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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抗争事件，主要分成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96年左右，台湾陆续发生多起纺织、制衣厂恶性倒闭，导致员工退休金与资遣费问题都求助无门，后来数家关厂失业劳工组成“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全关连）陆续进行了包括一系列的抗争活动。第二个时期则是2006年，审计部纠正劳委会“安定就业基金”管理不善，涉嫌图利，自此开启争端及司法诉讼。2012年，“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创业贷款”追诉期将近，因此发函要求未还款的关厂工人还款，并编列预算打算提起民事诉讼，但关厂工人认为这与当初劳委会承诺时的代位求偿精神不符，因而引发了另一波的抗争。2014年3月劳动部宣布不再上诉关厂工人案后，抗争事件大致结束。
- 曾茂兴，工运人士，协助联福制衣自救会，已于2007年过世。
- 林子文，工运人士，台北县产业总工会理事长，协助东菱电子自救会[1]
- 毛振飞，工运人士，现为桃园县产业总工会理事长。
- 吴永毅，工运人士，自主劳工联盟首席执行官，主要协助福昌纺织。
- 联福制衣自救会，位在桃园八德，1996年9月恶性倒闭，老板李明雄脱产潜逃国外，积欠员工薪水、退休金、资遗费等共约两亿元。
- 福昌纺织自救会，位在桃园龟山，上市公司，1996年经营权易手爆发纠纷，董事长为陈德兴，新入主股东兼总经理为吴峰智，最终恶性倒闭并爆发炒股与利益不清等纠纷，积欠员工资遗费等共约一亿二千万元。
- 东菱电子自救会，位在台北新庄，1996年2月恶性倒闭，积欠800多名员工6个月薪资及退休金、资遗费等。
- 东洋针织自救会，位在台南新市，1996年11月起爆发劳资争议，最终恶性倒闭，积欠员工500多人退休费等超过两亿元。抗争过程被拍成纪录片《你浓我浓─台南东洋针织关厂抗争事件》[2]。但在第一期抗争领到贷款后不久即解散，而未主动参与第2期的抗争，据吴永毅说明可能是“面对了老板伙同黑道施以暴力，例如东洋针织自救会就有干部被砍断脚筋”[3]
- 太中工业自救会，位在台北新庄。
- 路明电子自救会，位在台南仁德，第一期抗争领到贷款后不久即解散。
- 耀元电子自救会，位在桃园大园，1998年5月恶性倒闭，老板潜逃大陆，积欠员工薪资及资遣费共约7500万元。当年7月1日大学联考当天曾以瘫痪交通方式抗议，而引起社会关注。
- 兴利纸业自救会，位在苗栗竹南。
第一个时期是1996年左右，台湾陆续发生多起纺织、制衣厂恶性倒闭，导致员工退休金与资遣费问题都求助无门，后来数家关厂失业劳工组成“全国关厂工人连线”，简称全关连，陆续进行了包括一系列的抗争活动，其中包括了1996年12月20日由曾茂兴带领联福制衣工人在桃园的卧轨事件。后来催生了“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创业贷款”和“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再就业补助”等关厂相关法令，另外这几起事件可能也促成或加速了劳退新制及关厂法（后来并未制定，而是改制定大量解雇保护法）的立法。之后各自救会仍继续分头抗争，但几乎都未能从原雇主手上拿回积欠的款项。
- 1996年8月，福昌纺织因延发员工年终奖金及薪资，员工开始抗争。
- 1996年9月9日，福昌纺织电子公司和联福制衣公司产业工会员工到劳委会陈情，希望劳委会对雇主延发薪水、资遣员工的事主持公道。
- 1996年10月28～29日，福昌纺织200多名员工分成六组，轮班至桃园工厂守夜及到台北总公司与董事长及总经理谈判。因工人不让雇主在未达协议前离去，因此福昌工人与新、旧雇主在总公司办公室共谈判长达50～60小时，才在获得3项初步承诺后离去，工人围困雇主的举动震惊社会。资方于承诺中签下分九期支付员工资遣费的本票，但第一期就跳票。此次软禁事件结束后一个月，总经理吴峰智的妻子张菊枝提告控诉妨碍自由，后虽愿意撤告，但由于妨碍自由为非告诉乃论罪，检察官仍于1997年5月30日对工会干部等11人提起公诉，并请求法官从轻量刑，最终缓刑定谳。
