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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是指台湾生产、制造的电影，始于日治时代，并与各时代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当代的台湾社会具多元文化底蕴、自由且富有创作力，因此能给予电影工作者良好的伸展舞台，并在华语电影版图上有一定的影响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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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日本佛教真宗少年教会在台北北门外举办“少年教育映画幻灯会”，是首次有电影在台湾播放[5]。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高松丰次郎携带一万尺底片来台，第一部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是1907年2月高松丰次郎等一行人拍摄的《台湾实况绍介》[6][7]。高松丰次郎定居台湾后，开始在台湾七大都会建戏院放映电影。1925年，台湾映画研究会制作的《谁之过》为第一部台湾人制作的剧情片。1938年，第一映画制作所出品的《望春风》，口碑卖座俱佳，堪称日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台湾电影[8]。
台湾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后，初期的大部分电影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宣传片，例如公卖局拍摄的《良心与罪恶》、农教公司推出的《美丽宝岛》等。1949年，张彻主导的《阿里山风云》是战后第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电影，其插曲“高山青”广为人知。1954年农教公司与台影合并成立中影，以反共与农村经济成功为主题拍摄了《梅岗春回》等十余部电影或短片[9]。从1955年热卖的台语片《薛平贵与王宝钏》[10]一直到1981年最后一出台语片《陈三五娘》为止，台湾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台语电影时代。根据统计，台语片的总产量将近两千部，产量最多时一年高达120出作品问世。
1960年代，中央电影公司聘请李行拍摄的《蚵女》与《养鸭人家》两片，白景瑞的《家在台北》，均颇叫好叫座[6]。60年代末期，香港知名导演李翰祥来台发展，并香港电影技术带进台湾。期间有黄梅调电影、乡土写实片《冬暖》、历史宫闱片《西施》及文艺片，其中以琼瑶原著改编的占了8部。1967年，香港导演胡金铨为联邦电影公司编导武侠片《龙门客栈》缔造了绝佳的票房纪录[11]，从此武侠、功夫、武打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直到80年代才没落。1970年代中期，因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等种种不利因素，拍摄了一些列爱国政宣片，以稳定民心。
1982年，中央电影公司拍成了四段式集锦电影《光阴的故事》，被认为是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首部作品[12]。而另一部具有“现代主义”的原著改编的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突破保守势力的抵制，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6]。1980年代中叶起台湾电影开始涉及禁忌题材，回顾与探讨台湾近现代社会、历史与个人记忆，其中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最令人震撼。1980年代起，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电影发展基金会、电影图书馆，设置了金穗奖，主管电影业务的新闻局透过电影辅导金来支持艺术电影的制作。80年代晚期，台湾电影产业开始没落，1989年开放外国电影进口，台湾制片量一路下滑。1996年起，国片每年产量仅15至20部，票房市占率仅为1～2％。2000年后，台湾的国产电影偶有佳作，面对好莱坞电影，国片整体上处于弱势。
