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龙，CBE，OStJ，JP（英语：Benton Cheung Yan-lung，1922年4月18日—2021年9月19日），香港新界乡绅，政治人物和商人，历任新界乡议局主席，北区区议会议员，青龙水上乐园创办人，立法局议员和区域市政局主席。
| 张人龙 Benton Cheung Yan-lung CBE OStJ J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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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市政局主席张人龙（1991年），佩戴区域市政局主席颈饰 | |
| 香港立法局议员 | |
| 任期 1988年10月12日—1991年8月22日 | |
| 继任 | 梁锦濠 |
| 选区 | 区域市政局 |
| 任期 1981年10月7日—1988年8月25日 | |
| 指定 | 麦理浩爵士 尤德爵士 |
| 选区 | 港督委任 |
| 区域市政局主席 | |
| 任期 1985年4月19日—1995年3月31日 | |
| 继任 | 林伟强 |
| 新界乡议局主席 | |
| 任期 1964年5月21日—1966年5月19日 | |
| 前任 | 陈日新 |
| 继任 | 彭富华 |
| 北区区议会议员 | |
| 任期 1981年4月1日—1994年9月30日 | |
| 选区 | 委任议员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1922年4月18日[1] 英属香港上水 |
| 逝世 | 2021年9月19日（99岁） 香港 |
| 配偶 | 廖凤和（元配） 陈淑贞（二房） 许玉球（三房） |
张人龙生于新界上水，早年受教于国家学校、喇沙书院和中山大学，透过从商致富。虽然他并非原居民出身，但凭借对上水的长期贡献，他逐渐获得香港政府重用，并自1960年代起的数十年间，成为新界最显赫的乡绅之一。张人龙曾于1964年至1966年当选乡议局主席，卸任后于1974年至1978年再当选乡议局首副主席。在乡议局服务期间，他着手促进新界的地方发展，为新界乡民争取权益。因反对极左势力发动六七暴动，破坏香港繁荣安定，曾遭左派阵营的口诛笔伐。
作为资深的乡事界代表，张人龙于1981年分别奉委立法局和区议会议员，后又于1986年正式出任区局主席，一时成为横跨三级议会的“三料议员”。在1980年代，他在香港前途问题上积极为香港市民发声，包括要求英国政府给予港人居英权、促请香港政府加速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等。在任区局主席的十年间，他又主导区局在新界各处建设大量文娱康乐设施，提升了当时新市镇居民及新界原居民的生活质素。随着年事渐高，张人龙在1991年和1994年先后退出立法局和区议会，并于1995年卸任区局主席，从此淡出政坛。
张人龙有三房妻子，子女成群，其中10子傅声是香港电影武打演员，即歌星甄妮的丈夫。张人龙曾多次获港府和英廷嘉奖，当中包括在1964年奉委新界太平绅士，以及在1967年、1985年和1991年分别获颁MBE勋衔、OBE勋衔和CBE勋衔。
生平
张人龙于1922年出生于新界上水，[2]其父张知行为广东宝安人，于1920年代左右移居上水居住。其父本为中医，在迁到石湖墟居住后，开设杂货店承包区内粮油批发起家，积累相当财富。[3]因此，张人龙毕业于大埔官立英文小学“国家学校”[4]，在中学时代得以就读名校喇沙书院（1940年中五[1]），获得相当的英语及知识基础，为当时新界代表的少数。[3]在张人龙中学毕业后，日军随即侵占香港，香港日治时期开始。张氏在此时曾离家出走，前往广州打算从军。后来他改为入读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为中国国民党翻译，因而结识不少国民党员。[3]战后，张人龙于1946年毕业[1]，获文学士学位。[5]