- 1996年12月20日，曾茂兴带领联福制衣厂上百名工人在桃园桃园内坜永丰路前平交道集体卧轨，阻挡台铁列车通行。此一事件共有80多人被依公共危险罪遭起诉、判刑，但经3年多的诉讼之后，只有带领抗争的曾茂兴需实际入监执行10个月徒刑，2000年9月23日入监，2个月后获得特赦[4]。
- 1996年12月27日，全关连夜宿劳委会，抗议国家法令无法保障劳工权益，并要求限期解决恶性关厂问题。
- 1996年12月28日，全关连赴国家发展会议闭幕典礼会场，抗议国家发展会议枉顾失业工人困境。
- 1996年12月31日，全关连在台北车站前广场静坐并夜宿，但在隔天1997年1月1日，准备前进参加总统府前升旗典礼时，与警力发生冲突，造成4名工人受伤。
- 1997年2月2日，联福制衣、福昌纺织电子、东菱三家公司员工三百多人原定前往中山高速公路桃园县南崁交流道附近进行“年终大扫除”，唯恐遭警方阻止，临时改往杨梅交流道附近清理垃圾，警方以人墙挡住高速公路杨梅交流道北上路口，造成省道大塞车。
- 1997年2月2日，福昌纺织劳资纠纷暂时落幕，新任股东与劳方对尚未发放的资遣费达成协议，资方先支付其中4成共3600万元现款，后面6成再分两期给付，并约定抵押等规定，但后来的第2期、第3期资遣费都未能兑现。
- 1997年5月15日，东菱电子自救会在劳委会前展开28小时的绝食抗议，借此表达对政府无能的不满。劳委会主委许介圭出面安抚，并于数日后召开公听会，催生了“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创业贷款”和“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再就业补助”等关厂相关法令。
- 1997年7月10日，劳委会颁布《关厂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实施要点》，并于1997年12月1日贷出，总计有1,105人借款，金额新台币4亿4千多万。
- 1998年10月9日，联福、耀元、擎扬等五百多名关厂失业员工，包围监察院及行政院抗争。[5]
- 2001年，联福制衣厂老板李明雄因侵占健保费被引渡回台，20万元交保。
- 2004-2005年 审计部抽查“就业安定基金”，要求劳委会追讨贷款，当时的劳委会主委陈菊从600多人里找了10个投保薪资最高的做为催讨对象。后来有7人还钱，未还的3人，经法院判决败诉，但劳委会也没强制执行还款。[6]
- 2005年8月，东菱电子原厂房被以3亿7千万元拍卖，并执行点交，长期驻于厂房之自救会成员与警方发生冲突，最后买方同意给予厂内的23户自救会成员共2000万元的补偿金 ，前后历时9年半的东菱抗争结束。
- 2008年，联福制衣厂原厂房执行点交，联福制衣自救会轮流驻于原厂房之长期抗争被迫结束[7]。
如劳退新制、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的建立。 劳退旧制的缺失，如公司经营不善倒闭时，资遣费之顺位低于债权人，或是雇主未依法提拨至退休准备金账户之惩罚较轻等问题，至今仍未能有效解决。
第二个时期则是2005年，审计部纠正劳委会“就业安定基金”不积极处理追偿，有图利他人之嫌，劳委会向十名投保薪资最高者，提出司法诉讼，并获得胜诉。至2012年的“关厂歇业失业劳工创业贷款”追诉期将近，因此发函要求未还款的关厂工人还款，并编列预算打算提起民事诉讼，但关厂工人认为这与当初劳委会承诺时的代位求偿精神不符，因而引发了另一波的抗争，其中包括了2013年2月5日在台北车站的卧轨事件。2014月3月劳动部宣布不再上诉关厂工人案后，抗争事件大致结束，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则作为劳工运动团体，持续参与中华民国国道收费员抗争事件、华隆自救会等类似事件。
- 2012年6月12日，劳委会发函给超过一千五百人，要求连本带息按月摊还当年的贷款。18日，劳委会在网站上发出新闻稿说明追讨贷款的立场[8]。
- 2012年6月19日，联福制衣自救会召开记者会，要求劳委会停止追讨[9]。
- 2012年7月4日，全关连举办夜宿劳委会活动，邀请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共进晚餐。在一夜等不到人后，隔天分别前往行政院、监察院及总统府陈情[10]。
