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原始主义(英语:Christian primitivism),也被称为复原主义(Restorationism),是一种信念,相信基督教必须回归到被指为早期使徒教会的源流上。那些“复原主义者”认为这种追求,能达致更纯正、更古老的宗教形态[1][2][3]。基本上,“这个愿景是希望以初代教会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模版,来纠正教会积习的错谬和缺陷。”
“复原主义”一词有时更具体地作为“美国复原运动”的同义字[4]。这词汇被更近期的群体(例如一些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5][6]及世界各地兴起;反宗派的灵恩派复原主义者),用来描述他们的目标;要重建基督教而达致其原始的形式。虽然按比照,早期的恢复运动;包括胡斯派[7]、重洗派[8]、地界派[8]、清教徒[9]和瓦勒度派,因有不少安息日派成分,故此被形容为“复原主义”先例。但地界主义(通常等同于“浸礼派替代主义”)因某些关键的教义,应视为延续数世纪的纯正教会理论之延续,会更为恰当。许多群体曾试图将自身的教会观和所推行的运动之历史,设定为介乎“复原主义”与“替代主义”之间的观念。
而宗派主义经常引发教会倾力于恢复成为早期,更纯净的基督教形态。正如鲁贝尔・雪丽说“所有复原运动背后的动机,皆希望借着实践原始、纯正和富普及特质的基督教、来拆毁隔离的高墙。”[10]不同群体曾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实践复原主义者的异象,一些人聚焦在教会结构与实践,其他则看重教会的道德生活,有些人却关注信徒生命中直接经历圣灵[11]。在复原的理念中包含一个相对重要的要点,是相信已有某些群体完全恢复至初代教会的程度了。
词汇的使用
“复原主义”、“复原主义者”和“复原”在基督教内部的几个不同的意思。
“复原主义”在“基督教原始主义”的含义是指试图通过使用原始教会作为规范来重建早期基督教[12],以纠正当前教会的明显不足,亦可被称为“实践新约中的教会”[12]“复原主义”也被称为“使徒时代”的基督教的形式。这些主题源自早期教会,首先出现于爱任纽的作品[12],及一些中世纪时期的运动。有着不同程度的“更正教改革”的神学[12],及“更正教教义”借着某种形式,被描述为“某种基督教的复原主义”,例如基督教会或浸信会 - 更有“复原主义”色彩[13]。许多基督教历史运动,也可以被描述为“复原运动”,包括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格拉斯派(Glasites),由詹姆斯·霍尔丹(James Haldane)和罗伯特·霍尔丹(Robert Haldane)领导的苏格兰独立教堂,美国复原运动,地界浸信会(Landmark Baptists)和摩尔门教[14]。某些更现代的运动也被描述为“复原主义”[15][16]。“复原主义”也被描述为某些五旬节运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神召会[17]。“复原主义运动”也被应用到英国新教会运动[18]。
“复原主义运动”的英文大写时,还被解为美国复原运动的同义词[2][19]。
“复原主义”还可以包括应验圣经预言:在基督再来之前[20],犹太人回归应许之地。 基督教“复原主义”一般是用来形容19世纪包含这样信念的运动,虽然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是较常用来形容后来的形式。
“复原主义”也用来描述20世纪后半所发展出来的千禧年后论状况,这影响着某些灵恩派(charismatic groups),和英国新教会运动[21]。
“原始”(primitive)[21]指的是在学术和研究基础上进入教父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首世纪地下教会的书面文件稀疏,只能借着口传留下知识。原始基督教运动拒绝源自第二、 三世纪教父(如尼西亚前期教父)的圣经以外的多产知识,而是尝试重构使徒时代就已经存在原始教会的做法。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复兴旧约中发现的做法。
“使徒的”[21]是指一个非主流,文字的,使徒继承或历史脉络追溯至使徒和大使命。这些复原主义者也有时被批判为犹太伊便尼派(Ebionite)传统 。
历史模式
复原思想曾经多方面被诠释和应用[12]。根据初期基督教有关个人和团体试图进行有关复原的活动,从当中的层面可辨识出以下四种普遍的历史模式︰
- 教会复原主义(Ecclesiastical Primitivism)[12]
- 伦理复原主义(Ethical primitivism)[12]
- 经验复原主义(Experiential primitivism)[12]
