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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导报》为战后于台湾台北发行的报纸，于1946年1月1日创刊。1947年3月，该刊因批评国民政府及报导二二八事件，遭国民政府停刊，主笔及记者多名亦于该事件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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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治生态被归类于左派刊物之《人民导报》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副刊刊行之新诗、散文及小说，于中国大陆制作主笔，再寄回台湾刊登。其二则是自发行后即对刚接收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严加批评，并对战后初期之台湾社会乱象批判归咎于陈仪领导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1945年8月，二战结束，由于日本战败，台湾日治时期结束，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1945年10月，台湾终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辖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二个月内仓促接收。因接收行政事务琐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无暇顾及报业登记与管理工作，加上政治生态丕变，台湾民间因而兴起一波办报热潮。
除了政治因素外，战后台湾民营报纸陆续创刊，也肇因于日本政府所属台湾总督府及50万离台日本人所留下之印刷业资源。除此，义务教育兴盛的台湾拥有一定阅报人口及记者、编辑人员，也是热潮维系主因之一。
在此软硬件配合下，1945年10月至翌年2月间，台湾报纸不含官营及半民营，纯粹民营报纸计有《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中外日报》、《重建日报》、《民声日报》、《自由日报》、《自由晚报》、《兴台日报》、《国声报》、《东台日报》等等。其中，民营最大报《民报》销售量最多可达七万份。
身为台湾十数份官民营报纸之一的《人民导报》，虽报量与影响力不如官方第一大报《台湾新生报》或民营第一大报《民报》，却是唯一的左派报纸。
《人民导报》社内领导团队为郑明禄、王井泉、宋斐如、王添灯，编辑记者为包括苏新、白克、陈文彬、夏邦俊、吴克泰、周青、吕赫若、杨毅、黄荣灿等。除少数副刊编辑者外，无论行政或编辑团队成员均为台籍知名知识分子。其中的苏新、吴克泰则为前台湾日治时期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即台湾共产党）成员。
其中，担任前后发行人职务者为郑明禄及王井泉，前后期社长为宋斐如及王添灯，另外报刊编辑人员为苏新、白克、杨毅、黄荣灿，总主笔则为陈文彬。而吴克泰、周青、吕赫若则为报社记者。团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留学北京大学的台籍人士宋斐如，因为具有左派思想的他不但担任《人民导报》社长，亦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而此官职为百位署内中高级官员中唯一台籍人士。
刚脱离日治的台湾，报纸多设有日语版以便民众阅读，《人民导报》全份亦有包含日语创作版的四大版。其中，除汉文文学创作为主的副刊外，其他三版内容多为针砭台湾政经时势。正如报纸名称的“人民”而言，《人民导报》具有以台湾民众为主体的主旨。办报精神则为督促政府“洞悉民意、认识民情、知所采择、知所改革”，并以“报导民间不受注意的反应与要求”为最高办报目的。
在此情况下，《人民导报》陆续出现批评时政的社论或报道。例如：
除特别重视台湾人民需求外，该报亦为战后初期于台湾唯一左派报纸。会有此编辑方向，与总编辑苏新为活跃台共分子最有连带关系。另外，宋斐如、黄荣灿社会主义倾向也有关系。因此，《人民导报》于报道国共内战新闻，从不用共匪、匪军等字眼称呼中国共产党或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也以暗示方式报道解放军于国共内战中渐渐取得优势的消息。[1]
《人民导报》因真实报导台湾战后初期社会之政经混乱深受肯定，但同时亦因报导内容触及了国民政府统治威信。1947年3月间，该报随即于二二八事件之整肃中，被台北绥靖区司令部以“思想反动、言论荒谬、诋毁政府、煽动暴乱之主要力量”为由查封停刊。约略同时，多位社内成员除逃离台湾外，皆几遭国民政府政治迫害；其中如宋斐如、王添灯、黄荣灿等更遭台湾军警处决，苏新等人逃往香港。[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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