香港重光后，张人龙复归香港居住。他在战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认为能大展拳脚，故在当时大举收购战前兴建的唐楼，后重建转卖获利，成功获得第一桶金，得以在石湖墟兴建北区首间戏院“行乐戏院”。[6]同时，张氏在其他范畴上亦获利，包括新成立的中共政权在朝鲜战争中被联合国禁运，张氏透过偷运物资北上变卖获利。[3]同时，张氏家族获得日本花王股份有限公司的香港代理商经营权，透过大量批发日本花王股份有限公司洗衣粉和洗洁精，配合香港电视广告，报章和杂志宣传，成功在香港日用品市场，占众多分量销售额。[6]
张人龙可谓是石湖墟的缔造者，除前述在石湖墟初有建设外，在1955年的石湖墟火灾中，张氏更显出其领导能力，带领坊众重建墟市，更在政府中居中协调，成功令石湖墟重建。该年2月21日清晨，石湖墟遭祝融光顾，令当时数百间商店和房屋被焚毁，屹立百载的报德祠亦遭波及而夷为平地，令历数十年发展的石湖墟毁于一旦，财产损失达二三百万元。[7]张氏在灾后翌日下午，随即返回上水，与当时的乡绅赵聿修、黄炳英（时任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等人领导乡民救灾。[8]张氏在火灾后随即加入急赈委会，与其余乡绅共同负责兴建临时居所及向各界筹款，商定重建工作。[8]
张氏在急赈委会中获推举为主席，负责主理石湖墟重建一事。[9]历数月重建后，石湖墟于同年7月暂时完成复修。[10]由于张氏在事件中率领急赈委会为墟民提供救济服务，后又协助他们提出五项诉求，要求政府体恤墟民艰辛，故令石湖墟的居民对张氏大为推崇。自此事后，张人龙便成为上水区的领导。[3]
张氏除任急赈委会主席显示其手腕外，更担任了石湖墟商会主席一职达十九年之久，同时亦回馈其发迹地，在上水办学、建立宗亲会及为从大陆南逃的难民兑换货币。[3][10]
好景不常，重建仅一年多的石湖墟临时墟市在翌年圣诞再度被火摧毁，在三小时内全数192间商铺被焚毁，整个墟市化灰。除了夺去3条人命外，更令1500人无家可归，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一百万。[11]张人龙在事件后再度主持第二次急赈委会，为灾民提供紧急救济服务。[11]由于香港政府已意识到该区可能再逢浩劫，故早于火警前不久（1956年第四季）便已通过重建石湖墟的规划，事后政府亦随即按原定计划重建墟市。1957年4月，政府与张人龙商讨新墟市的街道命名，[12]当时并未有谈及外围的道路命名，后该路命名为龙琛路以表彰张人龙及上水乡绅廖润琛在两次石湖墟大火后的功劳。同月，张氏获选为第三届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正式成为上水区的领导。[13]在两年后的改选中，张氏不寻求连任，改为前述的廖润琛接任主席。换届时，当时的大埔理民府官华乐庭更点名称赞张氏的才干超卓。[14]至两次大火后九年，石湖墟终在1964年重建完成，张氏在当年的庆祝大会上已为上水的代表。[15]
张氏在晋身新界乡议局之时，该局出现严重分裂的情况。当时，乡议局内分为两派人互相抗衡，新派主张乡议局议员应由九百余村代表，不分区直接选出，旧派认为应按现行方法由各区自行选出乡议局议员。[16]1957年8月，新派坚持举行乡议局议员选举，旧派主力张人龙则公开声明，指出不分区选出议员的做法不合常理，二十七乡的代表难以互相认识，以不分区方式选举乃是不可行。[17]结果选举完结后，政府宣布不会承认乡议局，更引发旧派十九乡代表宣布退出乡议局的危机（张人龙为十九乡联合会的副代表）。[16]在翌年2月，政府邀新旧两派会议，最终因旧派势力庞大，在会上新派在选举中选出的正副主席辞职，张人龙则与另外四个乡绅获推选为乡议局委员。[18]政府自此扶持以陈日新、何传耀和张人龙等为首的亲政府和支持发展新界的派别，令香港政府发展新界的计划“开绿灯”。[19]