2007年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商影视企业受到影响给台湾电影提供了机遇。2007年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大获成功。2008年，魏德圣执导的电影《海角七号》成为1945年以来最卖座的国片。2006年台湾电影上映19部，总票房4,339万元，市占率1.62%；2007年为22部，总票房1亿9,878万元，市占率7.38%；2008年为29部，总票房3亿542万元，市占率12.09%[注 1][13] 。
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两岸四地、马星取得不错的成绩，是台湾电影成功的海外输出例子[14]。2013年《看见台湾》是台湾史上票房最高的纪录片[15]。2015年《我的少女时代》在全球25亿票房[16]，另外《红衣小女孩》开始兴起恐怖片类型国片票房风潮[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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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的特色，在于强调导演风格、爱选用非明星演员、注重台湾历史、喜爱实况拍摄，以紧贴社会真实风貌、故事内容多围绕台湾本土民生、拍摄手法力求唯美，并崇尚以电影做为宣传工作，很有艺术风格[19]。这种特色让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等导演，于国际影坛备受好评。
但另一方面，因为此类型艺术电影娱乐性较差，于台湾并不叫座，1990年代以来，台制电影市场景气一片低迷，许多人都不愿意进电影院观赏国片，电影市场大多由好莱坞等外国片把持，不过近年来，新秀导演以不同方式拍摄出台湾人的故事，让观众在电影院里感动、开怀大笑，观众对国片市场信心提升，使国片市场重新燃起新希望高。2008年是低迷已久的台湾电影出现戏剧性发展的一年，台制电影总观影人次创下近五年来的新高。《囧男孩》、《海角七号》、《九降风》、《一八九五》均履创口碑和票房佳绩，而《海角七号》票房更达5.3亿元。
现今的台湾电影是以一群默默努力的电影工作者所支撑，也成为台湾电影的骄傲，除了侯孝贤、杨德昌与李安已在国际影坛建立作者导演的地位外，马来西亚来台的侨生蔡明亮也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台湾导演。其他在1990年代出现的导演，如陈国富、徐小明、王小棣、易智言、陈玉勋、林正盛、张作骥，以及独立制作的黄明川等，也屡有佳作。
而2008年以来的国片复兴浪潮中，也有许多新锐导演脱颖而出，其中代表者为执导《海角七号》一炮而红的魏德圣；但事实上，这些新锐导演并非电影业界的新手，而是在国片低迷的时候琢磨出底子，在适当的机会得以大展身手[20]。
近十年又一波的新锐导演在影坛上发光发热，在台北电影节、金穗奖、金马奖都不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些新锐导演多为30，40岁，多曾在大学或研究所修习过电影或戏剧专业。也因这一批新锐导演的加入而更加丰富，台湾电影不仅是题材，类型也有了更多的结合。
除了知名导演与所其执导的片子外，今台湾电影尚有纪录片的蓬勃发展。该发展主要是受惠于1987年的解严与小型电子摄录影机的普及化，另一方面的成功因素，乃是台湾文建会（今文化部）的支持与推广教育。事实上，其他政府与民间单位也积极资助，并设立各种影展与奖项以鼓励优良纪录片等激励，也是纪录片蓬勃的主因。
今台湾有一批年轻纪录片导演。来自台湾社会各阶层的他们，其影片题材也五花八门。题材从探索严肃社会或政治议题到有的以自己或家人、朋友为拍摄对象皆有。其纪录片主轴，也从探索社会到探索个人的生活与问题。因为配合得当，整体成绩已渐受国际瞩目，并有不少的国际重要纪录片影展获奖纪录。另外也有如《无米乐》、《看见台湾》的叫好叫座影片[21]。
黄惠侦导演的首部纪录长片《日常对话》获得2017年泰迪熊奖，并成为台湾第一次选派纪录片代表角逐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22]。
台湾最早创立的金马国际影展为现今最大的电影节，地方政府也相继成立台北电影节和高雄电影节等，进行电影文化推广。随台湾电影文化发展出亚洲第一个以女权主义电影的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纪录片为主的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动画片为主的台湾国际动画影展、酷儿为主的台湾国际酷儿影展。