- 福音复原主义(Gospel primitivism)[12]
“教会复原主义”集中于使教会恢复初期教会的实践和常规[12]。慈运理、让·加尔文和清教徒都提倡教会复原主义[12]。美国最大的教会复原主义者是亚历山大·坎伯(Alexander Campbell)[12]。
“伦理复原主义”集中于恢复伦理的规范,并恢复对初期教会门徒身份的委身[12]。重洗派教徒巴顿·史东(Barton W. Stone )和圣洁运动都是伦理复原主义的例子。这运动规定要遵守普遍的诫命,例如圣经所记的安息日,这是早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的时期已有的;并以希伯来年历来订定年、季、礼拜和日。 此外,犹太人的常规包括割礼、献祭牲等的礼仪都是由十诫,挪亚七律和大节期分别出来的,这些诫命都是颁布给全人类的,并对全人类生效的。山上宝训中论律法的部分,警告人不要变成反律法主义,也不要拒绝圣经有关奉行律法的教导。
“经验复原主义”集中于恢复与神的直接沟通和经验圣灵,这些经验都是从初期教会可见的[12]。经验复原主义例子包括后期圣徒运动的约瑟·斯密和五旬节运动[12]。
“福音复原主义”从马丁·路德[12]的神学清晰可见。严格来说,路得不是一个复原主义者,因为他视人为努力地复兴教会,是靠行为称义,他极力批判其他有这意图的改革领袖[12]。另一方面,他确信福音的信息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遮蔽了。他也拒绝教会的传统,并坚持圣经是教会的独一权威[22]。
中世纪
根据芭芭拉‧塔奇云(Barbara Tuchman),约在1470年开始,继任的教宗都专注于获得金钱,和他们在意大利政治作为教宗国的角色,和枢机团内强权的政治[23]。当时的复原主义者[24]的运动目的在更新教会,例如罗拉德派(Lollards),胡斯派和共同生活弟兄会。
在这些前改革运动预示和讨论有关瓦解罗马和教宗权力的期间,它们也激起教会中复原主义者的运动,例如十五世纪的康士坦斯大公会议[25]和巴塞尔委员会[26]。
当时的传教士经常滔滔不绝地在会议上教训那些买卖圣职、贪赃枉法、缺乏贞洁、禁欲和持有多个有俸圣职的议会者[27]。复原主义者的运动欠缺成果,大概就是引伸至宗教改革的原因[23]。
更正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发生是由于改革者看见其需要,为了修复教会和恢复教会为合乎圣经体统、信仰和规范而生的[28]。当时中世纪教会的传统混淆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认为人要藉金钱和遵守规则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而颠覆了基督的福音,这促使了改革者的行动[29]。宗教改革的核心是强调“唯独圣经”[30]。因此,教会传统的权威若高过圣经,这就会被驳回[31]。
宗教改革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运动,而是包含了最少三个可辨别的趋势[29],这些都是宗教改革下的运动。其中一个德国,另一个在瑞士,第三个则在英国[29]。这些运动都分享共同的关注,但每一个运动都有它们所重视的特点。信义宗的方案可被描述为“改革”,它寻求改革和净化历史的和公共机构的教会[22],同时尽量可能保存教会的传统[22]。相反,改革宗的方案可被形容为“恢复”,它寻求复原教会的本质,并根据圣经的先例,塑造最接近圣经原本描述的教会,却不必过于顾念传统[22]。当路得集中于如何使罪得赦的问题时,早期的改革宗神学家已回到圣经,为要寻找方法来替代传统模式和习惯[32]。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和马丁·比塞(Martin Bucer) 尤其是强调回到圣经。让·加尔文反映出介乎路得和改革宗神学家慈运理之间的立场[33],加尔文强调圣经超越教会的统治,教会是作为一个更有效宣讲福音的工具,而不是作为最终的目的[34]。
路得反对试图回复“圣经描述的模式和结构”[35],因为他认为人应该竭力以“行义”来恢复教会[36]。他正寻找“真教会的记号”,他担心若专注于“恢复教会的模式和样式,这只会导致人以为这样做就代表恢复了教会的本质”[37]。因此,路得相信恢复福音的原意就是更新教会的第一步,而不是恢复圣经所描述的教会样式。由此,虽然路得的向道与其他复原主义者不同,但路得也可算是一个福音复原主义者。
基督新教群体普遍接受基督徒信仰及生活在历史上有一些“治理权”;问题一直在于这种治理权的程度[38]。效忠于历史(连续不断的)或复原主义(跳跃的接驳)并不互相排斥的;由于一些群体认为,使徒教会“首次”出现时,只被授予部分的治理权,所以他们试图给予复原教会百份百的的治理权[39]。
第一次大觉醒