另外，张人龙在1958年开始已积极联络新界各区商会，希望能成立一个统一的联合机构。在过程中各区商会陆续和议，在历数次预备会议后，新界总商会在1959年7月成立，张氏获选为副理事长。[20]
1960年1月，张人龙获选为乡议局大埔区特别议员。[21]在同年3月的普通执行委员及正副主席选举中，张氏与竞选主席的何传耀为同一派，结果何传耀一派大获全胜，他亦获选为执行委员，晋身乡议局中央机构。[22]同月，由于时任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廖润琛事务繁忙，决定不竞逐连任，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一职再度由张人龙出任。[23]1962年、1964年，张人龙继续连任上水区乡事委员会主席。[24][25]
1964年5月，张人龙在乡议局普通执行委员及正副主席选举中获选为乡议局主席，成为乡事界的代表。当时的主席席位由大埔区的张人龙与彭富华互相竞争，结果两人获同票，在经历三次抽签后才确定张人龙为主席。其后的首副主席和第二副主席当中，张人龙一派亦胜出选举。[26]同年12月，张人龙与邱德根、周理炳、邓若璠及梁省德四个新界知名领袖，因长期对新界地方公共福利及教育有所贡献，获香港政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以作嘉奖。[27]
1965年，由于荃湾新市镇已具规模，故市政局曾通过张永贤议员，[28]建议将荃湾连同邻近的青衣划入市政局管辖范围的动议，张人龙即代表新界表达对该建议的反对。他指出，新界的事务理应由新界人自行管理，而且当时理民府、乡议局及乡事委员会在执行政策及社会福利的体制并无问题，不应贸然修改。[29][30]建议提出后，马湾、荃湾、青衣及沙田四个乡事委员会亦表示反对提议。[29]在其后，大埔约及南约各乡事委员会陆续表态反对该建议，[31][32][33]最终港府在同年12月宣布维持现有体制不变，令事件告一段落。[28]
1966年3月，张人龙在上水区乡事委员会换届选举前宣布让贤，不再寻求连任，结果该次选举中由廖润琛以全票当选，荣膺主席一职。[34]同年5月，乡议局将举办两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当时的选举，仍为张人龙一派与彭富华一派互相竞争。[35]在选举前夕，创办乡议局的元老李仲庄曾在大小报章呼吁乡议局各议员支持张人龙连任，及后更获三十七名议员联署支持张人龙连任。但在选举前一日，张人龙以促进新界大团结为名，并谦指自己在任期间建树不多，决定让贤不参与选举。[36]由于张氏突然不参选，引发选举的气氛突变，前届对手彭富华继续参选，而原本支持张人龙的势力则改为拥护博爱医院主席邓英奇为主席。[36]但邓英奇在选举当日早上又宣布退出竞选，结果彭富华在没有潜在对手下当选，[35]张氏结束两年的主席生涯。
张人龙在乡议局任主席期间，除出席不少地区组织、体育活动、社区设施的典礼，以及参与主体活动外，亦相当关注发展新界旅游业的事宜。张人龙曾在乡议局中成立一发展旅游事业委员会，曾提出辟建包含游乐设施的旅游新村，售卖具东方特色的工艺品等建议。[37]1966年3月，辅政司祁济时曾访问乡议局。张人龙曾向其提出要求政府资助新界建立完整的旅游事业体系，并扩大乡议局的职能，赋予乡议局一般议会的权力，让乡事界能配合政府发展新界的政策。[38]在1967年的乡议局会议中，张人龙、赵聿修和陈日新均建议政府拨款发展新界旅游业，并指新界的面积和风景皆优胜，各地亦有其特色物产，认为发展新界旅游业能为旅客提供更佳的体验。[39]