- 2012年7月17、18日，分属板桥与桃园地方法院管辖的工人先后到法院递交异议状，表达对债权的争议，并要求法院并案审查[11]。
- 2012年8月6日，全关连在当年卧轨的桃园内坜永丰路平交道前举办记者会，之后开始一连数日夜宿劳委会前广场的抗争活动。8月7日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暂停对欠贷工人的司法诉讼、两造合意争取并院及并案审理，强调劳委会不该向高龄失业工人讨债，要求劳委会主委王如玄本周五之前要出面协商解决方案，并尽速推动“劳工债权优先受偿权”的立法，否则不排除发动卧轨抗争[12]。8月8日，除前往监察院陈情外，亦试图前往电影《不能没有你》中，父女试图自杀的天桥抗议。然而，由于警方动员大批人力“保护天桥”，因此未能成行。同时扬言若持续无法获得回应，要在8/10瘫痪台北捷运，并在8、9两日前往台北捷运地下街，向民众说明抗争理由，并为了可能发生的瘫痪行动提前道歉[13]。
- 2012年8月10日，全关连300多人成功占领台北火车站月台，劳委会副主委郭芳煜现场承诺王如玄出面和劳工会谈，并依民事诉讼法暂停诉讼4个月，8月的抗争行动到此暂时告一段落。但原定10月1日与王如玄的会谈，却因为王如玄9月底因基本工资问题宣布辞职，而未能成行。
- 2012年8月至10月暂停诉讼期间全关连多次与华隆、荣电罢工等串连，进行多场劳工运动。
- 2012年10月初，新任劳委会主委潘世伟，私下与联福及耀元自救会会长会谈，表示会向企业募款代为偿还。
- 2012年10月底，由于劳委会在新年度的预算中，于“就业安定基金”下编列了用于向“全关连”追讨债务的2,056万诉讼费，加上无明确动作要解决争议，全关连开始新一波的抗争行动。10月28日参与了“政府混蛋、劳工完蛋”活动，以六步一跪及丢鸡蛋方式表达诉求。10月31日到立法院前拖棺抗议[14]。11月12日则前往坑杀2亿劳退基金的前安泰投信副总谢青良豪宅前上演行动剧[15]，并游说立委请求提案删除这笔预算。
- 2012年11月20日，潘世伟接见15位关厂工人代表，但未有具体结论或承诺。
- 2012年12月20日，劳委会在圆山饭店国宴厅举行全国劳、资、政三方的社会对话，全关连再次与荣电公会串连，在外包围守候，要求与潘世伟对话仍未能成功，仅换来依民事诉讼法再延长一次暂停诉讼4个月的承诺[16]。
- 2012年12月24日圣诞夜，全关连前往101购物中心松智路入口耶诞树下报佳音，预告跨年夜瘫痪台北捷运的行动。12月29日到公务人力中心堵马英九。12月30日，一方面在西门町捷运站前再次以六步一跪方式为隔天的瘫痪行动总道歉，另一方面则突袭总统官邸并开始静坐，警方经过五次举牌之后，调动警力将静坐者抬离。经过一连多日行动后，由于成员不少人体力无法负荷连续动员，加上警方跟监等因素，决定取消跨年夜瘫痪捷运以及元旦的行动。而在总统官邸前的静坐行动，除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及荣电公会外，也有不少学生到场声援并加入静坐行列[17]。
- 2013年2月4日，由于劳委会向关厂工人催讨债务的“就业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将在隔天召开，全关连先前往劳委会上演行动剧，并再次重申不接受分割与分期付款的立场[18]。
- 2013年2月5日，劳委会就业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于下午5点宣布决议，提出“关厂歇业经济困难劳工纾困补贴实施要点”，并采用“三、六、九方案”即法定低收入户或65岁以上但经济困难者、中低收入户与收入达内政部公布各县市最低生活水准2.5倍，将分别补助90%、60%与30%，并且保留10%的行政裁量空间，亦即最高有可能全额补助。在现场等待结果的全关联所属自救会立即举办会员大会，以鼓掌方式表决并拒绝了劳委会的解决方案，并决定未来将升高抗争，将准备好的鸡蛋掷向劳委会大门表达不满与愤怒后，步行前往台北车站开始卧轨行动。
- 2013年2月5日下午8点30分，集结在台铁台北站第3月台的全关连成员其中约100人，在毛振飞的号令下同时跳下铁轨占据轨道，此时正减速驶入由基隆开往彰化的区间车也因此紧急停车，之后警方陆续将卧轨者抬离轨道，并将8名干部带回侦讯，期间约造成台北车站铁路交通瘫痪了半小时。这次的卧轨行动除宣示了全关连的决心外，也使得全关联的行动受到了更多的认知与关注，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对瘫痪行为的责难[19]。
