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这些评论的确切意思有不同意见，[25]不过大部分同意格林在取笑莎士比亚努力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作家如克里斯托夫·马洛、托马斯·纳什（英语：Thomas Nashe）和格林自己相提并论，取得高于自己应有的地位。[26]“表演者的外表里面裹着一颗老虎的心”（Tiger's heart wrapped in a Player's hide）模仿了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三部》的台词“女人的外表里面裹着一颗老虎的心”（Oh, tiger's heart wrapped in a woman's hide）。而双关语“摇撼舞台者”（Shake-scene）影射格林抨击的对象——莎士比亚的名字——“摇动长矛者”（Shakespeare）。[27]
1594年开始，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以四开本出版。到1598年，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卖点并开始出现在扉页。[33]莎士比亚成为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后继续在他自己和别人的剧作里表演。1616年出版的本·琼森剧作集中的演员表里就有莎士比亚的名字，如1598年的《个性互异（英语：Every Man in His Humour）》和1603年的《西姜努斯》。[34]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琼森1605年《福尔蓬奈（英语：Volpone）》的演员表中，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他演员生涯接近尽头的迹象。[35]然而，1623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合集《第一对开本》中将莎士比亚列为所有剧作的主要演员之一，其中部分剧作在《福尔蓬奈》后第一次上演，尽管我们无法确认他具体扮演了那些角色。[36] 1610年，赫里福德的约翰·戴维斯写到他扮演君主类角色。[37] 1709年，罗延续了传统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扮演了哈姆雷特父亲的灵魂。[38]后来的传统观点认为他还饰演了《皆大欢喜》里的亚当（Adam）和《亨利五世》里的肖吕斯（Chorus），[39]然而很多学者怀疑这些资料的来源是否可靠。[40]
莎士比亚早期古典和意大利风格的喜剧，包含了紧凑的情节和精确的喜剧顺序，在1590时代中期后转向他成功的浪漫喜剧风格。[72]《仲夏夜之梦》是浪漫、仙女魔力、不过分夸张滑稽的综合。[73]他的下一部戏剧，同样浪漫的《威尼斯商人》，描绘了报复心重的放高利贷的犹太商人夏洛克，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观念，但是现代的观众可能会感受到种族主义观点。[74]《无事生非》的风趣和俏皮、[75]《皆大欢喜》中迷人的乡村风光、《第十二夜》生动的狂欢者构成了莎士比亚经典的喜剧系列。[76]在几乎完全是用诗体写成的欢快的《理查二世（英语：Richard II (play)）》之后，1590年代后期莎士比亚将散文喜剧引入到历史剧《亨利四世第一部》、第二部和《亨利五世》中。他笔下的角色变得更复杂和细腻，他可以自如地在幽默和严肃的场景间切换，诗歌和散文中跳跃，来完成他叙述性的各种成熟作品。[77]这段时期的创作开始和结束于两个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部著名的浪漫悲剧，描绘了性欲躁动的青春期、爱情和死亡；[78]《朱利叶斯·凯撒》基于1579年托马斯·诺斯改编的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作品《传记集》（Parallel Lives），创造了一种戏剧的新形式。[79]莎士比亚的研究学者詹姆斯·夏皮罗认为，在《朱利叶斯·凯撒》中，各种政治、人物、本性、事件的线索，甚至莎士比亚自己创作过程时的想法，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80]
大约1600年到1608年期间是莎士比亚的“悲剧时期”，尽管这段时期他还创作了一些“问题剧”（Problem plays）如《一报还一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终成眷属》。[81]很多评论家认为莎士比亚伟大的悲剧作品代表了他的艺术高峰。第一位英雄当属哈姆雷特王子，可能是莎士比亚创作的角色中被谈论最多的一个，尤其是那段著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82]和内向的哈姆雷特不同（其致命的错误是犹豫不决），接下来的悲剧英雄们奥赛罗和李尔王，失败的原因是做决定时犯下轻率的错误。[83]莎士比亚悲剧的情节通常结合了这类致命的错误和缺点，破坏了原有的计划并毁灭了英雄和英雄的爱人们。[84]在《奥赛罗》中，坏蛋埃古挑起了奥赛罗的性妒忌，导致他杀死了深爱他的无辜的妻子。[85]在《李尔王》中，老国王放弃了他的权利，从而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导致他女儿的被害以及格洛思特公爵遭受酷刑并失明。剧评家弗兰克·克莫德认为，“剧本既没有表现良好的人物，也没有使观众从酷刑中解脱出来。”[86]《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最短最紧凑的悲剧，[87]无法控制的野心刺激着麦克白和他的太太麦克白夫人，谋杀了正直的国王，并篡夺了王位，直到他们的罪行反过来毁灭了他们自己。[88]在这个剧本中，莎士比亚在悲剧的架构中加入了超自然的元素。他最后的主要悲剧《安东尼与克丽奥佩托拉》和《科利奥兰纳斯》，包括了部分莎士比亚最好的诗作，被诗人和评论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认为是莎士比亚最成功的悲剧。[89]