在张人龙与其余乡绅的持续促请下，香港政府于1967年正式加紧发展新界旅游业的步伐，例如香港旅游协会在当时提出初步研究，认为可以开发西贡半岛、大屿山南部、新界西部及吐露港一带为旅游景点。但政府的想法，乃是开发远离现有墟市的旅游景点，并引入外来的资金开发休闲设施。这与当时的乡民希望旅游业能带动就业机会，及善用乡民土地的想法相反，令两者需要更多时间商讨。[40]
1967年3月，政府曾与乡议局代表共商发展新界旅游业事宜，当时席间的乡议局代表皆雄心壮志地提出大规模发展新界旅游的计划，但政府指出在发展新界时，有关土地用途和露天设施的发展由郊景事务委员会管辖，不能贸然大规模开发。政府反建议新界一方能进行小型提升旅游便捷的措施，包括出版一本包罗万有的《新界指南》、提升连接离岛的交通、宣传新界传统节日和开放附有围墙的围村予游客参观等。[41]同年8月，政府决定成立工作小组专责处理发展新界旅游业事宜。小组成员包括香港旅游协会代表两人、乡议局代表三人、新界民政署代表一人、市政事务署代表一人，并由旅游协会代表任主席。乡议局提名关注此议题的张人龙、陈日新及周理炳为该局代表。[42]张氏其后担任新界旅游协会主席，并曾考察新界的旅游景点，[43]更在翌年6月启程前往日本、美国、欧洲等地考察诸国的旅游业。[44]
同胞看得标眼火大书打倒张人龙
那些自以为得意的狗腿子们不知末日将至，还纷纷的出而张罗，
拉人“道贺”，并在石湖公立学校奴语婢膝的在洋主子面前表演一番，
张人龙开口闭口都“女皇陛下”，十分肉麻，奴才相十足。
1967年5月起，由左派领导的六七暴动在香港爆发，乡议局采取支持政府的态度，对动乱的左派份子不予支持。[45]乡议局与乡事委员会曾成立民安促进会协助维持新界秩序，令新界的动乱事件较少。[46][47]当时，张人龙描述新界的情况为“新界父老领导有方，乡民子弟守法乐业，不受此次事件之影响，这是可喜的现象，我们所要维护的，是不容此种可喜的现象受到任何一方面所影响甚至破坏”。[48]由于当时的新界领袖并不支持左派份子，引致左派对他们猛烈抨击。当中，《大公报》更在6月刊出文章，批评张人龙为“头号走狗”，以侮辱性言词指张人龙向英国卑躬屈膝。[49]
当六七暴动在同年11月大致结束后，乡议局的领袖合组访英代表团，团员有时任乡议局主席彭富华（粉岭）、张人龙（上水）、陈日新（屯门）及乡议局秘书长邓乃文（屏山）。他们访英的目的，乃是以新界领袖的身份，到英国各埠会晤新界乡侨。由于当时的旅英新界乡侨受中共的统战策略影响，中共在英的人员经常向他们示好及游说，并提供经济援助，以致不少旅英乡侨对左派分子有同情之意。同时，在事件结束后，亦有乡侨去信乡议局，指他们仍对香港的现况有所忧虑。[50]因此，代表团将六七暴动的经过详细向乡侨说明，令他们得知事件的真相，令他们释疑，以及纠正他们对左派的错误印象。[51]而代表团亦会倾听旅英乡侨的意见，向香港及英国政府提出。[51]
代表团于1968年1月下旬抵英后，展开四十五日的访问。他们先后到伦敦、碧仙桃、曼彻斯特等地探访乡侨，[50][52]并举行放映香港影片活动，他们所到之处皆受乡侨热烈欢迎。[53]
张人龙于1970年代初除太平绅士身份外，已无相当分量的公职，只担任慈善、宗亲、教育和地方组织的名誉领袖职位，故他在此时期的活动主要为出席该等机构的典礼或公众活动，[54][55][56]以及以新界领袖身份作官民沟通的桥梁。1970年代中后期，张人龙复任乡议局副主席一职。[57]当时，正值香港政府大举发展新界新市镇的时刻，港府管治新界的方式开始与新界乡民有所冲突。[58]张人龙以新界领袖的角色，积极向香港[59]及伦敦政府[60]争取新界权益，同时亦曾多度抨击港府管治新界的方式失当，以致引发种种问题。[61]
他在1972年香港政府制定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丁屋政策）时，担任新界代表的角色。他在当时为乡议局工务委员会主任，负责就丁屋政策向乡民收集及反映意见。[62]1972年12月，香港政府实施丁屋政策，当时旨在加快原居民申请建屋的进度，但当时的乡民提出不少问题期望政府修正，例如废除农田临时屋宇与否、化粪池设备、乡村村界及补地价问题等。[58]以张人龙为首的乡议局工务委员会，即向乡民征求意见，制成意见书向港府表达新界村民之困难。意见书整理了各乡委会主席向乡议局综合村民所反映的困难，例如丁屋之间的间距、村内屋宇的补地价差距悬殊、政府应批出牌照予农舍等，而张氏亦提出应为各乡村划定村界，以及为各乡村提供发展蓝图为乡民建屋参考。[62]