第一次大觉醒期间,某些浸信会投入运动,她们被称为“独立浸信会”(Separate Baptists)。这运动的两个主题是“信条的拒绝”和“灵性的自由”(freedom in the Spirit)[40]。“独立浸信”认为圣经是教会的“完美法则”(perfect rule)[41]。但是,当他们转向圣经去寻求教会的结构样式,他们没有坚持当中的细节要完全一致。[42]起源于新英格兰,但在南方尤为强劲,他们强调圣经模式,使教会能够壮大。在18世纪后半,它蔓延到肯塔基州西边和田纳西州,以至后来的斯通与坎贝尔运动得到扎根[43]。南部的独立浸信会为“复原运动”立下基础,因为斯通与坎贝尔的成员,大部分来自独立浸信会。[42]独立浸信会的复原主义也促成“地界浸信会”的发展,与斯通与坎贝尔复原运动在同一地区和在大约同一的时间。在詹姆斯·罗宾逊格雷夫斯(James Robinson Graves)的领导下,这个小组找到了原始教会精确的蓝图,并相信与这蓝图的任何偏差,会导致不能成为真正教会的一部分。[43]
第二次大觉醒时产生的群体
美国建国革命后,逐渐盛行恢复基督教达致“原始”形态这个理想。[44]第二次大觉醒中,包括摩尔门教、浸信会及贵格会等[45],许多教派的发展,都有复原基督教纯净形态的期望。在这期间,有几点原因使得“复原”受欢迎:[44]
- 在19世纪初的新移民眼中,美国这片土地,看起来非常朴素,尤如世外桃源,不容玷污~“一处恢复纯洁,成为不朽和原始基督教的完美之地”~欧洲教会传统的束缚,似乎在这新的境地已不复存在。[46]
- 神定意建立美国成为公义政府,民主的理念带来新鲜感和纯净感。[47]
- 许多人相信,这个新国家将迎来千禧年。[48]
- 来自欧洲传统教会的独立人士,被正在享有新政治的独立美国教会吸引过去。[49]
众多的营会成为第二次大觉醒的推动力,这些营会作为“组织的过程”,创建出“宗教和教育的基础设施”;包括社交网络,提供大众传播宗教的新闻和与教会相关的院校,影响跨越早期美国的疆界。[51]
“美国复原运动旨在复原教会,和寻求新约教会后,所有基督徒在基督身体上的合一。”[52]复原运动是由几个个别组织发展出来,为了回复使徒时代的教会。其中两个独立的群体对复原运动的影响尤其重要,它们都发展出类似的理念。[53]当中的一个群体的运动由巴顿·斯通带领,于肯塔基州波旁县的恩列治进行,这群体简明地称自己为“基督徒”。另一个群体的运动于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今西弗吉尼亚州)进行,由[托马斯・坎贝尔]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坎贝尔领导的,他们以“基督的门徒”为名。
坎贝尔运动的特点是,有系统及理性地重新建构初期教会。相反,斯通运动(The Stone movement)的特征是激进自由(radical freedom)和缺乏教义的[54]。两个运动尽管有分歧,它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也是一致的[55]。它们都视恢复使徒性的基督教为加速千禧年的方法,它们也视复兴早期教会为追寻基督教自由的途径。它们相信使徒性的基督教能作为基督徒合一的模范,并能使基督徒达至合一[55]。它们在信仰上也是一致的,它们都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徒应该在每周的第一天领受圣餐,成年信徒浸入水中的浸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55]。由于创办人希望废弃所有教派标签,所以他们以圣经中耶稣的追随者的名字,作为他们的名字[56]。信徒为了恢复早期教会和联合基督徒而委身于这两个运动中,已足以激发两个运动中众多参与者的合一了[57]。 两者的合并得出了一个新的运动,创办人考虑到要以出自圣经和非世俗的名字,为这新运动命名。斯通希望继续使用“基督徒”这名称,而亚历山大・坎贝尔坚持要用“基督的门徒”为命,因此,两个名称都一拼被取用。[58][59]
复原运动在第二次大觉醒的时期展开,它深受第二次大觉醒的影响[60]。坎贝尔兄弟拒绝接受︰在营会聚会时所看见的是圣灵充满。南部的大觉醒是巴顿改革运动的重要形态,这同时模塑了斯通和坎贝尔兄弟的传福音技巧。[60]
复原运动有几个分支,引申出多个不同的群体。其中三个源自美国的群体,包括Churches of Christ、Christian churches and churches of Christ和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宣称“斯通 - 坎贝尔运动”(The Stone-Campbell movement)是它们的根源。有些人视这些分支的出现,是由于复原主义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sm)之间的张力。Churches of Christ和Christian churches and churches of Christ借着强调复原,而Christian Church (Disciples of Christ)则借着强调“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来消除这张力[61]。美国以外的教会,包括Churches of Christ in Australia 和 Evangelical Christian Church in Canada也加入这运动。[62][63]
