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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兵变案，又称郭廷亮匪谍案，发生于1955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冤案。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将他革职软禁。孙立人部属有300多人受到牵连下狱。2001年1月8日，中华民国监察院重新调查后，认为孙立人系遭诬陷，经过监委李炳南等人调查后指出，已故抗日名将孙立人的部属郭廷亮是匪谍，是经过政府刻意制造出来的一场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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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兵变案其实是一连串的事件，主要目的是在整肃孙立人的势力。[2]自1950年，蒋中正与情治系统就开始有系统的整肃孙立人的下属，直到1955年，才正式将孙立人解职，无限期软禁。此事件由蒋中正与蒋经国主导，但是蒋中正真实的动机何在，史家仍未有定论，但都倾向于支持夺权论。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国共内战中败退，孙立人随军撤至台湾，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简称麦帅），邀孙至日本东京会谈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事宜。在会谈中，麦帅曾表示希望由孙来掌管国民政府，遭孙拒绝。9月，孙立人任台湾防卫司令，组训青年军。10月，青年军参加古宁头战役，获得胜利，稳定了国民政府在台湾的势力。[来源请求]
1950年，蒋介石宣布恢复总统身份，3月1日，孙立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3月23日，孙立人的女部属，英文秘书黄正（黄美之1930-2014），与组长黄玨，两个姐妹同时遭到逮捕，被诬告为匪谍，遭监禁10年。6月，发生李鸿匪谍案，中将李鸿等人遭逮捕。此外，孙立人旧有部属如田世藩等人，也陆续遭指控为匪谍而入狱。[来源请求]
孙立人的嫡系部队新1军新38师于1948年10月19日在吉林省长春市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1949年6月中旬，解放军东北军区根据这些人的志愿，释放了新7军、新38师的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潘德辉等40余高级军官，开具返乡证明书并资遣路费。7月初，新7军军长李鸿等回到湖南省长沙等地的家乡。时任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孙立人，派少校谍报参谋葛士珩持孙立人的亲笔信到湖南湘阴李鸿家中，请其串联旧部属赴台。1950年2月3日，李鸿携妻女乘火车经广州到香港。5月，孙立人派原新1军副军长贾幼慧赴港接李鸿一行人到台北，次日李鸿觐见蒋介石。不久，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从大陆赴台投奔孙立人。原新38师师长陈鸣人就任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新38师副师长彭克立就任206师少将副师长兼任团长，曾长云就任340师团长。李鸿抵台后不到一周，与怀孕的夫人（后在狱中生下了次子）被羁押至台北青岛路国防部军法局看守所。此后至9月，原新38师高级军官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孙蔚民、刘益福等17人陆续被捕。遭到情治单位的审讯，调查在长春投降经过，以及在哈尔滨“解放军官团”受训经过，并被指控为匪谍。情治单位在审讯中，李鸿、陈鸣人、曾长云多次施刑，希望其部属能够将孙立人牵连进来，但遭到其部属的拒绝。孙立人面见蒋介石，为其部属求情，坚称他们无罪，但遭到拒绝。1951年3月，这批案犯移押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看守所。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以“匪谍罪”立案，马真一（李鸿夫人）、陈高扬、黎俊杰、吴颂扬、潘东初、潘德辉以“知情不举”连坐。1952年冬，移押桃园县南嵌保密局“别馆”监狱。 [来源请求]
