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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男，籍贯浙江杭州，生于北京，美籍华人，天体物理学家。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被认为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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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国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内定右派”，第一次开除党籍。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曾参与创建了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和知识分子领袖。1986年发生八六学潮，12月，邓小平将他与王若望等人定性为党内反社会主义、反党分子，要求开除党籍[6]，次年，第二次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职务。他与刘宾雁、王若望被中共高层视为党内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中国全盘西化”的反面典型，全党批判。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六四天安门事件结束之后，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逝世[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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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1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后就读于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大学毕业后，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7年，由于反右运动方励之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9]1958年秋，筹办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决定把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方励之前后担任助教、讲师和天体物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而且委以重任，1984年9月17日到1987年1月12日任第一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管惟炎。
方励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相对论是唯心主义”[需要较佳来源]的大环境下，率先开展相对论天体物理（1970年起）及宇宙学研究，著有《宇宙的创生》、《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科学出版社出版）[10] 等著作，译作则有《引力论》（正中书局1998年版），他还是首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的主编；在校内他担任多个职务，如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主任、天体物理中心主任、该校学报主编等；曾任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宇宙学分组组委等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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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在浙江大学谈民主的演讲传到外地高校。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以同济大学研究生会的名义，编辑《方励之姚蜀平演讲集》，印刷800份，传向全国各地。该演讲集的封底印有“欢迎传播，功德无量”八个字。更多复印件在各地高校印发并张贴，方励之观点在全国高校迅速传播，形成极大影响力。[12][13]
1986年9月，方励之谈到科大的办学思想时说：“大学的环境应当充满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励之应邀出席同济大学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的“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同济大学研究生陈破空等人为方励之组织了最大规模的演讲会，近万人出席。[12][13][14]方励之在演讲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来）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15]
1986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科学家许良英和记者、作家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年历史学术讨论会》。由方励之起草了一份会议通知，经许、刘修改散发给"可能参加者"。“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16]
方励之曾经力图在科大搞民主办学，主张“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方励之提出的民主办学的八字方针，即“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意思是大学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校决定。当时有人问：“听说科大正在推行西方先进的管理，几乎有点‘西化’，请你发表意见。”方励之答：“科大的管理也在试探。我们提倡一些至少是思想上的自由……在我们那里，至少你讲话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出点小报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对学生管理，我们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198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指责，“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的结果，至少是部分地排斥和削弱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一些青年学生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毒害。……他鼓吹：‘政府给我们钱办学，但是办成什么样子，什么内容，学生标准是什么，愿意培养什么科学的人才，这是大学的事。’照他的这个‘思想’办学，我们的大学就将办成一个个由国家和人民出钱、国家和人民却管不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独立王国，那还怎么得了？”[17]
1986年12月初起，科大部分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他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翌日，他阻止学生上街游行没有成功。方励之在整个学潮过程中，对学生的民主诉求没有打压。12月30日，在邓小平就八六学潮问题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18]，他与刘宾雁、王若望被邓小平点名，要求开除党籍[19]。
198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提要将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党员清除出党，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20]。同一日，《安徽日报》在第一版上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领导班子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并由人民日报转载，社论指出：“方励之身为共产党员，利用他的工作之便和地位、名望，到处游说，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和文章，肆意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他丑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干部，狂妄地提出要改造党、改变党的颜色；他否定几十年来我们党的事业，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挑拨党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他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等等。很明显，方励之的矛头所向，是直指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1月17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此前，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一职业已被撤销（安徽省纪委文件公布日期为1987年1月12日），并被调到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1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公开了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指出方励之的主要错误：[21]
一、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方励之攻击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现在我们要寻求新的真理”；“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所谓的这些指导只会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的成功”；“对我国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多的涵义就是领导的指导，实质就是政府的指导，或当权者的指导，或者是党的指导。这更不需要”。
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诬蔑说：“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这种结果是失败的”，“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恨透了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他主张“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包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他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是“挂个民族主义招牌，民族旗帜下的封建主义，基本上都是独裁制、集权制”。