约翰·托马斯博士(1805年4月12日 - 1871年3月5日),一位虔诚“复原运动”皈依者,在他移民美国时,刚遇上的海难,这让他明白自己对圣经的认识不足,以及思想死亡会发生什么。这醒觉使他奉献自己一生研究圣经,他的解经偏离主流基督教的观点,认为“复原主义”确实必要。尤其是他对人本性的质疑。他多次与这运动的领袖,亚历山大·坎贝尔讨论这些议题,但最终同意停止,因为他发现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个人信仰上的实际得益,还可能造成分歧。后来,他认为救恩是取决于他所发展的洗礼神学的洗礼有效性,并于1847年3月3日,在他以往立场上,发表了〈忏悔和放弃〉。之后他从新接受洗礼。
在他的公开放弃和重新接受洗礼之后,1848年6月他往英国开始他宣讲之旅,包括“复原运动”教会。[64]虽然他的公开放弃和失去教会会籍,在英国教会杂志[65]被报导出来,某些“复原主义”教会仍然允许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借着提倡“独立思考”去解读圣经,托马斯也获得在“一元论”和“复临主义者”教会举行听证会。
借着信条重建和分解,“基督弟兄”运动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学说,结合“复临”,“反三位一体”,相信上帝是一个“重要和实质”的存有者,反对服兵役,让门外会友全面参与,并提出与“复原运动”精神相一致的其它学说。[66]
后期圣徒运动的追随者相信其创办人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他被拣选去恢复原初耶稣所建立的使徒教会。正如一般的复原主义者群体,摩尔门教徒相信,于使徒时代末期和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会议之前,耶稣建立的教会和祭司职位已从地上撤回了。改革宗信徒的运动强调建基于圣经研读,但斯密宣称要恢复启示和使徒权柄。[67]根据Allen and Hughes表示后期圣徒比其他群体更有效和始终如一地用到“恢复”这个语言,早期的摩尔门教徒似乎沉醉于恢复古老的教会。[68]
根据斯密的说法,神于1820年向他显现,祂指示他当时教会的信仰腐败。[69]斯密除了要恢复原初的教会,他也宣称自己得了全新的启示。1830年,他出版了《摩尔门经》,摩尔门教徒相信这经书是史斯密从天使而得的,天使向他揭露摩尔门经的原稿,即封印在地底的金页片,他得到原稿后在上帝的帮助下把其上的文字翻译。后期圣徒运动中,最大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其成员相信,斯密是耶稣在末期所任命的第一位先知,此外,斯密随后的每一个教会元首都是以先知、先见和启示者的形式来服侍教会。
基督教的教会中有人将后期圣徒运动的复原主义者特征归因于雷格·登瑟耐( Sidney Rigdon),他是俄亥俄州“坎贝尔运动”(Campbell movement)的伙伴,但后来他退出这运动后,更与斯密成为好友。[70][71]摩尔门教徒和早期复原运动的领袖并没有发明“复原”此理念,但“复原”本身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话题。摩尔门教徒和早期复原运动的领袖也分别地发展出此理念,因此摩尔门教和复原运动就是在同一个“复原”的题目上[70][71],但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表达,但两者却在“复原”的理念上有非常不一致的方法。[72]“坎贝尔运动”结合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它排除了感情主义、唯心论、和其他不被圣经文本支撑的和理性地诉诸于圣经的现象。[73]后期圣徒则结合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精神,因此他们本着不以追求恢复古代教会的形式和架构作为本身的目的,他们却追求恢复新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黄金时代,那种神进入人类历史,并直接与人融为一的状况。[73]摩尔门教徒会优先考虑当前的启示。原初要遵守的事例如安息日是较持续的启示为次要的,这种持续的启示与非复原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家所提出的渐进启示相类似。