1956年9月29日上午，郭廷亮案宣判结案。当天下午李鸿匪谍案的胡道生、潘德辉、马真一等13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0年、7年有期徒刑。1957年马真一带着狱中出生的次子刑满出狱。1958年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四名案犯（均为税警4团、新38师的孙立人的嫡系）移押至桃园龙潭保密局卧龙山庄（专门关押情治单位触犯军法内部人员），长期不杀不审不判不放。1968年7月，李鸿等4案犯收到国防部公字第32号裁定书，以叛乱罪被提起公诉，李鸿被起诉的理由是：1948年“弃守长春”，在被解放军释放后又接受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示来台，策反国军高级将领孙立人，掌握兵力以备策应解放军攻台。此后，每隔2个月，收到国防部裁定书，称李、陈、彭、曾等犯因病停止审判，依据军事法条款延长羁押期2个月。1971年5月告知依军法不开庭书面庭审，7月14日宣判，判决书称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各处无期徒刑。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根据减刑令，李鸿等4案犯被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因已坐牢25年期满，“怀刑忏悔，衡情尚可悯恕”为由，于1975年7月14日将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4人释放。 李鸿去屏东的妻子、儿子家居住，1988年8月15日病逝，时任党、政、军界要员送了挽幛。陈鸣人搬到在台的家中于1984年2月7日病逝。彭克立、曾长云在台无家属亲人，被当局送台北市中和敬老所居住。[来源请求]
孙立人在台湾重建征兵制度，也建立预备军官制度，为台湾训练出坚实的国防军队。蒋经国在军队中发展政战系统，以加强跟巩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孙立人主张军队国家化，对此非常不满，但无法反对蒋介石的命令。[来源请求]
1953年，黄杰与其军队由越南富国岛至台湾（详见富台部队）。1954年6月，蒋介石命任黄杰为陆军总司令，将孙立人调为无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12月3日中华民国与美国双方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关系不再需要透过孙立人来连系。蒋经国属下的政战单位，开始调查孙立人的部属，锁定在步兵学校服务的郭廷亮。[来源请求]
1955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遭到严刑审讯，连续十天遭刑求。6月，以孙立人与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讯。[来源请求]
7月14日，因郭廷亮在刑求之下，仍然坚持不肯指控孙立人，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向保密局毛人凤提出建议，由毛人凤亲自审问郭廷亮。毛人凤向郭廷亮给予肯定与鼓励，并跟他说，只要承认自己是匪谍，就不会牵连到孙立人。郭廷亮写下自白书，承认自己是匪谍。总统府汇集情报局资料以及警备总部彭孟缉收集的证据，连同郭廷亮自白书，派遣局长黄伯度，送至当时被软禁的孙立人住处，希望他自行辞职。孙立人原本态度强硬，认为郭廷亮必是遭到诬陷，但黄伯度透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及侄子孙克刚等人转达孙立人，此事为层峰（两蒋）的意思，孙立人如不肯屈服，将会株连更多旧属。孙立人于8月3日写亲笔信给蒋介石，请辞总统府参军长一职。[来源请求]
8月20日，蒋介石批准孙立人辞呈。同日下令，正式拘捕孙立人，并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实情。陈诚九人委员会在调查后，认为孙立人的下属涉嫌军事政变，孙立人应负责任。根据蒋介石日记，驻美大使顾维钧曾奉命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雷德福上将报告孙案的侦查经过，美国雷德福上将的反应相当愤怒，认为孙立人是台湾最忠贞干练的将领，不可能叛变。因为美国军方的态度，蒋介石决定放宽处理。军事法庭判决，孙立人判无期徒刑，在家中软禁。郭廷亮被判死刑，随即由高层下令，改成无期徒刑，送往绿岛监禁。孙立人部属皆遭到情治单位的审讯，有300多人因此被解职，或获罪入狱。先前被拘禁的李鸿等人，在此时也正式受审，被宣判为匪谍，继续监禁。[来源请求]
孙立人被长期软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由情治人员监管。1975年，蒋介石过世，郭廷亮被减刑为15年，刑满出狱。7月8日，警备总部总司令郑为元下令，以郭廷亮有英文专长，准备聘用他为英文教师为由，将他移送到绿岛。之后被指派担任绿指部的后勤组工作，再改为图书馆管理员，将他长期软禁。在这期间，国防部长期照顾其家属。7月14日，李鸿被释放。[来源请求]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同年五月，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下令解除孙立人的软禁，恢复其自由。1990年，孙立人在台中寓所病逝。[来源请求]