三、公开提出要“改变党”，否定党的领导。
他攻击说：“中国封建统治的一个最大特点，我想是所谓权力的中心和道德的中心是合二为一的。现在共产党就是这样”。“党现在是黑的”。“我也赞成大家入党，入党以后，我刚才说了至少可以改变党的颜色。我正式提出改变党”。他对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写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很不满意”，在公开场合说：“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为棒子用的。”
四、主张大学摆脱党的领导，鼓吹大学“完全独立”，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政府的关系。
他主张：“大学跟政府的一种关系就是要钱关系”，“你政府要给大学校长钱，其它最好你都不要来干涉”。“大学完全是独立的”，“应独立于政府，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在这里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外在的、超越大学之上的一个什么指导者”。他挑拨说：“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一个主导的力量。没有到这一步，还是依附的、封建的”，“如果知识分子不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改革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五、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煽动学生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他在一些高等学校煽动说：“科大学生不够活跃，你们怎么也没点儿‘闹事’的迹象”。他鼓吹“学生是民主化的进步力量”，鼓动“学生冲击社会”，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以后他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小小地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非常紧张”。他还煽动说，对民主“争取可以有各种方式，……当然也包括一些激烈的方式”。1986年12月4日晚，当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酝酿闹事时，他进一步煽动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第二天，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
1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安徽日报》1月20日社论《把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方励之坚决清除出党》，指责方励之“以共产党员和学者、副校长的身份，或公开游说，或发表文章，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越来越狂妄，越来越露骨。他的所言所行，已经完全背叛了党纲党章，践踏了党规党法，站到党的对立面去了。”“方励之攻击：‘党现在是黑的’，狂妄地提出要‘改变党’、‘改变党的颜色’。”“方励之却大唱反调：‘我一直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科学。’说什么这种指导‘从来没有正面的成功’。”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正式开始，方励之的言论受到各报刊重点批判。[1]
1987年总部设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Chinese Democracy Education Foundation）颁发“第二届杰出民主人士奖”给方励之、费希平、王若望与李柱铭。[22]
1988年秋起，方励之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23]，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24]
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就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代替了对主义的信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已经相当彻底地丧失了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五四运动时的口号“民主与科学”又重新流行，又重新变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再之，中国的教育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原则的摧残，以致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与四十年前相比较，并无多大变化。今天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一样，它比同等经济水平国家的平均比例要低百分之三十至五十。愚昧有利于专制的政体。所以，摧残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在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名义刊文：“这次反革命暴乱，方励之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方励之伙同极少数人，拿一些学生（学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质，做政治赌注，制造动乱，煽动暴乱，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你失败了，因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国大使馆去了。”[25]次日，人民日报称：“方励之、李淑娴是在最近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进行大肆煽动和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26]1989年7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辑的《方励之的真面目》一书。7月3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中国科学院，决定撤销方励之的学科评议组天文学分组成员和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决定撤销方励之所任各职务。1989年10月，美国肯尼迪纪念基金会决定授予方励之“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在方励之夫妇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后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美国承诺不利用方励之夫妇从事反共活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27]1990年6月25日，公安部发言人宣布原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方励之、原北京大学副教授李淑娴获准出国治病。[28]在使馆中滞留一年之后，方励之夫妇乘坐美军飞机前往英国，半年后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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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赴美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方向为天体物理学与宇宙学，至逝世前仍处于学术活跃状态，每年皆有若干学术论文发表；2010年因宇宙学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学方面的重要工作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在美期间曾任中国人权理事会共同主席，2005年1月9日，因抗议中国人权理事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而与林培瑞等理事退出中国人权理事会。
方励之曾于2011年11月因心脏病住院，后康复出院[29]，2012年4月6日早上准备出门到学校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寓所书房突然去世[30]，终年76岁。
方励之丧礼于2012年4月14日下午4时（当地时间）在图桑市的东一墓园（East Lawn Palms Mortuary & Cemetery）举行，学术界同事、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北大校友，还有民运人士三百多人[来源请求]参与。丧礼结束后，方的遗体在此火化，方家也买下了墓地，将他暂时下葬，至于未来能不能落叶归根，要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有记者问李淑娴：“那方老师有没有说，未来可以把他的骨灰送回中国或怎么样？”李回答：“这个很难说啦，那就看中国的情况，而且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话，埋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处处埋忠骨嘛。”方励之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自从离开中国之后就再也无法踏上中国的土地。[31]
方励之的墓地位于图桑市东一墓园（East Lawn Palms Mortuary & Cemetery），中式凉亭顶设计，两侧设有花瓶供瞻仰者献花。墓碑正方刻有方先生的侧面头像、生卒日期，及其语录“人生的价值在不断的追求之中。追求自然的和谐，追求身心的完美，追求思想的超越”的亲笔手迹。墓碑碑面刻有其父母、他和李淑娴夫妻、儿子方哲的名字和生卒年代（李未亡无卒年）。
电子版《方励之文集》共六卷，《方励之文集》编辑和出版委员会，二О一七年六月初版，二О一八年十二月增订。
妻子李淑娴，曾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两人于1961年结婚。育有二子，长子方克1963年生，现居美国；次子方哲1968年6月21日出生，2007年10月25日下午4时左右在其任职之亚利桑那大学驾车时出车祸身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旗下的《中国新闻周刊》在2013年4月15日以再现“中央媒体播出胡耀邦讣告的全过程”方式，对胡表达纪念之意，其中提到了参与“六四”的民运人士王丹、方励之、李淑娴等人的名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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