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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台北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中共台北市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省台北市的地方组织，是中共台湾省委的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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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台北市委为中国共产党设置于台湾台北市之外围组织，成立于1947年10月，以读书会形式进行活动，由郭琇琮负责。台北市工作委员会辖下设有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支部、草山支部、烟酒公卖局支部、台北电信局支部、士林热带医学研究所支部、双园支部、和尚州支部及第一至第五之台北街头支部等等。1950年，毛人凤主导之保密局破获该委员会，并立即逮捕委员会所有成员达51人。其中包含担任委员会书记一职的郭琇琮在内，此“匪谍案”共有15人遭枪毙，36人被判1至15年有期徒刑。
台北市工作委员会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最大直属机构，株连政治犯甚多。而1950年代此“北工委案”的爆发，开启以台北市为主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此时期甚至可延伸到1970年代，甚至到1990年代该案才借由口述历史等活动得以部分平反。
郭琇琮原本在日治时代即参与反日组织，进而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也包含了台北二中李中志、陈炳基等人，当时他们甚至考虑武装攻击日军，发动策反或下毒方式来迎接盟军[1]，1945年战争结束后，部分台籍青年同情中共遭遇，并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心生向往，以此，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之间开始出现大幅度地的左倾，1945年开始，国府与共产党的争斗益加剧烈，自此，中共开始大量渗透到非沦陷区，及至1946年沈崇案发生后，国府声望一落千丈，各地学潮不断，而大学生甚至为支持共产主义游行并疯狂引为风尚[2][3]，此时期加入共产党的台籍青年如吴克泰、陈炳基或渗透至台湾的学者如黄肃秋等，开始结合旧日在台的同志，开始加入解放台湾的工作，此类工作早在1946年海南及其他国府掌控区域即不断发生，只是当时无法可作为依据进行逮捕及审问，以此至二二八发生后，大量台籍菁英左倾，加上当时国府在中国战事节节败退，犹如风中残烛，激起有志青年加入中共解放台湾的工作，当然也有少部分投机者认为国府不可能支撑超过1年，加以老台共如廖瑞发与回台后的蔡孝乾、张志忠本来在日治时期即与部分反日青年相结合，因此双方至此快速激荡，在1947年之后，地下党的组织快速膨胀，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4]
撷取三位台大医院相关者的回忆发言
李镇源： 光复之初，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我们心里都感到无比兴奋，甚至写了标语欢迎国军到来。然而目睹了来接收的文武官员腐败的行为，慢慢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特别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台湾菁英，或者被杀、或者失踪。一般民心，受到这事件影响，纷纷背离。而共产党借着宣传优势，获得民心支持，迫使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因此当时﹙的﹚共产党，不管是形象或者是民心，都比国民党还要好，或多或少许多知识分子都受了这样的影响。
颜世鸿：(取第二段) 事实上，许强他们一开始所认同的祖国是蒋介石领导的祖国，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优秀的青年会对蒋介石政府失望？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二.二八事变”让他们思考到必须在“红色祖国”和“白色祖国”中选择，最后，当然是选择了前者。其实，这说起来也是很简单的；因为在日据时期，年轻人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到处都可以买到这些书。日本人在思想上是不干涉的，他们在乎的是行动。
邱林渊：(取相关的一段) 看了许强给我们的关于解放区的资料以后，我感到他们共产党人真的是在为中国奋斗，比较有前途，而且，中国将来就应该有这样进步的社会才对。所以，我觉得，为中国的革命工作，要比我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业，来得有意义。从那之后，我开始想离开台湾，到大陆解放区去。[5]