一些基督徒,尤以天主教徒为主,批评摩尔门教的“大叛教”(Great Apostasy)教义为异端邪说,宣称这教义跟圣经的教导不一致。天主教认为圣经说真正的教会从未在任何时候丢失,而摩尔门教徒提出证据,指基督教教义随着历史演变而改变了,并引用经文(帖后二1-3,提后四2-3和摩八11-12)预言末日前,会有叛教的事,而且天主教教会的腐败导致宗教改革的必要,这改革被视为“复原”的一个重要步骤。[74]
复临主义是基督教的“末世观”(eschatological)之一,这信念以寻索耶稣第二次降临,开创上帝的王国为目标。这种观点涉及相信耶稣会再来,迎接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和那些等待他回归的人,而当他返回时,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复临主义者被认为是复原主义者和保守派的新教徒。[75][76]
米勒派是复临安息日运动中最知名的一脉。他们强调预测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教义,不看重基督教世界的合一,却致力于为基督的再来作准备。米勒试图还原预言的即时性和不妥协的圣经主义,他们认为这些都曾经存在,但被主流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教会弃绝了。从米勒派发展出复临安息日会,和基督复临教会。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从复临安息日运动中诞生出来,属于米勒派的分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第二次大觉醒,米勒派运动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北部一带,出现的数个基督复临派群体中最大的一派。对复临安息日运动相当重要的怀爱伦著作;宣扬“渐进启示”的信念[77],教导基督徒的生活和见证,是旨在作为“预言的灵”(Spirit of Prophecy)的代表。 大部分复临安息日会的神学,跟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和圣经无误等相仿。独特的教导包括“死后无意识”和“查案审判”等教义。
这教会还以其注重饮食和健康、对全人的了解、推崇宗教自由,及其保守的原则和生活方式著称。
普世神的教会(The Worldwide Church of God, WCG)从安息日教会体系而出。赫伯特・阿姆斯壮(Herbert W. Armstrong)的个人事奉发展为“神的教会电台”(Radio Church of God),后来成为上帝的普世神的教会。后来普世神的教会在复原运动中,经历多次分裂,成为许多不同的教会和团体,并力图加入成为基督新教的一支。当中有两个最大的群体,包括神的活教会(Living Church of God)和联合神的教会(United Church of God, UCG)继续在传承阿姆斯壮主义(Armstrongism)。
复临基督教会并非隶属于基督复临安息会,而是自认为“从威廉・米勒衍生出来的六个基督教宗派当中的第二个派别。”[78] 1860年“复临基督徒大会”(The Advent Christian General Conference )成立“首日”复临基督徒群体,这教会的信念包括:“有条件的灵魂的不朽说”(conditional immortality)和“灵魂睡眠”(soul sleep)。
两位复临基督教信徒;乔治·斯托斯(George Storrs)和约拿斯·温德尔(Jonas Wendell)对后来的圣经学生运动具相当的影响。
起源于19世纪的其他小组
圣经学生运动源自19世纪70年代,查尔斯·泰兹·罗素所领导的圣经学习小组。罗素的教会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新宗教的创始人[79],但他却帮助从耶稣和使徒保罗所预言的“背道”(apostasy)恢复到真正的基督教 。他们相信,其他教会大大叛教(Great Apostasy),因为这些教会在主要的地方上偏离原来的信心,而原来的信心是可以通过圣经的重新字面解释和真诚承诺遵循当中的教导,得以恢复。他们认为要回到“原始基督教”[80],是需要专注于几个关键教义(key doctrinal)要点。这些关键教义要点是从他们对圣经的解释而来,包括拒绝三位一体论,灵魂不死,地狱是永恒折磨的地方[81];积极传教;严守政治中立[82];避免战争[83];和相信上帝的国即将来临(或来世)。
耶和华见证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宗教组织,并维护罗素的“守望台圣经”(Russell's Watch Tower Bible),书社和其他合法机构的控制权。他们继续发展的教义,被认为是第一世纪基督教的改进复原版本,当中包括增加对使用耶和华上帝(Jehovah)的个人名字的重视。[84]
20世纪后及当代的群体
五旬宗主义开始主要是作为专注于“体验”早期教会面貌的复原运动。五旬节运动的早期先驱,试图恢复圣灵的工作和力量重临教会,他们觉得这些都在使徒时代之后就丧失了。