1974年5月下旬，乡议局举行第21届选举，当时的主席陈日新已连任三届，于选举中继续获胜。而张氏则参与首副主席选举，亦以近六成的票数胜出，再度成为乡议局的领导层。当时，陈日新指出他们要为新界乡民争取施政公平，为乡民争取合理权益。[57]乡议局为了实践该政纲，在其后成立一章程研究修改委员会，由张氏任主席，检讨香港法例第1097章《乡议局条例》及《乡议局局章》对实践上述政纲的规限。[59]张人龙曾在检讨条例时直言，乡议局仅为港府的咨询机构，政府对他们的意见是喜欢时可以征询他们，否则可以不予理会。张氏亦指出，当时的局章亦有相当问题出现。例如乡议局的权力无法令他们实践该局宗旨、特别议员与新界太平绅士当然议员产生丰富的潜在争拗点、乡事委员会主席任期等问题。[59]翌年1月，乡议局亦曾要求新界政制改革。他们与前述的诉求相似，要求为乡议局扩权至如同行政局及立法局般，令新界居民的生活得以保障。[63][64]
1976年5月，张氏继续获选为乡议局首副主席。[65]同年9月，张氏就乡议局争取扩权之问题，向前往香港拜访的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彼利（Walter Padley）陈情。张氏指出，香港政府与新界居民的关系不断恶化，尤其是在收地拆迁一事上经常发生冲突。张氏认为这正是反映港府在新界施政不公，要求他向英国国会及处理香港事务的工党分部反映。[66]同年9月，张氏署理乡议局主席一职，至1977年3月止。翌月，港督麦理浩爵士发表1977年度《施政报告》，张氏率领乡议局深入检讨《报告》的内容，发现报告对新界的关注度严重不足，例如没有提及乡议局及乡事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新界的社区设施依然缺乏。[67]
1977年4月，张氏率代表团赴英陈情。张氏认为当时的香港政府在处理新界问题的表现不佳，例如在发展新市镇时以贱价征收原居民土地，如同经济剥削他们；同时新界大部分地方，对比港九的水电供应及交通仍不发达。他认为新界居民仍受差别待遇，乡民已不能忍受在不公平的环境下生活。[60]代表团访英期间，曾获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国务大臣高乐培勋爵接见。他们向英国提出四项要求，包括在两局中增加新界代表、提升新界社会福利设施、维护新界居民土地权益及原居民房屋问题。[68]张人龙认为，当时港府管治新界的方式十分落伍，指出不少于英国租借新界初期订立的政策，早已不合时宜，例如《收回官地条例》、《新界土地官契》及《新界条例》，而当时的《城市规划条例》亦需要更新。同时，张氏亦抨击香港政府在委任议员进入行政、立法两局时，没有考虑委任地区代表的做法。[61]
1978年5月，当时正值乡议局改选，张人龙以公私事务繁忙无暇兼顾局务为由，与当时已连任五届的主席陈日新宣布不再竞逐连任主席及首副主席职位，自此张人龙便不再担任乡议局领导层的职位。[67]
张人龙曾在1970年代时两遇劫案。1974年10月，张氏在出席晚宴乘的士归家时，遭遇伪冒的士司机的一帮匪徒劫去现金及手表，纠缠过程中张氏遭斩伤，后与两名同遭该帮匪徒行劫的人士被捆绑和用布塞口后，弃于龙翔道山边，匪徒曾有意将他们灭口，但经张氏向他们力陈采用此法的结果后，最终选择逃去。最终，他们在清晨获发现后送到医院医治，张氏除失血一升外并无大碍。[69]1977年3月，张氏之元配廖凤和在界限街119号住宅内，遭遇一假装交通警的匪徒行劫，其同党在廖凤和被挟持后进入大宅搜掠。这时张氏突然返家，发现匪徒后被斩伤手部，其后匪徒驾车逃去，他们被夺去三千元现金及三对钻石耳环。[70]