- 2013年2月6日，全关连在劳委会门口举办记者会并对于前一日的卧轨瘫痪事件向大众道歉。
- 2013年3月5日，卧轨事件满月，全关连在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重新申明要求劳委会撤告，扬言未来将挑选时机发动绝食等高强度的抗争行动[20]。
- 2013年3月22日，劳委会提出新的“五、七、九方案”，将补助比例提高[21]。4月11日，全关连在桃园中华电信训练所举行投票，以压倒性的票数决议，确定不接受“五、七、九方案”。4月18日，劳委会提出“七、八、九方案”，并将名称修正为“关厂歇业劳工贷款补贴实施要点”[22]，但由于涉及代位求偿或是贷款的概念问题，仍不被全关连接受。
- 2013年4月28日，全关连开始在劳委会前进行绝食行动，分别采取无限期绝食及轮流绝食的方式[23]，直到5月6日潘世伟在立委逼问下，同意派职训局人员与关厂工人协商，全关连才结束绝食，总共绝食了9天共193小时，期间并有2人送医[24]。
- 由于劳委会始终未答应撤告，在全关连抗争未果的同时，诉讼也从4月起逐步开始进行，期间也有部分成员接受补贴方案先行还款，仅有约558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全关连6月19日在立院前呼吁删除预算、监督劳委会提出免除工人债务的解套方案。7月17日，在台北车站大厅，上演“马政府讨债疯车撞工人”行动剧，之后前往马英九竞选国民党主席总部，要求马英九承诺《劳动基准法》第28条（垫偿基金扩大范围包括资遣费与退休金）以及《就业服务法》第24条（特殊情况如关厂工人案可免其债务）修法，并应立即撤销对工人告诉，但都未能获得具体成果。
- 2013年8月23日，诉讼案出现转机，桃园地院简易庭法官温宗玲，接受了全关连义务律师团的观点，认定关厂工人案不属于私法案件(民事诉讼)，而是公法案件(行政诉讼)，裁定将手中的12个案件，移转由行政诉讼庭审理。9月14日桃园地院法官林涵雯、温宗玲再度裁定六十九件诉讼移转由行政诉讼庭审理[25]。
- 2013年9月，全关连计划在9月29日第十九次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当天包围会场国父纪念馆，但由于发生了九月政争，国民党宣布全代会延期，全关连遂与社运团体组成“929社运连线”，并展开募鞋行动。11月10日全代会当天前往台中港区综合体育馆的会场丢鞋抗议[26]。
- 2013年10月18日，立法院卫环委员会通过决议，将先前解冻的劳委会预算其中1/5解冻，条件是劳委会主动告知法院，希望将案件移转至行政法庭，但此条件不为劳委会所接受。经协调后，改为劳委会主动告知法院，立法院所做出的主决议[27]。
- 2013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全关连在新北地方法院发起报怨音活动，呼吁新北法官能将案件移转行政诉讼。原因为自8月第一起诉讼移转行政诉讼以来，至11月底为止，桃园、苗栗、台中地区的法院，已裁定移转案件共计159件，占申请总数70%，但新北地区的46件，却有27件声请移转遭驳、19件尚待裁定，至今仍未出现声请成功的案例[28]。
- 2014年3月，桃园地院行政诉讼庭法官钱建荣，以劳委会可能败诉，若撤诉恐“有碍公益维护”，裁定不准劳动部撤回由他审理的两起已移转至行政诉讼案件[29]。
- 2014年3月7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就5个移转行政诉讼的个案，宣判关厂工人胜诉，并认定劳委会所主张当年民事上的“借款”，属于“基于国家责任”的补偿，而无论这笔补偿的性质是否需要偿还，都已经因为超过公法契约5年时效而消灭，这5个个案的关厂工人无须还款。宣判之后，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再度要求劳动部立即对所有关厂工人撤告[30]。3月10日，劳委会宣布主动撤回目前尚在诉讼中的案件，而对于2012年劳委会（今劳动部）追讨债务后偿还的劳工，也将返还其偿还金额，但没有对当年这笔钱是津贴或贷款性质进一步说明。