艾克两兄弟所发明，或者说是他们最早使油画趋于完善，然后广泛应用，发展成一个独立的画种。
从材料及技法上看，中国的油绘与西方的油画，在初始时有相似之处，而从它们的造型观念、技法及功能发展来看，两者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中国的油绘以实用为目的，附在棺椁、器具、梁枋等实物上作装饰，向工艺美术发展。西方的油画则逐渐走向纯绘画的领域。[1]
欧洲人于1498年发现东印度航线，1514年葡萄牙商船开始出现在中国海岸，1535年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之后到达南方沿海地区的欧洲人日益增加。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油画《木美人》即出自此一时期，依据记载、画风、技法、中西交通史，《木美人》的创作时间可能为16世纪初。当时海商私人贸易因西方输入的白银而兴起，掌握西方油画技巧的工匠可能在此大背景下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雇用，于短暂停留泉州附近地区的期间创作了该作品。[2][3]
1582年，耶稣会画家尼阁老由澳门进入中国，在大陆地区开设了专门的学校，教授西方油画的绘画技巧。黄伯禄所著《正教奉褒》记载了利玛窦进呈神宗贡品中有“天主图像一幅”和“天主母像二幅”[4]。此时期传世作品包括目前所发现最早由中国人绘制的油画作品游文辉所作的《利玛窦像》[2][5]，以及据传为利玛窦所作之《野墅平林图》。[6][3]
西洋画可能影响了江南法等晚明民间画工的人物肖像画技法，例如《明人十二肖像册》以及民间祖容像等[7][8]，又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曾鲸及其波臣画派。[8][9]
清代前期，宫廷画师中有不少欧洲传教士画家，如郎世宁、王致诚等。《桐荫仕女图》屏出自中国宫廷画家之手，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10]
另一方面，澳门、香港、广州 、上海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通商口岸 ，一些欧洲画家在此期间随商人来华，其中最著名的算是英国画家钱纳利[11]，他曾为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绘制肖像画。
广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成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外销画中心位于十三行，曾出品油画、水彩、水粉、微型画和摄影等外销艺术品，从业的画家和画工超过百人。史贝霖（Spoilum）是目前所知最早以肖像油画著称的中国人。钱纳利和林呱分别为外销画时期东西方画家的代表。[12]林呱似乎无太多绘画美学的考量，其创作主要可分为三类：“油画肖像”、“为传教士的病患所绘制的医学画像”、“改自外国版画图像的外销复制画”[9]，他对《大宫女》的临摹即典型中国外销油画。外销画为了方便携带常绘于通草纸上，通草纸外销画题材广泛，中国风情浓厚，深受欧洲买家喜爱。通草纸除携带方便外，还可作为油画布，因此通草纸的出现，加速了西方油画融入中国传统画，当时的中国油画画家采中式握笔法，以毛笔作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画技法对西方油画的影响。绘画技巧采西方油画的透视法和明暗法，但在人物动态、衣纹等仍采中国传统的线描技巧处理。[13]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把摄影传入中国，加上鸦片战争后广州失去全国唯一贸易通商的地位，广州肖像油画因此逐渐没落。[9]
鸦片战争之后，变法维新运动日兴。西画也开始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进入中国新兴的艺术学堂。1864年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土木湾孤儿院工艺院，内设图画馆等部门。该画馆作品多次参加世博会获奖，徐悲鸿称其“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14][15]。土山湾画馆也创作了一些中西技法合璧的油画，代表作为《徐光启和利玛窦谈道》的巨幅油画。此幅作品结合西方油画的色彩和中国工笔画的笔法，但因文革而佚失，不过仍可从照片及仿制画一窥究竟。其它油画代表作还有刘德斋的《中华圣母子像》，也已佚失。[16][17]1902年，清廷兴办学堂，在南京和保定的师范学堂中设有图画手工科，其中有油画课。1909年，周湘在上海兴办“中西美术学校”和“布景画传习所”讲授西洋画技法。[18]。
清末民初以“西洋画”擅名沪上的那些名家，如周湘、张聿光、徐咏清等人，都是这样点滴、片断的接受西画影响。
辛亥革命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油画发生兴趣。他们无师自通的画起了油画，如颜文梁、朱士杰等。后来成为著名油画家的颜文梁，回忆他早年为学习西方绘画而临摹外国商品广告画片，为取得油画表面的光亮效果，遍试桐油、蛋清、鱼油等材料。[19]
最早出国学画而真正掌握了西方绘画技艺的是李铁夫，他在1887年到了美国，著名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门下学习肖像画。李铁夫的油画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中国油画不中不西的境界，具有相当娴熟的油画造诣，成为早期中国油画艺术水准的标志，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人。