踏入1980年代，由于香港前途问题逼近，在中英双方角力的同时，香港政府亦积极推动代议政制发展，以在香港引入局部性的民主政制。[71]当时，张人龙已身为新界领袖数十载，固以其新界代表身份获港府委任为各级议会的议员，向港府在议会内反映新界居民的意见。[72][73]
1981年4月，港府成立区议会代替原有的地区咨询委员会，张人龙获委任为新成立的北区区议会议员。[72]同年8月，署理总督姬达爵士委任张人龙、谭惠珠及周梁淑怡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取代离职的张奥伟及李福和。[73]张氏在获委后，曾表示希望在港府发展新市镇时，能以其立法局议员身份促进官民合作，令受拆迁的乡民能获得合理补偿，[74]与其争取多年的诉求雷同。张氏在立法局中，曾就发展新界时引起损害乡民权益的种种事件为他们发声，包括乙类换地权益书赔偿问题、调整短期租约租金及要求政府为农民提供天灾保险等（时任渔农署署长李德宏曾寻找方法向农民提供天灾保险）。[75]
1984年7月，香港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为翌年立法局推行间接选举奠定基础。当时倡议设立的功能组别和选举团议席中，乡议局在两者皆没有议席代表。张氏曾因此在立法局中发言，认为政府忽视新界五十万居民的利益，建议政府增加乡议局和会计界的议席。[71][76]最终，香港政府分别在1988年及1991年的选举起，增设会计界及乡议局的功能组别议席。[77][78]
1985年4月，港府在新界成立临时区域议局，与港九的市政局看齐，张人龙获委任为当时临时区域议局的主席。[79]张人龙在临时区域议局中，主张将地方行政权力下放至议局辖下的各个地区委员会，减轻议局大会及专责委员会的工作量。[注 1][80]同时，张氏亦认为区域议局有财政权举办康乐及文娱活动，而地区委员会亦有区议员参与，区域议局可与区议会协调，令区议会集中精力处理其余社区问题。[80]张人龙在任临时区域议局主席一年间，局内只发生两次小风波，一次是争论临时区域议局内的区议会代表，应否在1986年4月1日区域市政局正式成立后，毋须选举便继续延任；另一次是地区委员会的增选委员推举方式引起地方人士不满，但两者最终皆顺利解决。[80]
1986年4月1日，区域市政局正式成立，张人龙与马宁熙在没有竞争对手下，自动当选为主席及副主席。[81]当日，区域市政局通过该局的年度财政预算案，并通过将部分权力转移至区域市政局的执行部门区域市政总署，代表该局执行任务。[81]由于区域市政局的财政来源依靠差饷收入及港府拨款，张人龙曾多次表示不希望政府以增加差饷来为区域市政局提供收入，他曾建议政府可以将部分卖地收入，及沙田马场所得的博彩税，拨作区域市政局收入，以免对市民造成负担。[82][83]而张氏亦在区域市政局成立后，定期与市政局举行联席会议，交换两者在地区行政上的意见。[84]另外，张氏在任区局主席期间，多个新市镇的主要文康设施逐渐落成，包括1985年落成的屯门市镇公园[85]及1988年落成的沙田中央公园。[86]
1986年11月，立法局进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辩论。当时，八八直选的问题已在社会上有一定讨论。张人龙认为在《代议政制白皮书》中，已指出推行政治改革应该以目前的政治体制为基础，并表示他并不反对直接选举，只是港府应逐步实施政治改革，不应操之过急，否则会引起较为保守的工商界反对，以及与《基本法》衔接可能出现问题。[87]他曾提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应推行直接选举，并扩大功能组别和选举团的代表性，以及保留委任议席的“四分天下”方案，以逐渐迈向民主化。[87]1987年末，香港政府再度成立民意汇集处收集市民对八八直选的意见，结果汇集处的报告书指出有七成市民反对八八直选，令市民质疑港府是否操控民意。张人龙在立法局议员辩论时，指出他支持八八直选，[注 2][88]对报告书十分失望，并认为问卷的设计复杂令民意被歪曲。但他亦呼吁市民需要议事论事，不宜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情绪。[89]他亦希望港督面对民意，在报告书公布后仍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推行政制改革，包括引入直接选举。[89]