2009年4月10日在台湾电影产业与行政院新闻局共同成立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并与中国电影基金会筹办两岸电影展，是现今唯一在促进台湾海峡两岸交流的影展[23][24][25][26]。
在1991年6月29日废止《违警罚法》之前，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前，电影院会播放国歌，萤幕也会打出歌词，观众必须起立唱国歌，规定闻唱国歌不起立致敬者处二十银圆（新台币60元）以下罚锾或申诫。台湾光复以后，电影院数于1983年达到高峰，736家[27]；截止于2021年，全台电影院114家，945厅[1]。
| 年份[1] | 电影院数 | 厅数 |
|---|---|---|
| 2000 | 204 | 650 |
| 2001 | 186 | 651 |
| 2002 | 188 | 677 |
| 2003 | 185 | 659 |
| 2004 | 188 | 694 |
| 2005 | 166 | 661 |
| 2006 | 161 | 675 |
| 2007 | 129 | 586 |
| 2008 | 126 | 580 |
| 2009 | 119 | 565 |
| 2010 | 116 | 578 |
| 2011 | 115 | 574 |
| 2012 | 114 | 568 |
| 2013 | 117 | 605 |
| 2014 | 120 | 628 |
| 2015 | 125 | 700 |
| 2016 | 109 | 738 |
| 2017 | 111 | 784 |
| 2018 | 118 | 883 |
| 2019 | 119 | 918 |
| 2020 | 114 | 928 |
| 2021 | 114 | 945 |
文化部于2014年起正视此需求并具体推动，举办公听会广纳各方意见，推动《电影法》修正案。随着立法院在2015年通过修法提案[注 2]，规范映演业者应于新法施行后一年内建置电脑票房统计系统，并提供票房统计相关资料予文化部所建置的电脑票房统计系统，并指定国家电影中心负责对外提供文化部所取得之资讯[注 3][28]。
2016年12月26日起，国家电影中心官网开放受理业界人士以会员方式每日查询票房资讯，2017年1月5日起于国家电影中心官网开始针对公众每月公告上映满30天以上的电影票房资讯[29]。而搜集各方回馈意见后，将提出票房公告作业的改进方案，包括以每周公告规划、研议缩短上映后票房资讯的间隔天数[30][31]。12月7日起，国家电影中心开始于每周四公告前周一至前周日正式上映已满7日之单周票房资讯以及上映以来之累计票房资讯[32]。
虽然台湾电影业早在1950年代就开始发展，但成功案例却往往局限在几种题材与类型，造成国人普遍对国片缺乏兴趣，加上长期与外语片不均的票房，才让台湾电影业恶性循环，发展停滞不前。
而制作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电影法》第四条明确提到电影事业及电影文化相关之辅导措施，但研究数据仍显示，每年中央政府年度总预算，文化部通常只分配到0.8%，还时不时因政党间角力遭受变动[38]。
因为环境的关系，没有几间大公司愿意投资，台湾独立制片因此兴起。
1989年，黄明川以开创性的独立制片精深拍摄了《西部来的人》，以少数的人力拍摄电影，并且提出“独立制片宣言”，内容有创作题材的自主性、人模（非职业演员）的演出、创作者能力的培养与电影美学的开创等等[39]。
1999年，台湾电影陷入低谷，魏德圣、郑文堂、萧菊贞等六名年轻导演合办“纯16影展”，标榜年轻创意、独立精神，获得观众与各界好评，而其中萧菊贞《红叶传奇》也获得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40][41]。
之后的也有许多台湾独立制片表现亮眼，2002年，易智言的《蓝色大门》，在台湾的票房超过新台币500万元，之后还有像是2015郑有杰的《太阳的孩子》，几乎全采用素人演员，获得台北电影奖获得观众票选奖。
为了吸引观众，独立制片通常会先参加国内外影展，尤其像是欧洲影展，以打响知名度。也会请行销公司协助，加上特定领域议题的包装，并举办多场讲座，或是正式上映前在其他地方先播放，利用网络讯息的传递，逐步建立口碑[38]。
随着《海角七号》、《艋舺》的票房夺冠，以往在台湾并不受重视的制片人制度开始被台湾影坛采用。制片制在台湾电影业的确立，改变以往导演必须自理筹资、设备调控等拍片庶务的窘境，而制片人制度的导入，也促使台湾的电影开始走向商业操作，让电影作品在好看之外也能卖座[45]。
进入21世纪，台湾电影人在选角、摄制等方面更多的走向国际，与两岸三地等地的电影同业共同制作，例如2007年，电影辅导金补助《刺青》的拍摄工作，以刺青为象征，探讨爱情、亲情、友情及女同性恋。而《刺青》一片亦加入出生于葡属澳门但以香港为演艺基地的女演员梁洛施作为其中一位主角。同年的《生日快乐》是香港电影，改编自台湾女演员刘若英的书籍《我想跟你走》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说《Happy Birthday》，刘若英本人并担任主角。