1609年，莎士比亚发表了《十四行诗》，这是他最后一部出版的非戏剧类著作。学者无法确认154首十四行诗每一首的完成时间，但是有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为一位私人读者创作了这些十四行诗。[116]更早的时候，两首未经许可的十四行诗出现在1599年出版的《热情的朝圣者》。英国作家弗朗西斯·米尔斯曾在1598年提到“在亲密朋友当中流传的甜美的十四行诗”。[117]少数分析家认为出版的合集是根据莎士比亚有意设置的顺序。[118]看起来他计划了两个相对的系列：一个是关于一位已婚皮肤黝黑女子的不可控制的欲望；另一个是关于一位白皙的年轻男子纯洁的爱。如今仍不清楚是否这些人物代表了真实的人，也不清楚是否诗中的“我”代表了莎士比亚自己，尽管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认为在这些十四行诗中“莎士比亚敞开了他的心”。[119] 1609年的版本是献给一位“W.H.先生”，献词称他为这些诗的“唯一的促成者”（the only begetter）。献词究竟是莎士比亚自己写的还是出版商托马斯·索普所加目前仍是一个谜，索普的名字缩写出现在题献页的末尾。尽管有大量学术研究，谁是“W.H.先生”先生也依旧不为人知，甚至连莎士比亚是否授权出版该书也不清楚。[120]评论家赞美《十四行诗》是爱、性欲、生殖、死亡和时间的本性的深刻思索。[121]
Sir, in my heart there was a kind of fighting That would not let me sleep. Methought I lay Worse than the mutines in the bilboes. Rashly— And prais'd be rashness for it—let us know Our indiscretion sometimes serves us well...
1856年英国传道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在中国翻译托马斯·米尔纳（Thomas Milner）《大英国志》（The History of England），书中的Shakespere被翻译成“舌克斯毕”[184]。1902年梁启超率先使用“莎士比亚”这个译名[185]。1903年出版的《澥外奇谭》是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开始[186]，这本书翻译了英国杰出的散文家查尔斯兰姆和他的姐姐玛丽兰姆（Charles and Mary Lamb）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十篇故事，《澥外奇谭》在“叙例”中这样谈：“是书原系诗体。经英儒兰卜行以散文，定名曰Tales From Shakespere兹选译其最佳者十章。名以今名。”。
1904年林纾与魏易出版了《吟边燕语》，书上写“原著者英国莎士比亚、翻译者闽县林纾仁和魏易、发行者商务印书馆”。《吟边燕语》中的大多数故事翻译自兰姆姐弟（Charles and Mary Lamb）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历史剧翻译自奎勒-库奇（A. T. Quiller-Couch）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Historical Tales from Shakespeare）。林纾在《吟边燕语》序中说“夜中余闲，巍君偶举莎士比笔记一二则，余就灯起草，积二十日书成。”其中《威尼斯商人》被译成《肉券》，《哈姆雷特》被译为《鬼诏》。郭沫若说林纾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到无上的兴趣，他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187]林纾与陈家麟还合译四种莎士比亚历史剧本事：《亨利第四纪》、《雷差得纪》（《查理二世》）、《亨利第六遗事》、《凯撒遗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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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桂录称莎士比亚的名字出现在更早的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Encyclopædia of Geography）中。1834年初版《四洲志》第三十节被译为：“渥斯贺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在感弥利赤建书馆一所，有沙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至于其他的译名还有“舍克斯毕尔”（《郭嵩焘日记》，1877年），“骚客沙斯皮尔”（谢卫楼：《万国通鉴》1882年），“筛斯比耳”（《西学略述》,1885年），严复译为“狭斯丕尔”（《天演论·进微》,1894年），筛基斯比尔（艾约瑟：《西方启蒙十六种》1896年），“显根思皮尔”（《李鸿章历聘欧洲记》,1896年），“莎基斯庇尔”（《泰西历代名人传》,1903年），“索士比尔”（《东西洋尚友录》,1903年），“索士比亚”（《澥外奇谭》,1903年），“沙斯斯比尔”（李提摩太：《广学类编》,1903年），“莎士比”（林纾译《吟边燕语》,1904年），“昔士比亚”（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诗集》,1909年），“萧思璧”（《胡适日记》，1911年2月）等。1903年8月10日马君武撰写的《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写道：“而当时之最大戏曲家，即索士鄙亚Shakspeare也，即今之观之，若索士鄙亚为全时期之唯一代表者然。”1910年6月8日苏曼殊诗人高天梅的信中提到“沙士比”。孟宪强《中国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接受》载Shakespeare的译名多达25个，有的一人创造多种译名，如胡适自创“萧思璧”、“萧士璧”（见《胡适日记》，1911年2月, 1911年8月）和“萧士比亚”（《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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