在孙立人被解除软禁之后，其旧日部属开始奔走，希望恢复其名誉。1991年，孙立人兵变案的关键证人郭廷亮，在获得假释以后，在桃园县中坜的火车上坠落而死亡，死因极为离奇，学者怀疑长期监控郭廷亮的警备总部可能涉入。[3]
在孙立人兵变案发生后，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委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需要解释查无此监委]、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发动调查。但监察院五人小组的报告，认为孙立人无罪，与陈诚九人委员会的结果不同。[来源请求]
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获政府新台币六十万元经费补助，就孙立人兵变案进行专门研究，据朱教授研究调查结果称：“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档，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档，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4]
2013年在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帮忙，平反孙立人旧部田世藩的冤案。[5]
2014年7月，监察委员李炳南、赵荣耀、马秀如等人公布对当初“九人小组”调查档案的报告。在档案中，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曾向蒋中正建议拔除孙立人兵权，以防他叛变。调查结果认为，蒋中正曾直接对孙案下达许多指示，这个案件是利用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反共意识抬头的机会，设局将孙立人软禁，以免蒋中正权力遭威胁。美国政府在本案发生后，曾私下对台湾当局表示关切，因此事件才未扩大。这个报告中，同时对郭廷亮进行平反，认为他系遭构陷。[来源请求]
2017年10月，由新闻报导一起军备局产权诉讼判决，法院文件揭露出1955年陆军第十军中校刘永德，曾于一九五五年检举郭廷亮意图发动兵变，经第十军政战部主任阮成章少将转报，由前总统蒋经国（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指派刘永德，深入叛乱组织担任内线为时数月揭发叛变案。后来蒋经国下令“便签”交办，特准核拨奖励专款八万元给予刘永德奖励。[来源请求]
根据2014年监察院报告，认为这个事件是由蒋介石亲自下命，对孙立人及其部属进行整肃，以巩固其个人权力；蒋经国也被认为可能牵涉其中。也有人认为美国与此事也有关连。但是对于孙立人是否有军事政变的意图及行动，目前仍有争议。[来源请求]
根据美国国务院档案。1950年1月3日，美国陆军部收到驻台北大使馆武官曼宁上尉（Captain Manning）所拍发的一封极机密电报，内容称，孙立人告诉他，蒋介石已经知道孙立人欲发动政变的计划，但孙告诉蒋，此乃共产党的造谣。这份记录是美国官方文件中最早对孙立人可能军事政变的记录。5月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局局长保罗·尼采，提出一个“假设性”方案，拟定“弃蒋保台”之行动准则。美方认定孙立人将会发动军事政变，并对此事拟定应变方针，准备支持孙立人的军事行动，撤换蒋介石。这份备忘录于6月9日由助理国务卿鲁斯克提交国务卿艾奇逊，但这个行动最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中止。[来源请求]
孙立人义子揭钧，去函美国前国务卿鲁斯克，希望了解当年美国在此事件中的角色。1989年5月3日，鲁克斯回信，宣称美国未介入此事，他在朝鲜战争前曾由间接管道收到孙立人可能发动军事政变的消息，但无法确认真假。[来源请求]
1990年，《中国时报》记者杜念中采访美国前国务卿鲁斯克，在报导中说：“1950年六月初，时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他本人曾亲手接到孙立人的秘密手函，提议对蒋介石发动政变，请求美国支持或默认。鲁斯克担心蒋介石先杀掉孙立人，将手函烧掉，以防泄密，并汇报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承诺向总统杜鲁门汇报。”揭钧在此报导后再度写信给鲁斯克查询，鲁斯克回信说，他无法对此事做进一步评论，他从间接管道得到消息，但他无法确认这个消息的来源或真假，也不知道是否来自孙立人本人。[来源请求]
中研院研究员朱浤源则说，根据他研究的美国国家档案，美国中情局人员曾劝孙立人发动军事政变，但遭孙立人断然拒绝。他怀疑鲁斯克的说法真实性。[6]
蒋介石御医熊丸的回忆录说，孙立人经常与美国官员开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熊丸本人认为，孙立人的忠贞无庸置疑，但他得罪蒋经国以及蒋经国手下的政战系统，是造成他遭整肃的主因。[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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