自1980年代末起，张人龙的地位开始受新崛起的政治人物挑战。在1988年7月，港督卫奕信爵士未有继续委任张人龙在新一届立法局内任职，张氏因而转往区域市政局选举团参选。[90]在同年9月举行的立法局选举中，张人龙以6票之差击败邓国容及蔡根培，当选为新一届立法局议员。但他在当选时已称因健康因素，不会在1991年的选举中竞逐连任。[91]在翌年的区域市政局主席选举中，另一新界领袖刘皇发曾因政见不同而有意推举廖正亮挑战其主席地位，但最终达成谅解，张氏得以继续连任主席。[92]
正如前述，香港前途问题在1980年代起开始在香港社会中引起关注，此议题在新界社群中亦开始发酵。1982年末，乡议局历任主席曾呼吁新界乡民保持冷静，认为问题将会觅得一个出路。[93]1983年1月，乡议局领导层组成新界代表团访京，与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会面。新界代表团在会面时，向廖氏呈上历任主席各自撰写的意见书，并向其表达新界领袖的意见。[94]在会上，新界代表显露出他们对中共及对“港人治港”没有信心的面貌。他们向廖氏表达他们对维持现状的要求，并希望过渡期由十四年（1983年至1997年）延长至若干年。前任乡议局主席黄源章更提出在1997年后的30至50年间，香港应继续由英国人托管。张人龙在席间，亦向廖氏提出问题，询问他“假若香港人请英国人代管如何？”。[94]1984年1月，张人龙曾呼吁香港人应在中英两国之间发表他们的意见，令中英谈判中能有香港人的意见作参考。[95]同年5月，张人龙与两局议员组成代表团访英。他认为英国政界及普通国民皆对香港的认识不深，以致他们认为在主权移交后会有一大批恐惧中国的香港人会涌往英国居住，令他们在给予港人居英权一议题上有所争议。[96]
在中英双方在1984年12月正式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前，港府曾设立一民意审核处收集民意，但该处最终发表的报告书指出多数香港市民认为《联合声明》草案可以接受，[97]与当时两局议员收集的民意并不一样，张氏其后曾再度访英，要求在草拟《基本法》时加入更多对港人的保障。[98]
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人出现信心危机，张人龙曾指出香港未来要有长足发展，必须在政治上要民主化、中国必需贯彻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及经济的稳定化。他更指香港理应加速民主化，在立法局中增加更多民选议席。[99]他指出增加民选议席已不是一个急进的做法，过往缓慢的民主发展已不合潮流，若香港人愿意协力加速民主发展，这就是一个顺应潮流、稳重迈进的发展。而且，他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选民能够有充分的资讯让他们作出选择，就能发挥民主机制，认为香港的政制应朝向此方向发展。[99]
张人龙在1990年代起，已年届七旬，故逐渐在各公职上退下。1991年，他如三年前宣布不竞逐连任般，退任立法局议员一职，职位由梁锦濠接任。[5]至1994年，他亦不再在北区区议会中继续任职，翌年亦退出在任十年的区域市政局主席职位，主席一职由时任离岛区议会主席林伟强接任。[100][101]在主权移交之际，张人龙在1993年受聘为港事顾问，[102]并于1996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103]