尤其是“独一神格五旬节派”,这派持续有许多“复原主义者”的主题。许多“独一神格五旬节派”视他们的运动为使徒教会的恢复,这就是为何他们当中许多人自称为“使徒”,或者称他们的运动为“使徒性五旬节”运动。
当灵恩运动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其侧重为个别人的转变,有一些领导人却开始一个运动,后来称为“灵恩派复原运动”。
这些领导人包括:亚瑟·沃利斯(Arthur Wallis)、大卫·里利(David Lillie)和塞西尔·区臣(Cecil Cousen)站在前沿,专注于教会的本质和共享著一个独特的观点,就是“原版的教会秩序”(authentic church order)正在全教会中恢复。
这“原版的教会秩序”核心是所谓的“五重职事”,以弗所书4:11列举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
虽然灵恩运动带给各宗派的教会众多圣灵恩赐,但这些复原主义者认为宗派主义是不合圣经,他们相信上帝会使教会直接由圣灵充权和管治。
该运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和著名的教会网络,包括泰利域高(Terry Virgo)带领的“新前线(Newfrontiers)”、巴尼库姆斯(Barney Coombs)带领的“盐和光国际事工(Salt and Light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和由罗杰·福斯特(Roger Forster.)等人带领的“伊哲萨斯基督徒团契(Ichthus Christian Fellowship)”。
灵恩派复原主义的英国领导人,跟美国相仿平行的运动者互相确认对方,重心人物“劳德代尔堡五杰”包括;叶光明(Derek Prince)、唐·巴沙姆(Don Basham),鲍勃·芒福德(Bob Mumford),查尔斯·辛普森(Charles Simpson)和巴克·斯特(Ern Baxter)。
这运动后来被称为“牧羊人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重大争议题目。
该运动留下了显赫的遗产,其影响力成就了当代不少事工,包括:国际基督教会(International Churches of Christ),马拉纳瑟校园事工(Maranatha Campus Ministries)和国际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GCI)。
最近有一个以类似使徒性预言运动的形式,被认可为使徒性机关(apostolic office),他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灵恩派复原主义”。重心人物是那些“堪萨斯城先知”。该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包括:彼得·魏格纳(Peter Wagner)、雷克·乔纳(Rick Joyner),毕迈可(Mike Bickle)和娄恩·格尔(Lou Engle)。
地方召会是一个由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教导影响,并与水流职事出版社有关之基督教运动。其成员视自己为“主的恢复”跟其他基督教团体,宗派和运动中分别出来。
地方教会其中一个明显特征是他们坚持“一城一会”原则,即在一个城市或地区所有基督徒都自动成为该地区的“那一所教会”的成员。
另一个关键的特征是;这运动缺乏正式的官方组织或正式的命名,那些地方召会的信徒认为,取了名字后将会使他们从其他信徒当中分开。因此,他们经常说,他们是跟“[城市名称]召会”一起聚会,这说法满足他们不是唯一的教会,而是在跟每位信徒在各自的城市一般,属于同一教会的理解。[85]
耶稣主义是一项个人哲学,涵盖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和效忠或者遵守这些教导。[86] 耶稣主义有别于(有时会反对)主流基督教;那些建基于基督教圣经的宗教组织。[87]
耶稣主义特别是从;被指为是保罗的著作,和现今教会的教义中区别出来。[88][89]
耶稣主义不一定批判基督教的圣经或教会教义,而是它不承认它们(圣经与教义)在耶稣的教导上存有什么权威。
作为一种哲学,耶稣主义有着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特点,反对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冲突。[9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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