1947年6月，就教于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附属医学院，担任助理教授一职的台湾人郭琇琮经由友人参与中国共产党，并以假名“萧道应”担任台大医学院中国共产党支部书记[6]。实际上，萧道应也在台大工作，并被吸收入组织，郭琇琮组织支部及后来工作委员会之长官，是知名台湾共产党党员蔡孝乾。依陈英泰先生之纪录有关地下组织之建立，北市工作委员会系由廖瑞发及郭琇琮等人成立，后交徐懋德负责，郭琇琮则负责发展兰阳支部，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初由黄石岩、廖瑞发主持，至破获时又转由郭琇琮负责，而陈英泰本人系由郑文峰介绍加入，初期有11个支部，后期发展为29个支部，主要负责人有，委员：郭琇琮、吴思汉，草山支部:邓火生，和尚州支部：陈宇，士林电工厂支部：沈招槟，第一、第二至第五街头支部：王耀勋、张国雄、卢志彬、田进添、高怀国，烟酒公卖局支部：高添丁，士林热带医学研究所支部：朱点人，双园支部：朱耀珈。[7]
由于蔡孝乾与郭琇琮运作，加上国民党于大陆政权受到共产党挑战，及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于台湾亦丧失人民支持，台大医院多位医生加入，其中以吴思汉、谢涌镜、许强等为活动力较强人士。
据保密局官方资料显示，1947年10月，隶属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之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仍以台大医院台湾共产党党徒为主要干部，另外，成立草山支部、烟酒公卖局支部（即日治时期专卖局）、台北电信局支部（台北北门）、士林热带医学研究所支部、双园支部（台北万华）、和尚州支部（位于今新北市芦洲区）及第一至第五之台北街头支部等等。[7]不过，据口述历史显示，除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外，其余支部并不存在，最多也仅以读书会形式存在。[来源请求]
1948年11月廖瑞发发展之成员林庆云的外围组织“爱国青年会”被台湾省警务处破获，经促转会解密国家档案局相关卷证后，由林庆云之自白书给谷正文，钜细靡遗的详述了组织成员，包括郭琇琮、谢涌镜、张金海、李中志、廖瑞发、林正亨、张砚、陈本江、傅世明、郑海树、谢桂林、蔡孝乾、李水井、李苍降、李份、孙古平、卢镜澄、许希宽等。牵连包含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工委、基隆市工委会、台南市、高雄市工委会等案[8]。
1949年10月，以读书会等形式扩充委员会的共产党员郭琇琮，将台湾省地图与《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书》等资料，执交林秋兴共产党党徒，并经由香港准备交付位于中国大陆之共产党工作人员。不过林秋兴于启程前于台湾基隆遭中华民国政府逮捕。据陈英泰先生回忆，林秋兴本已潜逃至大陆，因急欲探望重病的母亲而返台，并从事谍报活动遭监视并逮捕。[7]情治机构于是借此工作书内容展开严密侦查，并于1950年1月逮捕郭琇琮、蔡孝乾、吴思汉等“重要干部”。[9]
1950年5月， 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官员与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交涉后，再度扩大搜捕过程，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眼科主任胡鑫麟、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和皮肤科医师胡宝珍。[7]
中共台北市工委遭国防部保密局破获后，中华民国政府即举行未公开之审判，初判将读书会成员中“涉案情节重大”的郭琇琮、吴思汉、谢涌镜、邓火生、王耀勋、朱耀珈、许强、高添丁、张国雄、卢志彬等10名判为死刑。9月21日，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注 1]将所谓“匪台北市工作委员会叛乱案”的判决书[10] 呈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最后定夺。[11] 因为国民党党内政治气氛更为紧缩，台湾政府又将初判时12年的刘永福、蔡炳、李东益3人与无期徒刑的谢桂林四名被改为死刑，加上蔡瑞钦因他案遭枪决，于是牵涉该案而执行死刑的一共增加为15名。另外，则有谢新杰、林义旭、林丽南、高明柏、杨成吴、吕聪明、胡宝珍、潘水匮、苏友鹏、陈海清、吴定国、陈勤（女）、吴振寿等人则判1至15年徒刑，后据口述历史显示，绝多数人是遭台湾情治机构滥捕，诸如物证则有苏友鹏阅读之狂人日记、吴振寿代李东益修理之收音机。 由于早年口述历史许多当事人有所顾忌，但随着整个社会氛围的改变，近年陆续坦露出其参加地下党的事实、宣示、发展乃至群众工作，许多过去被掩盖真相，逐渐被发掘出来，当时表示不清楚不知道的无辜受害者，开始讲述其加入共产党的过程与心路历程，对于当时宣称不认识的人，也开始讲述其认识与介绍加入共产党的过程，如林丽南对高添丁与廖瑞发见面引荐加入共产党经过[12]。有惊人记忆力的陈英泰，钜细靡遗的纪录了组织成员与他们的故事。
“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爆发后，因受难者遭刑求及情治人员、线民谋求派案奖金等因素，大规模滥捕行动展开。1960年代之前，北工委案相关的白色恐怖案件计有
- 台北街头支部案，枪决两人，判刑10人。
- 学生工作委员会案，枪决11人，判刑29人。
- 邮电总支部案，枪决2人，判刑33人。
- 台湾省工委会铁路部分组织案，枪决5人，判刑20人。
- 台北司机工会支部案，枪决1人，判刑19人。
- 台北电信局支部案，判刑12人。
- 松山第六机厂支部案，枪决2人。判刑2人。
- 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枪决7人，判刑37人。
- 桃园龟山支部案，枪决5人，判刑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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