另外，又不少学生留学日本，并在西画教学上发挥了启蒙作用。李叔同于1911年毕业回国，在天津、上海、杭州从事绘画教学。留日油画家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陈抱一、林达川、关良、许幸之、倪贻德等人。[20]
20世纪开始，留法和留日的学生陆续归国，逐渐汇成有影响力的力量。他们以西方美术教育的模式筹划中国美术院校的专业教学，又以西方艺术家的活动方式，改变中国传统文人画家的艺术生活。他们的油画作品受到知识阶层的赏识，逐渐成为堪与文人水墨比肩而立的艺术品。留学生中的油画家如颜文梁、徐悲鸿、林风眠、方干民、潘玉良、吴大羽等人的作品带有较多的外来文化气息，散发着不受传统文化习规的自由气息。[21]
早期留美加的华人艺术家较少，具影响力包括李铁夫、伍泽枢、冯钢百等。
191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 ─ 答吕澂来信》，以为“首先要革王画的命”，然后“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27]
这一场运动还涉及鲁迅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中国画目》、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我们对于美术上应有的觉悟》等文章。“美术革命”论争是纵贯整个20世纪的重要命题，涉及对国画的态度，对西方美术的态度以及中西艺术的比较等。
辛亥革命后 ，出国学画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在各地，许多正规的美术院校也相继成立。加上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冲击，使油画在中国扎根。当时涌现出来的出名画家中，留学法国的有徐悲鸿、颜文梁、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卫天霖、林风眠等，留学日本有陈抱一、林达川、倪贻德、关良、朱屺瞻、许幸之、丁衍庸、陈澄波、廖继春等。其中以所谓“四大校长”，即颜文梁、刘海栗、徐悲鸿和林风眠的影响最大。
1919年，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 89 名由上海启程赴法。徐悲鸿同船，并于翌年入读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同年发生五四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美术革命 ─ 答吕澂来信》。
1929年，颜文梁参加了法国秋季沙龙展，获得荣誉奖，由时任法国教育部长和美术部长颁授奖状。
1933年，徐悲鸿组织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举行，后移至比、德、意、苏等国展出。
1934年，刘海粟主持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举行，后在汉堡、荷兰海牙、瑞士日内瓦等地展出。
1912年，张聿光和乌始光在上海办起美术学校“图画美术院”，1919年改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进行较正规的西学教学。同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强调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1915，上海图画美术院在教学中使用人体模特儿。
1917年，康有为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此事亦当变法”的主张。
1922年9月，朱士杰与颜文梁、胡粹中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颜文梁担任校长。
1920年代，朱士杰访学日本，把包豪斯思想和实用美术带回中国，开启了中国的实用美术教育。
私立学校以外，1918年成立“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后改名北平艺专），1928年成立了“国立西湖艺术院”（后改为国立杭州艺专）。徐悲鸿于1927年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28年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林风眠也在回国后任西湖艺专校长。[22]
1925年，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李毅士等举行上海洋画家联合展览会。
1926年，上海严禁美专人体模特儿写生，军阀孙传芳密令封闭美专，通缉刘海粟。同年，林风眠发表《东西艺术之前途》，提出东西艺术应进行沟通调和的主张。
在二、三十年代，各种绘画社团也应运而生，如上海的“东方画会”、“天马会”[23]、“长风西画研究会”、“晨光画会”都是以油画家为骨干。三十年代由庞熏琹、倪贻德等人发起的“决澜社”，及方干民、李金发组织的“长风西画研究会”，倡导和介绍西方现代美术，颇具特色。
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并出版美展会刊，由徐志摩主编。
1945年，“现代绘画展”在重庆开幕，参展画家有林风眠、方干民、倪贻德、庞薰琴、丁衍庸、周多、赵无极等。
写实派以李铁夫、徐悲鸿、颜文梁为代表，注重引进西方油画写实技法的画家群，包括冯钢百、李毅士、常书鸿、吴作人、许九麟、吕斯百等。他们均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又在西方经受过学院派油画正统的训练，以坚实的功力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写实派也有并未在国外受训练的画家，较著名者如刘海粟、朱士杰。