2008年的《海角七号》一片除了开启台湾电影新局面外，也延揽日本歌手中孝介以及模特儿田中千绘等日籍人士参与演出，进一步将合作触角突破华人圈而跟更广阔的国际电影界接轨。之后，尚有《痞子英雄首部曲：全面开战》(台湾第一部好莱坞商业片)及《赛德克·巴莱》的产销也都试图迈向国际化。
台湾商业电影的拍摄地点大多选在台湾各地的景点，如《悲情城市》在九份取景、《海角七号》在恒春拍摄、《不能说的秘密》在淡水拍摄、《艋舺》在台北万华的剥皮寮拍摄等。2008年国片复苏后，这些拍摄点都造就了当地观光业的发展，因此部分县市政府提供各项补助及优惠，盼吸引更多业者前来取景拍摄，希望带来的长期观光效益。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也推出《痞子英雄》景点导览，以游览该热门警匪电视剧的拍摄景点作为号召[46]。
台湾自日治时期后期至解严前，电影产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官营制片厂所主导。当时台湾电影的制作基本上也是以官营制片厂（台湾电影公司、中央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新闻片与政治宣传片之制作为主[47]。
1962年，政府为促进本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由新闻局举办金马奖，颁发电影奖项鼓励优良国语影片及优秀电影工作者，也曾改由教育部文化局来主办，1970年代以来金马奖一直是华语电影最受瞩目的电影盛会，1991年新闻局宣布决定将金马奖由官方全部转交给民间团体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主办。
1980年代后官方主导逐渐消退，但随着西方好莱坞影片的开放及风行，台湾的电影产业逐渐萎缩低迷。
1983年《电影法》中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在中华民国国内设立公司制作、编、导、主演，以本国语言发音之电影片为国产电影；而中华民国国民在国外制作、主演，并以本国语言发音之电影片为本国电影[48]。
1989年，政府推出“国片辅导金制度”，由政府出资及主导的“电影辅导金”成为一个鼓励台湾电影产业及发掘台湾电影人才的重要方式，由行政院新闻局主管[49]。然而“国片辅导金制度”是以创作者为导向，不以娱乐大众市场为导向。在国片低潮期，民间减少拍片，仅能靠辅导金政策拍片。1989年“国片辅导金”制度的政策发展偏向“重美学、轻产业”的情形，使得虽然台湾电影可在国际各大影展获奖，本土票房却不高，无法与支出平衡。虽此电影辅导金带来许多批评，但若以“创作来活络台湾电影产业的角度”来看，仍多受肯定，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辅导金实为台湾文化的辅导架构[50]。电影辅导金平均占新闻局总预算的8％～12％，而执行率皆在82％～97％之间，辅导金虽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与其他国家的政府补助费用相比之下，还是非常不足[51]。
1991年，新闻局提出国片振兴方案，并并入当年的六年国家建设计划。
1993年，政府举办“电影年”的活动 ，公开宣示筹划设立“电影工业园区”。
1998年，好莱坞电影在配额和拷贝限制的全面开放。
2001年，因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立法院通过“电影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删除了“国片映演比率”和“对外片征收辅导金”的条文，从此对外几乎没有任何限制[52]。
2007年后国片认定标准则改由行政院新闻局依照拍摄与制作地点、导演与主要演员，以及资金来源在一部电影中所占比例来认定[53]。
2010年，电影片配额列入ECFA早期收获清单，使得台湾电影片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得不受外片进口配额限制，台湾电影片因此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54]。
2020年，预计完成“台湾电影文化园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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