张人龙晚年患上柏金逊症及脑退化症，故甚少在公众场合中露面，但在家人照料下精神尚算不错。他在当时于九龙塘居住，平日由护士和家人推着轮椅与他去附近公园散步和饮茶，新界乡绅和友人仍常登门探访，但因脑退化已不太认得别人。[104]
2021年9月19日，张人龙在香港逝世，终年99岁。[105]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106]
个人生活
由于张人龙的父亲以经商致富，在战后已成为殷商，故张氏家族在其后涉足更多范畴的商业活动。香港政府于1970年代起开始发展新界，张氏在其中居中协调，协助政府收地，更在其中买下大量位于上水、粉岭、沙头角及打鼓岭的农地，再以乙类换地权益书获得政府大量赔偿，令财产大幅增加。[3]同时，张氏家族亦随香港人口上升开始经营房地产业务，并创立建筑公司为政府承建工程。张氏家族拥有利家行，英龙行、知商工业货仓有限公司，万兴祥公司，建城建筑公司，日本花王股份有限公司（Kao Corporation）香港代理商，张人龙投资集团公司等多间公司，并持有张知行大厦的业权，财富估值为五亿港元。[3][107]1987年1月，张人龙在沙田区创办和营运青龙水上乐园，[108]但在4年后因入不敷支被宾廊集团接手管理经营。[109]
张人龙的父亲名张知行（1898年9月2日－1988年4月13日），[110][111]母亲蔡氏（1900年3月7日－？），[112]另有弟妹包括张家镇、张家驹、张月婵、张励坤、张丽娴和张桂凤。[113][114]另外，张人龙的祖母张袁福娣（1862年－1967年12月11日），1967年于上水石湖墟寓所逝世，享嵩寿105岁。[115][116]
张人龙一共有三房妻子和十六名儿女，[117]元配廖凤和为上水围原居民，其家族与张氏家族为世交；此外还有二房太太陈淑贞及三房太太许玉球。另外，西贡区议员方国珊是张人龙的契女，在张氏晚年时与许玉球陪伴他。[3]1994年，张氏的二房太太陈淑贞与其子张德贵曾尝试取得加拿大永居权，但被加拿大法院指控她为黑社会组织新义安成员而拒绝其申请。[118]
张人龙的子女（十三子三女）包括：
- 张醒钟（1943年－），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生命科学研究专家。[113][119][120]
- 张享平（1946年－）（女），曾任香港青年商会副会长。[113][120][121][122]
- 张振声（1948年－），在1980年代与前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罗德丞成立公司，在主权移交前为香港人处理移民手续。[113][120][123]
- 张美平（1949年－）（女）[113][120]
- 张亮声（1950年－2013年），活跃于桌球界，花名“化功大师”，2013年7月15日跳楼自杀。[113][120][124]
- 张乐森（早逝）[113][124]
- 张树声（1951年－）[113]
- 张乐清（1952年－）[113][120]
- 张德熙（1952年－），金融服务界人士，第四十五届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113][120][125]
- 张婉华（1953年－）（女）[113][120]
- 傅声（1954年－1983年），原名张景贤、又名张富声，电影演员，艺人甄妮的亡夫。[113][120]
- 张展鹏（1956年－）[113][120]
- 张良坤（1957年－）[113][120]
- 张德贵（1959年－）[113][120]
- 张树辉[113][124]
- 张树祥[113][124]
荣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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