到劳委会主动撤告为止，当年申请《关厂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者，共计1,105名，2004年前依约还款者为480名。2012年，劳委会对剩下未还款的625名工人追讨债务后，又有77名工人还款、而承认债务、接受劳委会和解方案的工人则有215名。其余的548名未还款也未接受和解方案的工人，则付诸法律诉讼。劳动部劳资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表示，对于2012年后劳委会追债后主动偿还的工人，将返还金额，估计金额最多不超过5,000万；对于2004年前还款的480工人，劳动部则不会返还金额[31]。
- 2014年3月11日，全关连线针对“劳动部全面撤告”发出声明稿，并表示活动不会因为劳委会的全面撤告而终止，仍会持续推动劳基法28条修法，关注老人议题[32]。
- 2014年3月14日，行政院长江宜桦在立法院首度明确表示，对于民国101年以前当时已依约还钱者，基本上也会采取同样的原则进行退款[33]。
- 2014年5月18日，全关连要求劳动部承认贷款为国家补偿性质，为大举兴讼道歉。下午则在凯道举办“抗争这条路终于望春风”胜诉感恩大会，并在凯道“办桌”[34][35]。
- 第2期抗争的启端，主要来自审计部抽查“就业安定基金”提出纠正，劳委会向十名投保薪资最高者提出司法催讨。[36]
- 第2期抗争的争议，主要来自劳委会认定关厂歇业失业劳工促进就业贷款为单纯的贷款，因而在民事法律追诉期求届时依法追讨。而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则认为，此笔款项带有代位求偿精神，若要追讨应是向老板追讨而非关厂工人。且政府必须对当年退休金提拨的监督不周负起责任。
- 此外，为了避免同样的案例重演，全关连也提出了“扩大劳基法第28条薪资垫偿范围”，主张修法除了提高劳动债权外，也要扩大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垫偿范围，确实将代位求偿精神入法。
- 前劳委会主委陈菊任内首度提告，根据风传媒报导：“许立明指出⋯⋯当时的劳委会主委陈菊为保护基层同仁，同时又尽可能缩小对关厂劳工造成影响，因此决定在600多名关厂劳工中，仅向其中10名投保薪资最高、有资力进行还款者进行催讨。这10人有3人未还款，并经‘法院判决3人败诉’⋯⋯劳委会也没对他们强制执行还款”，涉嫌渎职。 [36]
- 前劳委会主委王如玄在2014年3月，法院做出关厂工人胜诉决定后，说出了“当年依法行政，若追诉时效一过而未提告，同仁将面临渎职问题”“没有打官司，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可能性发生！”等发言[37]。
- 劳委会主委及劳动部长潘世伟，在2013年2月卧轨事件后，说出“不应将劳工的身体当成工具”，并表示劳工没有事证可以证明当时劳委会用代位求偿方式垫付，“若不诉讼，如何去确认到底是不是代位求偿。”2013年5月，关厂工人在劳委会门口绝食静坐多日后，立委询问他是否有去关心，他说出了“我每天都在看他们”“同仁一直在旁边关心”等发言[38]。
-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2013年2月卧轨事件后，说出“如果要让政府出帐，要有根据，这不是魄力问题，是法律问题”的发言，坚持政府提告的立场[39]。2014年2月12日说出“这两年关厂劳工抗争，有时会产生错觉，让人家以为我们劳工过得很惨，没有保障。”的发言[40]。
- 前劳委会主委李应元，在2013年5月10日投书中国时报，对于劳委会可以采取的行动提出建议[41]。
- 2014年3月劳动部宣布不再上诉关厂工人案，让劳工与政府争论18年的全国关厂工人连线抗争事件划下句点。[42]行政院长江宜桦在立法院首度明确表示，对于民国101年以前当时已依约还钱者，基本上也会采取同样的原则进行退款[33]。
- 全国关厂工人连线则作为劳工运动团体，持续参与中华民国国道收费员抗争事件、华隆自救会等类似事件。
- 2017年9月，交通部针对103年卧轨抗争事件，对10位参与者依违反《铁路法》行政裁罚每人6000元[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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