新画派以林风眠、刘海粟、方干民等为代表，着眼于中西绘画融合为努力方向的画家群。他们在西方写实油画的基础上，又受到现代派绘画的影响，从而开始把目光都想本土文化吸取其滋养，丰富了油画的语言。如丁衍庸从石涛、八大山人的绘画中找到了与马蒂斯同神韵相似的线条；方干民在平面装饰的画面中编织着色彩的交响曲；关良在京剧、皮影等民间艺术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元素；李铁夫有三十年的写实功力，却在书法研究中获得了面与线融为一体的造型新手法。
他们的油画创作，既非照搬西方，亦非模仿自然，而是基于中国民族传统的审美艺术，重主观、重表现，在写实油画的基础上作了称得上学术性的探讨。
现代派是以庞薰琹、倪贻德、赵兽等为代表，向往与世界现代艺术同步的前卫派艺术家群。他们比所谓的新画派对于现代派的精神与艺术形式的追求更为纯粹。1931年，由留法归来的庞薰琹与留日的倪贻德、周真太、杨秋人等人组织了“决澜社”，在宣言中便提出，绘画“不是自然的模仿”，“不是宗教的奴隶”，“也不是文学的说明”、要“用狂飙一样的激情，铁一般的意志，来创造我们的色、线、形交错的世界”。[1]
1949年后，国统区和延安的部分美术家不断清算、克服形形色色不符合斗争需要的非无产阶级的艺术思想。领袖像、新年画是当时绘画的主题。在与西方完全隔绝，并把西方的艺术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产物的情况下，苏联的绘画就成了唯一可以参照的对象。中国美术理论家们也发表了批判“走向腐朽死亡的资产阶级艺术”的文章，从而把二、三十年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马蒂斯、毕加索等论题，从此进行了裁决，确立了写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地位。
在杭州艺专，则新画派的发源地， 庞薰琹、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周碧初等一批艺术上具有探索精神的画家收到了政治思想上的压力。后来，林风眠在教学小组会上，检讨了过去提倡新派化的“错误”，并奠定了写实基础的教学计划。
1964年，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草稿上，作了第二个批示。
陶咏白在《中国油画二百八十年》一文中指出，在狂热“苏派”的同时，不能忽视一种潜伏的力量，即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顽强性，其表现在老一代油画家对艺术的持续探索。他们多数是学中国画出身，并又出洋留学，对于油画进行过较全面的考察，因此他们并未像对油画所知甚少的年轻画家一般在“苏化”面前盲目追随。虽然他们在带有政治色彩的艺术争辩中一时沉默了，然而并未停止对艺术的思考与探索。刘海粟仍然在中、西绘画中大胆创作；林风眠在水粉、水彩中融化著中、西绘画的元素；颜文梁和朱士杰在印象派明丽的光、色中不断探索；吴大羽在抽象写意中寻求着韵味。[1]
各正规的高等美术学府相继成立。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在南京有南京艺术学院，还有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后改浙江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等著名院校。
建国初期，国家选派留学生分批到苏联和欧洲诸国学习美术，如留学苏联的罗工柳、李天祥、林岗、全山石等。在北京，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被邀举办油画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艾中信、詹建俊、靳尚谊、侯一民、何孔德等人。[2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展开。1969年，中国美协全体干部和职工下放农村五七干校。不少画家被禁止绘画。
1974年，“四人帮”发起“黑画展览”，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展出。大批画家被指为“黑画家”。[25]
7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油画的发展快速，重要的艺术家包括艾中信、詹建俊、靳尚谊、陈逸飞、吴冠中、朱乃正、闻立鹏、罗尔纯、妥木斯、陈丹青、高泉等。
1985年“美术新潮”出现，令西方现代派的艺术在青年中广泛传播。
罗工柳在建国初期便对当时国内流行的苏式油画提出“繁、满、实、抠、腻、死、板”的批评，并极力主张从传统写意中国画中汲取养分，以改造油画。罗工柳亦在1960年代提出“写意油画”的概念，并渐渐得到油画界的呼应，但写意油画真正普遍获得艺术界的认同，应当是近十年来的事。[26]
中国绘画传统对“气韵”的追求贯穿始终，南北朝时期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谢赫对中国画的系统性总结 - 《古画品录》中的“六法”，“气韵生动”便是其中的第一法。绘画中的“韵”所指形神相融而达到的清远、通达之美，故气韵生动之说极具东方文化特色，亦代表了物像与精神实质的结合。民国以来，中国的艺术大师们更是将“气韵”的传达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突破了笔墨的圈囿，运用油画、水彩等媒材创作，笔墨间自然流露生动悠远的气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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